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状元彭汝砺墓葬究竟在何处？
一、湖北阳新说，从世传到乱真的错
【千问解读】
一、湖北阳新说，从世传到乱真的错误观点 葬于湖北阳新的说法流传于鄂东南，墓地具体位置在今湖北省阳新县木港镇下彭源，今称狮子口山。
这种说法的依据是源于《明一统志》的记载，《明一统志》卷五十九“陵墓”条目第3656页载：“彭汝砺墓，在兴国州南三十五里，汝砺官至尚书，俗呼彭尚书墓，墓侧有祠。
” 这个依据的可信度取决于《明一统志》资料的准确性。
事实上，史上多次有人指出《明一统志》的错误甚多。
《》馆臣称：“其时纂修诸臣，既不出一手，舛讹牴牾，疏谬尤甚”。
《天顺五年〈明一统志〉天津资料点校集注》称：“官修之书历来都难免粗疏之失，《明一统志》自然也不能免俗。
清初顾炎武撰《日知录》就指出其中所述古代的事情往往有差错。
” 《明一统志》，原名《大明一统志》，李贤、彭时等奉敕修撰。
明永乐十六年(1418)，诏修《天下郡县志》，未成。
明景泰五年(1454)，宗“命少保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陈循等率其属纂修天下地理志”，复遣进士王重等二十九人分行全国各地采录事迹，又督令各地纂修志书呈进。
历二年成《寰宇通志》一百一十九卷。
英宗复辟，以《寰宇通志》“繁简失宜，去取未当”，于天顺二年(1458)命李贤、彭时等人“折衷群书，务臻精要”，进行删补修改。
天顺五年(1461)书成，英宗亲撰序文，赐名《大明一统志》刊行。
从《明一统志》的编修过程可以看出，资料内容是各路编修人员从全国采集，然后汇编而成，资料来源于地方，未加甄别核实，其真实性和准确性最多等同于地方志。
为考证《明一统志》所载之真实性，可以逐步核查其资料的来源。
按照收集上报程序，《明一统志》中关于“彭汝砺墓”的资料首先来源于省志《湖广通志》。
《钦定四库全书·湖广通志》卷八十一“陵墓志”之“武昌府”条目载：“尚书彭汝砺墓在兴国州南三十五里，俗呼彭尚书墓，傍有祠”，两处所叙基本一致。
《湖广通志》的资料又来源于《兴国州志》(阳新县旧称兴国州)，《兴国州志》载：“兴国州南三十里许，地曰下彭源，有宋尚书彭汝砺墓”及“俗呼彭尚书墓，墓志朗然。
墓侧有祠。
地名原叫东乡里下彭源金巴山，后更名为走马仓狮子口”，本内容录自于彭腾芳宗亲所撰《状元彭汝砺文献集》，与《兴国州志》、《明一统志》记载基本一致。
而笔者所查阅的《兴国州志·卷之三·舆地志》(清陈光亨纂)，其记载为：“彭汝砺墓，明一统志云：州南三十里地，曰下彭源，相传有宋尚书彭汝砺墓。
按《浮梁志》：祀汝砺为乡贤，又载其墓在浮梁，未知孰是”，此版本所载不仅是“相传”，且因与浮梁志所载不同而“未知孰是”。
我们再来看当地宗谱，据湖北阳新县《彭氏宗谱·十策堂》(彭方金主编，2009年版)第四百四十页载：“(彭汝砺)又妣讳玉满，谥文节夫人，生子一：尧辅”;又载：“公(彭汝砺)殁后，妣随子往兴国路官署遂家焉，殁葬兴国州东乡里下彭源金山巴，更名狮子口，世传公亦迁斯，载兴国州志”，这里也仅是“世传公亦迁斯”。
由《彭氏宗谱·十策堂》、《兴国州志》到《湖广通志》再到《明一统志》，关于“宋尚书彭汝砺墓”的记载是一层层上报汇编的。
从《彭氏宗谱·十策堂》的无彭汝砺具体墓葬记载、只是“世传公亦迁斯”，《兴国州志》的“相传有宋尚书彭汝砺墓”、但“未知孰是”，一步步升级到《湖广通志》、《明一统志》的“有宋尚书彭汝砺墓”且“墓侧有祠”，其中有意识的、善意的篡改痕迹，应是较为明显。
《明一统志》把原来“世传”、“相传”、“未知孰是”的彭汝砺墓演变成了“有”彭汝砺墓，反过来又成了下一级地方志的依据，其中的说服力不知能有几成。
在《明一统志》撰成的明天顺五年(1461)，阳新县狮子山上并未建有彭汝砺坟墓，现仅存二二年竖立的墓碑，其他找不到任何旧墓碑等器物来做证明。
而且，身为大宋状元，官居吏部尚书，按照当时习俗，彭汝砺应是与原配合葬，怎么会与侧室刘氏合葬呢?这不禁让人想到，是不是后人在特意地附会? 此外，彭汝砺是江西鄱阳人，为什么要葬于湖北阳新呢? 持葬于湖北阳新观点的人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彭汝砺爱楚、徙楚，二是彭汝砺儿子彭尧辅因官居兴国路粮仓官，而奉勅将父棺木迁葬于此。
认为彭汝砺爱楚、徙楚是因为彭汝砺写了一些诗句咏叹荆楚的秀美风光。
彭汝砺一生仕途坎坷，多次外放为地方官，性格豪爽，在其现存一千多首诗中多数是描写各地自然景观以及与亲友交游的，由几首田园诗而推断彭汝砺爱楚、徙楚并不足信。
而认为彭汝砺死后由其子彭尧辅迁葬于兴国路，笔者觉得也不合情理，彭汝砺并不只生彭尧辅一个儿子，另有四个儿子，除长子彭侗早逝外，彭佚、彭作、彭修均子孙繁茂，彭佚先迁芝城老塔前，后裔今居鄱阳县双港镇，彭作迁居乐平市，彭修则生于鄱阳滨田长于鄱阳滨田，且葬于滨田曲岛山，三位兄长岂会同意弟弟彭尧辅将父亲迁葬于路途遥远的湖北阳新呢?更何况彭尧辅是彭汝砺偏房刘氏所生，并未回老家上谱。
那为什么湖北阳新会有彭汝砺墓呢?这应该是彭尧辅因官而迁居于湖北阳新，其生母刘氏葬于此，为方便祭拜，特将母亲坟墓修成父母合葬墓，其中父亲墓只不过是一个空穴而矣。
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以至“世传公亦迁斯”，一座空穴传成了真墓。
葬于湖北阳新的说法虽然并不正确，但因其影响深远，已被后来的多种书籍抄袭录用，如： 《江西省彭氏源流联谱》第281页载：“崇宁元年壬午(1102)，奉勅葬湖北兴国州三十里，俗呼彭尚书墓，墓侧有祠(见《明一统志》)。
” 《状元彭汝砺文献集》第六页载：“葬公于饶州某县某乡某原(浮梁县)。
越九年，崇宁元年壬午(1102)，奉勅葬湖北兴国州南三十里，下彭源走马仓狮子口，同妣文节夫人刘氏合墓。
俗呼彭尚书墓，墓侧有祠。
” 《江西历代状元传》载：“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敕葬湖北兴国州三十里，俗呼为彭尚书墓。
墓左有祠。
” 以上三种资料既源于《明一统志》，且又做了适当的变通：彭汝砺去世九年后敕葬湖北兴国州。
因为从现存资料来看，彭汝砺至少是初葬在古饶州所辖范围内的。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杜大珪编)中集卷三十一《彭待制汝砺墓志铭》(曾肇撰)载：“绍圣二年正月，召彭公于江州，以为枢密都承旨。
命下，识者相庆曰：‘正人进矣!'越翼日，公以讣闻，识者复相吊，曰：‘朝廷失一正人!'……于是有诏，加等赙恤，以都承旨告赐其家，授其弟汝霖江淮发运司句当公事，使办丧事。
明年正月某甲子，葬公于饶州某县某乡某原”。
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据《容斋随笔》(洪迈撰)称：“开(肇)与彭器资(汝砺)为挚友，彭之亡，曾公作铭，彭之子以金带缣帛为谢，欲之至再，……彭子惶懼而止”，曾肇与彭汝砺本为好友，又是应彭汝砺儿子之求而作墓志铭，所记安葬之地是不会有差错的。
但这里只能确定的是彭汝砺安葬于饶州(宋时饶州辖鄱阳、余干、乐平、浮梁、德兴、安仁等六县)，至于具体位置并未详述。
二，江西浮梁说，因交游而安葬的错误观点 葬于江西浮梁县的说法流传于江西景德镇，具体位置在浮梁屏山(今浮梁县寿安镇朱溪村屏山)或浮梁江村(今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委会江村)，浮梁江村位于浮梁屏山附近，作为彭汝砺墓葬地，所指两处可能是同一地点。
葬于浮梁屏山首先见于《浮梁县志》等地方志。
《浮梁县志》(清版，2007年翻印)第十九卷《坟茔》中载：“宋三魁祖墓——在伴龙山。
三魁为彭汝砺、程瑀、僧，此盖葬其祖。
时谓佛印僧中之魁，故立名。
按：通志载状元彭汝砺墓，云章凤应续鄱志，在浮梁之屏山，是汝砺亦葬县境也，并附备考”。
即《浮梁县志》说彭汝砺祖墓在伴龙山(今浮梁县庄湾乡深渡村伴龙山)，还说《江西通志》载彭汝砺本人葬在屏山(今浮梁县寿安镇朱溪村屏山)。
《江西通志》(清版)卷一百十《邱墓》“饶州府”条目载：“状元彭汝砺墓在府城延祥观右。
按：安志载在鄱阳药炉山，章凤应续鄱志在浮梁之屏山，惟林志则载延祥观，未知孰是”。
其中的“安志”指清二十二年(1682)刻本的《江西通志》，于成龙、安世鼎修，杜果纂。
“续鄱志”指明景泰元年(1450)刻本的《续鄱阳志》，章凤应纂修。
“林志”指明嘉靖四年(1522)刻本的《江西通志》，林廷昂纂修。
从这里看到，因为《续鄱阳志》认为彭汝砺墓在浮梁屏山，所以《江西通志》先说“状元彭汝砺墓在府城延祥观右”，后又称“未知孰是”。
持葬于江西浮梁观点的人认为，彭汝砺喜爱浮梁山水，文集中有很多诗是描写昌江人文风物，一生与浮梁县多位名人交往密切，如佛印，以及与多位浮梁县令交好，如许屯田、郭知章、王太博、张景修、程德林等，且其妻宁氏是浮梁屏山(今浮梁县寿安镇宁厂村，在屏山附近，故称屏山宁氏)人，浮梁屏山或浮梁江村均是岳父宁锡公家的祖产或祖坟山，甚至有观点认为是由彭汝砺妻侄宁琯操办丧事，将其安葬于浮梁。
对于这第二种说法笔者也有几点疑惑，一是彭汝砺纵然喜爱浮梁山水，但应不至于要将其葬于浮梁;二是位于饶州州城西北(今鄱阳县城姜夔公园内)的牛首山乃当时彭氏祖坟山，彭汝砺父母及其妻子宁氏均葬于此，为什么不将彭汝砺也葬于牛首山，与其父母妻子为伴呢?三是彭汝砺丧事是当时“授其弟汝霖江淮发运司句当公事，使办丧事”(《彭待制汝砺墓志铭》)，且“汝砺卒，(彭汝方)弃官归葬”(《·彭汝方传》)，彭汝霖、彭汝方兄弟二人会同意将兄长安葬于浮梁吗?浮梁当时并没有状元子侄居住，岂不是增加子孙祭拜的麻烦吗? 仔细阅读《重修滨田汝砺公墓志铭》，发现葬于浮梁江村的说法至少流行了553年，但其中所述葬于浮梁江村的经过较为离奇且与史实不符。
《重修滨田汝砺公墓志铭》成于明天顺八年(1464)，由鄱阳人刘莘所撰，其中载：“宣和年间(1119--1125)，尚书(彭汝砺)致仕。
建炎己酉(1129)秋，游于宁氏门，七月十三薨于彼焉，享寿八十有二。
……时进士妻姪宁琯具棺敛忌葬尚书公于彼之江村。
” 赣东北多地《彭氏宗谱》所载内容与此相同，应是来源于此，也多载为初葬于浮梁江村。
特别是有一支状元后裔，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由江西省乐平市迁往湖北省潜江市，其宗谱对此记载更为详细。
湖北省潜江市《彭氏宗谱·器资公传》载：“器资公，讳汝砺，季昌公之仲子也，幼有大志，力学不倦。
治平乙巳科状元及第，任撰修，其读书处名洗砚池，在长爱山。
先居滨田曲岛山，嘉定癸卯(嘉定为南年号，1208—1224年，期间无癸卯年，有误)赠徙居东伴龙山，卒于建炎己酉(1129)七月十五日，享年八十有二，葬于里之江村，系宁氏地，有圹记及宁氏批书附后。
” 其《彭氏宗谱·圹记》载：“公(汝砺)幼承父命，游于浮梁寿安乡屏山宁氏之门，于是宁锡公之次女赘焉，……建炎三年(1129)七月十五日葬于里之江村，南向湖井，享年八十有二。
” 其《彭氏宗谱·宁氏批书》载：“本里江村湖井长山，乃洵之祖山也，予妹夫彭汝砺公生谋佳城，爱而求之，而未出笔，今不幸公卒，从命将祖山批付彭甥佚作修三人，安妥公柩。
其山上至岭脊，下(至)龙潭周围，七十余亩俱附彭宅永远管业。
长蒙庇佑，自后宁氏之族再无得主兹山矣，各房子孙敢有故违擅起争端者，许令彭甥责此出官，准不孝谕。
建炎三年(1129)七月十二日浮梁宁洵书批。
” 无论是墓碑还是宗谱，尽管记载详尽，事由清晰，但其所述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实际上，由《彭待制汝砺墓志铭》(曾肇撰)可知，彭汝砺是宋绍圣元年(1094)殁于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知州任上，享年仅五十四岁，上述错误有几点：一是彭汝砺去世前的情况，由江州知州任上误为致仕(即退休);二是去世的时间，由1094年误为1129年;三是去世的地点，由殁于江州官署误为浮梁宁氏门;四是丧事操办人，由弟汝霖、汝方及诸子误为妻姪宁琯;这些均与史实严重不符，特别是去世的地点、丧事操办人的严重错误让其葬于浮梁的说法根本无法立足。
因此，葬于江西浮梁的说法是错误的，不足为信。
但其影响较广，不仅乐平、浮梁等地信奉此说，甚至于还影响到了鄱阳滨田，这是当今研究者必须深思并加以辨析的。
三、江西鄱阳说，从迁葬到始葬的本来面目 葬于江西鄱阳县的说法流传于今赣东北大部分地区，具体位置为今鄱阳县鄱阳镇任家村委会东江村大滨田山。
据上文中的《江西通志》(清雍正版)卷一百十《邱墓》“饶州府”条目所载，“林志”认为彭汝砺墓在“延祥观”、“安志”认为彭汝砺墓在“鄱阳药炉山”。
“延祥观”、“鄱阳药炉山”，看似两个地方，则实指向同一个地点。
药炉山，又称马蹄山或马迹山，因仙坛观(宋代称延祥观)建在药炉山上，故又称仙坛山;紧邻其南边的是滨田彭氏祖坟山，为区别相邻的另一座滨田彭氏山，当地人今称之为大滨田山。
《饶州府志》(明正德版)第三卷“坟墓”未载彭汝砺墓。
《饶州府志》(清康熙版)第十三卷“坟墓”鄱阳县条目载：“彭状元汝砺墓，在仙坛药炉山，按章凤应续鄱志又载在浮之屏山”。
《饶州府志》(清版)第三十一卷“茔墓”有类似记载。
《鄱阳县志》(清康熙版)第十五卷“坟墓”载：“彭状元汝砺墓，在仙坛药炉山，按章凤应续鄱志又载在浮梁之屏山”。
《鄱阳县志》(清版)第二十二卷“坟墓”、《鄱阳县志》(清道光版)第二十九卷“茔墓”所载与此相同。
《鄱阳县志》(清同治版)第二十二卷“茔墓” 载：“彭状元汝砺墓，在仙坛药炉山。
按：章凤应续鄱志又载在浮梁之屏山，通志(《江西通志》)云在府城延祥观。
” 由此看出，无论省志、府志还是县志，都倾向于“在仙坛药炉山”，但又不能肯定，以至《江西通志》(清雍正版)说“未知孰是”。
笔者推测，在明前期(约1450年之前)的资料是认为彭汝砺墓在浮梁屏山，如章凤应的《续鄱阳志》;而在明后期(约1464年之后)的资料又转向于墓在鄱阳药炉山。
这其中原因可能与明天顺八年(1464)鄱阳滨田彭氏组织在药炉山重建状元墓有关。
在彭氏宗谱中，多数认为彭汝砺墓初葬于浮梁江村，后由其子彭修迁葬于“鄱阳药炉山。
” 如鄱阳县滨田村《锦标彭氏宗谱》(丙戌版)载：“绍圣甲戌(1094)，贬公出知江州，卒于宦所，寿五十四岁，葬浮梁江村，南向朝井坑。
…子修公奉勅命迁公葬于怀德乡仙坛山之西。
” 其观点是：彭汝砺先葬于浮梁县江村(今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委会江村组)，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彭汝砺幼子彭修奉敕命将父亲坟墓由浮梁江村迁往鄱阳仙坛山，并将母亲宁氏坟墓也由鄱阳牛首山(今鄱阳县城姜夔公园内)迁此合葬。
笔者认为，彭汝砺墓应葬于鄱阳药炉山，且不是迁葬于此，而是一开始就由其弟汝霖、汝方和诸子将其安葬于此。
首先，当时正值宋廷欲将其提拔之时，听其讣闻，朝野上下是悲痛并惋惜，“朝廷失一正人，奈何”，“于是有诏，加等赙恤，以都承旨告赐其家”，择一风水宝地，建一体面而庄重的墓园，应是理所当然且的，鄱阳药炉山实乃不二之选。
药炉山，位于今鄱阳县鄱阳镇任家村委会东江村东，为道教72福地之第52福地——道教圣地仙坛观所在地。
相传建安十二年(207)，有仙人王遥入山修炼，有斗坛、炼丹井、石药盂遗迹。
至晋元康二年(292)，真人白日飞升，这里不但留下诸如仙人骑马飞升时的马蹄印记，也成了择观的福址。
隋大业二年(606)，道士曹志虚正式建观——仙坛观，历经唐、宋、元、明、清诸朝，直到解放初期观宇倾圯，福地消失。
仙坛观鼎盛时，观宇巍峨，香火旺盛，占地规模极大，当时观有十景之说，即：马迹山势、道汊湖光、延祥观宇、朝斗灵坛、药炉苔藓、丹井清泉、方池珠漾、驾虹渡马、马迹波谷、柏潭降虎。
北宋饶州知州曾赋诗：“灵台共上百神清，碧坞红霞相映明。
曲径已无青草合，乱峰时有白云生。
亭亭翠纛高山矗，隐隐狂雷落石轰。
待得九霄孪鹤驭，玉书应改地仙名。
”足见仙坛观(时称延祥观)已是闻名遐迩，声赫名显。
元周伯琦诗云：“西晋仙人留鞋处，护青山;空坛风撼龙蛇窟，绝壁云通虎豹关。
” 只有如此福地才配葬彭汝砺这样才华横溢、气节高尚的杰出贤能，这是为什么不将彭汝砺葬于祖茔地牛首山或居住地滨田的原因。
不仅彭汝砺敕葬仙坛山，其弟彭汝方后来也敕葬于此。
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正月，彭汝方通判衢州，因起兵陷城，骂贼死节，徽宗褒叹之，超赠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忠义，敕葬仙坛观，夫人义城刘氏，附葬同穴。
惜彭汝方子孙寥落，今仅知鄱阳县三庙前乡柳溪彭家二百多人为其直系后裔。
其墓失闻久矣，今不知其所。
其次，成于明天顺八年(1464)的《重修滨田汝砺公墓志铭》篇首即载：“芮城距东数里曰仙坛，宋故状元汝砺公墓所寓焉”，本铭一开篇就肯定仙坛山为宋状元彭汝砺墓之所在地。
芮城，指当时饶州府城，即今鄱阳县城，因番君吴芮建城于此，故称之为芮城。
本铭认为彭汝砺是先葬于浮梁宁氏门，但上文已述其事由与史实不符，其先葬于浮梁宁氏门的观点自然不足信，迁葬之说也就不成立。
至于到明朝前期，浮梁等地认为是葬在浮梁屏山，一来是彭汝砺家族与浮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浮梁等地还认为彭汝砺父母及祖父母也葬于浮梁，对此笔者会有另文详述)，二来历经南宋、元两朝动荡不安的时局，特别对的高压统治，坟墓毁弃，族谱无存，难以查证。
浮梁等地观点自然影响了很多人，甚至某些观点还影响了滨田彭氏。
但在天顺八年(1464)重建彭汝砺墓时，其墓址经状元后裔的代代相传和多方考证是不会有错的。
不然，滨田村本是山清水秀、风光迤逦，且自状元彭汝砺父亲彭思泳就置业于此，滨田彭氏怎会舍近求远在仙坛山建状元墓地呢?以当时滨田一村之力哪有能力在离村“七十里余”去买地建祖墓?而当时仙坛山附近的村民又怎会同意滨田村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造坟墓呢?事实上，明天顺八年(1464)重修仙坛山彭汝砺墓就是缘于两位耄耋老人拜墓而倡导发起，《重修滨田汝砺公墓志铭》载：“暨元末兵燹，(原墓碑)文字磨灭毁弃，惟龟趺存焉。
……洎天顺庚辰(1460)，(彭汝砺孙辈焕公)十二世孙贵德公，年丁八十有五，钦蒙恩典优老受帛，偕弟公信守成翁，经由拜墓，追慕唧叹，以谓不重立碑，恐终坠厥绪，致后无闻，于时心同意协，果于有为，勒石垂成，而贵德公寻逝，守成翁年七旬有五，惟恐众心泮涣，怠于因循，庸是率合族属，捐金庀功，确尽乃心，以显先烈”。
据彭氏宗谱载，“置祀田百亩……以饴祭扫”，以备散居于各地的状元后裔前往祖墓祭拜时，由祀田的租户无偿提供食宿。
时至今日，仙坛山脚下的村民仍自称，其祖上就是为状元彭汝砺守墓的。
状元后裔在时局稳定、国泰民安之时，多次集资筹物，组织修缮，还祖墓一个安宁祥和的环境。
明天顺八年(1464)是史料存今的第一次重修，留存于世的有“重修滨田汝砺公墓志铭”，这块墓碑高有2米多，宽约1米，现存于滨田村彭汝砺纪念馆。
四周原建有石仿等多处石刻，为“文革”时期损毁。
还有一只大型驮碑神龟，由灰麻石雕刻而成，如今仍留在仙坛山，位于墓冢下方十余米处，由“惟龟趺存焉”可推断此为北宋彭汝砺墓之真正原物，距今已经923年，实乃千年神龟! 现存墓冢为一九九三年重新修葺，整个坟墓低于四周地面，只有坟顶略高于外围地面，座北朝南，碎石围砌，水泥石碑，篆刻阴文“宋状元及第彭公汝砺、德安君宁氏合墓”字样，占地面积约有20平方米。
如今，彭汝砺墓仍安详地躺卧在仙坛山上。
历经千年风雨，已是多次被盗，并数度被肆意毁损。
不仅随葬器物全无，且已无法找寻到原墓的踪影，只留下一个墓址让后人遐想，青山依旧，气节永存! 四、结语 彭汝砺安葬于浮梁屏山或浮梁江村，史料依据错误，但可反应出彭氏与浮梁县的紧密关系。
彭汝砺安葬于鄱阳县仙坛山，于情理于史实都是可信的。
而迁葬于阳新县木港镇下彭源，在湖北亦是深入人心，鄂东南彭汝砺后裔对此。
鄱阳仙坛山、阳新下彭源分别是赣东北、鄂东南两地彭汝砺后裔祀拜祖先的圣地，无论真与假，都无法撼动两地状元后裔的深切追思和无尚荣耀! 随机文章成语披荆斩棘的主人公是谁？披荆斩棘的故事简介精灵干尸长天使翅膀，生吸人类鲜血与骨髓神农架不明飞行物成拍摄背景，专家分析是软件效果所致揭秘人体生物钟之谜，生物钟紊乱会导致性功能减退无限猴子定理是什么意思，无限的猴子加无限的时间将称霸地球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每个朝代都有削藩，为什么到了宋朝就没有这个情况出现了
初期的时候，还有一些分封的异侯王存在，为了掺沙子，在这些诸侯王周围分封了一些自己的兄弟子侄为诸侯王，进行控制。
还有一些朝廷当时无法直接有效控制的地区，也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为诸侯王。
刘邦的本意当然是认为，在这种比较混乱的时候，自己的兄弟子侄有血缘关系，是最值得信任的，要比那些还没有血缘关系的诸侯王更可靠，有利于朝廷控制这些地区。
换句话说，就是中央集权管不到的地方，用血缘关系来提高忠诚度，增强控制力。
第一代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但是经过两三代人，问题就开始出来了。
分封的第一代宗室子弟除了血缘上比较近，还曾经有过一起生活的经历，也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相互之间也比较了解和信任，所以还不太容易出现叛乱。
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情况就变了。
首先是血缘上就远了，以前一奶同胞的兄弟，现在只是堂兄弟了。
其次是各自都是在各自的封地长大的，没有一起生活朝夕相处形成的感情基础，相互之间也不信任，对继位的和诸侯王来说，那些遥远的堂兄弟还不如自己身边的大臣可靠。
更重要的是第三点，经过之前的积累，朝廷已经有能力对这些地方直接进行控制，不需要通过诸侯王来控制了。
而诸侯王经过之前第一代人的积累，在自己的封地上也形成了固定的既得利益，谁都不愿意轻而易举的放弃，这就是直接的利益冲突了。
所以，时期，这些宗室诸侯王对朝廷来说，是需要依赖的力量。
到了时期，一开始汉文帝入朝继位时还很怕功臣集团，就是因为有宗室诸侯在外面夹辅王室，他才能安心的在长安当皇帝。
这时候的总是诸侯也还是在发挥正面作用。
但等到汉文帝逐步把功臣集团打压下去之后，已经完全控制了长安的局面，要考虑的就不是自己的安全问题了，而是能否把诸侯王控制的地盘也纳入朝廷的直接控制范围。
但这时候朝廷的实力还达不到，所以刘濞颉抗朝廷，汉文帝也还是忍让。
到了的时候，朝廷已经不存在能够威胁到皇权的力量，就开始考虑逐步加强对地方上的控制的问题。
被杀之前之所以受到汉景帝的很大信任，就是因为他一直在为景帝削藩出主意，这是景帝最想做的事。
从这个角度说，也可以说是景帝削藩逼出来的。
七国之乱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这些宗室诸侯王在地方上是完全自主的，朝廷除了进行一些政治上的监视和控制之外，各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地上完全是自己说了算，政治、经济都是自己控制的，并且有自己的军队，战时还可以征发自己国内的老百军。
西晋是第二个让总是诸侯王领兵的失败例子。
在时期，独挡方面的将领基本上都是他的宗族子弟，比如、，到时期主要也还是、曹休、，曹操临死前甚至有意让他的儿子镇守关中。
曹操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这时候对其他人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所以对自己的宗族子弟更加信任，让他们独立领兵镇守一方。
曹操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世家大族已经完全不把自己和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了，而是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诉求，经常把家族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
所以，曹操任用宗族子弟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而到了曹丕去世之后，对自己的兄弟子侄严密控制，逐步崛起，最后果然是司马懿篡夺了曹魏的皇权。
在之后，司马懿吸取曹魏防范宗室过严导致皇权旁落的教训，就开始用他的兄弟子侄掌握兵权，他的几个儿子也都镇守地方，握有兵权。
除了他的两个儿子和先后掌权之外，他的其他几个儿子也都分别掌握兵权，比如琅琊王司马伷，他的侄儿司马望，在西晋建国之前，就已经在地方上掌握兵权了。
之后，分封宗室，而且很多宗室都带有将军军号，征镇安平都有，。
这是为了防范当时的世家大族像司马懿一样篡夺皇权，夹辅王室，但结果是在中央出了问题，朝廷的权力斗争最后发展到征召外地的宗王率兵进京解决，从而演变成了，一直到西晋在中走向灭亡。
南朝时期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为了防止世家大族威胁皇权，各朝都分封宗室为诸侯王，领兵镇守地方，作为朝廷的声援。
但在皇权继承交替之际，就容易出现宗王直接率兵进攻都城，取代皇帝的情况。
当然，在南朝也出现了一些朝廷混乱的时候，宗王率兵平叛，延续国祚的情况，比如之乱后，死去，梁元帝就率兵平定了叛乱，继位为梁元帝。
初期也大量存在类似的情况，一些宗室王侯在地方上拥有兵权，但结果同样是出现了骨肉相残的情况，唐太宗时期，就出现了自己的亲儿子率兵叛乱的事情。
但在篡夺皇权的时候，一些宗室诸侯王也能起兵反抗。
一直到后，还曾试图让他的兄弟子侄率兵镇守地方，平定叛乱，但很快都被肃宗压下去了。
五代时期的情况更加糟糕，因为五代时期政治混乱，传统的伦理纲常已经难以维持正常的君臣关系，所以出现了大量的义子，但最后却出现了亲儿子继位后，被干儿子起兵夺权的情况。
比如庄宗是的亲儿子，但最后起兵反对他的是李克用的干儿子，也就是。
建立之初，人心还没稳定下来，对自己的亲弟弟也是委以重任的，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他死后，被亲弟弟夺取了帝位，他的两个儿子反倒没什么好结果。
登基后，才开始改变之前厚待宗室的政策，对宗室进行严格的控制和防范，宗室不仅不能掌兵，而且不能担任实际职务，也没有封地，即便是以宗王的名义之藩，实际上也是流放，并没有什么实权。
到了初期，也大量分封自己的子弟为诸侯王，镇守地方，并以护卫的名义给以一定数量的兵权，并且沿边的秦王、晋王、燕王和宁王都有带兵出征的经验。
结果又把之前各朝代的历史又重演了一遍。
建文帝继位以后，试图削藩，却被燕王打败。
而朱棣当皇帝后，逐步废除了宗王的兵权，把在各地的宗王变成了圈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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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历史上仅有的乞丐宰相，开启了宋朝300年基业
他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乞丐宰相，也是为数不多的状元宰相。
的渊博学识和高尚人品，在当时的北宋无人能及。
后来成为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离不开吕蒙正这样的宰相。
吕蒙正是北宋第一位状元。
然而，他曾经以乞讨为生，栖身寺庙。
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吕蒙正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最终高中状元。
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吕蒙正是个典型例子。
(《千家诗》第一首：“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据说这首诗与他有关。
吕蒙正不仅书读得好，心也好。
因为曾经经历苦难的缘故，他的心胸开阔，心地善良。
在飞黄腾达之后，没有表现出当官的身上惯有的戾气。
吕蒙正高中状元后，不久就任，相当于北宋的副宰相。
有一次他上朝，听见有人背后说：“一个乞丐怎么能做参知政事?”吕蒙正装作没有听见，连头也没有回。
有的官员很生气，要替吕蒙正调查是谁在乱嚼舌头，(吕蒙正说：“若一知其姓名，则终生不能忘，不若毋知之为愈也。
”)我如果知道他的名字，肯定一辈子不会忘，还不如干脆不知道。
宋朝治国有方的名相很多，吕蒙正、吕夷简、寇准、富弼、韩琦、文彦博、范仲淹、、司马光、李刚、、、、等等。
这些名相名臣绝大多数都出身于贫寒世家，他们依靠刻苦读书，成为宰相。
他们的生活决定了他们的治国方略，他们的经历造就了他们的人生信念。
正是这一代代为人民服务的名相，让宋朝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富裕，让宋朝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科技的高峰，让宋朝的人们生活幸福和谐。
而这些灿若星河的名相，自吕蒙正为开端。
自幼极度贫苦的吕蒙正，深谙民间疾苦，心中装着老百姓，他以他强大的人格魅力，强力纠正了阴谋治国带来的官场恶习，为大宋王朝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后世的宰相，也纷纷仿效。
大宋王朝的官风，也是历朝历代最好的。
多亏宋朝有吕蒙正、吕夷、寇准等大公无私的廉洁宰相，大山才能绵延三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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