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员高薪历代罕有：为啥仍未能“养廉”？
据《·职官志》的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
【千问解读】
据《·职官志》的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
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
时外任官员不得携带家属,而家属的赡养费则由官府财政供应,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
此外，还有“公用钱”(即招待费)，如节度使兼使相公用钱可高达二万贯，而且上不封顶，“用尽续给，不限年月”。
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
诸路职官，各有职田，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直至边远的小县，尚有七顷。
且“外官占田，多逾往制”，由佃户租种，官员坐享其成。
网络配图 北宋实行官员高俸制，目的在于养廉。
这在北宋及其有作为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
正如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
”因此，北宋从至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北宋少数官员也曾提出高俸养廉问题。
如在“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就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
”在熙宁变法期间，不仅增了官俸，而且发了“吏禄”。
官与吏习惯上通称官吏，但在，官与吏职能尊卑有严格区别。
官由朝廷除授，籍在仕版，考核升迁管理之权在朝廷，且按朝廷规定的禄格领取俸禄;吏则或出于召募，或应于差役，是各级官府及其下属部门的各类办事、管理人员，无俸禄，靠克扣、受贿和侵渔百姓为生。
《宋史》对恶吏、赃吏，尤其是狱吏、仓吏、府吏等贪赃掊克乃至致死人命等恶行多有揭。
如熙宁三年八月，神宗发现仓吏侵克欺盗军粮严重，因而下令创立“仓法”，或称“重禄法”，本着“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的指导思想，首先给仓吏以厚禄，岁额一万八千九百贯。
但同时又立法对赃贿者施以重罚：给禄之后，如再侵克受贿，“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
……徒罪皆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配千里外，满十千即受赃为首者配沙门岛。
”此后，“仓法”逐步推及内外吏，至熙宁六年正月，吏禄总额已达十七万一千五百余贯。
王安石曾向神宗表白：“吏胥禄廪薄，势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廪申重法，则法有时而屈。
今取于民鲜，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
”“本意”如此善良，而实施的效果自然是使官吏们的腰包不断鼓起来，但就“廉隅”而言，却不似决策者主观想象的那样乐观。
“仓法”刚刚实施时，吏畏重法，且有厚禄，贪赃恶迹稍有收敛。
《续长编》在记载上述“仓法”的那段文字之后，有一条小注说：“由是岁减运粮卒坐法者五百余人，奸盗以故不得纵。
后推及内外吏，吏始重仍法。
”可惜这种情况太少了，而且转瞬即逝。
网络配图 正如《宋史纪事本末·》所说，“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
”更严重的是吏对“厚禄”并不满足，连王安石也承认：“今吏之禄可谓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
”又据《宋史·孙永传》载：“(神宗)时仓法峻密，庾吏受百钱，则黥为卒，府史亦如之。
神宗又问(永)：‘此法既下，吏尚为奸乎?’对曰：‘强盗罪死，犯者犹众，况配隶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虽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无犯也。
’”另一方面，吏给厚禄之后，导致吏人数猛增。
《宋史·传》载：元丰后，吏额比旧时增加数倍，哲宗命苏辙“量事裁减”。
吏人白中孚解释了吏额猛增的原因：“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
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事少。
” 这就是“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的奥秘所在。
岂止是吏，高俸政策也同样促使官员人数及财政开支激增。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冗官冗费》云：“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
”仅以“三班员”(供奉官、左右班殿直)而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初仅三百人，真宗天禧间已达四千二百余人，而神宗时则多至一万一千余人。
由于官吏队伍不断膨胀，国家财政负担也就日益加重。
元祐三年(1088年)，户部尚书等向哲宗奏报：“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而两税、征商、榷酒、山泽之利，比旧无以大过也”，结果就是“大抵一岁天下所收钱谷、金银、币帛等物，未足以支一岁之出”。
至徽宗大观三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国库耗竭，以至官俸有之虞。
正如御史中丞张克公抗言：“今官较之元丰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 在国家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官吏俸禄，提高其物质生活，是必要的，是好事，但如果把它作为防贪养廉的手段，认为“禄厚则人知自重”，“高俸以养廉”，这便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
网络配图 事实证明，北宋的高俸制并没有“养”出官吏们的廉。
其实，官吏的廉与贪，主要是由其不同的精神品质、人格追求决定的，而不是由俸禄的多寡“养”成的。
在同等俸禄的情况下，往往是廉者自廉，贪者自贪。
廉者是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贪者则是利用职权，见利忘义，弃廉耻而苟得，，志在必贪。
最显著的事例是在“公用钱”和“职田”上。
此制目的本在养廉，对此，廉者尽归公有，贪者则“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其泾渭竟是如此分明!质言之，以高俸养廉只能是一种善良的、主观的愿望，而把现实中人性的复杂性看得太简单了，乃至误认为廉与贪是俸禄的多寡“养”成的。
禄厚，终有止境，而贪官赃吏的欲壑则是无底黑洞，决不是任何厚禄所能填满的;且贪官赃吏既无人格，何来“自重”!对于本来就没有的品质，岂是厚禄所能“养”出来的? 以《宋史》而论，如果以熙宁为界，把北宋划分为前后期的话，便会清楚地看到，后期贪官赃吏大大多于前期，在俸禄成倍往上翻的同时，贪官赃累巨万者亦随之增多，至北宋晚期竟出现了以等“六贼”为代表的贪官集团，使北宋贪贿肆虐之风达到巅峰，北宋的政治腐败也同时达到了极点，终于导致北宋的灭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清朝官员拜见皇上的时候，为什么要先拍打几下衣袖？
北宋名将种世衡：智勇边疆的儒将传奇
种世衡，这位出身儒学世家的将领，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独特的治边智慧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在西北边疆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成为北宋历史上不可忽视的边疆。
一、仕途坎坷，初露锋芒 种世衡生于985年，祖籍洛阳，早年迁居京兆（今西安市），是大儒种放的侄子。
他自幼崇尚气节，兄弟中有人想分其资产，他全数辞让，只取图书而已。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因叔父种放的恩荫，种世衡补任将作监主簿，开始步入仕途。
他先后任保定、武功及泾阳三，在任期间，他兴利除害，保民平安。
在泾阳，里胥王知谦非法获取利益，事情败露后逃走，待郊赦将至时自首，种世衡为严明法纪，杖击其脊背后向州府请罪，最终知府李谘上奏释其罪。
然而，正直的种世衡也因此得罪了权贵。
在凤州任上，凤州将领王蒙正（章献皇后姻家）向其求取私利，种世衡未予听从，反遭王蒙正陷害，被流放窦州，后移居汝州。
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
龙图阁直学士李纮、宋绶、狄棐等人相继为种世衡申辩，他得以升迁为卫尉寺丞，历任随州监酒、同州签书、鄜州判官事，逐渐在仕途上崭露头角。
二、筑城屯田，稳固边防 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王元昊侵扰延安一带，宋军接连失利。
时任大理丞和鄜州从事的种世衡敏锐地察觉到，必须在重要地区重建屏障，方可阻挡西夏的进攻。
他向朝廷建议在延州东北二百里的故宽州废墟上重建新城，此建议得到朝廷采纳，种世衡受命负责筑城事宜。
筑城过程充满艰辛。
西夏人多次出击争斗，种世衡一边战斗一边筑城。
此地地势险要且无泉水，众人认为不可防守，但种世衡下令凿地找水，凿地一百五十尺后碰到石头，石工认为石头不可凿穿，种世衡便以重赏激励，最终得到泉水，新城得以建成，赐名青涧城。
为解决守城物资供给问题，种世衡积极开展屯田之法，开垦营田二千顷，招募商人，借贷本钱，使商品流通获利，青涧城因此富实。
他还善待士卒，若士卒生病，便派儿子专门照顾饮食和汤药，深得士卒拥护。
此外，他善于处理与周边的关系，经常慰劳羌族部落首领，或解下所佩带子相赠，或因得知敌情来报而赏赐饮器，使得羌人部族都乐于为其所用。
三、恩威并施，团结诸羌 在西北边疆，各民族，团结当地少数民族对于稳固边防至关重要。
种世衡深谙此道，他恩威并施，巧妙地团结了大多数羌人。
蕃部牛家族的奴讹向来倔强，从未拜见过郡守，听闻种世衡到来，急忙到郊外迎接。
种世衡与奴讹约定次日到其帐舍慰劳部落，当晚却下起三尺深的大雪，左右侍臣劝其不要前往，但种世衡认为这正是建立信任的好时机，不可失约，于是沿险而进。
奴讹原以为种世衡必定不会来，没想到他突然到达，大为震惊，从此对种世衡，率领部众四面围绕着下拜表示听命。
羌人酋长慕恩部落最为强大，种世衡曾在晚上与他饮酒，待慕恩私下与侍女调情时突然出现，慕恩惭愧恐惧请罪，种世衡却将侍女送给他，以此得到慕恩的拼死效力。
此后，各部族若有背叛，种世衡便派慕恩讨伐，战无不胜。
有兀二族不听招抚，种世衡命令慕恩出兵诛杀，其后一百多帐都自动归附，无人敢背叛。
四、巧施离间，削弱敌军 在与西夏的对抗中，种世衡还善于运用谋略。
西夏重用野利刚浪棱、野利遇乞兄弟，二人有才能谋略，对宋军构成巨大威胁。
种世衡决定用计离间他们。
庆历二年（1042年），野利刚浪棱命令浪埋、赏乞、媚娘等三人拜见种世衡请求降服，种世衡识破这是欺骗，决定将计就计进行离间。
他留下三人使监商税，出入骑从很宠厚。
同时，他派熟悉蕃部山川道路的和尚王光信（后改名王嵩）作为向导，多次荡平羌人族帐。
种世衡写信用蜡封好，派王嵩送给野利刚浪棱，称浪埋等人已到，朝廷知其有向汉之心，任命他为夏州，俸禄每月一万缗，还以枣缀画成龟形，喻其早归之意。
野利刚浪棱得信后大为恐惧，从自己的治所内擒住王嵩送给李元昊，李元昊怀疑野利刚浪棱背叛自己，不让他返回治所，且把王嵩禁锢在井中。
后来，李元昊放出王嵩，厚礼相待，让他与李文贵一同回来，不久后野利兄弟被杀，西夏实力大损，李元昊不得不再次与宋朝议和。
五、积劳成疾，魂归边疆 庆历四年（1044年），为防止羌人与西夏勾结，决定修筑细腰城，切断他们的通路，檄令种世衡与蒋偕负责此事。
当时种世衡卧病在床，但他毅然起身，率领所部甲士日夜兴筑。
庆历五年（1045年），细腰城修筑成功，种世衡却因劳累过度，，病逝于军中，终年61岁。
种世衡去世后，羌部酋长纷纷前来悼念，清涧和环州人民皆画像祠于家。
范仲淹誉其为“国之劳臣也”，也称赞他忠诚勇敢、才能武艺出众。
他的儿子种古、种谔、种诊等都有将才，关中地区号称“三种”，继续为保卫北宋边疆贡献力量。
种世衡的一生，是智勇边疆的一生。
他在困境中崛起，在边疆上建功立业，以卓越的军事才能、独特的治边智慧和高尚的家国情怀，为北宋的边疆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故事，成为了北宋历史上一段不朽的传奇，激励着后人不断为国家的安宁和繁荣而努力奋斗。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