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古已有：唐太宗舟水之论并无创新
【千问解读】
古人所云：“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是总结夏、商纣因失去民心而使“以七十里亡夏、周文王以百里亡商”的历史，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孟子的这一论断，又为其后历代的史实所一再证明，实为百代不易之定论。
前人的古训流传至今，已成为世人熟知的常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然而这一“常识”实在非同小可，切不可。
民心之向背，关乎国家兴亡、治乱盛衰，历代明君贤臣对此多有论列，无不以为“民心国之命脉也，国家之安危系焉”。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年，时去“商纣之亡以民”的殷鉴不远，封蔡仲为诸侯时，就满怀忧惧地告诫蔡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意思是说，上天对于人并没有亲疏，唯有有德者才能得到上天的辅祐;民心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只有不断地给他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对你心怀感念。
这是西周早期最高统治者惩前毖后，念念不忘“商亡以民”的前车之鉴，时刻牢记“周革商鼎”的成功经验，视民心为万世永赖之基。
降及春秋，诸侯之强弱全仰民众之聚散、民心之向背，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不争之实。
因此，凡欲强其国、成就霸业的君王，对于如何争得民心就更加关注。
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曾问其谋臣：“王者以何为贵?”管仲回答说：“贵天。
”齐桓公听后，遂仰而视天。
管仲连忙解释说：“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
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
《诗》云：‘人而无良，相怨一方。
’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齐桓公纳其言，遂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现今所存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安民则惠”、“安民而宥宗卿”、“爱民而已”、“仁民而爱物”、“恤民为德”、“恤民不倦”一类的议论，可谓是俯拾皆是。
其中，脍炙人口的就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整个封建时代，孟子此语一直是励精图治者的座右铭。
到了，“贵民”之说又发展成为“民本”思想。
如《淮南子》载：“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
”将“民”视为国家的根本。
《刘子》“贵农篇”载：“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
民恃衣食犹鱼之须水，国之恃民如人之倚足。
鱼无水则不得而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国失民亦不可以治。
”生动地阐明了国与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汉代全面论述“民本”思想的典籍，当属所作《大政篇》。
在这篇文章中，贾谊提出：为政之道，要以民为本，“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为政之道，要以民为命，“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
为政之道，要以民为功，“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故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
为政之道，要以民为力，“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
故吏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
归纳以上四个方面，贾谊断言：“夫灾与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
针对当时人们迷“天人感应”的情况，贾谊在其断言之后，又写下“呜呼!戒之!戒之!”予以强调。
概括为政之道，贾谊得出结论说：“夫民者，万世之本也。
”根据这个结论，贾谊告诫为政者，为政之要，须切记“民不可欺”、“民不可不畏”、“不可与民为敌”，应时刻以“敬士爱民”为怀。
他说：“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
夫愚、智，士民命之也。
”指明了怎样做是愚蠢的、怎样做是聪明的，而且到底是愚蠢，还是聪明，要由百姓说了算。
最后，贾谊又举述尧、舜、禹、汤以爱民治天下的经验，桀、纣以虐民失天下的教训，指出：民本不可轻，“轻本不祥，实为身殃”，并大声疾呼“戒之哉!戒之哉!” 贾谊身处西汉文、景之治的盛世，而能居安思危，以“民本论”来发聋振聩，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贾谊的“民本论”，其说不可谓不精，其理不可谓不明，其情不可谓不真，其意不可谓不切。
然而，其后的为政者，往往不能信而从之，履而行之。
自西汉以后，朝代更迭，江山，多少顶皇冠落地，多少人黄袍加身，历史将“民乃万世之本”的镜鉴研磨的更加明亮。
汉代以降迄于隋唐，其间，虽有时骆统所言“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谢渊、谢宏等所陈“国以民为本”;陆凯所论“民者国之根也”;唐贞观时，太宗君臣有四次舟水之论，引古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来规诫警醒自己。
然而，多是旧语，并未有所发明。
直至北时期，去汉朝文、景之治一千一百多年以后，名臣石介目睹当时的内忧外患，追考历代史实，再次对“民本”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
石介在其给宋仁宗所上《论根本策》的奏议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善为天下者，不视其治乱，视民而已。
民者，国之根本也。
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
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
”揭示了民心之离否，与天下治乱的关系。
然后，又深刻地分析了“天下国家”的本质。
他说：“人皆曰天下国家，孰为天下?孰为国家?民而已。
有民则有天下、有国家，无民则天下空虚矣，国家名号矣。
空虚不可居，名号不足守。
” 进而他又对民与天下存亡、国家盛衰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自古四夷不能亡国，大臣不能亡国，惟民能亡国。
”因为，“民，国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叶存者”。
他列举历史上的教训：“桀之亡以民也，纣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
”怒斥以往的“昏君庸主，不知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以草莽视民，以鹿豕视民”，最终招致民众离叛、天下国家倾丧的恶果。
同时，他还举示了民心可赖的历史经验。
虽然，“汉有平城之危、诸吕之难、七国之反、之夺”，但是“汉终不亡”，因为“民心未去也”。
尽管“唐有之变、禄山之祸”、“诸侯之叛”，而“唐终不亡”，原因也在于“民心未去也”。
他究其根由说：“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国，民心尚在也。
”由于“、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结民心之固”，即汉、唐之初都有一套得民心的政策，虽，而民思汉恩未已，所以“光武乘之中兴”;武氏、、诸侯之乱，“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所以唐朝终于支撑了近三百年。
综合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石介得出了以下结论：“民之未叛也，虽四夷之强、诸侯之位、大臣之势，足以移国、足倾天下，而终不能亡也”;“民之叛也，虽以百里、虽以匹夫，犹能亡国”。
据此，石介诫劝最高统治者，“不敢侮于鳏寡，不可以匹夫待民”，希望宋仁宗洞察历史明鉴，深晓“民乃根本”之理，永存“养民”之“爱心”，采取“择郡县守令”、“省差役、罢支移、停贡献”，“抑兼并、斥游惰”等政策，以“息民之困”来巩固民心，从而实现天下国家的长治久安。
石介的这篇《论根本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可以说是前越古人、后无来者的精彩篇章。
在石介之后，及元、明、清三代，将近八百年的时间里，凡论及“民本”的文章，多是只言片语、支离破碎，无一可取，而没能出其右者。
虽然亦有人曾经尖锐地指出：“人心有神，非可文欺。
真德实义可以系其心，而非虚词矫情所能诱;深仁厚泽可以感其心，而非小术浅惠所能留。
”但是，远不及石介《论根本策》系统、完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虽然有孟子、贾谊、石介等有识之士，对“民本”思想作了精辟的阐述，虽然也有一些明君贤臣十分重视“民本”与“民心”，“民本”思想亦可谓是，但是，历代最高统治者中，时常会有人将孟子、贾谊、石介等有识之士的议论，终归是皇帝，庶民终归是庶民，天子总是万岁，百姓只能山呼，其结果总是不以前车为鉴、重蹈覆车之辙，总是一朝一代地让后人哀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时至今日，中国古代“以民为本”的思想并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因此，回顾并以便继承与发扬古人的思想精华，仍然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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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吃喝风”：盛世大唐是唐玄宗李隆基一家吃垮的？
最后一个国君，《烈女传》上说，他“为酒池可以运舟”，令三千人作牛饮，“醉而溺死者，妹喜笑之以为乐”。
可是，兴师问罪，夏亡商兴。
末年，商纣步的后尘，在沙丘大筑苑台，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奔其间，作长夜之饮。
的行为使民怨沸腾，诸侯叛离，终于为周武王所灭。
唐玄宗也是一个骄奢淫逸的，据《明皇杂记》记载，他的几个女儿都非常讲究吃喝，为此特地派了一个李思艺任“检校进食使”，专门管理她们的吃喝。
“水陆珍馐数千，一盘之费，盖中人十家之产”。
杨贵妃的父母兄妹，更是，凡豪华御食，以及国外进贡的珍稀美味，均赏赐给等人，“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
一个好端端的“盛唐”景象，就这样在奢华中衰败下去。
中国古时候的“打秋风”：明清官场公开的敛财怪象
她最后得了送的二十两赏银，满意而归。
“打秋风”说白了就是利用各种关系、巧立名目向他人索要财物。
至于为何称之为“打秋风”，却是众说纷纭，源头已难以考证清楚。
戏曲家的《》中，尚未发迹的书生柳梦梅曾称“你说打秋风不好, ‘茂陵刘郎秋风客’，到后来做了”。
这不过是戏谑之语，虽然明清时期人们也称“打秋风”的人为“秋风客”，但实际上“打秋风”与茂陵刘郎（）毫无关系。
根据清人考证，早在大书法家米芾的书札中就出现过“抽丰”二字，意思是指看到别人家丰裕而去索要钱物（“盖彼处丰德,往抽分之耳”），因此也称为“分肥”、“抽分”。
大概是因为“抽丰”与“秋风”音近，明清时期民间开始称“打抽丰”为“打秋风”，以显得更为委婉、风雅一些。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打秋风”的说法最初可能是源自于士子游走公卿权贵募敛财物的行为。
五代王定保所著《唐摭言》中，曾记载有一个名叫李敬的仆佣，因为其主人科场不顺而生活穷困，他的朋友劝他换个官场得意的主家，以便也能够跟着四处“打风打雨”。
这里的“打风打雨”，说的就是唐代参加考试的士子，大多会在考前奔走于权贵公卿之门，既是为了托关系以求得推荐，同时也有不少生活窘迫的士子借机募取一些生活费。
“风雨”与“丰裕”同音，因此“打风打雨”就是“打丰裕”。
到了明清时期，不少衙役往往在入秋后以做棉衣为借口向富户敲诈钱财，“打风雨”也就被称为了“打秋风”，甚至当时京城民间俗语中还将“打秋风”与“撞太岁”并举，称巧借名目索取钱物为“打秋风”，依仗官府权势敲诈为“撞太岁”，两者叫法不同，借口索取财物的目的则一。
，泉任苏州知府时曾在衙门口贴有一副对联：“相面者、算命者、打抽丰者，各请免见；撑厅者、铺堂者、撞太岁者，俱听访拿”，将“打秋风”和看相、算命等招摇撞骗等同看待，由此可知，“打秋风”名虽雅致，其实却并无半点风雅可言。
形形色色：明清社会的“打秋风”怪象 明清时期，官场、民间“打秋风”的陋习一度盛行。
清代风流才子李渔，诗词戏曲俱有文名，但是科举屡次失利，为了维持家人体面的生活，早年间就开始奔走于权贵富户之家，依靠募取馈赠维生。
初年，李渔组建了一个家庭昆曲戏班，日常开销甚巨，更是常年带着家眷来往于苏杭、金陵，以各种借口索取财物，有时甚至在友人家一住数月。
按照李渔自嘲的说法，是大半生“终年托钵”、“卖赋以糊口”，其实就是四处“打秋风”，他自称“打秋风”的足迹“几遍其二”，堪称是古往今来最出名的一个“秋风客”。
与民间“打秋风”陋习相比，明清官场上往来奔走的“秋风客”，不仅数量更多，“打秋风”的名目也是层出不穷。
清人萧奭在《永宪录》中描述当时官场“打秋风”的“盛况”说：每当有官员外放任职，就会有昔日的老师、同门、亲朋等各类人等络绎来访，名为拜会探望，实则只是为了上门索取一些馈赠。
风气所至，明清官场非但不以“打秋风”为忤，反而成为了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
地方官员上任后需要应付各类“秋风客”，未上任之前则可以四处“打秋风”，借机敛财。
例如，十八年，会试高中，当年返回湘乡老家后就开始外出四处拜客，名义上是向各地亲朋故友报喜，主要目的还是按时俗到处“打秋风”。
据日记所载，道光十八年年底到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曾国藩一共外出四次，拜访的对象形形色色，既有各地曾氏同宗、亲朋故旧，也有本地地方官员与乡绅，还有不少外地的湘籍客商，遍及湘乡周边十余州县，拜访过的人家达到一千二百人之多，共计获得各家馈赠折合白银将近1500两，可谓收入颇丰。
此外，明清官场最为常见的“打秋风”方式，是官员亲属、家丁之类巧立名目、向下级衙门强索财物。
如果说曾国藩这样的“准官员”，借着拜客、以文会友的名义“打秋风”是属“巧取”的话，那么明清官场更为普及的“打秋风”方式，则是的“豪夺”。
明代任淳安时，总督之子路经该地，索要财物不得，一怒之下竟将县里负责接待的驿吏倒吊了起来。
海瑞知道后，佯装不认识总督公子，派人搜检其行装，将里面的金银充入县库。
胡宗宪位高权重，他的儿子一路游玩，到处收受地方官员馈赠的财物，在当时官场不过是平常事，只是遇到素以刚直不阿著称的海瑞才未如愿以偿，但是明清官场像胡公子一样“打秋风”敛财之人比比皆是。
如按《》记载，曾经同样在海瑞那里碰壁的都御史鄢懋卿，每次外出都“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所到之处“要索属吏，馈遗巨万”。
明清官场“秋风病”肆虐，各级官员一边穷于应付上司、同僚处来的“秋风客”，一边巧立名目向下属索要财物。
上行下效，一般的衙役也经常以节庆、生日、衙门添置物品等种种借口，向当地富户“打秋风”，以致官场内外无处不秋风，怪象丛生。
各取所需：权力私有化催生出“秋风病” “打秋风”不过是为了借口索财，自然难免会让人看不起，甚至嫌恨。
李渔自命是风流才子，一生携妻带妾四处“打秋风”，固然有不少达官权贵赏识他的才学，慷慨解囊，但是毕竟也有不少碰壁的时候，因而也常常自感羞愧，觉得自己“面目堪憎”。
至于那些被上门“打秋风”的人，往往是拒之不便、施之不甘，虽然厌恶却又无可奈何。
明代靖江一位县令有“打油诗”：“马驮沙上县新开,城郭民稀半草莱。
寄语江南诸子弟,秋风切莫过江来。
”明清社会厌憎“打秋风”之情，于此可见一斑。
既然“打秋风”遭人厌，为何明清社会遍地“秋风”起？个中缘由，其实不难理解。
下面分类来谈： 贪图小利，刘姥姥式的“打秋风”。
传统社会讲人情、重面子，于是不少人或是为生活所迫，或是贪图小便宜，只要能和权贵、富户攀上一星半点关系，便找各种借口上门求取财物。
坦率地说，这类刘姥姥式的“打秋风”只是民间一种陋习，固然让人嫌憎，但毕竟主人还可以婉拒，尚且不至于“秋风”成害。
各取所需，变相索贿式的“打秋风”。
传统社会里，本是“一人得道，”，而明清时期中国专制集权制度发展成熟，高度集权于上，官员的考绩、升迁完全操之于上司之手，因此各级官员对于上司的亲朋故旧、亲随家丁都是竭力逢迎，慷慨馈赠，同时视向属吏“打秋风”为生财之道，索求无厌。
显而易见，明清官场这类“打秋风”，不过是让家属、亲等人为掮客变相索贿而已。
上级借“打秋风”敛财，下属借“挨打”行贿，各取所需，奔走在明清官场上各色“秋风客”，其实是在编织着一张遍布官场上下的关系网。
恃仗官威，敲诈勒索式的“打秋风”。
明清社会，地方官府里上至官员家属、下至衙门的书役、差役，都会经常找到各种借口向本地乡绅、富户索要钱财，被“打秋风”的富裕人家，惧怕官府权势，只好馈赠财物以花钱免灾，不仅无法拒绝，甚至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显而易见，这类“打秋风”实际上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敲诈勒索，是官大于民、权高于法的直接后果。
因此，从根本上说明清官场“打秋风”的盛行是官员权力私有化的必然结果。
大小官员视手中权力为私有之物，亲属故旧也视之为生财之道，再加上官大于民、权高于法，于是官场内外“秋风”处处，肆虐成灾。
官场如此，上行下效，民间难免形成陋习，“秋风切莫过江来”也就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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