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变：义和团庚子国变是如何引发的背景真相

至少在当时，由于闹义和团并且攻打外国使馆的缘故，中国真正成了西方大小媒体加上平头百注的热点。

据说世界著名的记者爱伦堡小时候，曾经在学校里组织“义和团”，手抡皮带到处吓唬人。

一百多年前的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北方都处于一种狂迷的状态之中，村村有拳坛，家家练神拳，京津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红布包头、手持的义和团拳民，连小脚女人都练起了“红灯照”和“黑灯照”（据说红灯照是少女练的，而黑灯照是成年妇人练的），跟男人一样。

大家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烧教堂，杀教民和洋教士，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血腥味。

义和团那个时候要算是天底下最威风的人，可以横着膀子走路，碰到朝廷大小的红顶子蓝顶子，都叫他们下马下轿一边站着，看着不顺眼的，一把拉走就上神坛，三炷香一烧，如果黄表还不升起来，那么这人的脑袋就可能要掉。

义和团能够闹起来，除了一些政治和社会因素外，恐怕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号称“刀枪不入”的神术。

如果不是了神术，中央（西老佛爷）不会支持，老百姓也不会跟着起哄，按现在的话来说，“刀枪不入”的神术，就是义和团的主打广告。

这种神术，一来现代科学不支持，有“封建迷信”之嫌，二来它们在洋人的枪炮面前也没顶事儿，三来也影响义和团的正面形象，所以在建国以来林林总总的研究著述中，这种在实际的义和团中无所不在的神术竟然被避讳掉了。

或者一笔带过，甚至干脆一句不提，史学“为贤者隐”的传统功能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民间法术”，在明清镇压造反者的官方档案里，不时地可以看到其踪影，但是义和团的确将之“发扬光大”了。

历史的原状是不可能再现的，但是好在事情过去了才一百多年，当时的资料还在，当事人的许多回忆也留了下来。

现在探讨起这个问题来，还不算难，分析起来，当时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其实至少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硬气功的表演效应。

中国武术中的确有号称“铁布衫”的功夫（如兼习童子功，又称金钟罩或者金钟扣），这种功夫练起来非常繁难，每日要经过无数次的跌打磨搓，比如从杠上向沙坑里摔，用杠子和铁锤遍身捶打，还要经过特殊的药水浸泡，配合以运气吐纳，连晚上睡觉都要睡在坚硬的木板床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垫。

如果坚持练上三到五年，功夫才可小成。

据武术界的人士说，练成这样的功夫，只要有了准备，一般的冷兵器是可以抗一下的，但是火枪（即便是鸟铳）还是难以抵挡。

义和团起于直鲁地区，那里是传统的习武之乡，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有几个功夫高的实为应有之义，比如著名的拳首心诚和尚就是有史可查的“浑身气工（功）”的武林好手。

受西太后派遣前去查看义和团“刀枪不入”真伪的刚毅和赵舒翘，曾被一位大师兄蒙了，估计他也有那么两下子。

至于为什么鸟铳打不透他的肚皮，也可能是在火药上做了手脚。

第二种情况是貌似硬气功的简易法门。

当时，几乎满地都是“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真的练成“铁布衫”功夫的能有几人？绝大多数都是用偷工减料的速成法造就的高手。

鲁西南的大刀会与义和团的渊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徐州道阮祖棠曾经派人暗访过大刀会，据他的报告，大刀会所谓的“金钟罩”演练，“其习法时，贫者不受贽仪，有力者以京钱六千为贽，夜半跽而受业。

燃灯焚香，取新汲井水供之。

以白布画符箓，其符字鄙俚不经，有祖、桃花仙、金罩铁甲护金身等字样。

传业者并不能书，或不识字，多遣人代书之。

另授以咒，诵咒焚符，冲水令其跪饮，即于灯上吸气吹遍其体，复以砖、棍排击之。

诵咒之夜即能御刀，谓诵久火器亦不能伤矣。

大致略似运气之法，气之所至，猛击以刀可以不入，而稍一顿挫，则饮刃也”。

像这种夜半受业，燃灯焚香，供井水，念咒吞符等等烦琐的仪式，实际上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借“神力”以济功力之究，所以才有了念咒的当天就可以御刀的“神效”。

实际上，这不过是传业的师傅的“猫腻”，即利用力学原理运气得当使刀砍不伤，受业者其实并无真正的功夫，所以说，“稍一顿挫”，即改变受力角度，仍然会受伤。

当然，真的练硬气功的人据说也要念咒，但人家是以练为主，念咒主要起的是神秘其功夫，坚定受习者信念的作用，而这简易功法则相反。

第三种情况实际上是第二种的延伸。

在义和团运动最兴盛的时期，各地拳众充分发扬了“群众首创精神”，大大地简化了仪式，并与巫师神汉的降神附体结合起来，一吞符念咒，立刻来神，刀往肚皮上着家伙，什么事没有。

实际上，义和团的人在练功上法的时候，是进入了某种气功态，有点武术底子，气质和心理状态如果又比较契合，人是很容易进入这种气功态的，而且进入状态之后，人往往会有超常的“能耐”，比如蹦得高、蹿得远等等，再加上师傅指导得法，运气得当，眼见得刀真的砍不进去。

到了这个时候，不由得人们不信是关张赵马和孙悟空、猪八戒之类附了体，别人怎么看另当别论，自己首先就信了自己“刀枪不入”。

当然也有些人状态不那么好，据时人讲，义和团拳民上法时，许多人都会像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弗雷泽所描绘的原始民族的巫师跳神一样，口吐白沫，神智迷乱，但是也有所谓“明体者”，“神降之后，尚自知觉，不致昏迷也”。

更有所谓“缘体者”，“谓与神有缘，不劳更请，但一顿足存想，其神即降也”。

实际上，后两者的什么“明体者”、“缘体者”，都属于状态不佳的，不操练则已，操练起来说不定就会出事，所以当时义和团各拳坛也常有“漏枪”、“漏刀”的记录，就是说在自家练习的时候，刀枪也会有“入”的可能。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最后一种情形实际上是纯然的江湖骗术，也可以说是一种魔术和戏法。

义和团里，什么人都有，江湖艺人自然也少了不往里掺和，原来是用来抵御或者吓唬洋人的“刀枪不入”法术，在他们这里，就变成了表演魔术。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做县令的邹谓三在《榆关纪事》中就记载了一次拳民在山海关“魔术表演”。

据他的记载，那场景还是相当轰动的：“当时街面纷传，此系真正神团，众民眼见，用抬枪洋枪装药填子，拳民等皆坦腹立于百步之外，任枪对击，弹子及身，不惟不入，竟能如数接在手里以示众，众皆称奇，以为见所未见，奔坛求教者如归市。

”这一场热热闹闹的表演，结果却很扫兴，偏有不捧场的高人当场拆穿了戏法。

原来是开枪者预先暗将“香面为丸，滚以铁沙”充作枪子，开枪时，面丸化为青烟，而受试者手中先藏有铁丸弹子，这边枪一响，以快捷的手法，佯作接住射来的枪弹。

应该说，这四种“刀枪不入”除了第一种有点功夫之外，剩下的接近骗术，四种“神术”哪一种也不可能真的实际“刀枪不入”，面对已经进步到了后膛枪炮时代的洋人，根本一点用也没有。

可是当时举国上下却对此相信得一塌糊涂，甚至当洋人打进来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在洋枪洋炮面前地失灵时，人们还是固执地相信真有“刀枪不入”那么回事。

当时一位在华的英国人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说他的中国仆人即使亲眼见到了义和团高喊“刀枪不入”向前冲锋，最后饮弹受伤毙命的过程，还依然坚持说这些人不是真的义和团，而真的义和团是真的可以“刀枪不入”的。

最为可笑的是，制造这种“神话”的人们，按理是明白他们的“法术”并不是真的，可是当整个社会从老佛爷（西太后）到山野村夫都真的相信“刀枪不入”时，反过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倒有点糊涂了，或者说昏了头，竟然真的相信自家可以“刀枪不入”。

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屡屡有义和团的师傅和大师兄二师兄跑到有洋枪的清军那里，要求当场演示“刀枪不入”的功夫，硬是挺起肚子让人家用洋枪往上打，不打还不行，当然，这些“勇士”们个个都被当场打穿肚皮白白送了命。

更有甚者，有人竟然广出告示，大肆招摇，预定时间在集市上公开演示“刀枪不入”的法术，而且这种演示不是骗人的招法，而是真枪实弹地真来，结果是的，在人头攒动、众目睽睽之下，好汉当场毙命。

要不是自家玩的把戏弄昏了自己，何至于把人招来看自己丢命出丑。

操纵迷信的人最后把自家也迷倒了，这种事情看来并不奇怪，至少在中国不奇怪。

当一种病态行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爆发性蔓延时，而且又不断地得到一向受人尊敬的士大夫甚至朝廷的支持，其自身就会像瘟疫一样具有极其强烈的传染力，可能把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吞没，甚至那些瘟疫的原生者。

为什么那时的中国人会对一种原本子虚乌有的事情如此的虔信，而且是的虔信，其实是不能简单地用中国人愚昧、落后和迷信来解释的，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务实求验很理性的另一面。

子不语，老百姓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平时信神信怪信巫术，大多在病笃乱投医、急来抱佛脚的时候，太平无事的时候，除了胆小害怕的老太婆，谁也想不起彼岸世界的神神怪怪。

“刀枪不入”的神话之所以如此流行，当然前提是中国老百竟是有相信神话的传统。

他们多多少少是信神的，无论是庙里供泥胎，还是戏台往今来的英雄好汉、神仙鬼怪，都对他们有莫大的影响力；他们也可能相信巫术，有病有灾，当问医求药不灵的时候，他们会请巫婆神汉来跳神禳邪；更重要的是，一向有实际功效的气功对他们也很有吸引力，而且气功在经过和尚、道士以及民间教门的法师们的中介传播过程中，已经与这些职业半职业的宗教家的“教义”和“法术”难分轩轾。

所以，当气功和硬气功带有“实效”性的面目伴随着神巫的气息出现时，人们自然乐于相信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真有点像是民间神秘文化的大集合：团的组织分八卦（乾字团、坎字团之类），连服色也跟九宫八卦有牵连；自称“佛教义和神团”；练功上法则称“安炉”；降神附体又是巫术，所附体的神灵却又不是巫婆神汉们喜欢的狐鼬仙怪，而是“大教”（老百官方承认的佛道两教称为大教）的正神；再加上些充满神秘色彩的符、咒和乩语。

经过这些虽然粗糙但却有效的保护色的层层涂抹，没办法不让老百姓掉进去出不来。

尽管有着如此浓厚的神秘文化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甲午战后中国近乎绝望的情势，也不会出现这种朝野皆狂的错乱局面。

从义和团身上，满族王公和很大一部分士大夫似乎看到了某种能够抗衡西方力量的东西，从精神上的民心士气，到灵界的“刀枪不入”。

这一部分士大夫其实是处于落后和先进之间的状态，他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走向。

此时的他们，对于“刀枪不入”其实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因为既然已经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在维新变法中获取抗衡西方的力量，他们所能依赖的，也只有这些“下九流”了。

他们实在是太想把洋人赶出去了，几乎到了的程度。

中国人受洋人侵略，被洋人欺负，这是中国上层下层共同的感觉，没有上层的掺和，老百姓当然也会闹“刀枪不入”，但闹到举国若狂的分上，却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在义和团之前和之后，“不安分”的农民都在玩这种把戏，前面有各种教门起义，后面有红枪会和神兵。

有点现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红枪会和神兵，喊着“刀枪不入”，抵抗过北洋军阀、日本鬼子、国民党甚至共产党。

然而，士大夫的鼓励，却使得“安分”的老百姓也加倍地，因为从骨子里，老百姓还是相信那些“知书达理”的读书人的。

的，还是掌握洋枪洋炮的正规军，在那部分起了作用的义和团的抵抗中，也依然是拳民们收罗来的洋枪，那些随身的武艺和勇敢精神。

“刀枪不入”的神术，除了在战前会起到点宣传表演鼓舞人心的用处外，在战时几乎是一无用处，甚至还可能起反作用，让人连应有的勇气也丧失掉了。

举一个例子来说，当时北京西什库教堂只有几十个洋兵，又没有连发武器，几万义和团将它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攻了几个月，就是攻不进去。

如果在场的义和团真的拿出点不怕死的劲头来，一拥也就拥进去了，最多牺牲几十位好汉罢了。

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轰击，把义和团运动和它的“刀枪不入”一块淹没在了血泊里，从此以后，士大夫最后一点抱残守缺的传统依恋都被扫掉了，无论上层还是下层的士人，很少有人再会相信人的肚皮会抗住洋人的洋枪。

似乎可悲的是，在安分的老百姓中竟然也开始流行恐洋病，以至于到了这种程度，20世纪20年代，流氓出身的军阀张宗昌，收罗了一群白俄兵，每次开战，只要高大而且金发蓝眼的白俄一冲锋，对方就会如。

我们的历史学家每每热衷于引用八国联军统帅的那句说瓜分中国实属下策的“名言”，来说明义和团的巨大功业，其实，在那个时候，西方人对中国人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其中最多的是悲怜中国人的愚昧。

从那以后，一些传教士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在中国兴办教育的热潮，其痕迹现在依然能够看得见，可惜，人们不愿意正视这些。

一百多年过去了，国人毕竟聪明了许多，在今天尽管一干有“功夫”的人推陈出新，敢说能让导弹改变轨迹，使物质改变分子结构，甚至把地球给毁了，但再也没有人自称可以“刀枪不入”了，更不用说当众演示当场试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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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还有些义和团组织更希望能使国家从屈辱的境地摆脱出来，如当时的红灯照就宣布要以法术“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

排外思想 与爱国思想相对应，义和团也存在一些排外的思想与举动。

这些行为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简单化处理。

一是义和团为抵抗清军镇压或外国侵略军的进攻而在部分地区采取的毁铁路拔电杆的行为，这些举动是基于战争形势的需要，并不存在仇视外国科学技术的问题。

如涞水之战杨福同被杀后，义和团开始大规模拆毁铁路，根据当时有人的分析，其缘由是“意谓前既拒杀官长，祸必不免，毁路所以阻兵，烧站而死西人，更可图快。

”。

过去有人仅凭义和团的宣传“拆铁道，拔线杆 ，紧急毁坏大轮船”就认为这是敌视西方文明的举动，这是不严肃的。

二是部分义和团员基于仇外对西方器物的大规模毁坏，如“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必毁而后快。

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

”(佚名：《天津一月记》)此外，义和团还杀害了很多无辜卷入的教徒和一些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若纸菸，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

这些行为遭到后世论者的极大诟病，认为是封建蒙昧主义的体现。

三义和团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在一部分义和团不分笼统排外的同时，另一部分部分义和团并没有完全排斥西方器物。

一些义和团员在实战中意识到洋枪的优点并加以使用，如俄国随军记者扬契维茨基说：“街上到处都是扎着红头巾的义和团，不过，现在他们不仅手持长矛，而且有的也拿着步枪了”。

还有一些义和团只要形势需要，并不拆毁铁路。

如新城某团“其团规不赴调出战，不滥杀教民，不拆铁路，颇守正。

”又如在保定西关“铁路人人自危，皆错愕不知所为。

或献计曰：‘莫如迎师立厂，拳匪顾念同类，或可免意外之虞。

’观察不得已从之，立厂于西关永宁寺，迎师教练，诫毋焚杀。

铁路诸色人等尽入其中。

由是人心始定，拳匪与工役耦居无猜，附省二百余里铁路得以无恙。

” 。

迷思想 义和团存在大量的迷信思想，这是由于构成义和团员主体的中国农民在当时缺乏先进的思想武器，只能以落后的迷信思想来解释外国侵略者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当时的义和团普遍认为中国的灾难是遇上了“劫运”。

称“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庚子大事记》)。

而灾难的源头就是洋人：“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这种认识对义和团的迅猛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义和团也把抵御外侮的希望寄托在超自然力量上，希望通过迷信仪式达到刀枪不入的效果，如《闭火分砂咒》：“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

宗教迷信观也是义和团进行宣传鼓动的形式，义和团在“请神”时“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

传习时，令伏地焚符诵咒，令坚合上下齿，从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则跃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拳变馀闻》)。

用“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的形式吸引群众，因而中大量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迷信思想。

这些迷信思想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起到了一定作用：共同的迷信思想成为联结各个义和团组织的纽带，使义和团在组织松散的状况下仍能坚持斗争。

义和团的迷信思想成为维持纪律的工具，据记载，义和团员“其受伤深重而不能复活者，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

故多不敢辄抢”(《乱中日记残稿》)，故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义和团能保持较好的纪律。

迷信思想还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在八国联军入侵初期，“拳匪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 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

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中弹而倒”(《拳乱纪闻》)。

当然，迷信思想并不能在先进技术前取胜，故在义和团运动后期，迷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部分义和团员曾经高涨的士气衰落，天津六月八日义和团冒雨出战，练军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仅三人。

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天津一月记》)。

而义和团运动后期义和团员违法乱纪的行为则更是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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