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流”为什么短时间就在世界兴起呢？
文化产业的威力其实在90年代就已经初见端倪。
韩流过去的“主战场
【千问解读】
文化产业的威力其实在90年代就已经初见端倪。
韩流过去的“主战场”基本都是分布在东亚以及东南亚，在这些地区拥有极其数量多的粉丝群体。
但近年来，随着元素多样化、作品更具创新以及宣传力度加大等因素，韩流这股风也刮到了欧美地区。
进入千禧年以后，“韩流”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随着《天国的阶梯》《蓝色生死恋》等韩剧的热播和Super Junior等第二代偶像组合的走红，韩国文化产业的影响已经开始走出国门，辐射亚洲了。
韩流是怎么兴起的?在这其中，韩国政府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韩流”能够在短时间内走向世界，离不开经济基础。
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韩国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其中包括工业化、科技化、城市化、现代化、民主化和国际化的一系列过程，被称为“汉江奇迹”。
二战后的韩国，但是接踵而来的是朝鲜战争又让他们的经济发展遭受重创。
战争结束后韩国的失业人数高达40%，支撑经济发展的基础几乎被毁灭。
面对这样的情况，韩国领导人提出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和新乡村运动。
抓住产业分工转移的机遇，实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战略。
随着经济逐渐复苏以及基础设施不断完备，韩国将目光转向了覆盖钢铁、造船、有色金属、汽车制造、电业等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产业，实现了全面的产业升级。
从此，韩国走上了经济腾飞之路，GDP常年保持高速度增长，各产业发展态势一路向好。
1996年10月11日，韩国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加入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富国俱乐部”的亚洲国家。
一、政府支持，提供了良好环境 就在韩国人民还沉浸在经济发展的硕果中，一场的灾难悄然来袭。
1997年7月，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韩国。
外债高筑、企业倒闭、货币贬值、外汇储备锐减、失业率上升等危机浮现。
下一步该走向何方?韩国时任总统金大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除了实施“第二次科技立国”战略，金大中政府史无前例提出了“文化立国”战略。
基于此战略，韩国先后颁布《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等多项文化产业相关法规，以及成立“文化产业振兴院”等多个文化产业相关机构。
“文化立国”战略重点不仅仅是发展熟知的影视、音乐产业，还包括游戏、电竞、旅游等领域。
新时代韩国立志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化标志。
“韩流”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媒体，用来形容韩国影视及音乐等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的浪潮。
随着“韩流”的影响越来越深，韩国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也迅速提升。
据报道，2018年韩国文化内容产业出口额为95.5078亿美元，文化内容产业销售额则为119.1103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941亿元)。
要知道韩国只是个国土面积只有10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5000多万的国家。
而有这样惊人的成绩都要归功于韩国前总统金大中。
1998年金大中当选为韩国总统后，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口号，将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确立为21世纪韩国经济发展的“立国之本”。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韩国政府将文化部门的预算大幅提升了40%，加大对文化行业基础设施的投入，着力培养文化产业各领域高级人才。
另外还进一步放宽自由创作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1998年，韩国政府取消电影剪阅制度，代之以国际通行的分级审查制度。
种种措施彻底激活了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从2000年开始，以《我的野蛮女友》为代表的一大批韩国影视作品涌向中国、亚洲甚至全世界。
金大中总统当初依靠文化产业盘活经济的想在一步步实现。
2008年至2011年，韩国文化产业出口规模以每年22.5%的速度迅猛增长。
2012年出口规模达到43.2亿，同比增长34.9%，成为韩国创造外汇第二多的产业。
二、产业的成功之道 谈到韩国影视剧，人们总会最直观的印象便是俊男靓女。
但是，真的仅仅只是俊男靓女就能够吸引观众的眼球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韩剧采取的是制片人和导演职责合一的“PD”模式。
制片人无需考虑资金筹备和市场销售，电视剧都是制作公司根据电视台订单要求量身定制。
除此之外，韩剧遵循的是“边写、边拍、边播”的制作原则，可以随时根据观众反响撰写剧情走向。
早期的韩剧题材基本都是涉及家庭、爱情、宫廷等方面，力图挖掘人性的真善美，塑造夫妻恩爱、孝敬父母、崇尚亲情、诚信做人的荧幕形象。
近年来，韩国娱乐业从业人员用影视艺术手段将我们知之甚少的社会阴暗面展现出来，在针砭时弊方面，韩国电影更是具有代表性。
在韩国不少电影作品中，上到总统，下到平民，人的劣根性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韩国影视剧敢演敢言的这一特性，是其保持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
音乐作为“韩流”的另一项代表作，也有其鲜明的特点。
早期的韩国流行音乐主打抒情歌曲类型，到20世纪80年代的迈克尔杰克逊热潮曾在韩国音乐界引起强烈反响。
逐渐地，韩国流行音乐开始汲取西方元素，充分结合嘻哈、电音、舞曲以及蓝调等音乐类型的精髓，韩国打造出属于自己的音乐品牌—K-POP。
SM娱乐作为K-POP音乐历史上不能不提的一个实力造星公司，可以说对于帮助韩流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与YG娱乐，JYP娱乐并称为韩国的三大娱乐公司，作为K-POP Idol文化的初创者，SM永远是吃螃蟹的第一个人。
第一个爱豆男团H.O.T.的诞生; 第一个可以完美进军日本的女Solo BoA; 第一个可以在日本巨蛋，日本日产开巡演，全年演唱会动员上百万人参与，至今没人能破其纪录的东方神起; 第一个拥有外籍成员的大型实验性组合Super Junior; 第一个同时展开中韩同步活动的EXO-K，EXO-M小分队; 第一个打造无上限，新文化音乐传播，多国企划的NCT; 这些等等的音乐文化与偶像文化完美结合的爱豆团体或者是Solo艺人，无一例外都是由SM最先开始推出的。
首个创新完整的练习生体系的公司; 首个开始设计贩卖艺人周边的公司; 首个开创家族演唱会，并逐渐发展为了世界巡演的公司; 首个自创SMP曲风的公司; 首个可以在南美开巡演的公司; 首个有能力进军中国音乐市场，并取得惊人成绩的公司; 第一代偶像组合H.O.T的成功让三大公司看到偶像组合强大的商业价值和粉丝号召力。
从90年代末期开始，三大公司纷纷开始了偶像组合的批量训练和生产，时至今日打造了一批又一批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偶像明星。
韩国流行音乐一个受到关注的热点便是练习生制度。
在韩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怀揣着一颗“明星梦”。
他们频繁地参加各大娱乐公司的选秀，期望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但现实是，韩国练习生选秀的出道比例只有千分之一，并且出道后的生存竞争能力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每年韩国各家娱乐公司会根据规划定期进行选秀，或者自己出去寻找具有走红潜力的素人，由公司统一培养，进行全方位打造，培训合格后再安排出道。
培养时间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而培养过程也异常辛苦，基本是唱歌、跳舞、仪态、演技等全方位的培训锻炼。
虽然经过高强度的训练练习生们基本都具备了出道实力，但由于练习生多而公司真正推出的组合少，所以出道竞争异常激烈。
据统计，各大演艺公司签订合法协议的练习生数量只有1000多名，但练习生数量却有100多万。
而无论之前训练多么努力，后期如果选拔不上无法出道也只能被无情淘汰。
经历过这种堪称地狱模式的竞争性选拔，能出道的艺人基本都是优中选优，各方面的素质都无可挑剔。
三、流水线打造，面向全球 鉴于东方面孔的长相，“韩流”明星基本都是在亚洲爆红。
但是他们的野心并不仅仅于此，而是企图在全球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韩流”帝国。
从音乐制作方面，有大量欧美音乐制作人参与其中。
而且组合成员外形时尚靓丽，多国籍发展，更不乏中国和外国国籍成员。
外加高度专业、系统化的运作体系，成为如今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歌手群体，并形成了独有的粉丝文化。
于是，韩国各大娱乐公司实行扎根市场的本土化战略，培养来自不同国籍的“韩流”明星。
近年来“韩流”音乐在欧美声名鹊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韩流”音乐歌词赋予了与欧美同类型音乐歌词不一样的正能量。
目前的“韩流”主流音乐风格大多起源欧美，在欧美同类型音乐例如嘻哈音乐大多带有暴力、酒以及毒品的标签。
而“韩流”音乐传递出来的是爱、亲情或是励志等的信息，因而受到了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热捧。
拥有一定的粉丝群体后，“韩流”明星趁热打铁，进军全球举办巡回演唱会，继续扩大影响力。
K-POP组合的优势 1、扎实的基本功。
经过严苛的培训和高淘汰率的选拔，K-POP组合成员可以说都是唱、跳、演全能的复合型艺人，与中国明星“唱而优则演”或者“演而优则唱”不同，出道伊始，经过长期训练的韩国艺人就基本具备在影、视、歌多栖发展的能力。
2、歌曲气质和舞台台风时尚酷炫。
K-POP歌曲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强烈的节奏感和整齐划一的舞蹈编排。
所以在练习生时期，公司就注重锻炼成员的舞蹈能力，跳舞本身与唱歌能力同等重要，都是表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边跳边唱不气喘、不走音是对K-POP歌手的基本要求。
他们的歌曲也早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唱跳概念，在凸显舞台中心艺术的同时，强调舞台表演和高级音乐艺术完美相融的过程，可以说是SM娱乐旗下的音乐作品与爱豆文化可以走向世界的最核心的竞争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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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第一个反对“刑讯逼供”的帝王是哪位？
该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刑讯逼供的罪名。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刑讯逼供是一种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野蛮行径，不仅是对犯罪嫌疑人精神和肉体上的严酷摧残，更是对无罪之人的人格和尊严的极端践踏。
在中国，刑讯逼供起源甚早，周代已见于典籍：“仲春之月……母肆掠，止狱讼。
”郑玄注曰：“掠，谓捶治人。
”“肆掠”，就是指现在刑讯。
建立以后，深受法家思想熏陶的，“专任刑罚……昼断狱……”。
作为刑罚的一个重要方面，刑讯制度也有了很大发展。
《秦律》规定：“能据供词追问，不用拷掠而明案的是上策;用考掠而不得案情的是下策”。
根据这一原则，又对刑讯做了进一步规定：“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更言不服，其律当治者，乃谅(笞掠)”。
当时虽然不提倡拷讯，但《秦律》在另一法律问答中已列举出“大痍”，即囚犯经刑讯后，肢体将断不能行走，须长官令人扶回的谓之“大痍”。
既然作为刑讯的一种事实状态已明文列出，秦拷讯之盛也就可想而知。
西汉时期，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倾轧而用刑讯的记载不绝于书。
汉初，对预谋行刺的贯高“榜笞数千，刺身，身无可击者”。
廷尉杜周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不服，以掠笞定之。
”此语出自主刑大臣之口，不但说明刑讯的合法化，而且使得法吏上下相胥，皆以苛酷为能，拷囚之时，极尽残忍。
虽然废除“肉刑”，但刑讯逼供依然普遍，以至到了时，酷吏刑讯断狱成风。
一直把拷讯作为治狱的基本方法。
明帝时，楚王刘英被告谋反，刑官就用极残忍的手段对其属吏逼供，“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续、宏、勋掠考五毒，肌肉消烂。
”这种血腥的场面，还是发生在“显宗以亲故不忍穷究”的情况下。
试想在当权者认为“需要穷究”的情况下，在对待“非亲非故”的普通百，那刑讯之苛酷，真不知会惨烈到何等境地。
事实上，东之后，朝庭就大量起用酷吏。
王吉，“性残忍……夏月腐烂(人犯因刑讯而肉体糜烂)则以绳连其骨，见者骇然。
”周纺，“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吏人及羌胡畏之。
”就是此人，后来“以威名迁齐相，亦颇严酷，专任刑法。
”在东汉，有王吉、周纺之流的“活阎王”充斥司法领域，东汉拷讯之酷，司法之黑暗也就不难想像。
章帝刘坦曾在诏书中引《律》曰：“掠者唯得笞榜立。
”此律即东汉的通行法律。
但用何方法，用何刑具，用刑到何种程度，法无明定，而由法吏率意为之。
可见秦汉之际是刑讯的随意性时期，因而具野蛮性和残酷性。
魏晋之际，魏据《汉律》立法，名曰《魏法》，包含“系囚”、“鞫狱”、“断狱”三章。
晋文帝时，“令定法律，辨囚律为告劾、击讯、断狱。
”可见两朝已有了刑讯的专论。
但由于两律皆已失传，故具体内容无从察考，不过可从见诸典籍的个案中窥出一些端倪。
曹魏时，尚书令为下狱的太尉杨彪向法吏满宠说情，“嘱宠但当受辞，勿加考掠。
宠一无所报，考讯如法。
” 在南朝，刑讯也逐渐规范化。
宋时，“建康县考囚，或用方材压额及踝胫”，即后世的“压杠子”。
当时有一名叫奚显度的小吏对怠工民工常法外施行。
以至于流传着：“宁得建康压额，不能受奚度拍”的民谣，说明在存在拷讯的时代，刑讯规范化总比滥施刑讯好得多。
齐时，多沿用宋时的律法。
梁时，“凡系狱者，应加测罚。
”《刑法志》解释为：“立测者，以亡为垛，高一尺，上圆劣容两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讫，著两械及扭，上垛，一上测七刻。
”即先抽鞭子，打棍子，然后带械站跺，迫囚招供。
鞭打多少，带何刑具，罚站地点时间，皆有法律明示。
陈时，刑讯沿用梁朝的“测囚法”。
由于鞭笞之后又罚长站，此法引得当时不少开明人士的批评。
都官尚书周弘正感叹道：“重械之下，危堕之上，无人不服，诬枉者多。
”有鉴于此，主刑大臣范泉在修订律令时，对“立测”法有所改进：“分其刻数，日再上。
”即将囚犯罚站时间缩短，隔日限时而站。
变动虽小，但无疑也是一种进步。
在北朝，由于掌权的鲜卑族是由奴隶制直接过渡到封建制，因此部落式的野蛮刑罚曾广为施行。
世宗时，广用酷吏：“卢斐，性残忍……为相府刑狱参军，无问事之大小，考掠过渡，于大楱车辐采死者非一”。
“毕义云，专以车辐拷掠，所获甚多。
”文宣帝时，“有司折狱，又皆酷法，讯囚则用车辐……又立之烧犁耳上，或使以臂贯烧车，既，皆致诬服。
”北魏献文帝都不得不承认：“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习欲免之，则以细捶，欲限之，则先大杖，民多不胜而诬引，或绝命于杖下。
” 隋初统治者(541年-604年)宣布：“尽除苛惨之法”。
根据前朝旧律修订刑律，“沿革轻重，务取平允”，并废除了前代枭首、车裂、宫刑、鞭刑等酷刑。
隋文帝下令：废除前代的“审囚酷法”，禁止对囚犯“屈打成招”，反对“刑讯逼供”。
据《隋书·刑法志》记载，讯囚的数量，刑具的规格，施刑的主体、对象，以及行讯过程中不得更换法吏都有具体明确的规定。
同时，对前代八十一条死罪、一五零条流罪、千馀条徒、杖等酷刑以及灭族等都一概废止。
制定修订了简要的刑律，并基本上被唐、宋至清各代所沿袭。
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反对“刑讯逼供”的，他深刻吸取了历朝历代灭亡的教训，勤劳思政，励精图治，实行开明统治，不断减轻刑罚，在各朝旧律的基础上，制定修订了简单明了的《开皇律》，废除了一些的酷刑，规定了“有期徒刑”的年限，规定了“死罪不得专决，悉移大理寺覆按”，由专门的司法机关负责审理，对犯人处置采取审慎态度，而不是，有效地防止了冤案的发生。
隋文帝对法律的一系列改革，使法律减轻了残酷性和野蛮性，他的这种思想和做法，不但在当时具有非常进步的现实意义，而且在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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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马背诗人”是哪位？
而要完成一件优秀的“文字工程”，写出千古传诵的名句，作者除了具备较高的文字素养之外，能否身处一个不为外界不良因素所干扰的创作环境，也是极为重要的。
然而，有些诗人的“抗干扰”能力却特别强，对外界不良环境能够“视而不见”，随时随地都可以作诗，即使身边是“”、“刀光剑影”也毫不在乎，即使是在疲惫的行军中，在简陋的军营里，在颠簸的马背上，在战斗的空隙时，也无法掩盖发自内心的“诗兴”。
近代的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而且他的诗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
“在马背上哼成的”，这话很有意境。
古人说，读书有“三上”：马上，枕上，厕上。
哼诗自然也有这“三上”。
不过，古人读书哼诗在“马上”，那马，是旅途之马，是“古道、西风、瘦马” 之马，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之马。
而毛泽东在马上哼诗，那马，是征战之马。
此种豪情、意气，化而为诗，这种境界、这份洒脱，无不令人。
然而把时间追溯到1700多年以前的末年，也曾经有一位善于在马背上作诗的诗人，他就是。
曹操的诗歌作品，留传到现在的有二十二首，他的作品刚健质朴，情调悲凉，具有现实主义精神。
同时，曹操的诗歌绝大多数创作于行军打仗期间，可以说，曹操是中国第一个“马背上的诗人”。
试举五例。
190年正月，以为盟主的关东各州郡十八路诸侯，组成联军，准备讨伐祸乱朝廷的，当时正在老家招兵买马的曹操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被授以奋武将军。
在出行的路上，坐在颠簸的马背上，曹操想到了讨伐董卓的群雄之间相互争权夺利，造成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因而感怀时局，以古题写时事，写下了《蒿里行》这首诗，控诉了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的苦难，表达了他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
铠甲生虮虱，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206年正月，曹操从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出兵，取道河内，北上太行山，征讨叛将高干。
当大军翻越太行山时，曾屯兵在壶关口。
当时正值严冬，曹操在简陋的军帐中，不由诗兴大发，便以慷慨悲凉之气，写下了《苦寒行》这首传诵千古的名作，描述了行军时的辛苦。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
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
207年五月，曹操出兵北征乌桓，七月出卢龙塞，九月胜利班师，经过位于今河北省乐亭县西南的碣石山。
曹操登高望远，放眼宽广浩瀚的大海(即渤海)，不禁触景生情，作《观沧海》一首，诗中描写了大海汹涌、壮伟的美丽景色。
通过写大海的宽广和波涛的起伏，反映了曹操宽阔、雄壮的情怀。
这首《观沧海》，是中国历史上写景诗中最早的名作。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207年，曹操击败袁绍父子，北征平定乌桓后，志在统一天下，不禁踌躇满志，乐观自信，于是写下了《龟虽寿》这首诗歌，抒发曹操老当益壮、自强不息、胸怀建功立业的壮心豪情。
此时曹操已经五十三岁了，曹操自比一匹上了年纪的千里马，即使到了晚年，虽然形老体衰，屈居枥下，但胸中仍然激荡着驰骋千里的豪情。
神龟虽寿，猷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208年冬，曹操平定北方后，率南下，饮马长江，准备与、决战，进而统一全国。
十一月十五夜里，明月皎洁，曹操在大江之上置酒设乐，欢宴诸将。
酒酣时，曹操取槊立于船头，想到自己“破黄巾、擒、灭、收袁绍”和“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的丰功伟绩，一时豪情万丈，慷慨而歌。
歌辞就是下面这首《短歌行》。
，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卓越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东汉末年，尽管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但是诗歌这种文学题材却得到了重大发展。
尤其是在建安年间(196年—220年)，以曹操为首的诗人，继承了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代文风——“建安风骨”，其风格主要特征为情辞慷慨，格调刚健。
作为建安文学的发起人，曹操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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