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历史上小混混郭汜为什么能扰乱朝政?
【千问解读】
其头领李傕杀死樊稠后，郭汜时刻觉得自己非常危险，由于没有安全感郭汜与李傕最终刀兵相见。
郭汜画像 公元192年之前郭汜是董卓部下的一员大将，与李傕、张济等一起攻打朱儁于中牟，胜利后纵兵劫掠。
公元192年董卓死后郭汜与李傕、樊稠一起攻下长安，打败了，杀死了，开始了挟天子令诸侯的快意人生。
在其胁迫下多次给郭汜加官进爵。
可以郭汜说过了一段风光无限的生活，但是，公元195年随着樊稠被李傕在酒宴之上杀死，郭汜开始了其忧心忡忡的日子，总是害怕自己被李傕杀害，再加上其妻子的挑拨，于是郭汜起兵攻打李傕，两个人在长安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斗，死伤万人。
公元195年，郭汜想要挟持天子，但是却被李傕抢了先，于是郭汜挟持了众大臣，后来张济为两个人从中斡旋，两个人最终和解，并且各自让自己的儿子做人质表示自己和解的决心。
同年七月，张济提议天子向东迁，于是郭汜与张济等人护送汉献帝东归，郭汜想要挟持汉献帝回郿，但是计划被杨定、杨奉、董承知道，不得已郭汜放弃这个打算。
公元197年郭汜被其部将伍习杀死于郿结束了其混乱的一生。
郭汜性格 郭汜是三国时期董卓座下的一员大将，出身马贼，后来被董卓收归门下，成为了董卓的一名干将，后来董卓死后，郭汜跟随者李傕，作为李傕的一名得力助手攻陷了长安，于是李傕主政，郭汜被封为扬烈将军，后来又被封为后将军和美阳侯，可以说是风光一时，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就被部下杀死。
郭汜画像 我们从郭汜191年至197年之间的这一段短暂的时光分析一下郭汜的性格特点。
首先个人觉得郭汜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
这一点从郭汜听从其妻子的挑拨，对李傕产生怀疑就可以见到一斑，作为一个统帅最应该有的就是辨别是非的能力，郭汜明显的就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从其追随李傕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李傕为政期间总是任由自己的军队劫掠百姓，而即使是这样郭汜还是追随其左右就可以其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强。
说其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还在于其本来是挟天子令诸侯的，竟然会答应释放汉献帝，从这一点上可见其完全没有主见。
郭汜还是一个权力欲望非常强的人，从其与李傕争权夺势就可以看出是有着相当强的权利欲的，后来护送汉献帝的过程中，想要将汉献帝劫持到郿更是显示出非常强的权力欲。
郭汜还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说起有勇通过追随李傕并且可以成为扬烈将军就可以知道，其有着一定的战斗能力，并且在长安与李傕交恶的时候的表现就可以看出其战斗力的不弱。
说起无谋从其释放汉献帝就可以看出其智谋的不足，汉献帝就是权力，对于一个对权力有着欲望的人来说释放汉献帝无疑是一个下下策。
后来竟然被自己的部将杀死，更加显示了其谋略不足。
从以上的几个方面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郭汜的性格特点：没有主见，辨别是非能力比较差，权力欲比较强，有勇而无谋。
郭汜打得过吕布吗 郭汜是董卓手下的一员部将，吕布也是董卓座下的大将，吕布称为三国第一勇士，可见其非常的骁勇善战，据说吕布的战斗能力是三国时期各个武将当中最强的，而郭汜在三国当中都排不上名次，个人认为如果是单打独斗的话，郭汜是不敌吕布的，但是在公元192年董卓死后李傕与郭汜却将吕布打败，是怎么回事呢? 吕布画像 公元192年王允与吕布杀死了董卓，王允当政，但是其当政的时候总是觉得是坏人就要一网打尽，所以对于郭汜等人采取的策略并不是招安，而是的，所以使得郭汜等人不得已走上了与王允对立的道路。
郭汜等人用兵还是有一套的，李傕与郭汜集结大军杀向长安，据说号称是大军五十万，而吕布的的军队人数远远不及李傕和郭汜，同时吕布只是有勇无谋的一个人，单打独斗还是可以的，可以勇冠三军，但是说到带兵用计谋，吕布完全不是和李傕郭汜的对手。
而郭汜与李傕也完全认同吕布的能力，不会去跟吕布单打独斗，利用兵力上的优势和适当的计谋将吕布打败，赶出长安还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所以吕布尽管有着三国第一勇士的称号，却被李傕和郭汜等不入流的角色打败，走上了飘零的路途。
郭汜打得过吕布吗?如果单打独斗确实是打不过吕布的，但是如果是利用兵力上的优势再加上必要的智谋，战胜吕布，将吕布赶出长安完全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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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尚存规模较大的武侯祠9座，天下第一武侯祠
旧时武侯祠多如繁星，不胜枚举。
现在，全国尚存有规模较大的武侯祠9座。
9座武侯祠为勉县武侯祠、古隆中武侯祠、成都武侯祠、祁山堡武侯祠、白帝城武侯祠、五丈原武侯祠、南阳武侯祠、宝山武侯祠、兰溪武侯祠。
而勉县武侯祠是下诏修建的，比成都武侯祠早建约50年，堪称“中华第一武侯祠”。
公元263年，即死后第29年，才下诏立祠。
当时因“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故选祠址于定军山下的武侯坪，祠靠近墓所。
勉县武侯祠是全国唯一由皇帝下诏并拨给银两修建的“官祠”，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武侯祠。
勉县武侯祠自魏晋以来，历代名人留下墨迹甚多。
、、、王士祯等，都曾来此赋诗题字。
目前保留下来的碑石有60多通，匾30多方，联20余幅。
祠内遍悬匠、联，匾额有：“高山流水”、’“醇儒气象”、“代仰清高”、“大汉一人”、“大器无方”，“天下奇才”、“其犹龙乎”、“”、“伯仲伊吕”等。
大殿内，有诸葛亮泥塑坐像一尊，羽扇纶巾，目光凝重，栩栩如生，侧塑关兴、张苞站像。
坐像前额殿中，悬有清皇帝于嘉庆八年(1803年)亲笔御书“忠贯云霄”匾额。
勉县武侯祠历经1700多年，融古建、园林、文学、艺术、书画、雕刻、彩绘于一体，是一座代表陕南地方传统建筑风格的千年古祠。
大殿两侧、山墙及正面檐下，碑石林立，上刻历代文人墨客及军政名流诗词歌赋。
勉县武侯祠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票价60元有点贵，喜欢文化的朋友还是值得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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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第一个反对“刑讯逼供”的帝王是哪位？
该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刑讯逼供的罪名。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刑讯逼供是一种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野蛮行径，不仅是对犯罪嫌疑人精神和肉体上的严酷摧残，更是对无罪之人的人格和尊严的极端践踏。
在中国，刑讯逼供起源甚早，周代已见于典籍：“仲春之月……母肆掠，止狱讼。
”郑玄注曰：“掠，谓捶治人。
”“肆掠”，就是指现在刑讯。
建立以后，深受法家思想熏陶的，“专任刑罚……昼断狱……”。
作为刑罚的一个重要方面，刑讯制度也有了很大发展。
《秦律》规定：“能据供词追问，不用拷掠而明案的是上策;用考掠而不得案情的是下策”。
根据这一原则，又对刑讯做了进一步规定：“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更言不服，其律当治者，乃谅(笞掠)”。
当时虽然不提倡拷讯，但《秦律》在另一法律问答中已列举出“大痍”，即囚犯经刑讯后，肢体将断不能行走，须长官令人扶回的谓之“大痍”。
既然作为刑讯的一种事实状态已明文列出，秦拷讯之盛也就可想而知。
西汉时期，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倾轧而用刑讯的记载不绝于书。
汉初，对预谋行刺的贯高“榜笞数千，刺身，身无可击者”。
廷尉杜周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不服，以掠笞定之。
”此语出自主刑大臣之口，不但说明刑讯的合法化，而且使得法吏上下相胥，皆以苛酷为能，拷囚之时，极尽残忍。
虽然废除“肉刑”，但刑讯逼供依然普遍，以至到了时，酷吏刑讯断狱成风。
一直把拷讯作为治狱的基本方法。
明帝时，楚王刘英被告谋反，刑官就用极残忍的手段对其属吏逼供，“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续、宏、勋掠考五毒，肌肉消烂。
”这种血腥的场面，还是发生在“显宗以亲故不忍穷究”的情况下。
试想在当权者认为“需要穷究”的情况下，在对待“非亲非故”的普通百，那刑讯之苛酷，真不知会惨烈到何等境地。
事实上，东之后，朝庭就大量起用酷吏。
王吉，“性残忍……夏月腐烂(人犯因刑讯而肉体糜烂)则以绳连其骨，见者骇然。
”周纺，“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吏人及羌胡畏之。
”就是此人，后来“以威名迁齐相，亦颇严酷，专任刑法。
”在东汉，有王吉、周纺之流的“活阎王”充斥司法领域，东汉拷讯之酷，司法之黑暗也就不难想像。
章帝刘坦曾在诏书中引《律》曰：“掠者唯得笞榜立。
”此律即东汉的通行法律。
但用何方法，用何刑具，用刑到何种程度，法无明定，而由法吏率意为之。
可见秦汉之际是刑讯的随意性时期，因而具野蛮性和残酷性。
魏晋之际，魏据《汉律》立法，名曰《魏法》，包含“系囚”、“鞫狱”、“断狱”三章。
晋文帝时，“令定法律，辨囚律为告劾、击讯、断狱。
”可见两朝已有了刑讯的专论。
但由于两律皆已失传，故具体内容无从察考，不过可从见诸典籍的个案中窥出一些端倪。
曹魏时，尚书令为下狱的太尉杨彪向法吏满宠说情，“嘱宠但当受辞，勿加考掠。
宠一无所报，考讯如法。
” 在南朝，刑讯也逐渐规范化。
宋时，“建康县考囚，或用方材压额及踝胫”，即后世的“压杠子”。
当时有一名叫奚显度的小吏对怠工民工常法外施行。
以至于流传着：“宁得建康压额，不能受奚度拍”的民谣，说明在存在拷讯的时代，刑讯规范化总比滥施刑讯好得多。
齐时，多沿用宋时的律法。
梁时，“凡系狱者，应加测罚。
”《刑法志》解释为：“立测者，以亡为垛，高一尺，上圆劣容两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讫，著两械及扭，上垛，一上测七刻。
”即先抽鞭子，打棍子，然后带械站跺，迫囚招供。
鞭打多少，带何刑具，罚站地点时间，皆有法律明示。
陈时，刑讯沿用梁朝的“测囚法”。
由于鞭笞之后又罚长站，此法引得当时不少开明人士的批评。
都官尚书周弘正感叹道：“重械之下，危堕之上，无人不服，诬枉者多。
”有鉴于此，主刑大臣范泉在修订律令时，对“立测”法有所改进：“分其刻数，日再上。
”即将囚犯罚站时间缩短，隔日限时而站。
变动虽小，但无疑也是一种进步。
在北朝，由于掌权的鲜卑族是由奴隶制直接过渡到封建制，因此部落式的野蛮刑罚曾广为施行。
世宗时，广用酷吏：“卢斐，性残忍……为相府刑狱参军，无问事之大小，考掠过渡，于大楱车辐采死者非一”。
“毕义云，专以车辐拷掠，所获甚多。
”文宣帝时，“有司折狱，又皆酷法，讯囚则用车辐……又立之烧犁耳上，或使以臂贯烧车，既，皆致诬服。
”北魏献文帝都不得不承认：“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习欲免之，则以细捶，欲限之，则先大杖，民多不胜而诬引，或绝命于杖下。
” 隋初统治者(541年-604年)宣布：“尽除苛惨之法”。
根据前朝旧律修订刑律，“沿革轻重，务取平允”，并废除了前代枭首、车裂、宫刑、鞭刑等酷刑。
隋文帝下令：废除前代的“审囚酷法”，禁止对囚犯“屈打成招”，反对“刑讯逼供”。
据《隋书·刑法志》记载，讯囚的数量，刑具的规格，施刑的主体、对象，以及行讯过程中不得更换法吏都有具体明确的规定。
同时，对前代八十一条死罪、一五零条流罪、千馀条徒、杖等酷刑以及灭族等都一概废止。
制定修订了简要的刑律，并基本上被唐、宋至清各代所沿袭。
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反对“刑讯逼供”的，他深刻吸取了历朝历代灭亡的教训，勤劳思政，励精图治，实行开明统治，不断减轻刑罚，在各朝旧律的基础上，制定修订了简单明了的《开皇律》，废除了一些的酷刑，规定了“有期徒刑”的年限，规定了“死罪不得专决，悉移大理寺覆按”，由专门的司法机关负责审理，对犯人处置采取审慎态度，而不是，有效地防止了冤案的发生。
隋文帝对法律的一系列改革，使法律减轻了残酷性和野蛮性，他的这种思想和做法，不但在当时具有非常进步的现实意义，而且在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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