曾国藩左宗棠多次闹别扭：一失和竟成千古遗憾
【千问解读】
与闹别扭 曾国藩是文质彬彬的理学家，城府很深，克己复礼的功夫堪称一流；左宗棠是武健书生，有霸才而行王道，率性豪宕，不会作假，也不愿作假，高兴活出自己的天然本色。这两人一寒一热，一卑一亢，一个“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一个“锋颖凛凛向敌矣”，两种类型截然相反，甚至有点冰炭不同炉。
左宗棠极受时人推重，潘祖荫甚至在奏折中引用过民谚，“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可见左宗棠在士人心目中的分量不轻。
左宗棠三十八岁出山，曾国藩对他有荐起之功，两人渊源不浅。
平定江南时，左宗棠率楚军屡建奇功，在军事上襄赞曾国藩，对后者助益极大，曾国藩也对左宗棠屡加褒奖和不断举荐。
有一次，曾国藩巡视各军，发现左宗棠的行军帐幕狭小，就吩咐后勤人员特制两个大帐幕，送给左宗棠，可谓关怀备至。
无奈两人的性情太不合辙，曾公阴柔，左公阳刚，处理各类事务的方式自然迥异，曾公喜欢慢工出细活，左公喜欢快刀斩乱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
曾国藩是理学家，但不乏幽默感，他曾拿左宗棠的姓字调侃，抛出上联：“季子才高，与人意见时相左。
”将左宗棠的字(季高)(左)都嵌入其中，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略无雕琢，浑然天成。
武健书生左宗棠哪受得了这一“恶补”？他很有点恼羞成怒，决意在气势上凌轹对方，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出下联：“藩臣辅国，问伊经济又何曾？”他也将曾国藩的名(国藩)和姓(曾)分嵌首尾。
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
曾公措词谑而不虐，左公用语负气较真，，算是打成了平手。
曾国藩与左宗棠构隙，不在转战江南时，而在攻破江宁(南京)后。
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之子洪福瑱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江南战事即将结束。
可是没过多久，太平军残部窜入湖州，左宗棠侦悉洪福瑱仍为军中在职领袖，于是密疏奏报朝廷。
曾国藩听闻这一消息后，怀疑左宗棠别有居心，因此十分恼怒，腾章加以驳斥，说左宗棠夸大其词，有故意邀功请赏之嫌；此时，闽浙总督左宗棠已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又岂肯无辜受责？他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欺君罔上。
这样一折腾，事情就闹大了，清廷正在用人之际，也不好出面评判谁是谁非，干脆降谕旨两相调解。
曾、左二巨头公然反目，一些小人乐观其争，好从中渔利，故而调和者少，挑拨者多，俨然形成两大水火不容的敌垒，矛盾越积越深，死结越打越牢。
洪福瑱最终被江西巡抚沈葆桢捕杀，那一刀狠狠地切下去，太平军算是完了，曾国藩、左宗棠之间的恩怨却还没完。
曾国藩晚年对人说：“我平生最讲求的就是‘诚信’二字，他居然骂我欺君，我还能不耿耿于怀！”不开心归不开心，不惬意归不惬意，真要说到“公忠体国”这一点上，曾国藩仍然十分看好左宗棠。
当年，有人从西北边陲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赞叹道：“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肩，不仅我，就算是起胡文忠()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
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曾国藩说这话，的确有过人的雅量和诚恳，不是故意摆出高姿态。
大学者王闿运于十年(1871)游历于江淮之间，其年九月路过清江浦，巧遇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巡视船。
，宾主相见甚欢，一同看戏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过年》。
王闿运猜道：“这出戏肯定是中堂点的。
”曾国藩问他何以见得。
王闿运说：“当初(你)刚起兵时就想唱。
”曾国藩闻言大笑。
俗话说，“王小二过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国藩刚树立湘军大纛时，屡遭败绩，困窘不堪，年年难过年年过；如今垂垂老矣，身体和心境逐年颓落。
碍于这两层意思，谁还敢在曾国藩面前哪壶不开提哪壶？趁着曾国藩神色欢愉，王闿运建议他与左宗棠捐弃前嫌宿怨，重修旧好，原本只是一场误会嘛，又何苦长期失和？曾国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楼头，我如何攀谈？”其实，曾国藩心气已平，芥蒂全消，可惜他们天各一方，无由相见。
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一时瑜亮，。
左宗棠个性太强，圭角毕张，锋棱崭露，对一切睥睨视之。
他予智予雄，纵然心下敬重曾国藩，也不肯挂在口头。
不错，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国藩能够与他相提并论。
英雄的孤独，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对手死了，比朋友死了还可悲。
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我”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就将，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会随之暗淡。
曾国藩弃世后，左宗棠念及彼此早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在家书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也难恝然也。
已致赙四百金。
”他还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
”足见两人早年宝贵的交谊，虽然中途搁浅，却并未弃置和断绝。
粗略看一看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的交谊始末，我不禁为大人物感到悲哀。
彼此地位高了，面子反而薄了，受了伤，那道“创口”就很难愈合。
争来争去，争些什么呢？无非争口闲气。
曾国藩和左宗棠不可能不知道，各进一步山穷水尽，各退一步，你健康我快乐才好，可是他们都静等着对方先伸出橄榄枝，这一等就等成了千古遗憾。
硬要等到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再用挽联挽诗致敬志哀，此时亮出高姿态低姿态，教明眼人看着，已很难认同。
曾国藩与左宗棠一失和成千古憾，所幸后死者念及旧情，有所补救，还不算抱恨终天。
北宋大臣韩琦与富弼，均为一代名贤，早年心心相印，事事相帮，后因政见偶然不合，竟至于绝交，彼此不相往来。
韩琦去世了，富弼也没去吊唁，如此铁石心肠，你说说看，是不是官位愈高，人味愈薄？ 有人认为：曾国藩与左宗棠闹别扭是暗中默契唱双簧，左宗棠以塞防为急，以海防为先，两人意见不合，势同水火，也是故伎重施。
汉族重臣功高震主，要免遭满清皇室的猜忌，就必须将的障眼法用好用足。
这番高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臆测和揣度，可靠性不大。
在官场高层，彼此很难精诚团结，个个都有自己独立的圈子和帮派，谁肯服谁的气？何况左宗棠是首屈一指的大傲哥，只要他咬准了一个“理”字，就绝不管自己的言行会不会深度伤害到对方。
因此我并不认同“曾、左二公唱双簧”和“左、公施故伎”的妙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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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帝王多次为尼姑颁发命令的真相是什么？
古代皇帝登基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赦天下，这非常正常，因为一个帝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得到老百姓的拥戴，而要让老百姓拥戴，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给他们好处。
等到民心稳定了之后，皇帝才会开始阔斧的改革，这是为了消除前朝的影响，同时也是为了建立拥有自己特色的王朝，这时候很多人就要开始遭殃了。
明朝作为汉人掌权的最后一个王朝，在200多年的历史上发生了很多的奇事，其中有一件就是皇帝对国内的尼姑管理很严格，明朝的皇帝多次为了尼姑颁布法令，那么这些尼姑究竟做了什么呢? 明朝历代皇帝的措施 洪武皇帝朱元璋在自己执政第六年的时候专门为尼姑颁布了一条法令，这条法令也是大明朝历史上第一条针对尼姑的法令，法令中规定女子未十岁不能出家为尼。
朱元璋的做法非常正确，因为大明朝刚刚建国，要是有大量的年轻女子遁入空门，那国家的生产建设不就没人了?所以你要是年纪大了想出家是可以的，但是少女们那么年轻，就别出家了。
可是，朱元璋的这条禁令并没有改变明朝初年女子纷纷出家的情况，既然皇帝规定了四十岁才能出家，结果就是大量四十岁的女性疯狂涌入尼姑庵。
朱元璋去世之后，皇孙继承皇位，这便是建文帝，建文帝的执政理念和自己的爷爷，他也认为女子大量出家为尼对国家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于是，针对尼姑的第二条法令颁布了，建文帝朱允炆又将自己爷爷的法令修改了，规定女子未满五十九岁不能出家为尼。
看看，仅仅过了几年，就把出家的年龄从四十岁放宽到了五十九岁，如此大的调整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明朝初年，女子纷纷出家，已经到了政府无法管控的地步。
规定了年龄还不够，因为要是没有相应的惩罚，冒着风险去出家的女子只会越来越多，因此建文帝规定，要是违反这一条的，受杖刑一百下，随后再入宫成为奴婢。
看看这样的惩罚，要知道明朝由朱元璋定下的刑罚非常严苛，行刑使用的杀威棒有手掌那么宽，一棍子下去，别说女子，就是一个精壮的男子也顶不住，一百杖下去，人不死也残了。
可就是这样的，也挡不住女人们涌向寺庙的热情，一直到了咱们的时期，仍然有大量妇女出家，对此，嘉靖皇帝的做法还是效仿先帝——提高刑罚。
嘉靖皇帝规定要是不按年龄出家的，不仅要受刑，还要抄没家产，甚至要是抓到了，还会强行让尼姑嫁人。
看看明朝历代皇帝对付尼姑的手段，可谓是一个比一个狠，但是即便如此，在皇帝之前的十二位皇帝，都没能真正解决女性对于出家的热忱。
万历的手段 万历皇帝年少登基大宝，一开始是在首辅的庇荫下成长起来的，两人之间的情谊颇深，因此万历也算是张居正的高徒，得到了张居正的真传并发扬光大。
张居正死后，首辅申时行成为了万历皇帝新的依仗，申时行特别擅长于平衡明朝文官之间的关系，因此深受万历皇帝的信任。
可是万历皇帝逐渐发现，文官集团似乎在被尼姑影响。
这都是因为万历年间的尼姑，已经到了的地步。
文官们有身份有地位还有钱，平日里深入花街柳巷是常事，但是万历逐渐发现，这些稳固朝政的文官竟然开始出入尼姑庵，有的和尼姑打得火热。
国家官员竟然和出家人搞在一起，这样的风气要是不及时熄灭，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万历皇帝询问申时行办法，申时行为他推荐了一个人——周儒教。
周儒教虽然是出身，妥妥的读书人，但是他却有着武将身上的威慑力，做起事来更是杀伐果断，让万历皇帝非常欣赏。
听完了万历帝的困扰之后，周儒教眼睛一转，当即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万历皇帝听完不禁拍手称快! 很快，全国范围内的尼姑庵就像是遭到了大劫一样，所有在寺庙内的尼姑都被官府抓了起来，将她们按照身高体重分门别类，然后再按照分类标上不同的价格。
做完这一切之后，周儒教就发出消息，让国内的那些鳏寡孤独者随意选择，按照一般的牲畜价格将这些尼姑打包售卖。
一时间，没有老婆的男人们就像是疯了一般，有的太贫困了，就买回一个年纪较大的尼姑，有的卖了自己一亩地，也要买回一个年轻漂亮的尼姑。
没多久，这些尼姑就被周儒教全部卖完了，还为国家创收了一笔，这些钱全部进入了万历皇帝的小金库，同时由于很多男人终于有了老婆，社会也稳定了一段时间。
为尼原因 万历皇帝的铁腕政策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尼姑的数量，但是，这样连根拔起的手段并不是正确的做法，因为万历根本没有搞清楚背后的原因。
，万历皇帝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最后还是带来了负面影响，到了明朝最后一位皇帝这里时，寺庙里的尼姑已经开始跟和尚私通了。
明朝的皇帝一直在颁布法令，以求最大程度地禁止女子出家为尼，但是他们都没有考虑过这件事背后的真实原因，那就是一个正常的女子，她为什么不去搞事业或者结婚生子，而是要选择出家呢?还不是因为活不下去! 明朝刚建立的时候，国内的宗教氛围一片混乱，、和相互融合，但是官方并没有给出一个正统的说法，因此各种邪说盛行，这些邪说非常蛊惑人。
加上连年的战乱，很多女人的男人和儿死了，自己也没了依靠，想到寺庙里还能管吃管住，一拍脑门干脆出家了。
但是出家这种事对于普通人来说毕竟要求太高了，很多女子年纪轻轻就削发为尼，但是凡心仍在。
等到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些所谓的尼姑就不安分了，她们开始和各种香客苟合，甚至连和尚也不放过，为了社会风气着想，明朝的皇帝才多次对尼姑颁布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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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为什么主张武力收台：郑家多次拒绝大陆善意
清初著名将领。
生于天元年(1621年)，卒于三十五年(1696年)。
早年，他是的部将，三年(1646年)随郑芝龙降清。
不久又加入郑成功的抗清义旅，成为郑成功的得力助手、郑军的重要将领，积极参与海上起兵反清。
后因微嫌与郑成功发生矛盾，终于酿成父、弟被成功诛杀的大戾，施琅再次降清。
历任清军副将，总兵，福建水师提督，先后率师驻守同安，海澄，厦门，参与清军对郑军的进攻和招抚。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领清军渡海东征，一举攻克澎湖，招降台湾集团。
他还针对当时清廷内部有人提出“宜迁其人，宜弃其地”的错误意见，上疏吁请清廷在台湾屯兵镇守、设府管理，力主保留台湾、守卫台湾。
收复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奉旨专征台湾，统帅福建舟师迅速攻取澎湖，尔后，利用有利的态势，主动、积极地招抚台湾郑氏集团，促使郑氏集团放弃抵抗而就抚。
台岛不战而下。
其时，清廷内部对台湾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是否留台存在争议。
施琅站在维护国家的一统和安全，巩固沿海地区的社会秩序和保护中国的海洋权益的高度，上疏力主留台卫台。
在分管兵部的东阁大学士（宰相）潘湖叟黄锡衮的支持下，施琅（乃分管兵部的内阁大臣潘湖叟黄锡衮的妹夫）的真知灼见打动了康熙帝和朝中大臣，清廷终于决定在台湾设府县管理，屯兵戍守。
此后，台湾除了在甲午战后曾被日本侵占五十年外，再也没有离开过祖国的怀抱。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东南海疆宁靖，两岸人民，社会经济文化得到长足的进步。
郑经接替郑成功后，由于内部陈永华（郑克臧岳父）和冯锡范（郑克塽岳父）发生内讧。
病中的郑经把政务交由长子郑克臧处理，克臧聪明能干，做事井井有条，从来没有过失，也很受郑经的宠爱和任。
郑经病逝后，冯锡范毒死郑克臧，立11岁的傀儡郑克塽为延平王，冯锡范专横，贪赃枉法，大失人心。
1664年施琅建议，乘他率兵攻取金厦新胜，“进攻澎湖，直捣台湾”，使“四海归一，边民无患”。
1667年，孔元章赴台招抚失败后，施琅即上《边患宜靖疏》，次年又写《尽陈所见疏》，强调“从来顺抚逆剿，大关国体”，不能容许郑经等人顽抗，盘踞台湾，而把五省边海地方划为界外，使“赋税缺减，民困日蹙”；必须速讨平台湾，以裁防兵，益广地方，增加赋税，俾“民生得宁，边疆永安”。
他分析双方的力量，指出台湾“兵计不满二万之从，船兵大小不上二百号”，他们之所以能占据台湾，实赖为之禁锢。
而福建“水师官兵共有一万有奇，经制陆师及投诚官兵为数不少”，只要从中挑选劲旅二万，足平台湾。
他主张剿抚兼施，从速出兵征台，以免“养痈为患”。
施琅这一主张，受到以为首的中央保守势力的攻击，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借口，把他的建议压下来。
施琅的议谏被，甚至裁其水师之职，留京宿卫，长达13年，但他仍然矢志复台报仇，坚韧不拔。
在京之日，他注视福建沿海动向，悉心研究风潮信候，“日夜磨心熟筹”，以俟清廷起用。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月，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乱后，施琅终于在李光地等大臣的力荐下，复任福建水师提督之职，加太子少保衔。
他回到厦门后，便“日以继夜，废寐忘食，一面整船，一面练兵，兼工制造器械，躬亲挑选整搠”，历时数月，使原来“全无头绪”的水师“船坚兵练，事事全备”。
1683年6月14日，施琅督率军由铜山出发，很快攻克了郑氏集团在澎湖的守军刘国轩部，此后，施琅又一面加紧军事行动，一面对占据台湾的郑氏集团施以招抚。
在施琅大军压境之下，郑克塽茫然的说：“人心风鹤，守则有变；士卒疮痍，战则难料。
还是应当请降，以免今后追悔莫及。
”郑克塽毕竟是聪明的，听从了刘国轩的劝告。
8月13日，施琅率领舟师到达台湾，刘国轩等带领文武官员军前往迎接。
施琅入台之后，自往祭郑成功之庙，对郑氏父子开辟台湾的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自称克台是为国为民尽职，对成功毫无怨仇。
（原祭郑成功文：自同安侯入台，台地始有居民。
逮赐姓启土，世为岩疆，莫可谁何。
今琅赖天子威灵，将帅之力，克有兹土，不辞灭国之诛，所以忠朝廷而报父兄之职分也。
独琅起卒伍，于赐鱼水之欢，中间微嫌，酿成大戾。
琅与赐姓，剪为仇敌，情犹臣主。
芦中穷士，义所不为。
公义私恩，如是则已。
“祭毕，施琅哽不成声，热泪纵横。
郑氏官兵和台湾百姓深受感动。
赞扬施琅胸襟宽广，能以大局为重。
冷静处理公义私怨的关系，远非春秋时期的所能比拟）。
以上几个方面显现施琅攻打台湾不为私仇，而是为统一国家立下。
施琅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迁界”。
他说：“自古帝王致汉，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直到1683年他率兵占领台湾后再“请于朝”，沿海迁民才“悉复其业”。
于是被弃的民田“渐次垦辟”，从福建到广东，沿海“禾麦”，“一望良畴”。
人民无限感激施琅，都异口同声地说：“台湾未平，此皆界外荒区。
平后，而荒烟野草复为绿畦黄茂，圮墙垣复为华堂雕桷。
微将军平海，吾等无以安全于永久也。
”施琅复台捷报抵京时，正值佳节。
康熙看到大明最后一块抵抗根据地终于沦陷了，，即解所御龙袍驰赐，亲制褒章嘉许，封施琅为靖海侯，世袭罔替，令其永镇福建水师，“锁钥天南”。
康熙三十六（1697年），施琅卒于住所，葬在惠安黄塘虎窟。
此时康熙帝御旨追加赠太子少傅，谥襄壮，命官3次谕祭，并于泉州府学前建祠祀之。
其是，“两岛八闽皆顷德”，纷纷为之树碑扬誉。
十九都有“靖海侯”坊，阳义辅立康熙制诗句“上将能宣力，南纪尽风流”，同安等地立“绩光铜柱”、“泽普南天”、“勋高大树”、“泽沛甘棠”等碑坊，表彰施琅的丰功伟绩。
总而言之，作为一代名将，施琅身上有许多闪光的东西，诸如大一统思想，海防和海权思想，不畏艰难险阻的意志和毅力，敢于据理力争、知无不言的作风，还有他的文韬武略等，这一切都值得理直气壮地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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