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虽在，天下已亡”：解析五代十国的纷乱历史
这其中有7人称帝，占46.67%，篡位者中又有5人是杀掉自己的父兄篡
【千问解读】
这其中有7人称帝，占46.67%，篡位者中又有5人是杀掉自己的父兄篡位，占71.40%，另有一些欲行篡位却又失败的，以及非中央政权的尚未纳入统计。
要想看懂上面的数据，小编得给各位详细介绍一下历史背景：所谓“五代”是指被史家所认可的正统王朝，它们分别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这五个朝代前面为啥都要加一个“后”字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号之前都已经存在过了。
五代从公元907年开始，一直到公元960年结束，前前后后共计53年。
907年，废掉的最后一位皇帝()，篡位称帝。
自此拉开了的纷乱序幕。
朱温后来被他的次子朱友珪杀死，篡位者被弑君者(也是弑父者)取代。
之后，朱友珪又被他的弟弟杀害。
自此后梁的历史结束。
这一朝仨皇帝，老爹篡位自立、儿子杀了父亲、弟弟杀了哥哥。
可以说，后梁给五代十国的历史做了一个示范，开了一个“好头”。
有了后梁做榜样，紧随而来的后唐也不落下风。
说起后唐，就不得不提一下那位“五代战神”，他就是唐庄宗。
关于他的故事，或许大家之前听说过，“三支箭为父亲报仇”更是经典中的经典。
只可惜这位战神打仗厉害，当皇帝却当得一塌糊涂，最后竟被自己宠信的伶官乱箭射死了。
李存勖死后，他的大哥(的养子)即位，史称唐明宗。
而这位皇帝就像他的谥号一样，是五代十国中难得的“明君”，在位整整七年(五代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
只是自己的儿子不争气，篡位没有成功反而活活气死了老爹。
继位的另一个儿子又被李嗣源的养子篡位成功。
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听说后，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竟然认了契丹人做了父亲。
请他们出兵攻灭了后唐，石敬瑭则做了后晋的开国皇帝，成为历史上著名的“”。
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板上钉钉的“汉奸'。
石敬瑭死后，他的侄子即位，只是他不想再认契丹人做爷爷了，于是契丹人一气之下灭亡了后晋，以开封为都城建立了“”。
这时候轮到另一位五代英雄登场了，他就是后汉的开国之君，他一看契丹人不走了，于是。
对契丹人说：“要是你们不想回去，那就一辈子也别想回去了。
”契丹人一听就不愿意了，心想家里面还有老婆孩子呢，就这样契丹人弃中原而去，后汉政权得以粉墨登场。
只可惜后汉是五代中国祚最短的政权，前后只有四年。
后汉的第二位皇帝是隐帝刘承佑(也是后汉的最后一位皇帝)，被托孤大将杀死，后周建立。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段比较狗血的剧情，起初郭威并不想篡位自立，但是架不住自己的部下想当新皇帝的功臣，于是提前上演了一段“陈桥驿兵变”的戏码。
只是道具更简陋了一些，披得好歹是黄袍，而郭威披得则是黄旗。
披着黄旗当皇帝的郭威励精图治，带给了中原百姓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只是他的儿子们都先他而去了(全部被后汉隐帝刘承佑杀死)。
所以在继承人问题上，他史无前例地打破了一个记录，选择了老婆的侄子做储君，这位侄子就是(也叫郭荣)，史称后。
柴荣继位后，继续推行他姑父的政策，后周变得越来越强大，大有结束五代乱世的迹象。
只可惜天妒英才，柴荣三十九岁就死了，皇位传给了只有七岁的。
大家想想，在五代十国那样的乱世，继位者若是一个只有七岁的皇帝，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按套路走了。
公元960年，后周得报说北汉和辽军联合南下进犯，朝廷的大臣们想也没想就派出赵匡胤率军迎敌，结果赵匡胤领军刚出卞梁，就在陈桥驿这个地方驻扎下来。
据说那天他还喝了一点酒，晕晕乎乎地就醉了。
醒来后，就感觉浑身热得不行，一看原来有人给他披上了黄色的袍子。
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就这样再一次篡了位，但不得不说他是一位明主，政权交接得非常顺利，后周恭帝也得到了较好的待遇。
明主出世，五代的乱世眼看也就要结束了。
从朱温到赵匡胤，从后梁到北宋，五代十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最纷乱的时期。
后世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这段历史，叫“朝廷虽在，天下已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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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奇士曾静：科场失意者的荒诞悲歌
他的一生如同一场荒诞剧，从科场失意的穷到策反朝廷重臣的“反清义士”，再到帝的座上宾与帝的刀下鬼，其命运跌宕堪称的缩影。
一、科场困局：寒门学子的精神崩塌 曾静（1679—1736年）生于湖南永兴的没落地主家庭，幼年丧父，由寡母抚养成人。
他自幼攻读经史，却在之路上屡遭重创——县学生员身份已是其仕途顶点，此后多次乡试皆名落孙山。
这种挫败感在雍正三年（1725年）达到顶峰：因湖南地狭人稠，他携弟子张熙、廖易赴川谋生，途经长沙时目睹“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天象，将其视为天命所归的吉兆。
然而现实却残酷地击碎了他的幻想：两年间家乡连遭水灾，流民遍野，时疫横行。
这种从“天命所归”到“人间炼狱”的认知撕裂，成为其反清思想的催化剂。
二、思想异化：遗著的致命诱惑 在人生至暗时刻，曾静购得吕留良诗稿，其中《钱墓松歌》的“紫云宋松围一丈，万苍明松八尺余……天荒地塌非人间”之句，与其所经历的民生凋敝形成强烈共鸣。
吕留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主张，在曾静贫瘠的思想土壤中迅速生根发芽。
他开始在《知新录》中宣扬“春秋时，该做；战国时皇帝，该做”的荒诞理论，甚至将吕留良视为“明季皇帝”的不二人选。
这种将经典异化为政治宣言的行为，暴露出其思想体系的混乱与偏执。
三、策反闹剧：面前的权力臆想 雍正六年（1728年），五旬老童生曾静上演了其人生最荒诞的一幕：他派学生张熙携带亲笔策反书，跋涉数千里赴西安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
其策略堪称魔幻现实主义——在策反书中，他罗列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大罪状，同时以“华夷之分”论证清廷统治的非法性。
更具黑色幽默的是，他竟以后裔的身份要求岳钟琪“为宋廷复仇”。
这种将历史符号强行拼贴的政治幻想，在岳钟琪“焚香拜天、假意应允”的戏码中彻底破产。
四、帝王棋局：雍正的舆论控制术 曾静被捕后，雍正帝展现出高超的统御智慧。
他未如大臣所请将曾静凌迟处死，反而将其供词与自身谕旨编纂成《大义觉迷录》，令曾静赴全国官学宣讲。
这种“以叛徒证圣明”的策略，实为对江南士族的舆论反制——当时民间流传着雍正“弑父逼母”的谣言，而曾静的现身说法恰成最佳辟谣工具。
更精妙的是，雍正将批判矛头引向已故的吕留良，对其开棺戮尸、族诛弟子，既转移了视线，又震慑了江南文脉。
这场持续五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级舆论管控案例。
五、权力更迭：乾隆的清算与禁忌 雍正十三年（1735年）驾崩后，曾静的命运急转直下。
乾隆帝即位首日即下令将其凌迟处死，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焚毁《大义觉迷录》。
这种政策转向绝非偶然：乾隆深谙其父“以叛证道”的政治风险，遂以“大逆不道”之名终结闹剧。
更值得玩味的是，乾隆同时赦免了因“案”被囚的岳钟琪，这种“杀其徒而用其将”的手法，彰显出新一代帝王对权力平衡的精准把控。
曾静之死，标志着雍正朝“以叛制谣”策略的彻底破产，也预示着清代文字狱进入更残酷的阶段。
六、历史镜像：失败者的文化标本 曾静的悲剧，本质上是传统士人精神困境的极端呈现。
他既无的宗教动员能力，亦乏黄宗羲的思想深度，却妄图以之力颠覆王朝。
其策反书的逻辑漏洞（如以岳飞后裔身份策反岳钟琪）、行动计划的荒诞性（学生张熙变卖家产筹措路费），暴露出底层知识分子在王朝高压下的精神错乱。
后世史学家史景迁曾感叹：“这个自诩为蒲潭先生的读书人，终究只是权力游戏中的提线木偶。
” 在湖南永兴大布江乡的蒲箕塘，曾静故居早已湮灭，唯余电站管理所的残存石磨与家谱记载的龙形山墓地。
这个自称“南海无主游民”的落魄书生，其人生轨迹恰似一曲科举时代的挽歌——当八股取士的独木桥断裂时，坠落者或成李贽式的思想先驱，或如曾静般沦为权力祭坛的牺牲品。
而那段“皇帝与秀才”的荒诞对话，终将在历史长河中化作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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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奇士曾静：科场失意者的荒诞悲歌
他的一生如同一场荒诞剧，从科场失意的穷到策反朝廷重臣的“反清义士”，再到帝的座上宾与帝的刀下鬼，其命运跌宕堪称的缩影。
一、科场困局：寒门学子的精神崩塌 曾静（1679—1736年）生于湖南永兴的没落地主家庭，幼年丧父，由寡母抚养成人。
他自幼攻读经史，却在之路上屡遭重创——县学生员身份已是其仕途顶点，此后多次乡试皆名落孙山。
这种挫败感在雍正三年（1725年）达到顶峰：因湖南地狭人稠，他携弟子张熙、廖易赴川谋生，途经长沙时目睹“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天象，将其视为天命所归的吉兆。
然而现实却残酷地击碎了他的幻想：两年间家乡连遭水灾，流民遍野，时疫横行。
这种从“天命所归”到“人间炼狱”的认知撕裂，成为其反清思想的催化剂。
二、思想异化：遗著的致命诱惑 在人生至暗时刻，曾静购得吕留良诗稿，其中《钱墓松歌》的“紫云宋松围一丈，万苍明松八尺余……天荒地塌非人间”之句，与其所经历的民生凋敝形成强烈共鸣。
吕留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主张，在曾静贫瘠的思想土壤中迅速生根发芽。
他开始在《知新录》中宣扬“春秋时，该做；战国时皇帝，该做”的荒诞理论，甚至将吕留良视为“明季皇帝”的不二人选。
这种将经典异化为政治宣言的行为，暴露出其思想体系的混乱与偏执。
三、策反闹剧：面前的权力臆想 雍正六年（1728年），五旬老童生曾静上演了其人生最荒诞的一幕：他派学生张熙携带亲笔策反书，跋涉数千里赴西安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
其策略堪称魔幻现实主义——在策反书中，他罗列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大罪状，同时以“华夷之分”论证清廷统治的非法性。
更具黑色幽默的是，他竟以后裔的身份要求岳钟琪“为宋廷复仇”。
这种将历史符号强行拼贴的政治幻想，在岳钟琪“焚香拜天、假意应允”的戏码中彻底破产。
四、帝王棋局：雍正的舆论控制术 曾静被捕后，雍正帝展现出高超的统御智慧。
他未如大臣所请将曾静凌迟处死，反而将其供词与自身谕旨编纂成《大义觉迷录》，令曾静赴全国官学宣讲。
这种“以叛徒证圣明”的策略，实为对江南士族的舆论反制——当时民间流传着雍正“弑父逼母”的谣言，而曾静的现身说法恰成最佳辟谣工具。
更精妙的是，雍正将批判矛头引向已故的吕留良，对其开棺戮尸、族诛弟子，既转移了视线，又震慑了江南文脉。
这场持续五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级舆论管控案例。
五、权力更迭：乾隆的清算与禁忌 雍正十三年（1735年）驾崩后，曾静的命运急转直下。
乾隆帝即位首日即下令将其凌迟处死，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焚毁《大义觉迷录》。
这种政策转向绝非偶然：乾隆深谙其父“以叛证道”的政治风险，遂以“大逆不道”之名终结闹剧。
更值得玩味的是，乾隆同时赦免了因“案”被囚的岳钟琪，这种“杀其徒而用其将”的手法，彰显出新一代帝王对权力平衡的精准把控。
曾静之死，标志着雍正朝“以叛制谣”策略的彻底破产，也预示着清代文字狱进入更残酷的阶段。
六、历史镜像：失败者的文化标本 曾静的悲剧，本质上是传统士人精神困境的极端呈现。
他既无的宗教动员能力，亦乏黄宗羲的思想深度，却妄图以之力颠覆王朝。
其策反书的逻辑漏洞（如以岳飞后裔身份策反岳钟琪）、行动计划的荒诞性（学生张熙变卖家产筹措路费），暴露出底层知识分子在王朝高压下的精神错乱。
后世史学家史景迁曾感叹：“这个自诩为蒲潭先生的读书人，终究只是权力游戏中的提线木偶。
” 在湖南永兴大布江乡的蒲箕塘，曾静故居早已湮灭，唯余电站管理所的残存石磨与家谱记载的龙形山墓地。
这个自称“南海无主游民”的落魄书生，其人生轨迹恰似一曲科举时代的挽歌——当八股取士的独木桥断裂时，坠落者或成李贽式的思想先驱，或如曾静般沦为权力祭坛的牺牲品。
而那段“皇帝与秀才”的荒诞对话，终将在历史长河中化作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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