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盐铁会议召开的背景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召开盐铁会议
【千问解读】
盐铁之议，又称，是汉昭帝时，组织召开的一次讨论国家现行政策的辩论大会，其本质是对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进行总的评价和估计。时，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整理为《盐铁论》。
背景 有为而治 西汉初期，政府奉行“行仁义、无为而治”，虽然对商人有歧视性政策 ，却对工商业很少干预，因而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货币经济也很发达。
至文景两朝，人民富裕，国家安定。
武帝即位后，外有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内有建立大一统制度框架的需要，兼之武帝雄才大略，便谋划借助祖辈基业彻底解决帝国的长治久安问题。
大兴功业必然带来财政的吃紧，因而至武帝中期，国家开始对经济采取干预政策。
元朔年间，武帝设置“武功爵”，共值三十余万;还专门树立了一个献财典型——卜式，号召百国家捐献钱财。
元狩六年(前117年)，为应对财政危机，武帝任命孔仅和东郭咸阳为大农丞，实施盐铁官营，募民煮盐而官府专卖，并彻底垄断铁的专营。
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又任命为治粟都尉，代理大农令，天汉元年(前100年)升为大司农。
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先后推行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些措施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经济收入，为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与民休息 由于武帝独奉行“有为”，对外征伐不断，兼之大兴功业和救灾，以及朝廷上下的奢靡，仅仅二十年后，国家财政就开始频频出现亏空。
同时，武帝时期施行的经济政策，虽然充裕了国家财政，却使一部分财富逐步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剥夺了中小阶层的利益，农民的负担愈来愈重。
而且依靠盐铁官营等政策所聚敛的财货，无法维持战争的长期消耗，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民众多次起义。
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下《轮台罪己诏》，指出“此后务在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恢复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
这预示着经济干预政策又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朝着减少干预放松管制的方向发展。
起因 后元二年(前87年)，武帝病重，诏近臣托孤，加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桑弘羊，，上官共同辅佐幼主。
昭帝即位后，有两种不同的政策并行：一是以霍光为首，主张推举贤良、询问民情、免除田租，即“恤民政策”;一是以桑弘羊为首，坚持再开屯田、增强国力，所谓“富国强兵”政策。
二者不但性质相反，而且渊源极深，前者为武帝末年政策的继续，其意合于标榜德治的儒家思想;后者则是武帝中期的积极政策，以增强国家权力为优先考虑，与法家的政治思想合拍。
武帝去世后，桑弘羊的理财政策并未随之废除。
桑弘羊推行的一系列官营政策，由于国家几乎完全控制了生产销售和市场，地主官僚、贵族和商贾，都对这些政策表现出强烈的反对和抵制。
霍光掌权后，为了缓解统治集团内部的压力，主张对国家垄断的工商业稍微放松一些，不要管的太死，而桑弘羊则坚决主张严管，二人的经济理念出现明显分歧。
始元四年(前83年)，因昭帝立皇后一事，上官桀父子、鄂邑长公主与霍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而桑弘羊为子弟谋官也屡屡被霍光拒绝。
于是，这几股政治力量就联合起来，试图推翻霍光的辅臣地位。
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进一步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霍光开始酝酿盐铁会议，以使人们认识到这些理财措施的弊端和缺陷，并进一步从政治上打击桑弘羊，为压制桑弘羊提供社会舆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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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汉墓墓主或是废帝刘贺：已出土10余吨铜钱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４日首次对外公布了南昌西汉海昏侯墓阶段性考古成果。
考古学家认为，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
海昏侯墓园位于南昌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东南约１０００米的墎墩山上，２０１１年，村民在发现盗墓情况后及时上报，避免了墓园被进一步破坏，使海昏侯主墓得以保存完整。
“整个墓园占地面积约４万平方米，错落有致分布着以海昏侯墓为核心的大小８座墓葬和一座车马坑。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徐长青介绍，以侯和侯夫人墓为中心的祠堂、寝殿、便殿、厢房和墓园墙以及道路和排水系统等各类地面建筑基址，布局之完整、祭祀体系之完备，为我国考古史上所罕见。
徐长青介绍，５年来考古人员共勘探约１００万平方米，发掘面积约１万平方米，共清理出土了各类文物１万余件。
成套出土的编钟、编磬、琴、瑟、排箫、伎乐俑；数以千计的竹简、木牍以及有文字的漆笥、耳杯；１０余吨近２００万枚五铢钱；惟妙惟肖的青铜雁鱼灯、青铜火锅；镶嵌着玛瑙、绿松石和宝石的青铜镜等等，都是考古文物珍品，不少是首次发现。
记者获悉，考古发掘开始后，国家文物局协调安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的顶级专家参与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
２０１５年初，国家文物局又派出５人专家组常驻工地。
“由于文献的缺乏，我们对汉代列侯等级的丧葬制度了解甚少。
这次海昏侯墓地的发掘，填补了考古学史上的这一空白。
”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专家组组长、秦汉考古学家立祥告诉记者，海昏侯墓是我国迄今发掘的保存最好的列侯等级墓葬，其主墓、墓园及周边侯国都城遗址的完整性在国内。
自２０１１年３月至今年１０月底，考古工作者已完成墓园、３座祔葬墓、主墓藏閣和１座陪葬车马坑的清理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海昏侯墓主椁室的清理工作。
根据墓葬、墓园和出土文物的特点，结合文献记载，专家认为海昏侯墓与西汉海昏侯国存在很大关联，墓葬主人就是南昌西汉海昏侯国的某一代海昏侯，距今有２０００多年历史。
但具体是哪一代海昏侯，还有待于更多的证据。
“最值得期待的是棺椁中的文物。
”信立祥说，按照古代葬俗，墓主生前最喜爱的、最珍贵的物品会放在棺中，如印章、玉璧等，“如果发现这些文物，将有助于推断墓主身份”。
据《汉书》《》等史料记载，海昏侯的爵位世代承袭，一直延续到，其中以第一代海昏侯的生平最为曲折，刘贺为之孙，在世３３年间曾经历王、皇、侯三种身份的转变，被权臣扶上帝位后在位仅２７天就遭废黜。
据考古专家介绍，地方史料记载，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在建昌县西北六十里昌邑城内，有大坟一所，小坟二百许，旧称百姥冢。
史料记载的刘贺墓位置与此次考古发掘的海昏侯墓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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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会议的过程简介是怎么回事？西汉盐铁会议的重要内容
时，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整理为《盐铁论》。
会议流程 召集人员 始元五年(前82年)六月，向霍光建议“行文帝时期政策，提倡节俭、对民宽和”，霍光采纳，诏令三辅、太常各举“贤良”二人，各郡国察举“文学”一人。
开始时间 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召集抵达京师的贤良文学(所选拔出的人才)，商议罢黜盐、铁、酒等专营政策，会议在京师隆重召开。
结束时间 始元六年(前81年)七月，会议结束，历时五个多月。
与会人员 政府官员：御史大夫，丞相府的属官丞相史和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等。
政府方面的主要发言人，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共发言一百一十四次。
御史发言十九次，丞相史发言十五次。
民间人士：贤良、文学，即“贤良方正”，共六十余人。
贤良是已经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学是在某种学问上有一定成就的名士，他们都不是国家的官吏，而属于民间的知名人士。
留下姓名的有茂陵唐生、鲁国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
贤良文学也是经过一定挑选的，并不是每个郡平均出人。
中间方：丞相田千秋，他发言不多，只是在双方辩论激烈的时候，讲一些折中调解的话。
争论焦点 盐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所疾苦，教化之要”。
在会议上，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对盐铁官营等财政措施进行了全盘否定，并进而攻击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作为这些财政措施的经办人，桑弘羊坚决捍卫汉武帝的内外政策，不仅就盐铁等政策的存废与贤良文学展开了激烈论辩，而且充分肯定了诸如抗击匈奴、加强中央集权、大力抑摧豪强和农商并举政策的作用。
此外，还涉及农业的基本政策，对社会现状的估计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等问题，这次会议已成为汉武帝一代政治得失的会议。
经济政策 贤良文学全盘否定官营政策，指责盐铁官营、均输、酒榷等“与民争利”，并导致民风败化，把盐铁等官营视为民所疾苦的根源;主农民从事本业(农业)，抑制末业(商业)，即重农抑商。
其本质则是抑制官商，即反对官营。
他们认为盐铁官营之后，只注重产量，质量差，价格高，生产的农具多大而不适用;同时还存在不准挑选、购买不便、强买强卖和强迫农民服役等问题。
均输法推行后，均输官征收当地没有的物品，采取欺诈手段，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给农民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和痛苦。
平推法的施行，导致物价上涨，出现营私舞弊、官商勾结甚至囤积居奇的现象。
桑弘羊承认盐铁等官营事业，由于一些地方官不按国家规定的办法行事，造成了一些流弊。
但他批驳了贤良文学们全盘加以否定的看法。
他认为兴盐铁、酒榷、置均输平准，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堵塞豪强大家的兼并之路，且可济民救灾，有益于农民。
如果政府不实施官营政策，增加收入，就要增加农民的赋税，反而更会加重农民的负担。
对外政策 对匈奴的政策上，贤良文学反对向匈奴用武力，主张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依靠德政的感化维持和亲局面。
他们认为，匈奴远处漠北，对其侵扰活动，主要应用德化，多给他们点财物，与他们和亲，搞好双方的关系。
他们认为汉武帝对匈奴进行的几次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几个好事之臣，故意夸大敌情，欺骗了汉武帝，挑起了战祸。
这几次战争没有能削弱匈奴，反而造成了西汉国势的衰弱，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
桑弘羊则主战，坚决反对和亲。
他认为匈奴反复无，屡次破坏和亲，侵扰边境，不能采用德政感化，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证汉王朝的安全;强调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是成功的，击败了匈奴的大军，保卫了国家边境的安宁，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将会流传千古。
治国理念 对西汉独尊儒术后的统治政策，汉宣帝做过一个经典概括：“霸王道杂之”，具体做法就是德刑并用，理论渊源就是先秦儒家和法家的思想相互结合，以儒学为主题，法家思想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吸收墨家道家和阴阳家等的思想。
武帝独尊儒术后，为了达到恩威并用双管齐下的目的，大力推行“霸王道杂之”的政策。
贤良文学信奉儒家的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特别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些酷良，如杜周、张汤、王温舒等人，连法律也不顾，随意谄害无辜的群众，动不动就一人犯罪，株连全族，搞得人心恐惶，动乱不安，因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
他们一再引证历史教训，批判严刑峻法，指为亡国之道，把严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
桑弘羊以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主张法治，坚信刑法可以止暴，特别推崇严刑峻法的作用。
他认为治民之道不在教化，而在励行法治，让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
有了严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谨慎，奸邪自然止息。
针对贤良文学对一些酷吏的指责，他认为这些酷良都能作到以法治事，对犯法者雷厉风行地加以处决，毫不手软，所以在他们治理的地方，能作到寇止奸禁，取得良好的治绩。
义利之争 关于重义与重利导向的争论关系着对经济活动如何引导，决定着统治者的策略取向。
贤良文学以儒家为旗帜，主张人性善良，不能只讲利，还必须有义的约束。
坚持崇尚仁义才是真正的治国之本。
桑弘羊是以法家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主张重利轻义，认为人性自私，趋利避害，重利是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和赈济灾荒的需要，并明确指出财富是仁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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