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创作过程:诗经是在何时产生的?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千问解读】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 用的也是《诗》,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
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产生年代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
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仅存的史诗。
关于《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成王之世诗。
朱熹认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
”但均认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诗。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创作者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
这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占据诗经的多数部分,如十五国风。
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构成了诗经的另一部分。
《尚书》记载,《豳风·鸱鸮》为所作。
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
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周族在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
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正如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
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
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传承历史 据说春秋时流传下来的诗,有3000首之多,后来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诗有目无诗)。
孔子编纂诗经之后,最早明确记录的传承人,是“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他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其传诗。
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
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流传,而今只剩外传10卷。
现今流传的诗经,是毛公所传的毛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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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血战怛罗斯,唐朝真的有10万大军参战吗?
经过了几十年的经营,唐朝在西域站稳了脚跟,后来又设置了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
当时唐军在葱岭以东有常驻军队,如著名的便是唐军军城,精锐的安西军活动范围在葱岭之外,具备远征中亚地区的能力。
图源:地球知识局 葱岭之外有唐朝设置的都督府,如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河中地区)分布的昭武九家便是如此。
兴起后,其呼罗珊军团也不断向河中地区渗透,唐朝扶持的突骑施部队与呼罗珊军团多有交战。
后来建立,其精锐主力就是以呼罗珊军团为核心的;而突骑施因为骚掠安西的原因,被唐军出兵打残;河中地区的交锋转为阿拉伯和唐军之间的直接对抗。
750年,远征河中地区的朅师国和石国,战后石国一位王子向阿拉伯帝国求援,将其引入河中地区,计划“共攻安西”。
安西都护府得到河中地区拔汗那国发出的情报后决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
一:兵力对比 751年,高仙芝统率安西军出发了,关于其率领部队的人数,中外史书有不同的记载,现分列其下。
阿拉伯人伊本·艾西尔所著的《历史大全》是这么记载的: 本年,费尔干纳的伊赫西德与赭石国王反目,伊赫西德遂向中国求援,中国国王派遣十万大军支援。
穆塔海尔·麦格迪西的《肇始与历史》一书中的记载是: 阿布·穆斯林派齐亚德镇压了布哈拉起义之后,继续挺进,征服了河外地区的城镇和乡村,一直打到怛罗斯和伊特莱赫。
于是中国人出动了,发兵十万余人。
可见阿拉伯史书的记载很一致:唐朝出动了约十万大军。
我国史书中的记载有: 《》: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仙芝率兵二万深入;《》: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通鉴考异》引[唐]《段秀实别传》:蕃汉六万众;《通典》: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
以上说法兵力数字相差极大,我们一一分析。
首先,唐朝采用的是度,各节度使兵额都是固定的,安西等地远离唐朝核心区,军人及军资都需要内地供养,因此养兵代价极大,故而兵额只有两万四千人。
这是正规唐军的数量,此外唐朝在当地征战还可征发部落军参战。
因此《新旧唐书》所载的二万人应当指的是高仙芝所统领的正规唐军的数量,而《资治通鉴》所载的蕃汉三万众指的是此次出征唐军及仆从军的总数。
至于六万众可能是号称的数量,而《通典》所载的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则为夸张,因为当时该书并列记叙的几次唐军败仗同样也是严重夸大唐军损失的。
而阿拉伯人所称的十万大军就过于玄幻了,唐军加上仆从军真有这么多人的话,后勤就先吃不消了。
为什么说二万唐军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呢? 首先,唐朝在西域正规军一共四万四千人,但高仙芝不是北庭节度使,无法征调北庭军;安西军兵额两万四千人,征发两万人作战已经是能够出动的最大兵力了。
这一点从安西历次出兵记录上也可证实,如张孝嵩时期出兵帮助葱岭以西的拔汗那平叛,兵力是万余人;帮助葱岭以南小勃律抵御兵力为四千人;高仙芝先前出兵小勃律,兵力为步骑一万人。
而带两万名唐军出战,实际上已经是有记载的安西军出兵的最大记录了。
而且,大家也要明白,唐军出征昭武九姓地区是远征作战,直线距离就达1000公里左右,途中还要翻越葱岭地区,兵力过多的话,当时的后勤也无法保证。
其实别说唐朝时期自远征中亚了,就是清晚期自内地收复新疆,其实真正进入新疆作战的也只有两万名精锐而已。
而以时代远征为例,从内地带来的大军,总兵力自然比高仙芝统率的要多,但在葱岭以西作战,他也只不过选精卒万、骑三千袭之而已,而且还是突袭作战,因为那里无支撑大军长期作战的条件。
因此,高仙芝所带唐军两万问题不大,加上仆从军为三万之数。
那么齐亚德所率的阿拉伯呼罗珊军团有多少人呢? 现在网上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二十万人,实际上无论我国史籍还是阿拉伯史籍都没有记载参战的阿拉伯军队有多少人。
这个二十万的出处为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其被外网引用后又被“出口转内销”,认为是有外网文献支撑的。
其实我们现在无法判断阿拉伯军团到底出动了多少人,只能进行最大程度的猜测。
前文讲述,呼罗珊军团为阿拔斯王朝的立国之军,打下了帝国大部分版图后,其军队主力一部在叙利亚;另一部则在呼罗珊大本营。
当时阿拉伯人的势力已经延伸到了昭武九姓地区,751年布哈拉(安国范围内)爆发了三万人参加的起义,呼罗珊军团派齐亚德为先锋前往镇压,但是战事并不顺利,此后阿拉伯从安国借调了万人之兵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由于齐亚德率领的是先锋军,而且战事一度不利,后来呼罗珊肯定有所增兵;而从其能从安国调兵来镇压当地民众叛乱来看,当地民众对阿拉伯统治多有不满,但王族则是被其控制的,而且也能调兵。
之后石国向其请援,既然拔汗那所报曾有“共攻安西四镇”的情报,那么其兵力应当不再少数,起码阿拉伯军队至少有数万人之众,在加上能征调的数万人当地兵力,其总兵力应有十万人以上。
也正因为敌情比较严重,高仙芝才亲率安西唐军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额兵参战。
据穆塔海尔·麦格迪西的《肇始与历史》记载: 赛义德·本·侯梅德在怛罗斯城固守,阿布·穆斯林坐镇撒马尔罕,而大批将领和招募来的兵士聚集在赛义德那里。
也就是说,当时的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斯林已经得知了情况,并非常重视,自己坐镇撒马尔罕,而该地便是昭武九姓的核心地区。
因此阿拉伯军队的部署是以赛义德在怛罗斯城固守,这里聚集了大批将领和招募来的兵士;另一部阿拉伯军队是齐亚德率领的部队,他将和唐军进行野战。
而阿布·穆斯林则坐镇撒马尔罕,这里距离怛罗斯的直线距离有400多公里,乍看上去不近,但是请注意,这里是平原地区,而且盛产良马,几天内就可抵达。
二:血战怛罗斯 高仙芝部队的部署是围攻怛罗斯城,前面提到该城聚集了大批将领和招募来的兵士,而且还是唐军从未大规模接触过的阿拉伯军队,因此短时间内无法攻下。
而齐亚德率领的援军抵达后,高仙芝又分出一部兵力应对。
具体的战役过程,记载很少,我们只能根据有限记载进行推测。
首先,能确认的是两军相持五日。
这五天之内,唐军一方面攻城,另一方面野战,但是没有被击败;同时,唐军也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
这说明,阿拉伯军队尽管以逸待劳,具备兵力优势,而且还是国内最精锐的呼罗珊军团,但是也只能打个平手。
前线作战不能速决,坐镇撒马尔罕的阿布·穆斯林必然要做出反应,其除了继续调集兵力前往怛罗斯外,必然也展示了自己笼络策反的老技能,针对唐军中的葛罗禄部做了工作。
葛罗禄部皆为骑兵,肯定不可能参与攻城任务,而是与唐军一部在城外与阿拉伯军队野战。
阿拉伯军队的数量高于唐军肯定是没问题的,而葛罗禄部绝对是跟阿拉伯军队做了联系的,因为史书明确记载了葛罗禄部是跟阿拉伯军队夹攻唐军。
唐军本来处于兵力劣势,而且还要分一部围城,葛罗禄部叛乱后,唐军阵型将出现非常大的缺口,而这个缺口是根本没有预备队填充的,葛罗禄部叛变后,还加入到了围攻唐军的阵列中,更加剧了唐军的兵力劣势。
很明显,唐军支持不住,终于被打败。
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明确记载,高仙芝军最后所剩数千人。
安西军编制总兵力两万四千人,战马为两千七百匹,由于其步兵皆有马,因此机动能力较强。
但是要知道步兵有马,作战时却要下马作战,与真正全套装备的骑兵是完全不同的。
安西军此次出战绝大多数骑兵应该相随。
而最后安西军突出来数千人,其主要应当是骑兵及少数骑术好的步兵,而损失的大部分为攻城步兵和列阵步兵。
因此判断葛罗禄部叛变后,与阿拉伯军队夹攻的可能是唐军的步兵阵列,唐军真正的骑兵数量并不多,此时无法彻底扭转战场形势,将领们只能先率精锐骑兵突围,唐军野战部队溃败后,攻城步兵遭到城内城外阿拉伯军队及葛罗禄部的夹击,必然也无法支撑。
唐将多为骑兵出身,因此高仙芝、李嗣业、段秀实等将领基本都突了出来,高仙芝称:吾方收合馀尽,明日复战。
这说明高仙芝认为这场仗本不应该败,心里不服气;而收合馀尽,说明唐军精锐骑兵大部应该是出来了,这是他想要明日复战的本钱。
但冷静来看,唐军步兵大部已经损失,葛罗禄叛变后阿拉伯人必然已知唐军虚实,以几千名突围骑兵再进行大战,胜利的希望确实不大。
因此李嗣业说:将军深履贼境,后援既绝,而大食乘胜,诸胡锐于斗,我与将军俱前死,尚谁报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岭以为后计。
到达白石岭后,地势比较险要,唐朝盟军拔汗那的辎重部队堵塞了山谷,李嗣业大怒之下: 手梃鏖击,人马毙仆者数十百,虏骇走,唐军这才顺利通过。
怛罗斯之战,唐军本部人马一共两万人,最终突围数千人,而且主要将领全都安然无事。
而阿拉伯军队占据了地利优势、后勤优势、兵力优势,甚至还有策反成功葛罗禄部使得其夹攻唐军的优势。
但这种情况下,依然未能全歼两万名唐军。
从这些条件来看,阿拉伯军队这仗打得并不算漂亮的,有些像二战时期的。
英军本就具备了极大优势,德军中还有不靠谱的意大利盟军,但实际上英军并未歼灭德军主力,获得的战果跟已有的实力是不相配的。
就怛罗斯战役来说,阿拉伯军队未能全歼唐军,至少说明其战力及指挥是有问题的;而唐军在怛罗斯战败后,数千人在葱岭以西,距离安西龟兹镇直线距离就有上千公里,阿拉伯军队为什么未能成功追歼残敌呢? 原因或许有两个,第一:阿拉伯军队的指挥官实在太愚蠢;第二:阿拉伯军队及当地仆从军尽管战胜,但却也损失惨重,无力追击。
呼罗珊军团为阿拔斯朝的立国之军,将领们应该不至于水平太低,更可能的是第二种原因。
也就是说唐军此战虽然损失了一万余人,但也重创了阿拉伯军队及诸胡势力,虽败,但是也让敌人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这从战朝对高仙芝、李嗣业等人的处理也能看出来。
高仙芝调离了安西岗位,但却被授予更为重要的河西节度使之位,只是由于河西军希望留安思顺为节度使,于是朝廷才改封高仙芝为右羽林大将军,这可是北衙的高级统帅。
而李嗣业因高仙芝“表嗣业功,进右金吾大将军,留为疏勒镇使”,也升官了。
可见,至少在看来怛罗斯战役并非毫无价值,因此对参战将领们不进行处罚,反而加官进爵。
三:战后余波 怛罗斯战役是唐朝正规军和阿拉伯正规军之间的一次大规模碰撞,很多人认为此战唐军的战败使得其彻底退出了中亚的角逐,并无限拔高了怛罗斯战役的影响。
实际上,此战无论对于唐朝来说还是对阿拉伯帝国来说,都谈不上十分重要。
无论是阿拔斯朝的哈里发还是玄宗,都没有对此战有什么特别表示;伊本·艾西尔所著的《历史大全》记载了此次战役,但需要说明的是《历史大全》这本书通常将某一年度重要的事件单独记叙,而其他的事件则并列一起讲述。
对于阿拉伯帝国东北方向的这一场战事并没有被认为是特别重要的事件,本年度其自认的较为重要的事件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五世率军进攻小亚细亚,并威胁到了上。
而新旧唐书对于此战的记载也局限在几关人员的传里面,甚至《新唐书》高仙芝传只字未提,其影响也不是很大。
至于一战损失一万多唐军,实际上在唐朝对外征战历史上算不得什么,比这个损失更大的败仗还有很多。
而且盛唐时期的恢复力是极强的,安西四镇很快便恢复了元气,短短两三年后,继西节度使的封常清便率领安西军征讨大勃律和播仙,并取得了胜利。
那么重新补充的安西军战力还有之前那么强悍吗?答案是肯定的。
爆发后,李嗣业率五千名安西军回师平叛,见到他后高兴地说: 今日卿至,贤于数万众。
事之济否,固在卿辈。
在收复长安一战中,李嗣业袒持长刀,大呼出阵前,杀数十人,阵复整。
步卒二千以陌刀、长柯斧堵进,所向无前。
嗣业出贼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昃,斩首六万级,填涧壑死几半,贼东走,遂平长安。
要知道,李嗣业他们打得是安史强军,这等战绩令也极为钦佩,称为: 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
此时距离怛罗斯战役不过短短六七年时间,可见在战后安西军的实力确实是很快恢复了的。
而唐朝势力真正退出昭武九姓地区便是在安史之乱后,因为李嗣业等率安西精锐回师,留守唐军只能自保,而无法对外辐射影响力了。
为什么昭武九姓在怛罗斯之战后依然对唐臣服,而在怛罗斯之战时却倒向阿拉伯帝国呢? 我们前面提到,阿拉伯对于昭武九姓地区的渗透早就在进行了,甚至高仙芝出兵的时候其地很多国家已经被阿拉伯攻灭。
但是高仙芝出兵石国,随后又镇压当地民众的行为使得其反而倒向了阿拉伯一方。
前面分析,阿拉伯呼罗珊军团在怛罗斯之战中遭到了重创,同时昭武九姓当地仆从军也损伤不小。
由于当地较为富裕,阿拉伯军队开始以战养战,大肆劫掠昭武九姓地区。
穆塔海尔·麦格迪西的《肇始与历史》一书中的记载是: 阿拉伯军队占领了他们的主要军事基地,进军布哈拉,降服了河外地区的国王和首领们,将他们斩首,并掳走他们的子孙,抢去他们的全部财产,他们不止一次地将俘虏五万人、五万人地渡过河去(掳走)。
阿拉伯人残酷的掠夺使得昭武九姓,其中一些国家再度向唐朝派出使者,表示效忠,唐朝在中亚的影响力依然很强。
如天宝十载(751年),(火寻国)君稍施芬遣使者朝,献黑盐;宝应(唐肃宗)时复入朝;天宝十一载(752年),东曹王设阿忽与安(国)王请击黑衣大食,玄宗尉之,不听;宝应(唐肃宗)时,石国遣使朝贡;天宝十三载(754年),拔汗那王忠节遣子薛裕朝,请留宿卫,习华礼,听之,授左武卫将军; 非常有意思的是,唐朝没有应准昭武九姓要求出兵攻击阿拉伯帝国的请求,后者却也遣使来长安交好。
天宝十四年(755年),黑衣大食遣使苏黎满献方物,拜果毅,赐绯袍、带。
安史之乱爆发后,无论中亚地区国家响应唐朝号召,派兵平叛,唐肃宗时,吐火罗与西域九国发兵为天子讨贼,肃宗诏隶朔方行营。
而阿拉伯帝国也派兵助剿,史载“代宗取其兵平两京”,后来还“遣使者含嵯、乌鸡、沙北三人朝,皆拜中郎将,赉遣之”。
因此怛罗斯之战后阿拉伯帝国和唐的关系并未恶化,反而比战前的交流更为密切;而昭武九姓也没有在战后彻底倒向了阿拉伯,而是依然回归了向唐朝交好的路线。
唐朝爆发安史之乱后,阿拉伯和昭武九姓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还派兵万里助剿,可见其当时的关系。
只不过无论唐朝自己还是阿拉伯帝国都没想到的是,安史之乱的规模和破坏力是非常巨大的,这场叛乱并未彻底平定,反倒是埋下了唐朝内地的种子。
自此唐朝不仅无法整合内地的全部力量,而且还要消耗相当大经历去对付地方势力。
边境军队的全面收缩使得吐蕃再度崛起,断绝了唐朝内地和西域的联系,西域唐军仅能自保,而无力再在葱岭之外施展影响力了。
最后我们也交代一下怛罗斯之战作战双方将军们的结局。
唐朝这边,高仙芝和封常清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不久就被唐玄宗自己斩杀了;而李嗣业率安西精兵回师后,在作战中负伤,但仍坚持作战,结果伤口崩裂而死; 阿拉伯这边,怛罗斯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齐亚德在战后不久便跟阿布·穆斯林发生了矛盾,结果人头被砍下来送到了哈里发那里。
而阿布·穆斯林本身功高震主,而且掌握了帝国最精锐的军团。
这让阿拔斯朝的第二任哈里发非常不放心。
754年,阿拉伯发生了阿卜杜拉·阿里叛乱,阿布·穆斯林率军讨平;之后,哈里发曼苏尔试图通过调阿布·穆斯林任埃及总督,来达到削藩的目的,但其不从;755年,借着阿布·穆斯林到都城的机会,哈里发以谋反之名将其斩杀。
多说一句,高仙芝被自己的皇帝斩杀的时间是756年的1月24日,两位名将的死可谓是前脚跟着后脚,而且都是死于本国皇帝之手。
不得不说,历史有时候真的是极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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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这首七言诗,为什么是中国的最后一首“唐诗”?
唐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璀璨的一颗,时涌现出许多流传千古的诗人,他们将自己的一生都写入了诗歌里。
后来虽然也出现了宋词和元曲,但是直到今日,有的人还是更加喜欢充满意境美的唐诗。
而我国史上最后一首 “唐诗”《题龙阳县青草湖》却是由元代不知名的诗人所写,它也成为了唐诗史上的。
这首诗的作者是元代诗人唐温如,他本是一位不知名的诗人,空有一腔文人热血却不想走入的仕途。
于是他就去各地游山玩水,真的是应了他的名字,温和地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题龙阳县青草湖》这首诗一共有四句: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而专家们之所以将这首来自元代的诗看作是“唐诗”,主要是因为唐诗的美在于意境。
而这首诗恰恰体现了唐诗的这个特点,此诗是唐温如在游山玩水的时候写下的,显然是一首记游诗,意境非常唯美浪漫,笔调极其空灵,有诗仙的感觉。
唐温如给世人描绘了一个真实又梦幻的童话世界:坐船游于的洞庭湖上,感受着飒飒秋风的吹拂,想着一夜催老湘君的传说,读者好像跟随着诗人进入了银河般的洞庭湖上泛舟。
唐朝很多诗人都借着自己的诗歌抒发生不逢时的愤懑,唐温如也正是如此,正是因为这些共同点,所以《题龙阳县青草湖》虽然是出自元代的不知名诗人之手,但它依然可以成为唐诗最后的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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