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两大轮回宿命，亡国的另类真相是什么?
两周、两汉、两晋、两宋，除开两宋以外皆是以东西冠名，而两汉又与其他三位不
【千问解读】
两周、两汉、两晋、两宋，除开两宋以外皆是以东西冠名，而两汉又与其他三位不同，东汉和西汉的国祚超过百年，皆是强横一世的，汉地九州全在手中。
西汉开国草民，东汉开国皇帝是士人，二人身份有着很大不同，经历却一致的传奇。
刘秀的人品比较起刘邦是高出一大截的，为民为将为皇的一生，没什么污点，唯一不足之处就是太过宠爱自家家人了(因为战乱年代失去太多亲人)。
东汉国祚一百九十五载，八世十四帝，北方草原的匈奴、鲜卑、乌桓等胡人，西北荒漠的羌人等部众，汉军打的他们溃不成军，终东汉一代，外族势力始终未能讨得便宜，得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东廷统治下的豪强，个个有着万亩良田、上百私兵、，自家庄园自成一体，俨然一个小型王国。
王夫之给出这样的评价，一半是夸赞，一半是感慨。
东汉中央朝廷和地府的权威不如前、不比后，各地豪强家族隐隐能与之抗衡，朝廷要办什么事，没有他们的帮助是绝对不行，办不成的。
这是因，东汉亡于豪强是果。
东汉强大是强大，但就因为太强大就灭亡了，这看似是悖论，实际上蕴含着万事万物的道理。
这也是万千后人的原因所在，没人希望自己国家被外敌入侵灭亡。
五朝，都是因国家军事力量下降，不敌外敌压迫、农民造反，内外交困导致亡国。
东汉光武皇帝刘秀开国，汉军便无敌天下，周边的蛮夷不是东汉对手，被压得喘不过气，有点雄心野心胡人领袖都会带着部落东迁避开汉朝。
东汉末年，西北羌人作乱，北方乌桓鲜卑侵犯，东汉军队依然可以应对自如。
祸乱不在外敌，而在内忧。
，东汉中枢打出一系列的烂牌，先是开始州牧制度放养地方使其坐大，难以节制调动军力和粮饷，再是允许各地豪强宗族和地方长官自行招兵平叛。
最后，大将军毫无政治头脑，被人牵着鼻子走，让本该掌权的自己惨死宦官之手，引进京乱国。
宦官、、藩镇、后宫和权臣，是历代或多或少有的病症，而东汉身患宦官、外戚两种绝症。
宦官之祸和外戚之乱绵长，直到魏蜀吴建立才结束。
东汉历史整体来说就是宦官和外戚交替执政，宦官强则外戚弱，外戚强则宦官弱。
皇帝刚即位，外戚便开始强大;待到一段时间后，皇帝熟悉了这个帝国，宦官就开始强大。
宦官和外戚交替执政期间充满着血雨腥风的斗争。
宦官和外戚的强横，都是代表着东汉皇权的强大，可以任意控制两者强弱，每一任皇帝都不可避免的遇到两大势力。
不过如果一不小心玩出火，就很有可能出现惨死下场，皇帝身死，导致这一情况的罪魁祸首也会遗臭万年，因为他们破坏了游戏规则，不被世人和史书认可。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两个，这也是笼罩在东汉帝国上空的两大宿命轮回。
一是东汉皇帝多为寿短之辈，东汉八世十四帝中，活过四十岁的只有三位，刘秀、汉明帝两父子，及，前两位是东汉最开始的两位皇帝，后一位是东汉结尾的一位皇帝。
刘秀六十二岁，刘庄四十八岁，刘协五十三岁，其余的十一位东汉皇帝，没有一位超过三十五岁。
这十一位中有三位是婴儿年纪即位，其他的也没好到哪去，这就导致少年天子治理天下只能倚仗朝臣。
皇帝只是吉祥物，端坐高堂，大家借着他的名义发号施令，代行皇权。
二是东汉皇后生育能力不行，生不出儿子。
宗法制中，皇后所生是嫡子，有着最高继承权，注定继承皇位，朝野呼声最高，拥护者甚多。
东汉十四位皇帝当中除开开国的刘秀，其余十三位继承大统的皇帝，只有两位是皇后所生的嫡子。
两大宿命直接带来巨大的统治隐患，除前三任皇帝外，其余十一帝皆是少年登基，没有一位超过十五岁。
主少国疑，作为监护人的临朝听政是理所当然的事，代替力不从心的天子监察百官和国家。
太后威信力不足，自然会找到自己本家兄弟，也就是外戚来压制朝中群臣。
那么当皇帝长大加冠成年，有能力有担当了，不是太后和外戚愿意大大损害自己的利益帮助皇帝吗?愿意把权力交出去吗?这样一来，懂事了的皇帝，没有实际权力，没有朝臣支持(外戚势大)，怎么将旁若的大权夺回、真正执掌这个国家呢?宦官群体闪亮登场。
宦官天生受朝野士人名门的鄙视猜忌，他们有家族也不容易得到认可，死后不能归葬祖坟，除非国家大功在身。
皇帝夺回大权，必须要借助外力，长住宫中离皇帝最近、只能依附皇权的宦官群体是最佳人选。
夺回权柄的过程中，必须要给予宦官各种方便，身体不健康导致心理不健康的他们，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也很正常，况且外戚势力有些事更过分更出格。
皇帝掌权，宦官膨胀，外戚萎靡，皇帝英年早逝，没有为太子铺好后来的路，只能再来一次轮回，外戚掌权，宦官夺权。
太后临朝必用外戚，皇帝夺权必用宦官。
皇帝夺权必用政变手段，血流成河是肯定的，这正是宦官之祸比较外戚之祸更为严重的原因之一。
这一个又一个的轮回宿命，直到名存实亡的东汉、末代皇帝刘协时才告一段落。
有趣的是，当上皇帝会短命是历朝历代的常态，年纪大当皇帝不久后离世，年纪小当皇帝不久又早夭，无一例外。
不然哪会出现，不过一两百年的时间，出现十几任皇帝。
后话：对外宣称“永不称霸”的汉朝，是始终屹立在东方之巅的超级大国，西域各国无不尊重且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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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问：才情与品行的双重镜像
他以卓越的诗歌才华，在诗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其品行之瑕疵，又使得他在历史的长河中饱受争议。
本文将以宋之问的人物评价为核心，探讨其才情与品行的双重镜像。
一、才情卓越，诗坛留名 宋之问，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与沈佺期并称“沈宋”，共同完成了五言、七言律诗的定型，为近体律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诗歌才华横溢，文辞华丽，自然流畅，尤其擅长五言排律的创作。
在《渡汉江》中，他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细腻笔触，将游子归乡时的复杂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至今仍被广为传颂。
此外，他的《》《度大庾岭》等作品，也展现了他对自然景色的敏锐捕捉和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
宋之问的诗歌不仅在当时享有盛誉，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创作实践推动了唐诗格律、音韵的规范化，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应麟曾誉其为“初唐之冠”，这一评价无疑是对他诗歌才华的高度认可。
二、品行瑕疵，历史争议 然而，与宋之问卓越的诗歌才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品行上的诸多瑕疵。
他一生谄事权贵，为了个人的仕途利益，不惜出卖灵魂和尊严。
在时期，他依附于兄弟，为其代笔应诏和诗，甚至不惜为张易之捧尿壶，以博取其欢心。
这种卑躬屈膝的行为，使得他在当时就饱受非议。
更为人所不齿的是，宋之问为了争夺外甥刘希夷的诗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竟不惜痛下杀手，将刘希夷残忍杀害。
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他贪婪、残忍的本性，也使得他在文学史上的形象大打折扣。
此外，他还曾为了加官进爵而出卖朋友，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更是让他声名狼藉。
三、双重镜像，历史反思 宋之问的才情与品行构成了他双重镜像的人生。
一方面，他以卓越的诗歌才华在唐代诗坛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另一方面，他品行上的瑕疵又使得他在历史的长河中饱受争议。
这种双重镜像不仅反映了宋之问个人的复杂性，也引发了我们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深刻反思。
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应该秉持客观、全面的态度。
既要看到他们的才华和贡献，也要正视他们的缺点和错误。
宋之问虽然才华横溢，但其品行之瑕疵却无法被忽视。
他的故事警示我们，一个人的才华和品行同样重要，只有两者兼备，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和敬仰。
宋之问作为唐代诗坛的杰出代表，其诗歌才华无疑值得我们肯定和传承。
然而，他品行上的瑕疵也提醒我们，在追求才华的同时，更要注重品德的修养和提升。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真正值得铭记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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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广洋与胡惟庸：明初政坛的权力天平
他们同为麾下的重臣，却在政治生涯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轨迹。
那么，在权力与地位的天平上，汪广洋与胡惟庸究竟谁“大”呢？这需要我们深入剖析他们的仕途经历、政治影响以及最终结局。
一、仕途起点与晋升轨迹 汪广洋，江苏高邮人，元末出身，通经能文，尤工诗，善隶书。
他年少时便跟随朱元璋起义反元，凭借卓越的才能和忠诚的态度，逐渐在朱元璋的阵营中崭露头角。
明朝建立后，汪广洋先后担任山东行省、陕西参政、左丞等要职，最终官拜中书省右丞相，成为朝廷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而胡惟庸，南直隶凤阳府定远县人，早年便追随朱元璋起兵，颇受宠信。
他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知县、吉安等职，凭借精明强干的能力和善于钻营的手段，逐渐在官场中攀升。
洪武三年，胡惟庸拜中书省，洪武六年七月任右丞相，洪武十年更是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从仕途起点和晋升轨迹来看，胡惟庸的晋升速度明显快于汪广洋，且最终达到了更高的职位。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胡惟庸在政治上就一定比汪广洋“大”。
二、政治影响与权力斗争 汪广洋在任期间，以处理机要、屡献忠谋著称，朱元璋曾称赞其“善理繁难事务，且屡献忠策”，将他比作、。
然而，汪广洋在政治斗争中却显得颇为被动。
他多次受到、胡惟庸等人的排挤和打压，甚至一度被贬黜到地方做官。
尽管后来朱元璋又将他召回朝廷，但汪广洋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
相比之下，胡惟庸则是一个极具政治野心和手段的人物。
他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日益骄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人等的生杀升降，勾结中丞涂节、御史大夫陈宁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
胡惟庸不仅在中书省内独揽大权，还试图通过控制军队和司法系统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他的这些行为无疑对明朝的政治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权力斗争中，胡惟庸显然占据了上风。
他不仅成功地排挤了汪广洋等政敌，还一度让朱元璋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忌惮。
然而，这种权力的膨胀也为胡惟庸的最终覆灭埋下了伏笔。
三、最终结局与历史评价 汪广洋的最终结局颇为凄凉。
他因受胡惟庸毒死刘基案牵连，被朱元璋赐死。
这一结局不仅反映了汪广洋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也暴露了明朝初年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而胡惟庸的结局则更为悲惨。
他因谋反罪被朱元璋处死，并牵连了三万多人被诛杀。
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胡惟庸政治生涯的彻底终结，也成为了明朝初年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朱元璋借此机会废除了丞相制度，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从历史评价来看，汪广洋虽然才华横溢、忠诚可靠，但在政治斗争中却显得过于软弱和被动。
而胡惟庸虽然精明强干、野心勃勃，但他的专横跋扈和谋反行为却让他成为了历史的罪人。
四、权力天平的真正衡量 回到最初的问题：汪广洋与胡惟庸谁“大”？从职位和晋升轨迹来看，胡惟庸显然占据了上风；但从政治影响和历史评价来看，两人却。
然而，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权力的大小并不仅仅取决于职位的高低或晋升的快慢，更取决于一个人对政治格局的影响力和对历程的推动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汪广洋和胡惟庸都无法被简单地定义为“大”或“小”。
他们都是明朝初年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们的仕途经历、政治影响以及最终结局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教训和深刻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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