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桂：温病学派的创始人，清代最为著名的临床医学家
【千问解读】
叶桂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白天向老师习读经书，晚上随父学医，对医学尤为热心，未及弱冠之年便已通读了《内经》、《难经》等经典医著，为日后从医生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父亲死后，家庭生活艰难，叶桂放弃举业，从其父门人朱某学医并应诊。
未及数年，他的医术已超过老师，以至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
叶桂不仅聪明，读书有之能，而且虚心好学，只要听说某位医者擅长某技，他总要拜师学艺。
在他整个学医、行医过程中，前后拜师达17人之多，因此博采众长，医道日精。
他通过切脉望色、听声究原，揭示病症，言之确凿，就像能见到病人的五脏一样。
他治病多有奇效，对于疑难病症，或就患者平日嗜好而找到得救之法，或就其他医生的药方而略加变通，有时并不开药，仅使患者注意饮食起居而消病，有时在未患病时而预知，甚至预断数十年后病的结果.对于“病之极难捉摸者，一经诊视，指示灼然”.种种遗闻逸事颇多流传，所以未满30岁便名著朝野，“即下至贩夫竖子，远至邻省外服，无不知有先生”.可以说，叶夭士是最为著名的临床医学家. 叶桂对医学精益求精，对前人的经验主张师古不泥，兼收并蓄，反对那些盲目效仿，偏执一方以及以人试药的流弊陋习。
他曾说:“剂之寒温，视疾之凉热。
自刘河间以暑火立论，专用寒凉。
东垣论脾胃之火，必务温养，习用参附。
丹溪创阴虚火动之论，又偏于寒凉.嗣是宗丹溪者，多寒凉;宗东垣者，多温养。
近之医者，茫无定识，假兼备以伟中，借和平以藏拙，甚至朝用一方，晚易一剂，而无有成见.盖病有见症、有变症、有转症，必灼见其初中转变，胸有成竹，而后施之以方.否则，以药治药，实以人试药也。
”他认为，作为一个医生应该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高超的医术，决不可把病人的性命当儿戏。
因此临终之前，他告诫子女说: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以济世。
这充分反映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值得后世汲取. 叶桂幼承家学，始以儿科为主，以后拜师多人，博采众长，学力日进，由内科而“贯通各科”。
特别是受温病学家周扬俊的影响，对温热病的研究较为深入，著有《温热论》一书。
从首倡《温疫论》，周扬俊著《温热暑疫全书》，至叶桂《温热论》的问世，反映了吴中温病学派逐步发展成熟的历史过程。
《温热论》是叶桂在吸取前贤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验心得而撰成的阐述温病学的论著。
全书词简意深，论析精辟，说理透彻，是中医温病学中一部高度概括、提纲挚领的重要代表作，它对温热病的发生与变化、诊断与治疗以及预后的顺逆，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法、方、药，在温病学派中起到了承前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叶桂《温热论》的问世，标志着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确立和吴中温病学派的正式形成.如果说金、元以来，特别是明末吴有性等人开创了温病学说，对温病学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的话，那么直到清代前期，温病学说才渐趋成熟，从病因病机到辨证施治，有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专门学说。
而叶桂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章虚谷在《医门棒喝》中作了这样的评价:“邪之寒热不同，治法迥异，岂可混哉!二千年来，纷纷议论，不能辨析明白。
近世叶天士始辨其源流，明其变化，不独为后学指南，雨实补仲景之残缺，厥功大矣。
”与叶桂同时或稍后，苏州的许多医家都在温病研究方面取得了成绩，较为著名的如薛生白、缪遵义等.前者著有《湿热论》，着重于对湿温病的探讨，后者著有《温热朗照》，着重于整理前人对温病理论阐发的心得。
他们与叶桂被并称为“吴中三大家”。
在他们的影响下，温病学的研究率先在吴中地区形成中心，并很快扩散出去，掀起了温病学研究的高潮.因此，称叶桂为吴中温病学派的创始人绝非虚誉。
叶桂对医学的贡献，不止在温病学方面，在杂病诊治方面，也有许多创见.叶桂在诊治疾病方面的医疗经验，在《临证指南医案》一书中有较为集中的反映。
该书以医案形式介绍了他诊治温热病、内科杂病以及妇科、儿科、五官科等病症的案例，在古代个人医案著作中最负盛名，刊本达数十种之多.他的医术见解和方治特色，在这本书中有充分的反映，要而言之:第一，胃阴学说。
金元时期的医学名家认识到脾、胃的重要性，视之为人体“硫柱”。
但是具体论述则各有偏颇，有的重在阳气的升发，有的将脾、胃合一而议.医家虽然注意了“脾阴”，而对“胃阴”却未引起重视。
叶桂倡言胃阴，使脾、胃学说得到新的发展。
他认为，脾、胃有别，，脾气主升，得阳始运，胃气主降，柔润则安.因此，治脾应甘温升发，治胃宜甘凉通降。
脾、胃分治，是叶桂的独到见解。
他关于甘凉育养胃阴的方法，被认为是“超出千古”之论。
第二，调补奇经八脉学说。
叶桂重视奇经辨证，结合个人实践，发展了奇经八脉的辨证论治法则。
在生理上，他认为奇经有收摄精气、调节正经气血以及维续、护卫、包举形体的作用;在病理上，凡肝、肾、脾、胃之病，久虚不复，必延及奇经;在辨证上，奇经之病须分虚实;在治疗上，常须通、补兼施。
第三，久病入络说。
叶桂认为，凡寒、暑、劳形、阳气受损、嗅怒动肝、七情郁结等，均能造成气血阻滞而伤人经络.初病气结在经，久病血伤入络，是叶桂在杂病诊治方面的著名论点。
他认为，络病的治疗，应以辛润通络为用药原则。
第四，中风病议.叶桂认为中风诸症，皆为“身中阳气变”所致。
他在《临证指南医案》一书中有中风病的专论，指出造成阳气动变的因素有二，一为肝风内动，二与心肾相关.病机既明，在治疗方面，应注重补肾水、养心血、平肝木等方法.此外，他最先描述了猩红热的舌象，对于血症、产后病、儿科病、老年病等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叶桂不仅医术精湛，而且为人敦厚.他对于前来就医的，索费甚高，毫不通融，而对于贫病无告的贫民百姓，则往往不收分文，甚至还以药相赠。
在清人的文集、笔记及方志资料中，记载了不少关于他医术精湛、助人为乐的故事。
清代的苏州状元石楹玉在为《本事方释义》作序时说道:“余生晚，不及见先生。
然吴中父老皆乐谈其轶事，书之虽累犊不能尽，谓为当今之、淳于意可也。
”吴中父老对叶桂的遗闻逸事，正表明了人民群众对他的敬慕之情. 叶桂的学术思想和实践，在灿烂的祖国医学长河中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在此，我们可以借用余瀛鳌、陶晓华先生的一段话对他的一生进行概括:“总结其治学特点，就是广访名师，博取众长，，不耻下问，加上刻苦钻研，终成一代名家.他在医学上的突出贡献是:创立了温病的辨治体系;较完整地介绍了他个人的学术临床经验，为后世时方应用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方药和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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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鞠通：名瑭，淮安市人，一位杰出的中医温病学家
(见《吴鞠通年岁考》载《江苏中医1964年4期)他是一位杰出的中医温病学家。
对中医学的贡献，在于对中医立法上的革新和理论上的完善，尤其对于温热性疾病的治疗，他对于理论的发挥和留下的诸多方剂，使得中医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热性病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吴鞠通，名瑭，淮安市人，生于清二十二年(1757年)，卒于二十一年(1841年)，享年79岁。
他是一位杰出的中医温病学家。
对中医学的贡献，在于对中医立法上的革新和理论上的完善，尤其对于温热性疾病的治疗，他对于理论的发挥和留下的诸多方剂，使得中医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热性病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吴鞠通出生于淮安市一个穷书生家庭。
父吴守让，字逊夫，乾隆辛巳(1761年)秀才(《淮山肄雅录》)。
吴鞠通一生悬壶，自26岁离淮后，主要在京城行医，晚年又云游，虽曾几度回淮，与淮阴名士丁晏、潘德舆、孔继嵘、名医杨福堂为至交好友，但在地方文献中很难找到一篇比较完整的关于他生平的资料。
我们只能从他的《温病条辨·自序》等材料中知其生平经历的大概情况。
青年时攻习儒，19岁时父亲病故，于是弃儒学医。
后被选副贡入京，参与《》医书部分的抄写检校工作，读了吴又可《温疫论》深受发，又研读晋唐以降各家学说，收益不浅，于医学知识大有长进。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京都大疫流行，不少病人因治疗不当而死亡，吴鞠通利用叶天士之法奋力抢救，抢救了数十病人，名声大振。
吴鞠通当时学医未成，深感锥心疾首，他的境遇竟与感于宗族数百人死于伤寒而奋力钻研极其相似。
吴鞠通发奋读书，精究医术，终成温病大家，是温病学派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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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学派为什么再汉朝初这么盛行？真相是什么
那么，黄老之学有哪些内容呢?它提出了哪些思想呢?今天就来一起学习下。
黄老之学主要活跃在战国后至西汉初期的一段时间里，而主要的运用和发展还是在西汉初。
从秦灭至汉的建立，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战争和破坏。
汉初，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便成了统治者的首要任务。
而为此相合的政治哲学基础就是黄老之学。
黄老学派思想发展主要分为两大主题：技术发明和政治思想，以形而上本体的道作为依据，结合形而下的养生、方技、数术、兵法、谋略等等，具有极强目的性、操作性。
现在在西方，黄老常被称为“目的性的道家”或“工具性的道家” 。
从内容上看，黄老之术继承、发展了、关于“道”的思想，他们认为道是作为客观必然性而存在的。
主张：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
认为君主应：，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体恤民生，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
上述主张在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果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的盛世。
黄老之学，这里面大家都知道老子，却不知这个“黄”，指的是黄帝。
黄帝，五帝之首，传说中的人物。
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子“道法自然”为体，托名于黄帝的刑名法术为用，兼儒、墨、阴阳诸家思想的一新的道家学派。
所以对于黄老学派，有两个关键点，一为老子的“道”，二为刑名法术，还要了解到对于“道”和刑名法术的发展又是含有其他几家的思想。
2，《四经》 黄老之学的经典著作是《皇帝四经》。
此书成于战国，流行于汉初。
对于汉初的“无为”而治，它该为理论基础了。
关于老子的“道”，其为本源不变。
“道”生天地，天地交合，万物生。
《皇帝四经》指出道化万物有一定的法则与规律，它是可以认识和掌握的，人道也是可以认识和掌握的。
认识遵循规律，可取得好的结果。
具体的方法论——《皇帝四经》讲“相与相成”。
尊重规律，还要注意适宜的“时”、掌握适当的“度”。
在事物之间的相对相成中，主张“平衡而止”。
这又是对老子“”、“以反求成”的发展。
汉朝时，从到景帝都好黄老，使“”的治国方针得以延续。
“流民既归，户口亦息，上下饶羡”的“文景之治”，是为黄老之学在政治上的成功运用。
3，《淮》 初年，《淮南子》诞生。
此书是为汉初黄老之学最好的总结和综合的发展。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是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哲学著作。
该书在继承先秦的基础上，糅合了阴阳、墨、法和一部分，但主要的宗旨属于道家。
“鸿”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很多学者认为，此书如道一样包括了广大而光明的通理。
《淮南子》的思想内容：“宣扬老子的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
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
其义著，其文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
然其大较，归之于道。
”《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家”，《总目》亦归入“杂家”，实际上是一部囊括了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物学的综合著作。
无论是《皇帝四经》还是《淮南子》，都无法绕开老子的“道”，《淮南子》展开了“道”生万物的一辩证过程：“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四维乃通;或死或生，万物乃成。
”这种对立面的互相生成与转化的辩证运动，体现着道“无为而无不为”的内涵。
由“无为而无不为”，《淮南子》明确概括了“无为”的基本原则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
在政治上便表现出遵循规律下的因势利导、因时制宜。
实际上，又是循法下的无为而治。
说来简单，做呢，在特定的环境中，注意引导，也很好实践。
毕竟无为而治，还是讲求些治理的，但是却强调了不要多为和乱为。
4，以后，再无黄老(老子的道家依然没有断流) 法家导致秦的胜利与灭亡这一事例，需要后人有教训和反思。
而秦之后，经多次的起义和战争，汉最需要抓住秦之教训，休养生息，巩固民生。
故黄老思想流行，“无为而治”方针得以确立。
汉初的主流思想除道法结合的黄老之外，还有其他先秦思想的糅合。
像时期的陆贾，曾著有《新语》。
他就提倡以儒家的“仁义”为主，道家的“无为”为最高理想的治国方针。
而不仅在《鵩鸟赋》中发挥了先秦的朴素辩证和观点，又重新确定民本、民生的重要，区别了礼制和律法，提出仁义和法制都是统治的工具。
在中国哲学史的进程上，汉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的，面对新的阶级，国家的稳固，经济的发展，像黄老思想这种对先秦思想的传续发展和高度综合，实在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且具有极大包容性的政治哲学的开始。
汉代以后，中国的统治阶级就很少用这种无为而治的哲学了，而是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地把的儒学和印度过来的佛学，杂糅着运用到了政治治理和民生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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