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洲”和“亶洲”指的是哪里?孙权为什么派人去寻找这两处地方呢?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5-04-19 点击数:
简介:说到“夷洲”和“亶洲”,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

读过《志》的人往往都会注意到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出现的一段话: (黄龙)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

诏立都讲

【千问解读】

说到“夷洲”和“亶洲”,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

读过《志》的人往往都会注意到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出现的一段话: (黄龙)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

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

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

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帝遣方士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

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

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这里出现的“夷洲”和“亶洲”指的是哪里呢?又为何派人去寻找这两处地方呢? 关于“亶洲”,在《》的《秦始皇本纪》中并未出现“亶洲”字样,只说到徐福东渡,“入海求仙人”,访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山而不得。

只有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才直言徐福入海“止此洲不还” 。

今日关于“亶洲”究竟在何处,学界的观点不一,但相对普遍认同是“日本”。

一方面根据地理位置,指出“亶洲去琅琊万里”,古时距离计算一般夸大,旨在说明距离很远;另一方面,在日本当地至今还保存着诸多与徐福有关的宗庙和相关祭祀活动,如在和山歌县新宫徐福公园内立有徐福墓等。

关于“夷洲”,观点相对统一,主要认为这就是古代台湾的旧称,与此相似的还有“琉球”、“琉求”、“东番”三个名称。

关于它的位置,相比“亶洲”而言更为明确,同时期的一本名为《临海水土志》的文献就明确提到“夷洲在临海郡东南两千里”,“临海郡”也就是今台州市、温州市、丽水市一带,这里的距离计算当有偏差,但已经说明距离相对较近。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则通过比较“夷洲” 与“亶洲”的距离远近,说明了卫温、诸葛直不能到达“亶洲”,而只能到达较近的“夷洲”的缘故,更确证了台湾就是“夷洲”的可能性。

孙权为何要派军队去寻找“夷洲”和“亶洲”呢?其实主要是为了掠夺人口。

首先经过黄巾之乱和多次,无论南北的人口都损失严重;其次,因为南方开发较晚,南北人口的迁徙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已经基本定型;最后,东吴政权受到世家大族钳制,藏匿人口,隐瞒赋税,导致兵源和财源不足,在应对魏蜀之际,向海外扩展无疑是更便捷的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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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重农抑商”之根:封建王朝的经济抉择

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作为贯穿始终的经济政策,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轨迹。

这一政策并非偶然出现,而是有着深刻的根本原因,其背后蕴含着封建王朝对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考量。

一、经济基础: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以农业为核心,农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的粮食和手工业品主要用于满足自身和家庭的需求。

农业作为国家发展的经济基础,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保证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关键要素,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经济的核心,农业是赋税和地租的主要来源。

重农直接保障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维护土地所有制即巩固了封建统治根基。

例如,在变法时期,秦国就明确规定了重农抑商的原则,采取奖励耕织的政策,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对商业活动进行限制。

这一政策使得秦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后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因为农业的稳定发展能够提供充足的粮食,满足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也能为国家的战争和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资支持。

二、政治考量: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 从政治层面来看,重农抑商政策是封建统治者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

在封建王朝,统治者需要确保有稳定的税收来源和充足的兵源,以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而农业恰好能够满足这两个方面的需求。

一方面,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能够保证国家的赋役征派和地租征收。

农民们通过耕种土地,向国家缴纳粮食、布帛等赋税,这些赋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农民是封建王朝的主要兵源,他们在农闲时期可以被征召入伍,为国家的战争提供人力支持。

此外,商业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人口的流动和财富的集中,这可能会对封建统治秩序造成威胁。

商人的流动性大,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贸易活动,这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而且,商人通过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如果他们的势力过于强大,可能会对封建统治者的权威构成挑战。

因此,封建统治者通过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商业的发展,减少人口流动,确保税收与兵源,同时抑制商人阶层崛起对统治权威的潜在威胁。

三、社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与伦理秩序 在中国古代社会,社会稳定和伦理秩序是统治者非常重视的方面。

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伦理秩序。

农业生产需要农民们长期定居在土地上,从事耕种活动。

这种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而商业活动往往会导致人口的流动和职业的转变,这可能会破坏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观念。

例如,如果大量农民放弃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商业活动,可能会导致农田荒芜,粮食产量下降,从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同时,封建社会的伦理文化秩序强调“衣服有制,官室有度,蓄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

商业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两极分化,时刻威胁小农社会均平、、停滞的生活伦理。

只有采取“重农抑商”统治政策才能实现和维持静态伦理文化秩序。

在这种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商人往往被视为“末业”从业者,社会地位较低。

统治者通过重农抑商政策,强化了这种社会等级观念,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伦理秩序。

四、地理环境:封闭大陆的客观制约 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也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地处东北亚,是一个自然资源极丰富的内陆大国,土地广阔、肥沃,气候温和,较易通过种植采集取得生活资料。

东临大海,西北是戈壁,西南则是极其险峻的青藏高原,在交通极不方便的条件下,这里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天地。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农业生产成为了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

与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地中海地区”不同,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难以与外界进行广泛的贸易往来。

因此,中国古代的经济模式主要以农业为主,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封建统治者在这种地理环境下,更倾向于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以保障农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

“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受到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基础的影响,也与统治者巩固政治统治、维护社会稳定和伦理秩序的需要密切相关,同时还受到中国独特地理环境的制约。

这一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封建社会晚期,它妨碍了萌芽的滋长和封建制度的解体,阻碍了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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