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去世，金人为什么不趁势而下？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民族英雄岳飞被杀害于临安城的中，
【千问解读】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民族英雄岳飞被杀害于临安城的中，时年三十九岁。
在岳飞临死前的供状中，只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字。
岳飞自宋末投军，带领岳家军与金人大小数十余战，胜多败少，使金人不由得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慨。
那么，面对这样“自毁长城”的行为，金军为何不顺势南下，一举灭掉南宋?其实，只要回到历史现场，仔细分析当时的局势，我们就能够清楚的理解为何金人不趁势南下这一决定。
首先是的内部原因。
从军事的角度讲，自1114年起兵至1142年，金人一直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原有的精兵良将在战争中死伤惨重。
金人在许多战事中不得不依靠战斗力低下的汉人仆从军，这使得金军的作战效能大为降低。
虽然金人在绍兴十一年冬季击败宋军，先后占领了泗州、楚州、濠州等地，但由于长期作战，金军兵势不振，后勤补给困难，再加上天气等原因，因此厌战气氛浓厚。
甚至金人出现了“宰杀骡驴，相兼为食”，“辎重俱尽，有食奴婢者”的极端现象。
在金军停止进攻，撤军清点时，其发现辎重骡马仅余四成，奴婢则十无六七。
面对这样的情况，一向主张对宋用兵的金将宗弼(金兀朮zhu)在听闻宋军即将挥师北上时，竟然“大惧，乃遣(萧)毅，与(魏)良臣等偕来(议和)”。
再加上虽然金军占领了中国北部大部地区，但是金人在这些地方的统治并不稳固，各地抗金势力如春日野草般层出不穷。
金人因此不得不分散部分兵力去平定义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军的前线军力。
因此无论岳飞是否被杀害，在绍兴十一年时，金人已然无力对宋军发动全面进攻，只能与宋军隔江对峙，保证自己已占有的领土不被宋军收复。
宋金西夏形势图 其次则是政治上的原因。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每一次战役的发动都要受到政治这双无形之手的操控，一旦操控这双手的大脑出现问题，那么战争的前景定然不会明朗。
随着宋金战争的进行，金朝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日趋激烈。
掠夺来的土地与财富如何分配，越来越多的军队由谁控制，中枢权力由谁主导，都是金朝贵族们所关心的问题。
围绕着这些问题，金朝贵族内部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
仅在绍兴八、九两年时间内，就爆发了挞懒夺权与宋议和，金熙宗、宗弼杀挞懒与宋开战这样重大政治决策上的反复。
在金熙宗上台后，着力推行中央集权，希望削弱贵族和军阀权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然而在宗弼领兵南下时，金熙宗的支持者宗干病逝，这导致金朝内部皇权派的势力被极大削弱，金熙宗加强皇权的举措面对危局。
在此情况下，宗弼不得不考虑班师回朝，辅佐金熙宗。
总之，金朝内部亦非铁板一块，围绕着权力和财富，、官僚、贵族、军阀之间互相倾轧，削弱了金朝的自身实力，这也是金军没有在绍兴十一年岳飞死后趁势南下的重要原因。
在方面，虽然在战争开始时宋军的战斗力远不如金军，但宋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经过长期磨炼，战斗力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是无须多言的。
宋朝在重建政府的同时，也在一步步的推行收兵权的措施。
传统观点认为，收兵权主要是帝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自身统治的措施。
但是在南宋初期的特殊时期，由于各地军队大多数是在战争中崛起的家军，只听命于一个统帅。
再加上各地家军都有自己的财政系统，使得能够他们独立于中央，因此许多将领拥兵自重，并且随时都有反叛的危险。
建炎年间的苗刘兵变和绍兴年间的淮西兵变就是此例。
一群随时都有可能叛变的军队，肯定不是一个新兴政府能够依靠的国防力量，所以对南宋政权来说收回兵权是巩固国防的重要举措。
更要命的是，军队的私家化造成了军令不一，号令不严的情况，这使得在很多场战斗中，出现了由于将领之间不和导致战斗失利的情况。
如在绍兴四年，金、伪齐联合攻宋，宋高宗明令与援助，协同作战。
可张、刘二人却不听号令，导致金军攻陷滁州，并准备造船南渡。
次年正月，为解决三人不和的问题，宋高宗甚至亲自召见三人，劝说三人以大局为重，可并无多大效果，三人仍然各行其是。
面对这样的局面，宋高宗在等人的协助下一步步收回兵权，先是将各地家军整合起来，建立以皇帝为核心的行营护军体制，即家军联合体，明确了皇帝的最高指挥权。
其次就是借柘皋之战胜利论功行赏的契机，先任命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家军首领枢密使，枢密副使之职。
再令三人麾下的部队各自独立，由各军的偏裨将领统领，将各军分而化之，直接听命于皇帝，成为。
至绍兴十一年岳飞被害时，此工作基本完成，这也是韩世忠被免职，岳飞被害后，为什么各自的家军没有出现大规模兵变的重要原因。
由于宋高宗与秦桧在与金人作战时极力推行防御战策略(即只反击不反攻)，相对来说，没有进攻战那么依赖将领的个人能力，因此兵权的收拢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大将被罢用带来的负面影响。
伴随着兵权的收拢，各地家军手中的财权也被收归中央。
政权的稳固，禁军制度的重建，财政权的统一，诸多有利因素将南宋政权送入正轨。
绍兴十一年夏收兵权的历史意义，除了封锁家军造反的可能性，也使对金战争更趋近秦桧所拟想的防御战。
与收兵权、岳飞之死，皆与绍兴十一年四月收兵权工作的历史意义有着无可置疑的关联。
由于宋金双方都各有难处，无法维持大规模战争，因此在和议这一点上双方可以说心照不宣。
因此与秦桧、宋高宗谋害同时进行的是宋金绍兴和议，伴随着岳飞之死，南宋与金的和议工作逐渐进入正轨。
对金朝来说，和议休兵是重整内政，再作它图的好时机。
对南宋来说，和议为建立一个稳固政权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自此之后，宋金双方获得了近十年的喘息机会，南宋政权由此进入一个逐渐稳固的新时期。
只不过这一时代的开是以岳飞为代表的爱国忠良的牺牲与无数百姓的血泪为前提。
当然，对于秦桧这样的南宋统治者，是不会把这些牺牲与血泪放在心上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焦循家风介绍：《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千百年来，重视家风建设，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家风是家族子孙世代为之恪守的家训、风范与行为准则，是民风世风的根基和社会和谐的基础。
知礼仪，重家风，育人才，通儒的家风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从曾祖以来，特别是焦循生活的中后期至末年(1763-1820)，已形成了一以贯之、世代相续的优良家风。
主要内涵可概括为十六个字：“《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 精心治《易》 《易》学传家 《易》即《周易》，儒家十三部经传之首。
身为经学大师的焦循对《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传》《论语》等经传都有研究，以专治《易经》《》为著。
其于《易》学着力最多，后期家设读《易》治《易》命名的倚洞渊九容数注《易》室，且自青少年起为治《易》倾注了大半生心血，取得了以《易》学赖以传家和沾溉后世学人的辉煌成就。
焦循治《易》有深厚的家学渊源。
曾祖父文生公焦源深研于《易》，以《读〈易〉图》传世。
祖父鉴千公焦镜、父佩士公焦葱俱好以《易》;因循祖母王孺人的祖父王方魏承祖纳谏翁之学，一生善《易》，并以《易》授徒，故焦循祖、父俱闻外家《易》说。
到焦循治《易》，则集大成而发扬光大，至以《易》学名扬后世。
焦循治《易》的突出贡献，是大著《易学三书》，凡四十卷，包括《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
此外著《易话》二卷，《易广记》三卷，《注易日记》三卷。
又有治《易》之余，遍览诸典籍累积卓识而撰的杂著《易余籥录》二十卷。
其《易》学成果丰硕，成就卓著，令世人瞩目。
焦循治《易》，一方面以所谓“旁通”、“相错”、“时行”作为创立《易》学架构的重要法则，揭示了《易》学“通变”思想的精髓;另一方面，他又会通中西算学中的逻辑思维进行逻辑推演，呈现出以数理模式和数理思想沟通《易》理的鲜明特征。
利用“乘方”计算六十四卦的排列组合，以及运用“天元术”、“齐同”，是焦循援入《周易》研究的三个主要数理法则。
可以说，焦循是历史上第一个能运用数理方法研究《易经》之人。
据记载，焦循家每一道门都有对联，对联都是自己撰写，其中贴在大门堂上的对联如此写道：“易学传家，读书执理。
” 焦循依次给孙取名“授易”、“授书”、“授诗”。
从中既可见他以儒家经学承继家学世业的殷切期望，先命名长孙为“授易”，也足见他把《易》学作为传家固业的主要根基。
好学深思 读书执理 博览载籍、博闻强记，善于读书、识力精卓，皆是通儒焦循治学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父母亲、戚良良好教育与学风熏陶下，天资颖悟的焦循自幼就喜读书，爱学习。
三岁时，嫡母教以书数，口授《毛诗》及古孝悌忠信故事;多置纸笔，令临摹写字。
时舅母、表叔王容若，皆以字音反切相授。
五六岁，谢氏并授以唐人绝句诗。
六岁入塾读书，从学于表兄范徵麟，学《诗》，辨别音韵。
当年三月，父佩士始教其吟咏《毛诗》。
十岁前，表叔王容若又授以《诗》和书数，使他习九九，好算学;且常说古孝悌忠烈故事，对焦循忠孝仁义观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十一岁范表兄以爱国诗人编《文章轨范》为蓝本，要求焦循读古文，教他应善于从中寻规律，求大义。
于是他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日后尤偏好文。
族父熊符受循父所托，训导焦循学诗赋，常为他改诗，并授以“六书”之学。
焦循后来以“六书”之假借、转注独辟治《易》途径，当发端于此。
十二三岁时，好为小诗，父教以唐司空图《诗品》，嘱咐循：“作诗必知诗之品。
读《诗品》又必知作《诗品》者之品。
”焦循谨记父训。
十四岁受父亲之教，焦循开始学习撰古文，特善钻研作文之法。
此前除学习诗文辞赋外，已广泛涉猎经史天算地理医农等典籍。
十七岁，应童子试，即取为补学生员。
正是在他复试时，得到督学江苏来到扬州的侍郎赏识，谨记其嘱咐：“识之!不学经，无以为生员也。
”焦循未辜负刘公期望，从此专心学经。
十八岁时又入著名的府城安定书院肄业三年。
从青少年起，焦循就孜孜不倦于博学求知,作诗习文，为后来治学成才打下了坚实基础。
遍览经史子集，兼阅当代学人著作，旁及九流之书，是焦循读书的显著特点。
他也多方求购书籍，以得好书为乐。
焦廷琥《先府君事略》记道：“府君性俭约。
而购买书籍，则必丰其值，不少吝。
”荒岁为购《通志堂经解》丛书，不惜以变卖良田之价银，又亏赖以贤妻脱卖金簪相助，方得此书，传为士林佳话。
此外，焦廷琥言：“府君每得一书，无论其著名与否，必详阅首尾，心有所契，必手录之。
或友朋以著作来者，无论经史子集以至小说词曲，必详读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则手录之。
如此者三十年，所录者盈二尺许。
”可见，焦循不仅广博阅读，也是一个善读书者。
其良好的读书习惯和方法，还表现在教季弟徵上，“读书不熟，必先为解说其义，后分章画段，教以整读、碎读、分读、串读之法”。
读书贵在执理。
“执”指执着，坚持不懈;“理”即精髓要义，真谛所在。
读书执理，焦循身体力行。
首先，读书不随波逐流，勇于有疑而问。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焦循幼时入塾读书，听塾师解说《论语》《孟子》，每按讲章，常疑之不以为信。
他人认为难读之书，如《毛诗·三颂》《尚书·盘庚》《礼记·内则》，焦循偏乐于探索其中。
其次，读书深思熟虑，融会贯通。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焦循常说：“学贵善用思，吾生平最得力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八字。
学有辍时，思无辍时也。
食时、衣时、寝时、行路时、栉沐时、便溺时，凡不能学时，皆当即所学而思之。
”其学术著作《晓庵遗书》《学春秋随笔》《春秋说》《音学五书》《古文尚书疏证》《尚书后案》《古文尚书集注音疏》《历算全书》《赤水遗珍》等四十八部，就是焦循熟读精思、知人论世后的心血结晶。
第三，读书能不懈探索，把握其微言大义、精华要旨。
幼即以好《易》颖悟著称的焦循，在读《易》进而治《易》的道路上，艰辛备尝，以至付出年寿不永的生命代价。
嘉庆十二年(1807)四十五岁时，春三月，焦循“遘寒疾”，重病昏卧垂绝者七日。
他事不复知，惟《周易·杂卦传》一篇往来胸中，明白了析，曲折毕著，平日用力之浅深，嗜好之诚伪，于此时验之。
昏厥醒来，遂一心专于《易》。
为探其真理精义，焦循痴迷执着其中，尽弃科第仕宦之心，不惮寒暑，不与世俗酬接，而于参五错综中，引申触类，豁然贯通，尽改旧稿，更创新篇。
尽管日后身体状态一直不好，脾病时发，并屡发足疾，疾发时痛彻骨，然而他咬牙坚持治《易》不辍。
五十岁时，又作《告先圣先师文》发誓明志，尽屏他务，专理《易》经。
且自立一簿，以稽考其业。
最终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五十四岁时成就《易学三书》书稿。
次年自二月二十日起，焦循手写《雕菰楼易学》四十卷，先《图略》，次《通释》，次《章句》，至九月十二日，写完全帙。
还不时校改之。
数十年学《易》、治《易》，足见其艰辛、勤苦、执着和严谨。
《易》学大著既成，焦循又投入《孟子》的深研与《孟子正义》的撰著中。
在病痛的折磨下，又用十九个月时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辞世前夕，终完成《孟子正义》草稿三十卷约70万言。
《孟子正义》既显乾嘉“朴学”之风，具汉学精于训诂考据之所长，又显微言大义，而具宋学精求义理之特征。
焦循从九个方面淋漓尽致阐发孟子的性善论。
1.人有“四端”，所以人性善。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2.人能知，故善。
3.人可教而明，故人性善。
4.人知情有欲求精妍，故性善。
5.人可使“欲”从自然达至必然，所以人性善。
6.人知尊贤采善，故人性善。
7.人有神明之德，故性善。
8.人知权善变，故人性善。
9.人可“旁通”情欲，所以性善。
他以性、灵、情、欲、德、才、知、智来区别人与禽兽，以赞扬、申明人性之善，明白晓畅，可谓是“善”的宣言。
人生信条 忠厚廉让 在焦循心目中，忠厚廉让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焦家世代重德、修德、厚德不可缺少的家风重要内容。
父佩士公曾对焦循说：“吾家世世以忠厚退让为法。
”循玄祖仰湖公文科，为江都刑房吏，以慈祥仁爱著称，常救无辜于水火之中，清正廉洁，未尝妄受一钱。
高祖震鸣公明旸，行二，为人忠厚礼让，曾与三兄弟析居。
既而诸兄弟疑其产厚，以其多得财产为由，要求再分其产，索承分田补之。
明旸认为自己所得本来就是先人所赐，所以满足诸兄弟所愿，而不与计较。
曾祖父文生公源，性情醇笃，莫与人争。
曾祖母卞孺人，生于富饶之家，幼年惟知作诗及画。
既归循曾祖，诸嫂嫉孺人奁厚，又笑其不能针黹，迫之分家，分以瘠田，且以先世之债委与曾祖。
孺人尽以钗珥偿债。
时仅薄田数十亩，孺人与文生公躬耕自给，并达高寿，子孙林立，家业复旧。
孺人还时以钱谷周恤诸侄，而不念旧憾，亲戚乡邻奉为家范。
祖父鉴千公镜，生性厚实，广施仁爱，从不与人计较得失，甚至以德报怨，深受乡邻爱戴。
焦循《先考事略》引父言云：“吾族自(明)永乐间聚处于湖，分上下两庄，今惟吾屋尚存。
”“(父)指楼屋曰："此嘉靖间物，得不拆者，忠厚退让所积而留也。
" 焦循父佩士公葱，以咯血病，应小试一次，即纳粟为太学生。
予。
族姓亲戚有待以举火者，死丧济以棺敛之费，于孀妇孤子周之尤力。
乾隆三十三年(1768)，岁闹饥荒，出粟救济穷困者。
时焦循六岁，亲见之。
父承祖遗田八九百亩，以施故，家渐落，仍不懈施舍穷人……家既中落，复屡值凶岁，循父乃称贷于人，将到期，卖田以偿贷。
适亲戚有丧事，循父怅然曰：“吾尚有田卖，不可使亲戚无所殡。
”分而予之。
循父性情和易，无疾言厉色，间或有横逆至，受而不报。
居家俭约，衣裘器物，与亲戚朋友共享用，不还者未尝往索，往往至损坏而后归之，也未尝脸有难色。
乾隆四十九年(1784)，循父为自己占卜预测未来，测知自己气数将尽，于是从家中取出多年他人欠自己的“数千金”债务和十几年前买族人房屋的凭据，全部烧掉，凡欠别人的债务一律还清，惟恐子孙日后逼人还债或欠他人之债不还，有失忠厚之道。
(见《先考事略》，《雕菰集》卷二十三) 查阅史料，家族并未传有治家规范要求的完整文本，但焦循父留下了一些治家教子训诫的格言。
如：“昨闻谈科名者，有"敲门砖"之说，谓不必根柢经术，但求涂饰有司耳目，便可骗得。
余为之骇甚!……乃以骗为名，不愿子孙之效之也。
”“学颜子者学其虚心，又当学其立志。
”“可知处己接物，必要正大磊落，不独免为人鄙，亦且免为人疑。
否则不足立名，亦不足保身。
”“读书就正有道，则宜用求，而断绝忮(zhì，嫉妒)心。
”“父子兄弟之间，惟相通以诚，有所疑必使释之，令共见其心。
”“尔辈好作诗，宜细读《诗品》，尤宜学作《诗品》者之人品。
”……父亲的训诫格言，焦循牢记终身，也受用终身。
从焦循玄祖、高祖、曾祖，到祖、父，忠厚退让的家风数代相传，并传承给焦循及其子孙辈。
其中先父佩士公的言传身教更给焦循以深远的影响。
“忠厚退让”，焦循则增一“廉”字，为“忠厚廉让”。
他曾应一位“好读书，，予爱之敬之”的青年所求，书写一联，馈之：“书读秦汉已上，家在廉让之间。
”焦循与人交往，忠心耿直，诚挚质朴，是非分明，且善于引导，诲人不倦。
如焦廷琥言：“府君与人交，不徒在言语仪接不蹈涉虚文，不匿怨而友其人，以故与世疏而真笃之意挚如也。
辨论是非，必正色庄论，务使明晰。
人有所质，必忠告善导之，穷流溯源。
有所叩，则娓娓不倦。
”焦循既明辨是非，坚持原则，又践行厚道，与人为善，对己能多做自我批评，不仅为人如此，为文治学亦如此。
焦循生性俭约，淡泊仕途与名利。
以清廉自束。
嘉庆六年(1801)应乡试获取举人的出身资格，但他却自嘉庆七年会试下第后，不再应和出游，奉母家居、授徒为生，尤读书著书不辍。
总之，以“忠厚廉让”为法，在焦循身上得到了最突出的展现与最切实的践行。
知行诚笃 大儒曾赞通儒焦循：“君性诚笃直朴，孝友最著。
恬淡寡欲，不干仕禄。
居恒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书为事，湖山为娱。
”焦循高足弟子，阮元从弟阮亨亦云 ：“焦里堂先生，学行诚笃，尤精推步(按古称推算历法)之术。
四十外足不入城，筑雕菰楼，藏书数千卷。
著《北湖小志》《雕菰集》《易学》《孟子义疏》行世。
”所谓“君性诚笃”、“学行诚笃”的赞语与焦循终生为之信守和践行的“知行诚笃”相一致，并是其形象性格、卓行和精神的生动诠释。
而“知行诚笃”，则为其家风极为重要的内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焦循一生除青壮年时期应岁考、乡试、多次往来于扬州、泰州、南京之间外，曾于乾隆六十年(1795)、嘉庆元年(1796)、五年、六年、七年，即33岁至40岁时，接受先后任浙江学政、巡抚的阮元邀请入幕参予衡文校士、编书等务，而二往山东、七游浙江;嘉庆七年参加会试一上京师。
多次出行和览游这段宝贵的人生经历与实践活动，极大开拓了胸襟和眼界，使焦循对文化典籍、历史传说、山川地理、人文风俗、民族状况、社会现实多所了解;同时也因此广交了文人学士、同道师友，切磋诗文，探讨学术，相互促进，大有裨于自身学术的精进，而成就了部分著述，又即兴赋下不少诗词文篇章，更为他今后从事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焦循尝说：“循往年家居，每岁诗不过数首，去年游齐鲁，半年得诗五十首，今游吴越，半年得六七十首。
盖山川旧迹与客怀相摩荡，心神血气颇为之动，动则诗思自然溢出。
境与时不同，则诗思亦异。
” 至于精研以《易》学为首要代表的经学，兼治他学，并立足、执着于通经明道、著书立说，以达“经世致用”，则无疑是焦循“知行诚笃”的核心要义和集中体现。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经学家焦循深知文章的重要功能、作用，而特把研治经学之文提高到压倒一切文章的地位。
他说：“文何用?有用之一身者，有用之天下者，有用之当时者，用用之百世者。
科举应试之文，用之一身者也;应酬交际之文，用之当时者也。
二者之于文，皆无足重轻。
若夫朝廷之诰，军旅之檄，铭功纪德之作，兴利除弊之议，关于军国之重，民物之生，是文之用于天下也。
然必仕而在上，有才艺足以达者任之。
布衣之士，穷经好古，嗣续先儒，阐彰圣道，竭一生之精力，以所独得者聚而成书，使《诗》、《书》、六艺有其传，后学之思，有所发，则百世之文也。
”这是焦循一生探《易》理、治经学、安身立命学以致用的形象写照。
焦循的一生，欣逢清代学术繁荣的鼎盛时期。
其用功勤勉，不懈于学，著作宏富，经史子集皆多涉及，诗词歌赋都有所作。
据学者基本统计，著述达九十一种，多至四百五十余卷，约六百万字。
在经学、文学、史学、数学、医学等领域均取得杰出成就，而以经学、数学、曲学成就最为显著。
焦循对其子孙能够传承并弘扬焦氏祖传家风的希冀，在其暮年愈加强烈迫切。
嘉庆二十四年(1819)，焦循于枕上作七律：“梦中亲友未凋零，笑语方温梦又醒。
鬓雪半因陈籍白，眼花时共远山青。
烈风窗外鸣鸦鹊，活火铛边煮术苓。
且喜雏孙初学咏，吟声不与岁华停。
”幼孙吟声不断的景象，蕴含着他对“书香”延续，家学后继有人的期待和喜悦。
次年七月二十四日，自感不久辞世的焦循，呼子廷琥于榻下，谆谆嘱以后事。
曰：“吾之病不能起矣。
汝宜绩学，子孙宜读书。
惜诸孙尚未成立。
然长孙授易年十四，粗习属文之法;次孙授书年十一，吾教之作文，作试贴，伊亦稍稍能领会;三孙授诗尚幼;俱宜教诲之，使勿坠先业可也……” 《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作为焦氏祖训、焦循家风的精义蕴含，也是中华民族古代家风宝库中的精华遗产，值得后人批判地继承与弘扬。
随机文章武则天被逼退位！李显却不清算她还天天上门请安汉武帝马邑之谋之后世界徒手攀登失手频发,男子从20米高悬崖掉下摔成粉碎金钱活门蛛有毒吗，金钱活门蛛值多少钱/值不值得饲养飞机遇到气流危险吗，有坠机的风险/只要合理操作都能逃出生天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北畠显家：日本南北朝时期的少年将军与“花将军”
他不仅是当时公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更以其“花将军”的美誉，成为了后世传颂的英雄。
一、出身显赫，年少有为 北畠显家出身于村上源氏庶流北畠氏，其父北畠亲房是后醍醐天皇的近侍，与万里小路宣房、吉田定房并称“后三房”，在朝廷中地位显赫。
显家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不仅学识渊博，而且酷爱军事，尤其喜欢研读《兵法》。
17岁时，显家被后醍醐天皇任命为镇守府将军，镇守陆奥，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二、勤王抗敌，屡建奇功 北畠显家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在勤王抗敌中的卓越表现。
建武元年（1334年），权臣足利尊氏在镰仓起兵造反，兵锋直指京都。
显家闻讯后，立即率领奥州兵南下勤王，与新田义贞、楠木正成等将领并肩作战，大败足利军，迫使足利尊氏逃往九州。
这一战，不仅彰显了显家的军事才能，也为他赢得了“花将军”的美誉。
此后，显家多次率军讨伐足利尊氏，屡建奇功，成为后醍醐天皇的得力助手。
三、风林火山，阵旗独树 在讨伐足利尊氏的战争中，北畠显家还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战术——以“风林火山”为阵旗。
这一战术灵感来源于《》中的“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显家将其巧妙地运用到了战场上，取得了显著的战果。
这一战术后来也被的武田信玄所借鉴，成为了日本军事史上的一段佳话。
四、悲壮结局，英年早逝 然而，北畠显家的命运却是悲壮的。
建武五年（1338年），显家再次率军南下讨伐足利尊氏，虽然一开始获得胜绩，但由于长途奔袭，兵疲马困，最终在和泉国堺浦的石津之战中败北。
显家力战而死，年仅21岁。
他的英年早逝，不仅让后醍醐天皇痛失爱将，也让后世无数人为之。
五、后世传颂，英名永存 尽管北畠显家英年早逝，但他的英名和事迹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他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年轻有为的形象，成为了后世传颂的英雄。
他的“花将军”美誉不仅是对他英俊外貌的赞美，更是对他英勇善战、忠诚爱国的肯定。
在北畠显家去世后，他的事迹被后人不断传颂和演绎，成为了日本历史和文化中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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