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受到腐刑后，说了些什么？
之子，任太史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历史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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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千问解读】
之子，任太史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历史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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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
该书记载了从传说中的时期，到太初四年 ，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司马迁，生于何年，没有人知道，故乡到底在哪里，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有的说在夏阳(今陕西韩城南)，有的说在龙门(今山西天津)。
司马迁出身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武帝初年担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撰录史实，秩比六百石。
不要以为太史令是个多大的官，在世人眼中，太史令近似于倡优，不仅微不足道，而且上不了台面。
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谈却格外珍视这一官职，他曾自豪地向儿子司马迁历述自上古以来司一族中有多位先祖担任过史官，敦敦教诲司马迁要以“世典周史”为荣。
能够在卑微中仰视家族的荣光，这是一个有信仰并且能够将信仰传承下去的家族。
为了子承父业，司马谈很早就对司马迁进行了严格的教育，十岁前后，司马迁对《左传》、《国语》、《世本》等典籍就已经熟读于胸了。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迁徙郡国豪强到长安茂陵，司马迁也随同家族迁到了茂陵，属籍显武里。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大丈夫的一杆标尺，得益于家族的底蕴，知晓行万里路的重要，司马迁晚了两年，但也正当时候，二十岁时他只身远赴，广泛游览，神交古今。
长途一路，涉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追寻旧迹，观览遗风;重走争霸的风云路;受洗礼，经磨难——千里辗转回到长安后，司马迁先后又拜在了两位鸿儒门下。
一位是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另一位是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
走天下，拜名师，这一段经历对司马迁而言，至关重要，这为他植下了“史家绝唱，无韵离骚”的根基。
宏大的使命，往往是从悲剧开始的。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四月，司马谈在随从汉武帝泰山途中，不幸病故。
临终前，老父亲拉着儿子的手哀泣嘱咐，一定要继承父志完成后来被称为《史记》的论著。
“今汉兴，海内壹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记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 听到父亲的遗言，司马迁，俯首受命：“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 三年后，司马迁继任父职，由郎中迁任太史令，开始遍读金柜石室藏书，提笔撰作大《史记》。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中年司马迁给大《史记》定下的基调，然而，就在司马迁沉浸其中之时，一场泼天大祸却突然向他袭来。
这一天，朝堂上正在声讨的叛国之罪，汉武帝见司马迁沉默不语，猝然问了他一句：“卿以为如何?” 哪里知道，司马迁一开口，朝堂之上先是惊愕不已，接着便是怒目一片。
司马迁说：“(李)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
其素所蓄积也，有国士之风。
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谋蘖(nie，枝芽)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徒卒不满五千，深輮(rou，车轮外框)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兵共攻围之。
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不过也。
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
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 司马迁是真正的大丈夫呀!凭他通古博今的才智，岂能不知朝堂上的忌讳，凭他能写出历代奇谋，又岂能不知如何在朝堂上避重就轻。
但当汉武帝问到他时，他没有选择虚伪，更没有像他人那样落井下石，明哲保身，而是选择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李陵仗义执言。
每读到太史公这一段给他带来奇耻大辱的答话，黑哥都有深深的感慨，感慨太史公是真正有气节、有性情的君子。
因为由衷地觉得李陵有国士之风，他见不得朝堂上的丑陋，一味地迎合上意，卑鄙地落井下石，所以他要痛斥，痛斥这一些没有人格的朝堂小人，哪怕犯了众怒，也在所不惜。
英雄惜英雄，君子赏君子!将胸中的块垒吐出来之后，司马迁为李陵做出的具体辩护之辞同样让人感慨，他没有一棒子将李陵打死，而是尽量设身处地地去看他的付出，看他的牺牲，看他的不易，诚然，李陵投降在本质上是错的、是耻辱，司马迁自己也这么认为，但在自己开口说话的这个关键时刻，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仗义。
该怎么讲这种仗义呢? 也许就是有血有肉的真性情吧。
其实，司马迁在讲完李陵之功后应该再痛斥一句李陵之罪，那样也许就不会再有后来的奇耻大辱了，怎奈热血上头时，人都是顾不了那么许多的。
汉武帝，是有帝王逻辑的。
在汉武帝看来，李陵不能战胜，只能战死，唯有如此才能显出他对当今圣上的绝对忠诚;不死而降，那就是对尊严的严重亵渎。
可怜司马迁，因为这一席话，结果以“诬上”大罪处以腐刑，更叫人感到凄凉的是，司马迁家贫拿不出钱财来自赎，至于亲友、同僚，不是爱莫能助，就是幸灾乐祸。
没有钱，司马迁很可怜。
不与小人为伍，司马迁很悲壮。
腐刑对司马迁这样有气节、有人格、有血性的人来说，是万难承受的奇耻大辱，但他没有愤而自杀，也没有自暴自弃。
在被称为“蚕室”的幽暗监狱里，司马迁忍辱负重，以惊人的毅力和坚韧践行了他对父亲的承诺——没有完成家族的使命，绝不能死。
信仰见于苦难，苦难使人格。
因为有人格，更因为有信仰，蚕室中的司马迁虽然身体残了，再无体面而言，但他并没有失去激情与棱角，相反，他像一个敢于直面苦难，永不屈服的英雄，一个在宏大史诗中持戟泣血的英雄。
正因为持笔者有这样伟大的信仰与人格，《史记》中的许多篇章才会那样的激荡人心，澎湃千年。
然而，表面沉默，内心更加激烈的司马迁终究还是没能逃过悲剧的宿命。
在蚕室中，他曾给挚友写过一封信，在这一千古名篇中，司马迁以刻骨的笔触表露了他内心的痛苦、人格以及信仰——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剃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 但这又能怎样，“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 遗憾的是，俗世是残酷的，也是可悲的，即便司马迁秉持的是贤圣之心，但因为坚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史记》还是被扣上了“谤书”的帽子，武帝、昭帝时被禁，直到司马迁去世二三十年后，才因外恽的冒死进奏，得以开禁。
写完《史记》，对司马迁而言，家族的使命完成了，他的一生也就再无遗憾了。
让后世唏嘘的是，一个曾为无数先贤豪杰立传的大家，却没能为自己的最终归宿在历史中留下一笔。
他到底是何时去世的?是否是善终? 后来的官史中都没有明确记载。
只有时期的卫宏在《汉旧仪注》中提到了一笔：“有怨言，下狱死。
” 残烛燃尽，不如愤然谢世!黑哥宁愿相信司马迁死在了狱中，有史家认为就是千古名篇《报任安书》惹的祸。
······ 落落长才负不羁，中原回首益堪悲。
英雄此日谁能荐，声价当时众所推。
一代高风留异国，百年遗迹剩残碑。
经过词客空惆怅，落日寒烟赋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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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闯入者必死秘密，会受到法老的诅咒？
但是有的却经过岁月的洗礼，也只留下了动人的传说，真迹随着时间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比如说一些从历史中遗留下来的古建筑群，充满了奇怪的气息，也吸引着各国游客去旅游，比如说埃及的金字塔。
关于埃及金字塔闯入者必死秘密，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金字塔闯入者必死秘密，会受到法老的诅咒?埃及的金字塔并不是真正的他，而是一个陵墓群，只是因为它的外形比较像“金”字，所以被人们称之为金字塔。
在古埃及，拥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人被称之为法老，当时的科技水平还低，也没有发达的建筑工具，所以他们只能利用大量的奴隶，用手将石头一点点的堆积起来，建造出有50层高的建筑，让人叹为观止。
在胡夫金字塔前，还有一个特别的石像，就是著名的人面狮身像，在这里守护着大门，守护着法老的遗体。
很多人都向往着可以到埃及的金字塔看一看，菜叶网，有的是因为好奇心，有的想要来这里发财，据说这些进去的人出来后都死了，而且死因不明，让金字塔充满奇怪感。
就比如说拿破仑，这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他就不信邪，胆子也非常大，所以选择独身进入金字塔中。
当拿破仑出来的时候，两眼发直，面色也非常灰暗，连话也说不出来。
过了不久的时间，拿破仑就莫名其妙地死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据说一些进入金字塔的人，也都像拿破仑这样，不管是进去探险或者是进去考古，都在不久的时间后死亡了。
所以相关人员就对他们的身体进行解剖，发现这些人都感染了曲霉汀菌，但是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死在这个病菌上，还要进一步调查，才能得出结论。
在埃及，法老是有着很厉害的威严的，也不允许有人去随意攀爬这些金字塔，据说如果攀爬的话，会受到法老的诅咒，大家觉得这是真的吗?据说有一个叫做彼得的青年游客，他的攀登技术很好，而且也不信金字塔关于法老的诅咒，所以就去偷偷的爬塔。
当他爬到顶上的时候，得意洋洋手舞足蹈，觉得自己很威风。
但是不到20分钟，这个青年有课就滚了下来，变得面目全非，让很多人都吓坏了。
金字塔还有很多充满着奥秘的地方，比如说里面的花都已经过去几千年了，仍然娇艳欲滴，还有里面的水果，也非常的新鲜。
据说把种子放进金字塔里，过段时间拿出来种植的话，生长速度也很快。
如果白糖放进塔的过几天拿出来，蚂蚁看到这些糖的时候，也会躲得远远的，你们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卧薪尝胆”是司马迁自己创作的故事吗？历史上是真有其事吗
的确该成语的典故最早来源于《》，却又不完全同于《史记》。
在《史记》中着力塑造了一批能够忍一时之辱而终能成就功名的人物形象，句践即为其一。
司马迁在其身心遭受巨创后载录了句践“尝胆”的故事情节，这是《史记》之前的史料所未涉及的：吴既赦越，越王句践反国，乃，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
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彩…… 文中司马迁仅仅为句践设计了一个“尝胆”的情节，却并未有“卧薪”一事。
“卧薪尝胆”一词最早出于的《拟答书》一文，称“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称孙权“卧薪尝胆”，与句践实际并无联系。
而《春秋·季秋纪》中有言：“越王苦会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放吴。
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靡曼，耳不听钟鼓。
三年苦身劳力，焦唇干肺，内亲群臣，下养百姓，以来其心。
”描摹出句践为激励自己复仇，给自己创设的艰苦条件，唯恐安逸的生活消磨了自己复仇的意志。
而苏轼所言“卧薪尝胆”，极有可能是其结合《》之“身不安枕席”以及《史记》中的“尝胆”两个典故，，造出的成语。
此后，文人诸如、华岳、黄震等人，才将此成语真正运用至句践故事。
然而我们回顾《史记》中司马迁对句践“尝胆”之事的记载，再综观《史记》之前的文献典籍，却并没有发现关于句践“尝胆”的记载。
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无越王“尝胆”之事?这极有可能出自的文学想象与虚构。
究其原因，此情节的载录大概受司马迁自身经历的影响。
太史公惨遭宫刑，又因父亲“余死，汝复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的临终嘱托，再者是自己“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的扬名之志，使得司马迁只能将自己的不满情绪融入文章之中。
凌约言在《史记评林》也称：“太史公于凡士之隐忍而不死者，必渍渍不容口，岂其本志哉?无非欲以自明，且舒其郁闷无聊之情耳!”司马迁虽不是利用语言文字泄私愤，但这种身体摧残之耻、心理不堪之辱极有可能强化了其创作的决心，成为其创作的源动力之一。
而任何艺术冲动都是心理和生理力的合成，司马迁的这种愤而著书的冲动便属于“创作显动力”，是“艺术家因各种物象、事件的触发，常发生心理波动，造成失衡，并引发适当强度的情感。
宣泄情感，以恢复心理平衡”。
其中主要强调的便是外界的刺激，而这种外部刺激在发挥其动力作用的同时，有时将情感直接表露在作品中，有时却是在超越创伤的过程中，战胜自卑，从而创作出名垂后世的文章。
这与司马迁的创作经历基本一致，是将其自身的情感意识寄托在句践身上，赋予笔下人物一种新的、历史本无的精神气质，故句践隐忍“尝胆”一事就此应运而生。
也正是因为“尝胆”这一情节的增设，才从侧面表现出句践隐忍之艰辛、复国之不易，也才更让句践这一国之君坚毅、奋起的形象赫然而立。
除了贯穿《史记》全篇的司马迁的身世经历问题，还有一些隐含的因素，构成了司马迁笔下句践隐忍“尝胆”的文学形象。
首先，我们从《越王句践世家》标题的拟定，到文中字里行间，以及对史无所载的句践苦身焦思、坐卧仰胆情节的增设中，不难看出司马迁对句践的溢美之词。
同为春秋霸主，只有句践一人于《史记》标题中明确被称为“越王句践”;同为《史记》“世家”，吴太伯、齐太公、鲁、卫康叔皆因是周王室亲族且功劳卓著，故在“世家”中被尊称，唯独句践凭借“其先禹之苗裔”的简单记载，以及自身多年的辛苦经营，于东南蛮夷之地、。
故而《太史公自序》中关于句践的论赞词中便有“句践困彼，乃用种。
嘉句践夷蛮能休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此等作标题之法，不仅体现着一字寓褒贬的精神，更折射出司马迁寄人生观和史学观于标题的动机：抑彼而扬此。
句践勤政贤能，符合司马迁心中的明君形象。
司马迁并不因越国处蛮夷之地就轻视贬低句践，反而不吝笔墨加以夸赞，这是司马迁进步民族观的体现。
他也在书中多次歌颂圣贤之君，上至五帝尧舜禹汤，下迄本朝贤能君王，他都予以极高的评价。
对于句践，司马迁借之口重申“句践为人能辛苦”，“食不重味，衣不重彩，吊死问疾”，是位勤政有德的君王。
因而就司马迁的身世经历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句践在《史记》中的地位便被有意无意地抬高了。
司马迁受思想的影响，以为承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
孟子有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增益其所不能。
”而句践“尝胆”一事，确是“苦心志”、“忍性”之举，亦符合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所谓贤人是在困境中造就的道理。
司马迁为一心复仇的句践增设了“尝胆”情节，使句践具有了一种在逆境中求生、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成长的斗志。
此情节的设置，直接体现了句践隐忍发奋，终成就霸业的形象。
其次，通读《史记》全篇，不难发现，司马迁还是较为推崇那些敢于复仇之人。
伍子胃自楚逃亡至吴，终不忘楚王杀父兄之仇，隐忍数年而鞭尸平王，;自魏亡秦，不忘自己在魏国厕中之辱，及位秦相，终得魏齐首级，一雪前耻。
这种隐忍复仇的例子在《史记》中比比皆是。
对句践复仇之事的描述，显示出司马迁对句践坚忍复仇精神的推崇。
然而吴王与越王句践同有复仇事迹，为什么司马迁更加偏向于褒扬句践而贬抑夫差?虽妄然揣度司马迁的写作倾向难免失之武断，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简单的分析，去厘清《史记》中关于句践形象塑造的一些线索。
(一)，相比于自杀的夫差，司马迁更加推崇隐忍苟活、以报吴仇的句践。
《史记》中涉及句践忍辱负重的篇目除了《吴太伯世家》《越王句践世家》《伍子胥列传》之外，还有《仲尼弟子列传》《列传》《列传》《货殖列传》，后几篇虽只提到一两句话，但基本都表达了句践被困会稽而忍辱负重，终因祸得福而灭吴称霸的主旨。
而就忍辱负重言之，司马迁的看法显然与传统儒学有很大的出入。
传统儒学主张舍生取义，以死殉名，而司马迁偏偏另辟蹊径，推崇那些“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天下”的人。
(二)，夫差穷兵黩武，句践正义称霸。
夫差复仇之后，不行霸主之道，不继祖德，反以霸主之尊南征北战，四处讨伐诸侯国，这点并不符合司马迁统一的民族思想。
而句践称霸之后却致贡于周，归还各诸侯国失地，履行霸主职责，得诸侯朝贺。
(三)，夫差狂妄自大，小胜而骄;句践隐忍复仇，始终如一。
《史记》之前的文献诸如《》《淮》等皆言夫差胜而后骄，论述其种种败因，但句践则往往被称为“圣人”“明主”。
因《史记》写作参考此前文献颇多，故而受此影响较深。
且句践忍辱负重后终得善果，称霸至终，后世子孙受福荫若干年。
而夫差凭借其父阖庐所积淀的恢宏国力就轻而易举地使越国臣服，此后便滋生了种种狂妄情绪。
又与越国荒成不盟，越不为败而吴不为胜。
因而，夫差虽得复父仇，然终究是不彻底的复仇，乃至身死国亡。
司马迁在寻求心理认同感的同时，所选择的颂扬对象定非如夫差般先隐忍复仇，却在得到一点成就后便狂妄自大的君王，而是如句践般始终如一、不灭吴国誓死不休的隐忍发奋、谦恭用贤之君。
(四)，夫差复仇是被动的复父之仇，而句践复仇是主动的复己之仇。
《史记》一改《左传·定公十四年》中“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的说法，转而改为阖庐临死前对夫差说:“尔而忘句践杀汝父乎?”夫差对曰:“不敢!”的记载。
从自觉主动地承担复仇事业到被动接受父亲临终所托，性质发生了改变。
且《史记》中对夫差复仇前的准备几乎没有描写，只是简单的一句“习战射，常以报越为志。
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报姑苏也。
”而句践却是主动地复己之仇、复越国之仇。
司马迁对句践复仇的记叙也相当详细，情节完整，篇幅宏大。
司马迁对夫差复仇性质的变动，以及对复仇前准备工作的描写，也就间接表明了司马迁对夫差与句践的不同态度。
(五)，夫差的复仇属于非正义性的复仇，而句践甚至伍子胃的复仇属于正义复仇。
夫差之父阖庐于对越发起进攻的携李之战中伤亡，战争本身具有侵略性质。
但句践兵败于夫椒之战中夫差的寻仇，且自身受辱于吴国，入吴三年能够忍辱负重;伍子胥父兄受谗言冤死，自身也在逃亡途中颠沛流离，从而更加强化了其复仇的意志。
显然句践与伍子胃的复仇是涉及自身的正义性的复仇，而夫差的复仇是非正义的。
故而司马迁对句践以及伍子胃持褒扬之态。
因此，就算《史记》中夫差与句践同有复仇之事，也可能因以上五点原因而出现褒贬不同的倾向。
我们也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司马迁对于正义隐忍复仇、谦恭谨慎而终于称霸的句践报以极高的颂扬。
也正因此，司马迁对句践故事的记述对丰富句践的故事、深化句践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司马迁《史记》之前，从未有人记载句践所谓的“卧薪尝胆”，而司马迁之后，却有创作者不断丰富着句践“尝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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