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园革命旧址

就纸文化而言，中国先拔头筹，最早实现了文字载体的轻质化和低成本化。

可以这样说，没有纸也就不存在真正的“书”，只有当纸取代甲骨、石头、青铜、竹木、丝帛、兽皮、泥土和纸草，而成为文字新载体后，书籍的历史才正式开始。

在中世纪的欧洲，抄写一部《圣经》要用300张羊皮和15个月时间，仅羊皮就占去书的一半成本。

因为羊皮珍贵，很多书才得以保存和流传，廉价的草纸书大多湮灭佚失。

在现代人眼中一字万金的《大宪章》，当时便是一卷羊皮纸。

即使早期的中国纸也很昂贵，但纸的成本也只有羊皮纸的1/10，而且纸是可以大批量生产的，同时纸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就是具有无可比拟的可印刷性。

金匠谷登堡 同中国一样，欧洲最早的印刷也是雕版印刷，后来才发展到活字印刷。

与中国汉字不同，字母文字以其极为有限的数量使活字印刷迅速取代雕版，成为主流印刷技术。

早在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就想到活字印刷，“为什么不能设想通过把大量用黄金或其他物质铸造的字母随意地组合起来，当场就可以用这些字母印刷恩尼乌斯的《编年纪》呢?”实际上，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基于一系列技术进步——造纸、文字、冶金、油墨等。

很多发明都不是某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正如对造纸术的贡献一样，在活字印刷的发明过程中，谷登堡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

因为晚于时代，谷登堡或许对中国活字印刷术有所借鉴，但他的印刷技术从根本上已经有很大不同。

与中国的雕版印刷甚至活字印刷相比，谷登堡的印刷装置更像是一台“机器”。

中国传统雕版印刷属于纯手工业，即手工雕版，手工印制，手工装订。

中国木活字或金属活字均为手工雕刻，谷登堡采用的是机械冲压，成本要大大低于前者，而且可以大批量生产。

对身为金匠和机械师的谷登堡来说，与其说他发明了印刷机，不如说他发明了铸字机和生产活字的冶金技术。

活字印刷术依赖于中世纪时期冶金学上的进步。

谷登堡所创活字是由锡、锌和铅组成的合金制成的，而字模是由铁和铜制造，这只有具备深厚冶金学背景，并在机械方面有一定素养的人才能发明出来。

活字印刷的核心在于大量字模，如果说字模的价值大于印刷机，那铸字机就更显珍贵。

“当一台印刷机价值15块至20块银币的时候，铸造活字的设备价值高达60块至70块银币”。

谷登堡成功地发明了由铅、锌、锡三种金属按比例铸成的合金铅字，并借鉴油画颜料，制造出了理想的印刷油墨。

就谷登堡印刷机本身来说，它其实是从螺旋式葡萄酒压榨机改装而来的。

葡萄榨汁机是欧洲很古老的发明，在公元70年就已经有记录。

在英语中，印刷机和压床都是“press”。

从原理上来说，谷登堡实现了活字的机械化大量生产，而中国仍属于原始的手工雕刻，换言之，谷登堡实现了双重复制：以冲压铸造复制活字，以活字复制文本。

与雕版印刷相比，活字印刷是一种通用技术，人们不必再为每一份印刷文件单独雕刻一个模板;一套通用的字模只需变换不同组合(排版)，就可以应付所有的印刷任务，印刷成本大大降低。

谷登堡印刷机问世不久，就在一定程度上终结了手抄书时代，这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

印刷机的效率比手工抄写高得多，印刷书的成本只有手抄书的几百分之一。

一个熟练而且勤奋的抄写者一年才能抄写出两本大型书，而印刷时代的一个小印刷作坊就能印出数万册书。

1470年，一位意大利主教观察到，三个人使用一部印刷机工作三个月，可以印出300册书，这么多书要是用手工抄录，需要三个抄写人一辈子的时间。

一本印刷版的《圣经》价格再贵，也只有手抄《圣经》的1/5。

虽然谷登堡以大大低于手抄本的价格出售这些圣经，但他仍然获得了丰厚的利润，相当于今天的几百万美元。

手写时代的羊皮书因其珍贵，都极尽包装之能事，甚至以黄金镶边。

印刷即使没有创造书，它也对书做了重新界定。

随着大众阅读的兴起，小开本、非精装的小册子逐渐成为印刷书的主流。

印刷机的发明，一下子将复制信息的成本减小到只有原来的1/300，从而大大降低了知识的储存成本，这使得当时几乎所有的手抄本，全部都被机器复制成了印刷书。

标准化大量生产的印刷书不仅在数量上，使书籍从少数人的禁脔变成大众的盛筵，更从质量上以其规范统一而成为权威的典范。

这场由谷登堡在美因兹地区创造的机器印刷所带来的书籍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后人称之为印刷革命、书籍革命、媒介革命、传播革命。

历史学家艾森斯坦干脆将其命名为“谷登堡革命”。

她在《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一书中，详细解析了谷登堡印刷机对、、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巨大历史变革的推动机理。

历史学家高尔指出：“谷登堡使排版印刷臻于完善所花费的20年，标志了现代时期的开端;要不是由于印刷的使用及其带来的影响，根本不可能出现随后的科学、政治、基督教会、社会学、经济与哲学等方面的进展。

” 谷登堡模式 “尽管在蒸汽机普遍使用之前的几个世纪，水磨和风磨在中世纪的革新使18世纪的巨大进步成为可能，但是任何一方面都依赖的主要发明却在16世纪之前的欧洲全部完成了;这些发明深入地变更了文明世界的空间、时间构架，并且改变了外在环境和人的内在特征。

”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所说的“主要发明”就是指钟表和印刷机。

与钟表所引发的“时间革命”相比，“印刷革命”提供了另一种关于制造的范本。

可以说，印刷机为未来所有的复制技术奠定了基础。

纸张是最早实现机械化和标准化生产的商品，金属活字是第一种完全标准化和互换性生产的机器零部件。

印刷机是利用标准化、互换和可替代的部件，实现机械化大量生产的第一个工业案例。

相对而言，中国的雕版印刷者不同于谷登堡，不需要铸造厂来铸造活字，不需要昂贵而复杂的机器来进行印刷和装订，甚至不需要厂房来放置设备。

中国雕版印刷中，除过一些简单的雕刻工具外，刻工们只需一张桌子和一只凳子，出版所需的资金也小得多。

“谷登堡对印刷业的贡献远远超过他的任何一项具体发明或革新。

他把所有这些印刷领域的技术革新结合成一种有效的生产系统，而印刷的优越性就在于大规模生产。

他创造的不是一种小配件、小仪器，甚至不是一系列革新，而是一种完整的生产工艺。

”谷登堡印刷机所示范的大量生产模式后来很快就被应用到各行各业。

用麦克卢汉的话说，“活字印刷是一切装配线的祖先”，甚至说印刷术引起工业革命。

“印刷术是古典时代手工艺中第一个实现机械化的，并轻易地带动了所有工艺走向机械化。

” 在媒介学家看来，语音文字将线性序列作为社会和心理组织的手段，产生了应用型知识;印刷术推行标准化劳动方式，保证了高效率的工业生产。

这些媒介技术使西方社会不仅有征服者的愿望，而且具备征服者的能力，能够凌驾于自然和其他社会之上。

印刷术把语词变成了商品，促进并造成了知识数量的大规模增长。

因其“公共性”，书籍显然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消费品，“每一本书都是一件商品，印制它们的人首要目的是营利”。

印刷取代了手工书写，成为机器工业大生产的先行者，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印刷工人罢工事件，并发布斗争宣言。

作为一种代表性的创新，印刷技术迈出了人类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的第一步。

在现代历史上，书籍成为第一种再生产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的工业产品，但绝不是最后一个。

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机器，印刷机的意义远远超出其机械本身，它直接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将现代社会到来的时间大大前移。

通过对书本廉价而快速的生产，传统社会的知识垄断迅速瓦解，更多的穷人和业余人士也得以分享科学常识，知识民主化又为科学进步和社会进步提速。

用比尔•盖茨的话说，活字印刷术给西方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快速复制书籍的方法，而是提供了一种便利的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加快了西方文化知识的传播和积累，并打开了西方人的眼界，从而“彻底改变了西方文明”。

谷登堡确实点燃了印刷之火，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机器印刷就如星火燎原传遍了整个欧洲。

从1454年谷登堡用他的印刷机印制出180本精装的“42行本《圣经》”，到1500年，至少已经有2000万本书，被1000多个印刷所“生产”出来，涵盖4万种不同的主题。

在手抄本时代，整个欧洲也不过只有几万册书。

这标志着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大量生产的书籍和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特别是廉价简装书和小册子的出现，一下子让书变得更加“平易近人”，文字进入大众生活的视野。

到1600年，机器印刷书的总量已经超过2亿本。

这在人类历史上，无疑是前所未有的信息大传播。

正如培根所言，印刷“改变了这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

印刷术对西方文明和现代世界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思想升级,印刷通过普及书籍而扩大了阅读群体，知识分子兴起，文盲率下降，人力资本提高;其次是经济升级，印刷推动了人文思想和科学文化的传播及技术扩散;最后是政治升级，印刷瓦解了专制权力，催生了降低交易成本的知识产权制度，这是民主制度的预演。

思和在他们的著作里，曾30多次提到谷登堡印刷机对现代文明的巨大推动。

媒介学家雷吉斯•德布雷认为，“知识分子”能够形成气候，一个关键技术条件就是印刷术的发明。

人们对印刷术的最早定义是“书写的机械手段”。

与传统的手抄书相比，印刷文本实现了文字彻底的机械化，去除了一切人为(手写)的痕迹，即使没有让文字变成机器，起码也使其成为机器产品，文字的视觉特性因此而得到最大的提升。

麦克卢汉在《谷登堡星汉》中总结道，拼音文字的发明打破了西方世界原有的部落化状态，印刷术的发明则彻底改变了西方的心理状态，导致西方人对知识视像化的倚重，从而使得西方人后来逐渐创造出了理性主义、近代科学、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等人们所熟悉的思想文化成果、经济社会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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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创造的不仅重塑了北方经济版图，更为统一大业奠定了物质基础。

当我们拨开传统史书记载的迷雾，这两位 后勤大师 的贡献，实可与的战略谋划形成战略互补，共同构成曹魏崛起的双螺旋结构。

一、历史迷雾中的经济革命 枣祗首倡屯田制的时代背景，是汉末经济秩序的崩溃。

据《魏书》载，建安元年曹操击败后，面对 千里无鸡鸣 的残破景象，枣祗提出 分田之术 ：将无主荒地收归国有，招募流民按军队编制耕作，收获量官民五五分成。

这一制度设计既规避了 计牛输谷 的税收波动，又通过军事化管理确保生产效率。

首年即获谷百万斛，相当于当时北方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5%，堪称农业史上的奇迹。

任峻则将屯田制推向制度化。

作为典农中郎将，他在各州郡设立专职田官，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农业管理体系。

到建安五年， 所在积粟，仓廪皆满 的盛况，使曹操获得 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 的战略优势。

这种持续性的粮食供应，正是等关键战役胜利的隐形推手。

二、与荀彧的战略价值对标 荀彧的贡献集中于战略决策层：迎汉献帝确立政治合法性，官渡战前 四胜四败论 稳定军心，这些决策具有转折性意义。

而任枣二人的屯田制，则提供了贯穿始终的物资保障。

从196年实施到220年曹魏立国，屯田制持续24年，累计产粮超4亿斛（按年均百万斛估算），相当于同期全国财政收入的3倍。

这种贡献的特殊性在于：它创造的是 战争潜力增量 。

没有屯田制，曹操每次出征都需面临 粮草三日尽 的绝境；有了屯田体系，军队获得战略纵深，持久战成为可能。

这种基础性制度创新，其价值绝不亚于任何一场战役的胜利。

三、曹操认知的局限性 曹操对二人的使用呈现矛盾性：一方面，他亲撰《祀枣祗令》称 丰足军用，克定天下 ，将屯田之功提升到战略高度；另一方面，任枣二人的官职始终未入核心决策层。

枣祗至死仅屯田都尉（秩比六百石），任峻封都亭侯（邑三百户）却无实际兵权，这与荀彧的侍中（秩千石）、的（秩千石）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 重用其策而轻其人 的现象，折射出古代统治者对后勤保障的深层忽视。

在 重战轻耕 的传统叙事中，屯田制被简化为技术改良，其制度设计者自然难以获得与谋士武将同等的历史评价。

四、重新发现历史价值 陈寿在《志》中以 军国之饶，起於枣祗而成於峻 的论断，揭示了屯田制的历史杠杆作用。

更直言： 功臣，枣祗任峻当居首列，比诸两荀一郭，殊不相让。

这种评价突破传统军事视角，将经济基础纳入战略评估体系。

从现代经济学视角看，屯田制实现了三重突破：土地国有化打破豪强垄断，军事化管理提升生产效率，分成制激励农民生产积极性。

这种制度创新不仅支撑了曹魏军事扩张，更通过经济重构巩固了政权合法性。

当我们在历史长河中重新审视任枣二人，会发现他们的贡献恰似 冰山下的底座 ：虽不显眼，却托起了整个时代的战略格局。

荀彧们规划了战争的方向，而任枣二人确保了战争的可能。

这种分工协作，正是曹魏集团超越其他诸侯的核心密码。

历史不应忘记，在铁马金戈的背面，永远涌动着土地与粮仓的静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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