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茂公做了什么竟能被李渊赐李姓?

“起义”是一个有着明确的道德判断的词。

中国古典文献中有“起义”一词，但从来没有“农民起义”连用。

比如，《》“汝水”条下，有“汝南太守周矜起义于悬瓠者是矣”之句。

《志·传》裴注中，有“袁绍起义，卑辞厚币以招致(田)丰”之句。

《通典》中有“篡晋，宋武帝起义讨之”、“大唐高祖起义至京师”、“大唐起义太原”等句。

《》中，“高祖斩白蛇而起义”、“斩蛇起义”等句，出现频率也很高。

“农民起义”一词最早见于何人作品，很难搞明白。

可以肯定的是，要到50年代，该词才在报刊杂志和书籍中大量出现(40年代后期的《新华日报》，已较频繁使用该词)。

在《38年前重要剪报资料库》中检索“农民起义”，仅能得到得1项结果(检索“起义”有130项结果)。

孙中山生平文章，经常使用“起义”一词，但在“国父全集全文检索系统”中检索“农民起义”，结果也是0(检索“起义”有481笔资料)。

不止是报刊和政治人物，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也很少使用“农民起义”一词。

1934年开明书店“中学生丛书”出版《晚明流寇》(王耘庄著)一书，专供初中学生各科课外阅读之用。

该书总结农民暴动产生的六大原因——1、天灾流行;2、赋税繁苛;3、政治腐败;4、外患频仍;5、兵变迭起;6、乡官虐民——可谓对农民充满了同情，但作者仍以 “盗贼之祸”名之，未使用“农民起义”一词。

1933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蔡雪村著)、1935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薛农山著)等，也没有“农民起义”之说，而多用“暴动”、“流寇之乱”、“农民战争”、“农民暴动”、“农民骚动”等词。

蔡雪村是留苏地下党、薛农山曾加入陈独秀组织的“无产者社”，属于左翼学者。

钱穆、吕思勉这些非左翼学者的著作里，也没有“农民起义”之说。

图：上世纪50年代，“农民起义”一词开始井喷，图为1954年出版的《中国农民起义论集》封面及前言。

动机层面的正义，不足以抵消手段和结果层面的非正义，这是民国史家对农民怀有深厚的同情，却又很少使用“农民起义”这个词的主要原因。

钱穆的解释很有代表性： “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

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

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

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

近人治史，颇推洪、杨。

夫洪、杨为近世中国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然矣。

然洪、杨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建设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

”(《〈国史大纲〉引论》) 也就是说，动机层面的正义，不足以抵消手段和结果层面的非正义。

比如，李秀成谈起事初期裹挟民众的诀窍，乃是“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

寒家无食，故而从他。

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为防掳来之兵丁逃逸，严格控制士兵私财，甚至在士兵脸上刺字“”，以断其归路。

这样的手段，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正义。

太平军素有“打先锋”之惯例，“每至一处，即肆意掳掠，必招本地无赖为眼目，就富家大小，以次搜索。

有预为埋藏者，亦十不免一。

”苏州在1830年时有户口341万，经太平天国之役后，至1865年已只剩下129万，损失过半。

当代人口史学者曹树基的研究认为，1851~1864年，共约造成7330万的人口损失。

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正义。

这些也是钱穆评价太平天国“其扩大依然是恐怖裹胁政策的效用”、感慨“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的缘故所在。

图：钱穆 简言之：“农民起义”是一个带有明确褒义色彩的词汇，并非所有的“民变”(我认为这是一个中性词)，都可以被称作“农民起义”。

一场“民变”是否算“农民起义”，不但要考察其动机是否正义，还需要考量其手段和诉求是否正义。

从这个角度来打量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很多以往被理所当然视为“农民起义”的民变，其实只能算做“农民暴动”，动机(原因)是正义的，手段和结果则未必。

比如，《天朝田亩制度》将“农民”视为下贱之人，涉及刑罚时动辄“黜为农”： “官或违犯十款天条及逆命令受贿弄弊者则为奸，由高贬至卑，黜为农。

……凡滥保举人者，黜为农。

……凡滥保举人及滥奏贬人者，黜为农。

……但凡在尚保升奏贬在下，诬，则黜为农。

……颂赞天父上主皇上帝，讲圣书，有敢怠慢者，黜为农。

” 这就已经与“农民起义”相去甚远了。

欧洲古代的“民变”情形，可参考《中世纪欧洲史》的以下表述： “1381年英格兰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人头税大幅增加。

该税开征于几年前。

人人都要缴纳。

起义农民从肯特和埃塞克斯涌向伦敦。

年轻的国王理查二世(1377--1399在位)和幕府没有及时采取军事行动。

起义军在泰勒(War Tyler)率领下攻入伦敦城，捣毁了萨伏伊宫(Savoy)。

该宫主人为兰开夏(Lancaster)公爵。

起义军在伦敦城郊向国王递交了请愿书。

国王似乎有意妥协，但起义军还是攻占了王廷要塞伦敦塔，并在城外的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再度与国王谈判。

泰勒当着国王的面漱口并要了一杯啤酒，被伦敦市长杀死。

国王夺回了伦敦，镇压了起义军。

从起义军向国王提出的要求，可以看出他们的真正诉求，也可以理解伦敦之外的大修道院为什么会成为农民的攻击目标。

起义军的主要要求如下：废除农奴制(仍存在于英格兰东南部)，废除黑死病之后制定的限薪劳工法，百权参与乡村政务，消灭英格兰教会的世俗财产。

最后一点并不算激进，当时威克里夫(John Wyclif)的教会改革思想已经广为流传，甚至得到了兰开夏公爵的支持。

“1525年德意志农民起义在德意志南部和中部爆发(包括现今奥地利和瑞士部分地区)。

该地区的很多农民都属于农奴，早已不堪重负，而伯爵、修道院长和骑士等小领主却日渐增多。

这些小领主名义上归德意志国王()管辖，却享有自治权，通常占据几个村落，既当大地主，又作领主。

这种双重身份引起了农民的反抗。

德意志南部的农民不仅发起暴动，还展开了宣传攻势，为自己辩护。

起义源头在士瓦本北部，起义者用简洁的语言归纳了自己的主张，并作为宣言四处印发。

《梅明根十二条》(Twelve Articles of Memmingen)就是一个范例，明确提出：农民有权选举乡村牧师，废除农奴税，削减什一税，农民自主决定公共林地、牧场和水源的使用，要求地方法庭尊重当地习俗，不采用领主们强加的夹杂着罗马法的法规。

”(维姆·布洛克曼 彼得·霍彭布劳沃/著，《中世纪欧洲史》，花城出版社，2012，P277-278。

) 如果《中世纪欧洲史》的以上描述没有错误，那么，“1381年英格兰农民起义”和“1525年德意志农民起义”，确实与“农民起义”的概念比较契合，他们的动机(不堪重负)、手段(对抗压迫者和剥削者)和诉求(基于自身利益)，均具备正义性。

廓清了“农民起义”的概念，文章开篇的问题，其实也就很自然地变成了：古代欧洲与古代中国的民变有什么区别? 区别如下： 中世纪的欧洲，是一种“领主分封制”。

民变者所反抗的是领主的暴政，他们也比较容易找到领主，进行直接对话。

古代的中国，是一种大一统的郡县制。

民变者所反抗的，是皇权直接制定或者间接衍生的暴政，但他们很难直接与皇权对话，往往只能和皇权的代理人打交道。

前者可以直接与领主对话，或展开谈判，或暴力对垒。

民变在手段与结果层面，往往距离“农民起义”往往较近。

后者直接面对的是皇权的代理人(要么是郡县的武装力量，要么是中央的武装力量),为自身利益计，小规模的“民变”，往往更乐于落草为寇去侵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而非直接与郡县的武装力量对抗，比如民国年间，河南因军阀混战“民变”迭起，基本上走就是盗匪路线;大规模的“民变”，也往往更乐于去“掳掠州县”，伤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而非直接与中央的武装力量对抗，赤眉、绿林、黄巾、黄巢、李自成，这些民变者，都曾辗转过小半个或大半个中国。

如此，民变在手段与结果层面，也就与“农民起义”越来越远。

这种区别，与“民族性”、“国民性”、“文化基因”之类的概念毫无关系，只是不同现实环境下的不同的“理性选择”。

郡县制下，地方郡县官僚只是皇权的代理人，郡县不是他们的私产，他们犯不着往死了镇压从其他地方流窜过来的民变者;民变者也很清楚，掳掠其他郡县的普通百姓，风险要远远低于直接和国家机器(郡县军队、中央军队)对抗。

领主制下，封地是领主的私产，有强烈的的抵御外来民变者的动力，民变者们也清楚，去掳掠其他领主治下的百姓，风险不一定低于直接反抗自己的领主。

这也是领主分封制下，很少出现所过之处“凡有身家, 莫不破碎”的全国性民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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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爱尔兰失去了都柏林的议会，由伦敦威斯敏斯特的联合议会管理。

在19世纪，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反对这种安排。

复活节起义后，其中一名反叛分子、出生于美国的埃蒙德瓦莱拉被判处死刑。

然而，他最终只服了很短的刑期，并成为爱尔兰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其职业生涯横跨半个世纪。

一些温和的民族主义者主张自治，在这种情况下，爱尔兰仍将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但也会有某种形式的自治。

19世纪末，议会否决了几项地方自治法案，直到1914年最终通过了一项。

然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方自治的实施被暂停。

与此同时，一个名为爱尔兰共和国兄弟会的秘密革命组织的成员开始策划后来成为复活节起义的活动。

他们认为，地方自治还远远不够，反而寻求爱尔兰的完全独立。

他们希望他们的叛乱能得到德国的军事支持。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英国作战。

然而，就在起义开始前不久，英国人发现了这艘船，它被船长击沉了。

凯斯门特被控叛国罪，于1916年8月被处决。

复活节起义原本打算在爱尔兰全境举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复活节起义主要在都柏林举行。

1916年4月24日，叛乱领导人及其追随者。

在叛乱期间，他们的人数达到约1600人，其中许多人是爱尔兰志愿者组织，或称为爱尔兰公民军的小型激进民兵组织的成员占领了这座城市。

邮政总局和其他战略地点。

那天下午早些时候，在邮局的台阶上，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帕特里克皮尔斯宣读了一份宣布爱尔兰为独立共和国的公告。

并宣布已经任命了一个临时政府。

尽管叛军抱有希望，但公众并没有起来支持他们。

英国政府很快宣布对爱尔兰实行戒严令，不到一周的时间，叛乱分子就被派往爱尔兰的政府军镇压。

在这场暴力冲突中，大约450人丧生，2000多人受伤，其中许多是平民。

这场冲突还摧毁了都柏林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区。

起初，许多爱尔兰人因起义造成的破坏和死亡而憎恨叛军。

5月，15名起义领导人被行刑队处决。

3 000多名涉嫌直接或间接支持起义的人被逮捕，大约1 800人未经审判就被送往英格兰并监禁在那里。

仓促的处决、大规模的逮捕和戒严令于1916年秋仍在实施。

激起了公众对英国的不满，这也是帮助叛军和爱尔兰独立运动获得支持的因素之一。

1918年英国议会大选中，新芬党其目标是建立共和国，他们赢得了爱尔兰议会的多数席位。

新芬党成员随后拒绝进入英国议会，并于1919年1月在都柏林召开爱尔兰议会，宣布爱尔兰独立。

爱尔兰共和军随后对英国政府及其在爱尔兰的军队发动了游击战。

1921年7月停火后，双方在12月签署了一项条约，要求在次年建立爱尔兰自由国家，即英联邦的自治国家。

爱尔兰北部的六个郡选择退出自由州，留在英国。

1949年4月18日复活节星期一，爱尔兰共和国正式宣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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