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九卿起源于何时？又是如何一步步进展完善的
秦王朝在确立 尊号的同时，还总结了战国以来各国的官僚制度，建立起了一套适应封建统一国家需要的中央政府机构，这就是三公九卿制度。
【千问解读】
秦王朝在确立 尊号的同时，还总结了战国以来各国的官僚制度，建立起了一套适应封建统一国家需要的中央政府机构，这就是三公九卿制度。
三公 ，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九卿 ，即奉常、廷尉、治粟内史、典客、郎中令、少府、卫尉、太仆、宗正。
三公 的职责分别为：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是皇帝的助手。
从秦开始，丞相正式成为官职，为中央政府中皇帝之下的最高长官;太尉，协助皇帝掌管全国军队;御史大夫，为丞相的助手，掌图籍章奏，监察百官，是皇帝的耳目。
三公 之间互不统属，直接隶属于皇帝，便于皇权集中。
三公 之下的九卿的职责为：廷尉，掌司法;治粟内史，掌国家财政税收;奉常，掌宗庙祭祀礼仪;典客，处理国内各少数民族事务和对外关系;郎中令，掌管皇帝的侍从警卫;少府，掌管专供皇室需要的山海地泽收入和官府手工业;卫尉，掌管宫廷警卫;太仆，掌宫廷车马;宗正，掌皇帝宗族事务。
但无论三公 ，还是 九卿 ，均由皇帝任免调动，一律不得世袭。
改了大量官名。
把“奉常”改为“太常”;“卫尉”改为“中大夫令”;“廷尉”为“大理”;“典客”为“大行令”;“治粟内史”为“太农令”，武帝时改为大司农。
武帝时改“大行令”为“大鸿胪”，“郎中令”改为“光禄勋”。
上述九卿更名大多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职能，至于动机可能是语言变迁而寻求官名的准确。
无独有偶，三公的名称也有比较大的变化。
更“太尉”为“大司马”，时更“御史大夫”为“大司空”，时“丞相”更为“大司徒”。
以上更名在当时并非是更名，而是另有原因。
比如，大司马一职，原是和讨伐匈奴，带去的马匹有十四万，但至班师入塞之时却不到三万匹，所以任两人同为大司马。
而原来的太尉被太皇下令免官，太尉之职从此长期空缺。
再加上，霍去病和卫青二人长期对匈奴作战，手下兵将极多，，太尉的职权就逐渐转移到大司马。
另外，应当了解，太尉其实在汉初是不常设的。
太尉一职的或置或废，大都与征伐或时局有关。
如三年，罢太尉官，归属丞相，这年五月就是由率军还击匈奴的入侵。
景帝时，太尉职衔也只恢复了4年。
以此为背景来看，大司马替代太尉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汉武帝时改革了中央官制，把中央官员分为外朝官、内朝官。
外朝官有丞相及丞相之下的各六百石官。
而内朝官，或称中朝官，包括大司马和左、右、前、后将军，尚书，以及侍中、散骑、诸吏、诸郎、博士等。
所谓内朝官或中朝官就是由皇帝直接差遣，而不专任行政职务的，与行政性质的正规官称的外朝官相对而言的。
三公之中以御史大夫等级最低，职能也比较模糊，一方面为丞相之副，一方面供内廷的差遣。
在汉武帝之前，三公九卿制实际已有近代君主立宪的影子。
丞相为主要的治国大臣，丞相府中有个百官朝会殿，皇帝有时也亲临朝会殿与丞相商议国事，或由丞相主持廷议，然后领衔上奏。
而日本由首相对天皇负责，天皇听政则在一千多年后的“”时期才有此景象。
但与此君主立宪制中不同的是，西汉的大司马依然对皇帝负责。
汉武帝之前，丞相的位高权重，连皇帝也不能不敬三分。
凡丞相进见，皇帝得离坐;丞相病重，皇帝得亲临问疾，并遣使送药;丞相死后，移归私第，皇帝车驾往吊，并赐棺，赐葬地，赐冥器等。
西汉，皇帝与丞相的冲突在武帝时达到高峰，本来汉武帝对田蚡言听计从，但田蚡。
《》记载：田蚡每次上朝奏事，奏着谈上大半天，他推荐人作官，有的位居二千石，把皇上的权利都夺了去(任命官吏是皇帝的权利)，皇帝就对他说：“你任命完了没有?我也打算任命官吏。
” 田蚡曾请求把考工官署的土地拨给他以扩建私宅，武帝发怒：“你为什么不干脆要武库”从此之后田蚡才稍稍收敛。
由于丞相权位太重，威胁了皇权，皇帝很不放心，所以自武帝以后，章奏的拆读与审议，转归尚书台(令)，从此之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虽然都是政权的负责人，但实际权利已向尚书台。
丞相有过失，由尚书问状弹劾。
相对于秦朝，三公之中职能变化最大的当属御史大夫了，汉文帝时下诏：“制诏御史，其除肉刑。
”从此，御史大夫成为全国最高的法官和监察官。
哀帝时又把御史大夫改叫大司空，再也不当法官了。
西汉时的中央官制改革集中在汉武帝时期。
这次改革始于与太皇太后对抗时期，是以政治斗争为目的的变革，是被史家称为“大一统”一揽子改革的一部分。
汉武帝的改革从根本上加强了中央集权，突出了皇权，削弱了(丞)相权，把中央官员分为内外朝更加强了中央机构为皇帝服务的职能。
至此之后，除前文所述哀帝，成帝对御史大夫和丞相的名称变更外，再无值得一谈之事。
西汉末年，相继为大司马、尚书令，逐渐掌握了实权，后自立为帝，国号新。
王莽不以国号“新”为理念，九卿的名字全以《尚书》的文章为准。
大司农改为，后更为纳言;大理改为作士;太常改为秩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还有，“光禄勋”等改为六监。
就连百官、宫室、郡县都换了名称。
但这些仅仅都是 “托古改字”而已，同“托古改制”是不一样的，换汤不换药。
从称帝起到废掉献帝共197年，其中以光武、明、章三帝时期为短暂兴盛，而后东汉历经外戚、宦官之祸，少数民族叛乱到，到最后所谓诸侯割据时代，一直是内乱不已。
所以东汉在前期基本继承西汉官制略有改革，而在中后期则因内乱的局面而逐步抬升了军事官职的地位，也有几人以文官而称雄于世。
光武帝即位时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27年后才改大司马为太尉，并把大司徒，大司空的“大”字去掉，称司徒，司空。
司空的职能已经从往日的监察“改行”去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
东汉光武帝在对皇权的加强上，比起西汉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光武帝亲政时，扩大尚书台的权利，职无不统。
《通考·职官考》云：“至后汉，则(尚书)为优重，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众务渊薮，内外所折衷，远近所禀仰。
” 三公被架空，只有议事功能，没有实际权利，以后尚书台成为东汉时期的决策机构，国家中央权利全部集中在皇帝的宫廷办公厅内，且三公往往因小事而被辞退，三公地位逐步降低。
最明显的就是(大)司徒，相当于西汉时期的丞相，再也没有西汉时期当皇帝上宾的好运气。
如韩歆为司徒，因好直言，无所隐讳，光武帝不能容忍，把他免官，遣归乡里，并下诏责之。
韩歆惶恐不安，与其皆自杀。
其后欧阳歙、戴涉为大司徒，皆以罪下狱死。
东汉时期太傅拜为上公。
光武帝以卓茂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赐几杖车马。
此后，每当新皇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总揽朝政。
黄巾之乱后，以太师自封，位在太傅之上。
这些官位均不常设，历任太傅录尚书事都在死后被除其官名。
东汉沿西汉旧制，同置九卿。
其所职掌，也与西汉略同，只是机构的裁并，属官的精简，有异于前。
此外，东汉的九卿，分别隶属于三公。
太常、光禄勋、卫尉三卿，为太尉所领;太仆、廷尉、大鸿胪三卿，为司徒所领;宗正、大司农、少府三卿，为司空所领。
抛开现实意义不说，仅从官制的创新上来看，这是一项创新。
它削弱了司徒的职权，三公各行使一部分国家权利，使官制更加合理。
但从权利的角度上来看，司徒所领太仆、大鸿胪均是虚官。
太仆服侍皇帝，没有参与国家政事的权利。
大鸿胪执掌少数民族及外交事务，这对一个自称天朝的国家来说，除了在某些施威仪时可利用外，其他时候无足轻重。
仅仅留下一个管人头的廷尉还有点文字上的地位。
东汉自汉光武帝以来就战事频繁，所以除三公、九卿、尚书台以外，东汉又有各级将军，也是中央要员。
有大将军，其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
其中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在三公之下。
前、后、左、右将军，位在上卿之下，不常置。
东汉中期以后，太后临朝称制，外戚执政，常假借兵权以自重。
于是，大将军便成为中央的主要官员了，并与太傅三公合称为五府。
东汉末年，诸侯割据，董卓、曹操分别掌握过中央政权。
董卓曾经集太师、大将军、相国为一身。
其中又以相国为尊，位居三公之上。
曹操掌权时，罢去太尉、司徒、司空，又置丞相、御史大夫，曹操自为丞相，至其死。
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窃天下的魏国实力最强，同时也是和东汉一脉相承的势力，在官制上也延续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期。
蜀国以汉朝正统自居，所以汉朝遗风比较重，但是在治蜀时有无尚书台一说还有待考证。
统治者坚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个别官职上动了动小手脚，但并没有值得一提的改革。
评价到：“孙吴、刘蜀，多依汉制，虽复临时命氏，而无忝旧章。
”在三国时期官制上的真正创新，大多出于魏国，其中以置影响最大。
曹操为魏王时，初置秘书令。
曹丕称帝初，改秘书令为中书省，有监、令两臣，由通达文学的士人担任，当时的文学就是现在所说的学术。
监、令之下有中书侍郎、通事舍人、著作郎等属官。
尚书省在名义上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实际上有些机密命令的下达并不通过尚书省。
从此尚书台的权利又渐渐转移到中书省，逐渐形成了中书“实握事要”，操纵政务的局面。
曹魏加强中书权力和扩大官制组织不但是这一个国家的事情，而且是整个三国时代官制的一大变化，影响极为深远，也备受重视。
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官制史上中枢机要改变的一个标志。
原来都认为秦汉机要之位，由丞相而归三公。
东汉机要之位，由三公而归尚书。
魏晋机要之位，由尚书而归中书。
两晋南北朝 西晋虽承魏制，但相对于魏国改革汉代官制一样，西晋在中央官制的变动上迈的步子则更大了。
虽然都还有三公，也有九卿，也还听得到太傅、太保之类的官名。
但西晋已经逐渐继承并发展了尚书省、中书省及门下省。
这就是所制三省的雏形了。
自秦以来皇权和相权就一直是国家中央机构矛盾的焦点。
在汉武帝时，置尚书台，宰相的权利向尚书台转移，东汉时这样的转移更甚，尚书台位至宰相之上。
魏国初置中书省，尚书台的权利又向中书省转移。
西晋置中书省，本只是皇帝的侍从和顾问机构，但因亲近皇帝而显得很重要。
从三省的职权来看，他们都为皇帝服务，皇帝是国家的直接治理者，这与三公九卿制有根本区别。
皇帝为加强皇权，拼命的扩大三省权利，扩充三省机构，三公九卿制被严重冲击。
三公之中除丞相省置无恒且尚有实权外，九卿已徒有虚名，到了东晋时甚至已经。
东晋说：“今事归台阁，而九卿为虚设，皆宜省并。
”台阁指的就是尚书省的别称。
《·传》载《昌言·法诫篇》云：“光武皇帝……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唐注：“台阁谓尚书也。
”因汉尚书台在宫禁内，乃有此称，掌与公府对举。
哀帝省掉了光禄勋、大司农。
元帝省掉了太仆。
东晋后，大鸿胪有事则置，无事则省，宗正并到了太常之下，又省掉了少府。
于是乎，东晋后九卿就只剩下了三卿充充门面。
三公九卿一制。
到了南北朝时期，虽然朝代变更不止，少数民族入侵，但是在中央官制上并没有阻止三公九卿的进一步衰败。
刘宋出了一种“三公”“三司”“两大”的中央官制。
三公就指太傅，太师，太保;三司是太尉、司徒、司马;二大指大将军、大司马。
但已经不设九卿。
隋朝 隋朝统一中国后，隋文帝制三省六部，原本的三公也被取缔。
三公九卿制基本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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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氏三公是哪位？郑国开国后的三代君王简介
郑氏三公像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城东南檀山、郑上路与310国道交会处的三角地带。
郑桓公 郑桓公，名友，王同母弟。
公元前806年，郑桓公被封于棫林(今陕西)，国号郑，西周最后一个封国。
周宣王死，继位。
周幽王昏庸无能，整天围着一个叫(sì)的"冷美人"转，为博褒姒一笑，他竟点燃了只有战争时才用的信号--烽火。
各诸侯国见烽火燃起，纷纷前来勤王救驾，走到一看，原来是幽王为博美人一笑而搞的，诸侯们心里自然很不高兴。
周幽王即位的第八年，幽王任命郑桓公为王朝司徒(三公之一，管理地籍与户籍)。
郑桓公为幽王这一昏君服务，伴君如伴虎。
加之王室已渐衰败，郑桓公开始为自己着想了。
于是，他向太史伯请教"何所可以逃死"，太史伯为郑桓公分析了天下形势:各大封国，不是王的亲属，就是王的亲戚，还有各大功臣都有自己的封地，并且都已建国数百年了，，你想在他肘腋下去找地盘，那是不可想象的。
而在东方河、济、颍、洛之间有一块土地，那里有十个国家，其中的虢国和郐(kuài)国两个国家最大，而虢国的国君总以为自己是周文王弟、周武王叔父姬仲的后人，血脉纯正，所以"虢君恃势"。
处在群山之中，易守难攻，虽不是之国，因为所处地理的关系，所以"郐君恃险"。
这两个国君都"贪而好利，百姓不附"。
而你在朝中任司徒，有很多善政，虢国和郐国的人民都知道，他们非常爱戴你。
如果你备上礼物去向虢、郐二君行贿，态度谦卑，，请借一块土地暂时安顿家人，他们是会借给你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是朝中重臣，你还有用，他们有事还求助于你，从这方面说，他们不敢不给你办。
如果这样，"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
国室危急，如果国家有变，虢、郐二国必然骚动，到那时你可"奉辞伐罪，无不克矣!"虢、郐灭亡以后，其它八个小国自然臣服。
按照这一战略方针，郑桓公马上行动，很快将孥(家人、财物和奴隶)转移到东方。
虢、郐之君自然不会将郑桓公的家人安置在自己的国都，当然也不敢将王朝司徒这个大官的家人撂在荒天野地，正好虢、郐之间有一个殷商时期遗留下来的城池属于虢国的地盘，虢君就借给了郑桓公。
郑桓公便把家人安置此城，即今荥阳东南二十里的京襄城。
郑桓公要扩大地盘，首先瞄准郐国。
郐国是妘(yún)姓之国，非姬姓之国，先灭郐国，诸侯和周王室不会有所震动。
加之桓公寄孥时，郐国好像不曾提供方便，郑桓公想给他点颜色看看。
但是，郐国毕竟经营了几百年，又处在群山之中，硬攻肯定不行，更何况郑国并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一举将郐国搞定。
经过密谋，郑桓公想到了一个高招:他派出情报人员搜集郐国豪杰、良臣、辩智、果敢之士的材料，将他们的姓名写在造假的盟书上，并且写上将郐国消灭后，郐国良田分给他们的分配方案和将授给这些人的官职。
趁着夜色，郑桓公派人将这些"盟书"偷偷埋在距郐国都城很近能让人看到的地方，洒上鸡血，扔些鸡毛，造成曾在此结盟的样子。
第二天，有人将此情况报告了郐国国君，郐君立即下令开挖，果然挖出了"盟书"。
郐君阅罢大怒，按图索骥，将这些"里通外国"、"吃里扒外"的人统统抓获，不问，全部杀死。
可怜郐国这些豪杰、良臣、辩智、果敢之士，到死还蒙在鼓里，不明不白就被他们拥戴的主子给收拾了。
郑桓公离间郐国君臣、借刀杀人获得圆满成功。
郐国无良臣猛将，郑桓公"遂取之"，实际掌握了郐国政权。
郑桓公寄孥东方，需要大批粮食以解决吃饭问题，荥泽、圃田泽周边有许多滩涂和大片荒地，这些滩涂土质肥沃，易于开发，且当年即会有好收成。
于是，郑桓公带领家人、奴隶和被他解放来到郑国的殷商遗民，"庸次比耦(ǒu)，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
郑武公 郑桓公刚安顿好家人，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之乱"爆发。
因幽为博褒姒一笑""失去信任，烽火传至诸侯国，诸侯仍以为幽王在开玩笑，迟不发兵。
当确信这次真的是"狼来了"的时候，幽王已被杀死，国都镐京被夷为平地。
即位的将原之地交于管理，自己则在诸侯保护下东迁洛邑。
此为东周之开始。
犬戎之乱中，郑桓公战死。
桓公子掘突(即郑武公)草草将父掩埋于华山脚下，便保护平王东迁。
掘突袭父爵，继父职，仍为东周王室司徒。
郑国原在棫林封地被周平王指给了秦襄公，郑国有国而无地盘，虽然东方有"寄孥之地"，但毕竟是借人家的土地，而大批臣民还留在原郑国的封地。
人是最宝贵的，怎样才能将这些臣民转移到东方呢?周王室东迁，一要有人保护，二要搬移王室的重器，因为重器是国家的象征。
王室东迁，已由出兵护送，郑武公抓住时机，主动承担了搬移王室重器的任务。
于是，郑武公紧急发动在郑国故地臣民，兴师动众，将周王室的钟鼎礼器运往东周。
虽然路途坎坷遥远，费尽，但一路有军队保护，安全地到达了雒(洛)邑。
交接完毕，大批郑国臣民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寄孥地京城，成了东方郑国的基本臣民。
因为郑国有国而无地盘，且郑桓公是勤王而死，郑武公佐平王东迁有功，平许郑武公在畿内(国都附近地区)之地重建郑国。
郑武公便以京城为最初的国都，建立了东方郑国。
据《》的记载，郐国已被郑桓公所取，至平王东迁的第二年(公元前769年)，郑武公复占其城邑，郐国彻底灭亡。
时隔一年(公元前767年)，郑武公灭虢国。
公元前765年，郑武公将国都由京城南迁于溱洧(今新密境内)。
周围的鄢(一作邬)、蔽(敝)、补、丹、依、、历、华八个小国，也都臣服于郑。
至此，郑国已据有了原东方十国的地盘。
郑武公继承父志，占有东方十国后，带领臣民开垦滩涂，扩大疆域，增加收入。
这一时期，东至开封，北至新乡(均在黄河南岸)，均已纳入郑国版图。
疆域扩大，实力增强，国家安定，郑国成为东方强国。
郑庄公 公元前744年，郑武公病逝，其子寤生即位，即郑庄公。
庄公袭父职，担任周王室司徒。
郑庄公继承祖、父之志，励精图治，把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初霸诸侯，得专征伐。
郑国发展壮大，各诸侯国惶惶不安，周王室也感到危机，认为郑国靠近王朝，为腋下之患。
于是，想用虢公忌父取代郑庄公在王朝的卿士地位，削弱庄公权力。
郑庄公闻听此事，十分恼火，因为先祖郑桓公勤王而死，先父郑武公处处尊王，郑国没有对不起周王室的地方，周天子怎么能，忘恩负义!于是，郑庄公据理力争，周桓王自知理屈，信誓旦旦说"无之"。
郑庄公不依不饶，结果，周王室与郑国互换人质，以作保证，此即"周郑交质"。
周天子与郑国交换人质事件，使周王朝地位一落千丈。
周郑交质事件，增加了周桓王对郑庄公的不满。
周桓王不断削弱郑庄公权力，郑庄公针锋相对，派手下取王室温地之麦，收王室眼皮底下的秋庄稼，向周王室施压，周郑关系进一步紧张，此即"周郑交恶"。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免除郑庄公王朝职务，亲率诸侯联军伐郑，此为"周郑交兵"。
此战，郑国，周桓王被郑国的祝聃射中肩膀，威风扫地。
入夜，郑庄公派人"慰问"桓王，诉说郑国是不得已的自卫行动，射中王肩，纯属偶然。
郑庄公软硬兼施，政治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可谓挥洒自如。
庄公母，素不喜庄公，而喜庄公弟叔段。
武公在世时，武姜曾请武公将段立为太子，武公没有同意。
郑庄公初即位，其母武姜为段请求封地，初请制，庄公不许。
第二年，武姜又为段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京城乃桓公、武公的旧都，虽然被迫放弃，也是国之重镇，派弟弟去镇守，也是得其人选。
段在京城，深得京人爱戴，《》中《叔于田》、《大叔于田》就是产生于此时民歌。
《叔于田》述叔段"洵(xún)美且仁"、"洵美且好"、"洵美且武"，表现了段的善良、英武以及人们对他的敬重。
《大叔于田》记载的是庄公到京视察，段亲下围场与虎搏斗，"袒裼(xī)暴虎，献于公所"(活捉猛虎，向国君哥献礼)。
与虎搏斗的狩猎活动是一种军事演习，段擒虎以献，当国君的哥哥自然高兴，在赞赏弟弟武艺高强的同时，告诫弟弟"将叔勿狃(niǔ)，戒其伤女(同‘汝‘)"。
意思是以后不要再这样干了，防止老虎伤害你。
这是一幅多么逼真而和谐的兄友弟恭图啊!但是，人的私欲是无穷的，段在其母武姜协助下把郑国西部和北部的土地归为己有，复"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缮治城郭，收集粮草，整修装备和武器，编组步兵和战车，将要袭击郑国)，他准备推翻兄长取而代之。
公元前722年，段将攻郑，武姜为内应。
郑庄公得到情报，命子封率军攻取京城。
段大败，出奔鄢，又奔共。
兄弟手足，顿成寇仇。
京城大叔出奔共成了共叔段，其母武姜亲自导演的弟弑兄政变未能成功，。
而庄公对亲生母亲的甚感恼恨和失望，说出了"不至黄泉，毋相见也"的气话。
封建社会讲究孝道，母不慈子亦应孝，况庄公为一国之君，纵然母亲有千错万错，为子者亦应恪尽孝道。
时间既久，庄公感到自己话说得有点绝了，但身为国君，，无台阶可下。
大臣颍考叔建议开挖隧道，及于泉水，权当黄泉，请母子相见。
于是，母子相见于隧中，"其乐也融融"了。
今京城内有阴司涧沟，传为庄公母子相见处。
郑伯克段后，京城有三百余年未见史籍记载。
至郑公十五年(公元前408)，伐郑取雍丘(杞县)后，才有"郑城京"记及京城。
此次"城京"(维修京之城池)，显然是因为战争需要，因韩军已取雍丘，距国都新郑(郑国初都于荥，迁于密，再迁于新郑)已经很近，国都受到威胁。
况新郑之东、南无险可守，防御南来、东来之敌，国都新郑实无京城的地理位置优越。
"城京"后33年，郑为韩灭。
这33年，京城应该是第二次当了郑国的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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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清三公是指哪三个人？抗清三公的简介
清政府颁布剃发令后，江阴(在今江苏)人民举行了反清起义，共推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为领袖，坚持"头可断，发决不可剃"的气节。
抗清三公 阎应元 阎应元，字丽亨，直隶(河北)通州人(今北京通县)，民族英雄。
辛巳年，赴任江阴典史。
上任之初，海寇顾三麻子率数百艘战船进犯黄田港，应元领兵拒守，连发三箭，皆有人应弦而倒。
海寇心惊胆战，不敢再犯。
他任内平定盐盗，平服民乱，政绩突出，江阴百姓感激他的恩德，在社学中为他画像留念。
南廷本想调他转任广东韶州英德县主簿。
因母亲病重，且道路堵塞，没能成行，全家便在江阴城外砂山脚下散居。
任江阴典史(相当于正科级公安局长)期间，率六万义民，面对二十四万清军，孤城困守八十一天，使清军连折三王十八将，死七万五千人。
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幸存者仅老幼五十三口。
阎应元被俘后坚决不向清廷贝勒下跪，被刺穿胫骨，"血涌沸而仆"，却始终没有弯下膝盖，终英勇就义。
殉节前，阎应元坐在东城敌楼，要了一枝笔，在门上写道: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 陈明遇 陈明遇(?-1645)，明末浙江上虞人，民族英雄。
崇祯末年任江阴典史。
弘光元年， 1645年，江阴降清，知县林之骥去职，新任江阴知县方亨布告全县剃发，诸生许用等在明伦堂共同立誓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
闰六月初二，江阴士民擒杀方亨，明遇被推举为领导，倡义抗清。
二十一日，清贝勒博洛命令刘良佐包围江阴城，七月初一，开始攻城。
七月九日，陈明遇迎阎应元入城主兵，守城战斗激烈异常，孤军坚守江阴八十一日。
城破后，明遇命全家男女四十三人自焚死。
复持刀与清军作殊死战，身负重创，身死僵立墙边。
冯厚敦 冯厚敦(?-1645)，冯厚敦字培卿，金坛人，民族英雄。
崇祯末年任江阴训导，明末江阴义军在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的领导下杀方亨、拒二十四万清师于城门之外，奋战八十一日，后在清军二百多门火炮轰开城门后于明伦堂冠带南向自缢殉节;妻，与其孀妹结衽投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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