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老乡王莽，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王莽这个人，是个很有看点的人。

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王莽可以说是个臭名远播的人物，主流史学家们都很不待见他。

尤其是班固的《汉书》，对他的憎恶溢于言表。

在班固的笔下，王莽简直就是个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到不能再坏的巨奸大蠹。

值得一提的是，王莽出生于济南城的前身平陵城。

自古以来，济南一带就有“先有平陵城，后有济南府”的民谚流传，讲的就是平陵城与济南的沿革关系。

因此，王莽跟笔者一样，应该都算是济南人。

然而，世事变迁，沧海桑田。

作为一座早已废弃的古城，曾经颇负盛名的平陵城，如今除了一点少得可怜的遗址，别的几乎什么都没剩下。

只是在老胶济铁路上，还有个名叫平陵城的三等小站。

进入近代之后，有的史家学者开始对王莽有了一些正面的评价，有的评价还挺高。

比如，一些人称他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

最为离谱的是民国名人胡适老先生，他不仅对王莽赞赏有加，还将其誉为“一千九百年以前的社会主义皇帝”。

对此笔者不由有些小纳闷儿，胡适眼中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其实对王莽这个人，全面妖魔化和过分溢美肯定，都不是一种客观的评价。

人性是复杂多样的，王莽自然也不例外。

在他的身上，既有人性中好的一面，也有人性中坏的一面。

甚至可以说，王莽是人性复杂化的一个极为典型的代表。

对于这个人，很有必要进行一下再认识。

王莽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

他出身于显贵家族，汉成帝的母亲王政君王皇太后，是他的亲姑姑。

他的一个伯父、一个叔叔，分别担任过国家实际上的最高军事领导人——大司马。

尽管他的父兄早亡，但生长于这样的家族之中，他在青少年时期受到过比较良好系统的教育，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在王莽的所作所为之中，颇能体现出古代知识分子的一些共有特点，当然包括好的方面。

王莽在青年时期，十分勤奋好学，言行也很温良恭俭让。

他礼贤下士，尊敬长辈，被社会誉为“杰青”式的楷模人物。

做了大官以后，这一习惯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持。

比方说，王莽的生活方式很健康简朴、阳光向上，他布衣素食，从不搞声色犬马那一套。

王莽对家人要求也比较严格，以至于有人竟以为他老婆是在他家中干杂活的老妈子。

王莽还热衷于慈善事业，很关怀社会弱势群体，常常把自己的钱财分给手下和百姓，甚至曾经卖掉专用车辆马匹接济穷人，并且带头捐出相当数量的土地财产赈济灾区，等等。

不管王莽这么做的真实动机是作秀也好、收买人心也罢，这样的行为，总归比那些无所顾忌地胡作非为、鱼肉乡里的官二代们要好得多。

跟中国古代典型的知识分子一样，王莽很爱惜自己的羽毛，非常注重形象名声。

比方说，当他的二儿子王获杀了家里的一个奴仆以后，他不仅没有庇护自己的儿子，反而逼迫王获自杀以谢罪，给了社会和法律一个交代。

舐犊之情，人皆有之。

王莽在做出这样的决定之时，内心遭受的痛苦煎熬，可想而知。

当然了，也有人说，王莽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为自己积累更多的权力资源。

可是从客观效果上看，王莽这么做，确实表现出了一种敢于负责、公平公正的法制精神。

现如今子女出事的高官们不算少，又有几个能达到王莽这样的境界？

纵观中国历史，每当权力与亲情发生交集的时候，结局总是令人唏嘘不已。

对于人性而言，权力的毒性，一点也不亚于鸦片。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在王莽的情感天平上，权力的砝码自然也是重于亲情的。

在官本位文化深入人心的氛围之中，他很难免俗。

比方说，为了权力，王莽曾经毒杀了自己的另一个儿子王宇。

由此，我不由联想到了前几年被查的那个副国级“大老虎”。

据媒体披露，此君在儿子出车祸暴死的第二天，竟然还一本正经、若无其事地坐在主席台上出席会议。

这样的行为，是典型的爱权如命、丧失人性之表现。

这样的官员，又怎么能指望他把百姓的身家性命当回事情。

当然了，如果此人仍然是个正面人物的话，相关媒体的描述，也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比如“强忍内心巨大悲痛，忠实履行职责”、“国家为重、事业为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

权力是个好东西，人人向而往之。

人们对于权力的争夺，自然十分激烈。

为了争权夺利不择手段、厚黑无底线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在通往权力高峰的路途上，王莽曾经也是有过不少竞争对手的。

最为强劲的一个对手，就是他的表哥淳于长。

这个淳于长，仕途起步比王莽早、声望权势也曾经比他大。

尤为大家看重的一点是，淳于长跟当时在位的皇帝汉成帝走得很近，曾被视为汉成帝的铁杆亲信。

当时担任大汉王朝大司马一职的，是王莽的叔叔、淳于长的舅舅王根。

此时的王根，身体已经长期患病，又接近离退休年龄。

按照官场潜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朝野一致推测，最有可能的大司马接班人，应属淳于长无疑。

据史料记载，在这样紧要的关头，王莽使出了狠毒的盘外阴招。

正是因为这一招，使王莽的脑袋上，被结结实实地戴上了一顶阴谋家的帽子。

史书是这么说的：王根生病之后，王莽假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管病中叔，心无旁骛地精心伺候照料着叔叔。

一天，叔侄俩闲聊的时候，王莽对叔叔说，“我看淳于表哥最近很高兴呢，整天笑哈哈的合不上嘴。

他是不是觉得您老久病不起，自己跟皇帝的关系又很铁，盼着您百年之后他好尽快接班啊？据说他连接班后的人事安排都考虑好了，并且考虑得很细，不仅是中央部门和省这一级的干部，连中低层科处级的小芝麻官儿，都有一份详细名单呢。

”一听侄儿这话，王根不由大怒，这是个什么鸟外甥啊，这不是盼着我快死吗？于是，便跟老姊妹王政君皇太后联手，借汉成帝之手，整死了行事过于高调的淳于长。

同时，推荐打小报告的侄子王莽，接了自己的班。

这段史料描述，很生动，生动得活灵活现。

而经验告诉我们，大凡活灵活现的史料记载，其真实性和可信度，往往就会大打折扣。

活灵活现的笔法，一般都是文学的笔法，是为了渲染可信度的。

所以，这样的笔法，其中的感情色彩和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以为，淳于长之所以在与王莽的竞争中败北，主要原因不在于后者给前者上了眼药，而是另有其它。

淳于长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

急于上位的他，一方面拼命巴结自己的表兄弟汉成帝，比如在帮助汉成帝立自己心仪的、历史著名的美女赵飞燕为皇后问题上，他就出了大力。

但另一方面，淳于长又私下里跟自己的娘舅老王家拉拉扯扯，互通款曲。

比如，他曾让舅舅王立，在汉成帝面前为自己说话要官。

这样的行为，实在是政治上严重不成熟的表现。

当时朝廷的大权，实际掌握在汉成帝的老妈王政君皇太后手中。

因而，老王家权势熏天，是可以想见的事情。

对这一点，汉成帝自然也会啧有烦言。

淳于长首鼠两端、脚踩两只船的行为，不免会对汉成帝造成比较强烈的刺激。

他也许会这样想：淳于长你小子想干嘛？我原本对你不错，你有想法却不直接来找我，反而跑到舅舅那里说三道四，把我当成什么了，难不成是老王家的傀儡？我动不了老王家，难道还收拾不了你小子吗？

人情社会，血缘为先。

古往今来，国人的血统观念根深蒂固。

在我的家乡，有个说法叫“外户子”，意思是指自家亲戚中的外姓人，比如七姑八姨九舅家的孩子们。

对于中国的男性而言，在传递权力财富，甚至手艺绝活等问题上，一般只会考虑自己的儿子、孙子等直系血亲。

至于其他亲戚，统统都是外人，靠不住的。

男尊女卑，并不是男人的专利。

对于中国的女性而言，除了自己的子孙，最为看重的，就是娘家兄弟及其子孙了。

至于其他亲戚，也统统都是外人，管他什么七大姑八大姨，亲姊妹也不行。

所以，一旦女人掌了权，重用自己娘家兄弟及其子孙的情况，便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比如吕后、比如武则天、比如慈禧等等。

在这个问题上，王政君老太太自然也不例外。

从这一点上分析，王莽、淳于长两表兄弟，在王根、王政君心中的分量，孰轻孰重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如果不是出现极端情况，淳于长这个外姓人，基本就没有竞争胜出的可能。

让民意基础深厚、有知识有能力的杰出青年楷模，又是自家人的王莽上位，当在情理之中。

王莽是个很有改革创新意识，也很想有一番大作为的人。

同时，他也是个有些狂热的理想主义者。

王莽在实际主政之后，为了解决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等弊端，实施了不少旨在缓和社会矛盾、有利于民生的政策措施。

取代老刘家坐了江山以后，王莽更是大刀阔斧地推出了一系列比较有力度的综合改革措施。

这些改革措施，既有形式层面上的，又有实际意义层面上的；既有经济社会方面的，又有政治吏治方面的。

比方说，王莽把自己建立的新朝代，定名为“新朝”，就是个很有创意的想法。

为此，他要求改革政府官员的服饰规制、变更传统的纪年方法。

这些，自然属于形式层面上的改革。

王莽大约是想把自己开创的朝代，打造成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王朝。

为了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王莽先后推行了土地制度、奴仆制度、货币制度、商贸制度等一系列实际意义层面上的改革。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抑制土地兼并为主要诉求的“王田制”改革，以及以禁止人身买卖为重点的奴仆“私属”制改革。

这些改革措施，虽然由于脱离实际、过于理想化和偏执激进、不切实际地一味复古、缺少配套救济办法等原因，大部分都流产或者失败了，但不可否认，有些改革措施的推出，确实是出于增强国力、抑制豪强、改善民生的考虑。

王莽又是个贪图虚名，爱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的人。

比方说，他曾派出大臣王恽等八人，带队分赴全国各地了解所谓民情民意。

而实际上，就是为了征集社会各界对自己的歌功颂德。

换句话说，就是征求表扬。

王恽等人回来后，编写了一部三万多字的民谣集，歌颂最高领导王莽的“丰功伟绩”、“新朝”盛世的升平气象。

再比方说，在王莽的授意下，手下人征集了四十八万七千多人的署名意见书，内容也无非是歌功颂德和表忠心之类。

但统计数字有整有零，就像如今的一些所谓民意调查，看上去真实可信得很。

又比方说，他胁迫羌人“主动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专门设立了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东西南北，以讨一统“四海”的彩头。

并且不惜因此而强制大量移民，搞得人们怨声载道。

我始终认为，不管是从名义上讲，还是从实际意义上说，王莽确确实实是坐了十几年象征最高权力的龙椅的。

他的皇帝身份，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但不知为何，主流语境中的历史编年表，却从不承认王莽的“新朝”。

有人说，这是史家的正统观念使然。

我觉得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

如果说王莽是因为“篡汉”而得不到承认的话，那么跟他做法相差无几的曹操父子、司马昭兄弟、赵匡胤兄弟等等，怎么就能得到承认呢？

我以为，王莽之所以得不到主流史家的承认，大约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班固的丑化笔法过于了得，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史家的评价标准。

在班固的笔下，王莽耍奸使坏的水平，比曹操、司马昭之流，那可是高了去了，堪称千古第一大奸。

这么奸的一个人，自然会令人望而生厌。

其二、王莽没能成功地把皇权传给自己的后代。

如果他能让自己的子孙接了班，传上他几代哪怕一两代，就能把自己开创的“新朝”，搞成铁定的既成事实。

这样的话，史家们即使不想承认也得承认。

其三，王莽的死法过于奇葩了一些，竟然被农民造反的乱军给杀了。

这在历朝历代的皇帝之中，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可以说，王莽创造了一个不光彩的第一兼唯一。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曾经无限接近这种死法。

但是很有性格的他，没有给李自成们这样的机会，而是选择了自行了断。

有首关于王莽的古诗挺有名：“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下士时。

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王莽，是个复杂的人、多面的人，也是很有意思的人。

作者简介：王离京，笔名谷荻，男，山东寿光人，1958年生于北京，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

做过知青、工人、教师，曾任省直机关处长、大学领导干部，二级警监。

散文作家，系中国作协会员，发表出版作品累计三百余万字，多次获奖并入选多种选本。

相关作品成为国内外多家著名高校图书馆馆藏书目，两度入选山东省中小学生寒暑假读一本好书活动前十位重点推荐书目。

壹点号谷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