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读书人除了做官外 古人还能做些什么

“起义”是一个有着明确的道德判断的词。

中国古典文献中有“起义”一词，但从来没有“农民起义”连用。

比如，《》“汝水”条下，有“汝南太守周矜起义于悬瓠者是矣”之句。

《志·传》裴注中，有“袁绍起义，卑辞厚币以招致(田)丰”之句。

《通典》中有“篡晋，宋武帝起义讨之”、“大唐高祖起义至京师”、“大唐起义太原”等句。

《》中，“高祖斩白蛇而起义”、“斩蛇起义”等句，出现频率也很高。

“农民起义”一词最早见于何人作品，很难搞明白。

可以肯定的是，要到50年代，该词才在报刊杂志和书籍中大量出现(40年代后期的《新华日报》，已较频繁使用该词)。

在《38年前重要剪报资料库》中检索“农民起义”，仅能得到得1项结果(检索“起义”有130项结果)。

孙中山生平文章，经常使用“起义”一词，但在“国父全集全文检索系统”中检索“农民起义”，结果也是0(检索“起义”有481笔资料)。

不止是报刊和政治人物，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也很少使用“农民起义”一词。

1934年开明书店“中学生丛书”出版《晚明流寇》(王耘庄著)一书，专供初中学生各科课外阅读之用。

该书总结农民暴动产生的六大原因——1、天灾流行;2、赋税繁苛;3、政治腐败;4、外患频仍;5、兵变迭起;6、乡官虐民——可谓对农民充满了同情，但作者仍以 “盗贼之祸”名之，未使用“农民起义”一词。

1933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蔡雪村著)、1935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薛农山著)等，也没有“农民起义”之说，而多用“暴动”、“流寇之乱”、“农民战争”、“农民暴动”、“农民骚动”等词。

蔡雪村是留苏地下党、薛农山曾加入陈独秀组织的“无产者社”，属于左翼学者。

钱穆、吕思勉这些非左翼学者的著作里，也没有“农民起义”之说。

图：上世纪50年代，“农民起义”一词开始井喷，图为1954年出版的《中国农民起义论集》封面及前言。

动机层面的正义，不足以抵消手段和结果层面的非正义，这是民国史家对农民怀有深厚的同情，却又很少使用“农民起义”这个词的主要原因。

钱穆的解释很有代表性： “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

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

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

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

近人治史，颇推洪、杨。

夫洪、杨为近世中国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然矣。

然洪、杨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建设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

”(《〈国史大纲〉引论》) 也就是说，动机层面的正义，不足以抵消手段和结果层面的非正义。

比如，李秀成谈起事初期裹挟民众的诀窍，乃是“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

寒家无食，故而从他。

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为防掳来之兵丁逃逸，严格控制士兵私财，甚至在士兵脸上刺字“”，以断其归路。

这样的手段，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正义。

太平军素有“打先锋”之惯例，“每至一处，即肆意掳掠，必招本地无赖为眼目，就富家大小，以次搜索。

有预为埋藏者，亦十不免一。

”苏州在1830年时有户口341万，经太平天国之役后，至1865年已只剩下129万，损失过半。

当代人口史学者曹树基的研究认为，1851~1864年，共约造成7330万的人口损失。

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正义。

这些也是钱穆评价太平天国“其扩大依然是恐怖裹胁政策的效用”、感慨“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的缘故所在。

图：钱穆 简言之：“农民起义”是一个带有明确褒义色彩的词汇，并非所有的“民变”(我认为这是一个中性词)，都可以被称作“农民起义”。

一场“民变”是否算“农民起义”，不但要考察其动机是否正义，还需要考量其手段和诉求是否正义。

从这个角度来打量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很多以往被理所当然视为“农民起义”的民变，其实只能算做“农民暴动”，动机(原因)是正义的，手段和结果则未必。

比如，《天朝田亩制度》将“农民”视为下贱之人，涉及刑罚时动辄“黜为农”： “官或违犯十款天条及逆命令受贿弄弊者则为奸，由高贬至卑，黜为农。

……凡滥保举人者，黜为农。

……凡滥保举人及滥奏贬人者，黜为农。

……但凡在尚保升奏贬在下，诬，则黜为农。

……颂赞天父上主皇上帝，讲圣书，有敢怠慢者，黜为农。

” 这就已经与“农民起义”相去甚远了。

欧洲古代的“民变”情形，可参考《中世纪欧洲史》的以下表述： “1381年英格兰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人头税大幅增加。

该税开征于几年前。

人人都要缴纳。

起义农民从肯特和埃塞克斯涌向伦敦。

年轻的国王理查二世(1377--1399在位)和幕府没有及时采取军事行动。

起义军在泰勒(War Tyler)率领下攻入伦敦城，捣毁了萨伏伊宫(Savoy)。

该宫主人为兰开夏(Lancaster)公爵。

起义军在伦敦城郊向国王递交了请愿书。

国王似乎有意妥协，但起义军还是攻占了王廷要塞伦敦塔，并在城外的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再度与国王谈判。

泰勒当着国王的面漱口并要了一杯啤酒，被伦敦市长杀死。

国王夺回了伦敦，镇压了起义军。

从起义军向国王提出的要求，可以看出他们的真正诉求，也可以理解伦敦之外的大修道院为什么会成为农民的攻击目标。

起义军的主要要求如下：废除农奴制(仍存在于英格兰东南部)，废除黑死病之后制定的限薪劳工法，百权参与乡村政务，消灭英格兰教会的世俗财产。

最后一点并不算激进，当时威克里夫(John Wyclif)的教会改革思想已经广为流传，甚至得到了兰开夏公爵的支持。

“1525年德意志农民起义在德意志南部和中部爆发(包括现今奥地利和瑞士部分地区)。

该地区的很多农民都属于农奴，早已不堪重负，而伯爵、修道院长和骑士等小领主却日渐增多。

这些小领主名义上归德意志国王()管辖，却享有自治权，通常占据几个村落，既当大地主，又作领主。

这种双重身份引起了农民的反抗。

德意志南部的农民不仅发起暴动，还展开了宣传攻势，为自己辩护。

起义源头在士瓦本北部，起义者用简洁的语言归纳了自己的主张，并作为宣言四处印发。

《梅明根十二条》(Twelve Articles of Memmingen)就是一个范例，明确提出：农民有权选举乡村牧师，废除农奴税，削减什一税，农民自主决定公共林地、牧场和水源的使用，要求地方法庭尊重当地习俗，不采用领主们强加的夹杂着罗马法的法规。

”(维姆·布洛克曼 彼得·霍彭布劳沃/著，《中世纪欧洲史》，花城出版社，2012，P277-278。

) 如果《中世纪欧洲史》的以上描述没有错误，那么，“1381年英格兰农民起义”和“1525年德意志农民起义”，确实与“农民起义”的概念比较契合，他们的动机(不堪重负)、手段(对抗压迫者和剥削者)和诉求(基于自身利益)，均具备正义性。

廓清了“农民起义”的概念，文章开篇的问题，其实也就很自然地变成了：古代欧洲与古代中国的民变有什么区别? 区别如下： 中世纪的欧洲，是一种“领主分封制”。

民变者所反抗的是领主的暴政，他们也比较容易找到领主，进行直接对话。

古代的中国，是一种大一统的郡县制。

民变者所反抗的，是皇权直接制定或者间接衍生的暴政，但他们很难直接与皇权对话，往往只能和皇权的代理人打交道。

前者可以直接与领主对话，或展开谈判，或暴力对垒。

民变在手段与结果层面，往往距离“农民起义”往往较近。

后者直接面对的是皇权的代理人(要么是郡县的武装力量，要么是中央的武装力量),为自身利益计，小规模的“民变”，往往更乐于落草为寇去侵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而非直接与郡县的武装力量对抗，比如民国年间，河南因军阀混战“民变”迭起，基本上走就是盗匪路线;大规模的“民变”，也往往更乐于去“掳掠州县”，伤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而非直接与中央的武装力量对抗，赤眉、绿林、黄巾、黄巢、李自成，这些民变者，都曾辗转过小半个或大半个中国。

如此，民变在手段与结果层面，也就与“农民起义”越来越远。

这种区别，与“民族性”、“国民性”、“文化基因”之类的概念毫无关系，只是不同现实环境下的不同的“理性选择”。

郡县制下，地方郡县官僚只是皇权的代理人，郡县不是他们的私产，他们犯不着往死了镇压从其他地方流窜过来的民变者;民变者也很清楚，掳掠其他郡县的普通百姓，风险要远远低于直接和国家机器(郡县军队、中央军队)对抗。

领主制下，封地是领主的私产，有强烈的的抵御外来民变者的动力，民变者们也清楚，去掳掠其他领主治下的百姓，风险不一定低于直接反抗自己的领主。

这也是领主分封制下，很少出现所过之处“凡有身家, 莫不破碎”的全国性民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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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古代状元的含金量那比现代状元可真是高的多得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时间上来看，古代的科举一般来讲，除了一些恩科和战乱之外，三年一次。

咱们现在高考是一年一次。

从空间上看，古代的状元那可是全国范围内就产生一个状元。

咱们现在那由于各省分别命题，即便几个省用一个卷，那也是各省自己记分。

所以每个省都会有状元，而且由于咱们文理分科，导致一个省一般至少能有两状元。

咱们现在中国范围内30多个省级单位，大概一年能诞生六、七十位状元，因为有的人分还一样，要赶上哪个省搞个“3加X”，那得了，这一个省就能出五、六个状元，换句话讲，一年能诞生70位到100位状元。

好了，那么就是说古代3年全国出一位状元，现代一年全国大概出六、七十位状元，换句话讲，有清一代大概300年，也就是科举大概我们仔细算举行了那么不到100次，也就是说整个恐怕也就是100位左右的状元，这个数字现代中国一年就产生了。

大家可以从这个对比看到，现代的状元跟古代状元那真是。

那么除了说状元之外，咱们比比进士也可以。

什么叫进士呢?通过了乡试会试殿试之后取得了进士出身，这些人将来当然是可以被称为“天子门生”，将来可以做官的这些人。

数量有多少呢?余秋雨先生大概在20年前，写了一篇关于科举的文章，叫做《十万进士》，他大概的测算是：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到满清的结束这120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大概也就诞生了10万名左右的进士。

换句话讲：中国古代平均1年也就是100位左右的进士。

这个数字我们好像听过，现代中国平均一年大概不到100位的各省状元，换句话讲，咱们现在各个省出来的高考状元，他的身份大概也就相当于古代的进士。

那么接下来讲，咱们知道状元、进士之后，应该是举人。

举人理论上讲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但是你没有取得进士，你就没有当官的资格。

那么举人大概有多少呢?经余秋雨先生的判断，大概能有个100万左右，100万左右听上去很多，可是您记着这可是1200年的时间，换句话讲，一年也就1000多个举人，也就是说算上秀才，恐怕咱们全国一年平均也能诞生个一万名左右的秀才就不错了。

那么换句话讲，今天的中国咱们知道TOP20清华、北大，清华、北大平均每年也就招收3000多名学生，也就是说，一年清华、北大在全中国范围内能招收那么六七千人。

而我们刚才算了，在中国古代平均每年也就能诞生那么六七千到一万个秀才。

换句话讲，今天能够进入到清华北大学习的学生，他的这个学术地位恐怕也就相当于古代的秀才而已。

讲到这儿有人要说了：你说的不对，古代人口多少?那到满清结束的时候也才4亿人，大部分时间中国连1亿人都不到。

现在咱可是十三亿人啊!每年过千个人参加高考。

但是话又说回来，古代那个科举可没有年龄限制，虽然咱现在高考也没年龄限制，但是你复读或者说一生考个十几次高考的能有几个人?大部分人一生也就考一次高考，古代那可是从你十二三岁开始到你嗝儿屁那天，你想考多少次考多少次，只要你还参加，你就可以去考。

所以这么算下来，它的人口基数也并不算太少。

但是，当然啦，把科举和高考对立起来，也没有太多合理的地方，因为毕竟科举他是一个公务员选拔体制，经过了科举的人，你可以直接去当官了。

而高考呢，它是一个学生选拔体制，经过高考的人，你还要去再读大学、再去学习。

可以说古代的科举，还是比较相当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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