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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古灭西夏 1.西夏的衰落 西夏第四代崇宗嵬名乾顺和第五代皇帝仁宗嵬名仁孝统治时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对西夏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与矛盾，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与调整，从而使西夏社会呈现出一派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新局面。

在乾顺、仁孝二帝长达一百余年的统治后，西夏开始进入衰落时期。

夏乾祐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仁宗仁孝卒，其长子纯祐嗣立，时年17岁，是为桓宗，皇后被尊为皇，翌年改元天庆。

桓宗纯祐是西夏历史上“能循旧章”的“善守”之君，在他统治时期，竭力奉行对内安国养民、对外附金和宋之策，致使西夏“四郊鲜兵革之患，国无水旱之虞”，但此时的西夏已由盛转衰，“夏业中衰，于是乎始”。

而漠北蒙古的兴起，正在打破西夏、金、宋的割据均势，蒙古的强大已严重威胁到西夏的安全。

此时，西夏国内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剧。

西夏天庆三年十二月，仁孝弟越王仁友卒，仁友在挫败任得敬分国斗争中功绩卓著，因此，其子安全上表请表彰其父之功，并让他承袭王爵，遭纯祐拒绝，并将他降为镇夷郡王。

安全因此怀恨在心，伺机。

天庆十三年一月，镇夷郡王安全在罗太后的支持下，废其主纯祐自立为帝，改元应天。

三月，纯祐死于废所。

西夏皇位更替的频繁，以及统治者外交政策的改变，由附金和宋转为附蒙侵金，削弱了夏国的力量，因此，在纯祐、安全执政期间，西夏逐渐走向衰亡的历史发展趋势已初见端倪，且每况愈下，终因国力衰弱被蒙古灭亡。

2.西夏的灭亡 12世纪中期以后，西夏由于政治腐败，国势日渐衰落。

西夏北与克烈、乃蛮接界，早有往来，又先后接纳王罕之叔古儿罕、王罕和王罕之子亦剌合·桑昆等人，这些均成为进攻西夏的借口。

成吉思汗进攻的主要目标是，但尚有顾虑，一是对金朝力量尚未摸底，不敢贸然行动;二是有西顾之忧，怕一旦进攻金朝，从而促使金朝与西夏联手，形成掎角夹攻之势，对蒙古不利。

所以力量较为薄弱的西夏成为首要攻击的目标。

早在嘉泰五年，铁木真灭乃蛮与蔑儿乞部后，率军第一次侵入西夏，破边境城堡力吉里寨，又攻乞邻古撒城，途经落思城，破城后大肆洗劫，掠夺驼、羊、马及其他战利品。

蒙古首次侵夏，通过探其虚实，为以后经略谋划南霸天下，拉开持续征战的序幕。

开禧三年秋，成吉思汗以西夏不纳贡与“安全废主自立”为借口，率领蒙古第二次进攻西夏，进攻目标直指西夏北方要塞兀剌海城。

攻破该城后，大肆侵掠。

西夏集右厢诸路兵抵抗，蒙古见西夏力量尚盛，加之蒙古军兵疲粮匮，便于应天三年春班师回国。

南宋嘉定二年秋，成吉思汗发兵第三次进攻西夏。

蒙古大军先举兵出黑水城北，由兀剌海西关口进入河西。

夏军五万在兀剌海城外围抵抗，最终城破。

蒙古军击败西夏军后，西夏都城兴庆府，迫使夏襄宗李安全献女请和，每年向蒙古纳贡称臣。

西夏臣服蒙古后，蒙古则利用西夏夹攻金朝。

西夏役属蒙古后，“征发日多，不堪奔命，礼意渐疏”，与蒙古关系疏远。

嘉定十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开始第一次西征，要求西夏出兵随征，遭拒绝后，蒙古再次发兵攻西夏，直抵中兴府城下，太子嵬名德任留在都城率兵防守，夏神宗李遵顼“出走西凉”避战。

西夏无力抵抗，只得再次向蒙古请降。

蒙古因要专事西征，暂时放下西夏。

此后，西夏附蒙，连年攻掠金国城寨，屡为金败。

嘉定十六年，夏遣十万军助攻金凤翔府，不能取胜，于是率军退回，蒙古遣使问罪，夏神宗惧，让位于次子德旺，是为夏献宗。

献宗改变策略，与金和好，结盟抗蒙。

嘉定十七年夏，夏金和议成，双方称“兄弟之国”，但为时已晚。

成吉思汗密令木华黎之子孛鲁征讨西夏。

孛鲁攻破银州后，杀夏军数万，掠羊驼数十万。

南宋宝庆元年，成吉思汗从西域返回后，第二年亲征西夏，蒙古军一路攻城掠地，屠杀军民无数，围困中兴府。

宝庆三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故于六盘山南的清水县，临死前遗言秘不发丧，待西夏国主献城投降后，尽杀西夏国主臣民。

蒙古围中兴府半年，城中粮尽。

一个月后，西夏国主王投降，旋被杀。

西夏立国196年，传十帝，至此灭亡。

(二)蒙古灭金朝 南宋开禧二年，成吉思汗即位后，始议伐金，但金毕竟曾是蒙古的，所以未敢轻动。

宋宝庆三年，蒙古灭西夏后，解除了其灭亡金朝的西顾之忧。

经过1205—1209年三次征西夏的胜利，成吉思汗有了经验与信心，于是就在1210年遣大将遮别袭杀构筑乌沙堡的金军。

这是成吉思汗第一次伐金，也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

嘉定四年，成吉思汗在客鲁连河畔举行伐金誓师大会，公开宣布要讨伐金国，而金派西北路招讨使粘合打前来乞和的软弱行为更助长了成吉思汗伐金的气势。

1211—1214年，蒙古讨伐金国的战争主要以消耗金军有生力量、掠取财富、招降纳叛为主，到嘉定七年，金河北郡县大部丧失，金宣宗逃往汴京，史称“贞祐南渡”。

蒙古以金宣宗南迁为借口，又派军围金中都，并在嘉定八年五月，攻占中都。

嘉定九年，蒙古军一度攻抵汴京西郊。

次年八月，成吉思汗以木华黎为太师封国王，专事经略中原。

嘉定十六年木华黎死后，至成吉思汗去世，金蒙战事一直处于拉锯胶着状态。

绍定二年，窝阔台继汗位后，又开始伐金。

绍定三年，窝阔台率军亲征，两年后，从白坡渡河，接连获胜，很快包围汴京，金坚持不降。

蒙古遣使与宋议定，夹攻金国，灭金后，以河南地归宋。

金天兴元年，由汴京逃往归德，金将崔立以汴京降，蒙古军掳金太后、皇后及大臣等五百余人北返。

金哀宗又奔蔡州，宋遣荆襄都督等会师蒙古。

金天兴三年正月初九日，金哀宗传位于宗室，初十日，宋军先破蔡州南门，蒙古军继入，金哀宗自缢，完颜承麟为乱兵所杀，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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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以来，分设文武两科，故宴请中鹿鸣宴、琼林宴为文科宴，鹰扬宴、会武宴为武科宴。

至于宴请费用，很多时候是由朝廷负责的，还有实行AA制的。

“鹿鸣宴”是为乡试后新科举人而设的宴会，起于唐代，明清沿用。

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鹿鸣宴”是唐代地方官员为本地新科举人举办的一种宴请，时间一般放在发榜的次日。

“鹿鸣宴”因宴会上演奏《》中的《鹿鸣》篇助兴而得名，是在周代“乡饮酒礼”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聚会形式。

实际上，鹿鸣宴的形式一开始并非如此规范完整，最初的乡饮酒礼并无繁琐的仪礼，只是农闲季节乡人相聚宴饮的一种民间活动。

乡饮酒礼的历史早见于“周王宴会群臣宾客”。

然而，《诗经》最早产生于西周，所以《鹿鸣》之章最早应是在西周时期被纳入乡饮酒礼的宴曲之中。

在鹿鸣宴滥觞的唐代，鹿鸣宴已经完成华丽变身。

在宴会中，增添《诗经》之《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与《节南山》等乐章，吹笙鼓簧，宴乐熙和，在文化品格上与乡饮酒礼相比更显得超迈脱俗。

具备了序长幼、别尊卑、敦风励俗、教化天下等多种功能，鹿鸣宴因此为历代绝大多数统治者和儒家知识分子所重视，并由此长期盛行不衰。

的鹿鸣宴依然非常盛行，主要记载在各文人墨客的诗作中，北宋的鹿鸣宴诗作数目较丰，尤其是在。

到后来，菜肴中真的出现了鹿肉，此宴成了的“鹿鸣宴”，这一直盛行到清末。

在宋代，以学子为主角的宴请同样盛行，聚会的规格更高。

在唐代闻喜宴基础上，出现了相当于国宴的“琼林宴”。

当后，亲自宣布登科进士名次，并赐宴庆贺，赐宴都是在著名的"琼林苑"举行，“琼林苑”设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城西的皇家花园。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以前，在琼林苑宴请新及第的进士，故该宴有“琼林宴”之称。

状元曾有一首《御赐琼林宴恭和诗》描写琼林宴盛况：“奉诏新弹入仕冠，重来轩陛望天颜。

云呈五色符旗盖，露立千官杂佩环。

燕席巧临牛女节，鸾章光映壁奎间。

献诗陈雅愚臣事，况见赓歌气象还。

”到了元、明、清三代，“琼林宴”又称“恩荣宴”。

虽名称不同，其仪式内容大致不变，仍可统称“琼林宴”。

据载，辽也曾设宴招待新科进士，地点在内果园或礼部，但也沿袭宋人，称之为“琼林宴”。

至于武科生，也有相应的宴会，叫“鹰扬宴”和“会武宴”。

“鹰扬宴”是武科考乡试发榜后而设的宴会。

所谓“鹰扬”，乃是威武如鹰之飞扬之意，取自《诗经》“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大意是颂扬太公望的威德如鹰之飞扬)”之句。

鹰扬既是对新科武举人的勉励，又是考官们的自诩。

清制，武乡试发榜后，考官和考中武举者要共同参宴庆贺，其宴就叫“鹰扬宴”。

清吴荣光《吾学录·贡举》载：“武乡试揭晓翼日，燕(即宴)监射主考执事各官及武举于顺天府，曰：鹰扬燕，仪与鹿鸣燕同。

”按照规定，武举人于乡试考中后满六十周年而人又健在，重逢原科开考，经奏准，一样与新科武举人同赴鹰扬宴，这是所谓的重宴鹰扬。

由于武将常年为国家戍边，战时还要血战疆场、身先士卒，长寿的武将十分罕见，因而重宴鹰扬这样的功名比重宴鹿鸣还难得。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载：“文官重赋《鹿鸣》，重宴琼林者，屡见记载。

武科虽亦有重赴鹰扬宴之典，而见之例案者，仅十五年陕西巡抚奏朝邑武举蔺延荐，系午中式，现在重遇庚午科，奏乞恩施，奉旨赏千总衔，重赴鹰扬筵宴。

” “会武宴”是武科考殿试发榜后举行的宴会。

古代科举，自隋朝开始，武科殿试发榜后都要在兵部为武科新进士举行宴会，以示庆贺，名曰“会武宴”。

这在清吴荣光的《吾学录·贡举》中也有记载：“《通礼》武殿试传胪后，燕有事各官暨诸进士于兵部，曰会武燕。

”清梁章巨《浪迹丛谈·武生武举》也云：“文称鹿鸣宴，武称鹰扬宴，人皆知之;文进士称恩荣宴，而武进士称会武宴，则罕有知者。

”武科殿试不同于武科乡试，故会武宴的规模比鹰扬宴要气派得多，排场浩大，群英聚会，盛况空前。

现代同学聚会流行AA制消费方式，古代也是这样。

及第学子聚会，很多情况下都是每人出份子，即“醵钱”。

“醵”字本义便是凑钱喝酒，聚会时甚至连酒具都是自带的。

与AA制稍有区别的是，有时份子钱并不是平均分摊，比如状元等排名靠前的学子，份子钱可能要多出一些。

唐代著名的闻喜宴，是新科进士参加的第一个上规模的聚会，又叫“敕下宴”。

在礼部发榜后、敕令发下来的当天举行，地点选在长安城内皇家园林内的曲江池。

闻喜宴最初便是及第学子凑钱喝酒，所以宋人高承在《事物纪原》解释此词条时称为“醵钱于曲江”。

虽然是学子自己凑份子聚会，朝廷也会有所表示，如在晚唐时期，皇家会赏赐宫廷美食，“赐进士红绫饼各一枚”。

到了五代后唐明宗李嗣源当皇帝时，凑份子吃闻喜宴的现象才发生改变，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及第学子聚会不再“醵钱”，吃喝开始由朝廷买单。

据《旧五代史·唐书》记载：“新及第进士有闻喜宴，逐年赐钱四十万”。

宋代继承了后唐的做法，新科进士聚会也不要学子凑份子，赐钱更多。

据宋人王公式《燕翼诒谋录》所记，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三月，()赐给进士“及第钱三千缗，诸科七百缗”。

到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三月，赐钱又有所增，“诏复增进士钱百万”，并赐“酒五百壶”。

科举及第学子的宴会活动有很多。

在唐代，与闻喜宴相呼应的是“关宴”，这是新科进士在京城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聚会。

因为也在曲江一带举行，故又称“曲江关宴”，或“曲江会”。

关宴的费用则全是学子自己掏，朝廷没有一点赏赐。

这相当于现在同学之间的告别宴会。

吃了关宴后，大家便各奔东西、各赴前程了，因此关宴又被称作“离会”。

虽然关宴是自掏腰包，但并不需要自己张罗，一般由相当于现在公关公司性质的“进士团”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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