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钦点的继承人究竟是哪位？
因为皇位如此赤手可热，所以关于它的争夺自然很激烈
【千问解读】
因为皇位如此赤手可热，所以关于它的争夺自然很激烈，那么在时期，谁才是钦点的继承人呢？ 在历史上，即位始终是一个引人注目而又难以解决的疑案。
他本人特别强调两点：其一，他与兄弟宗室绝无仇怨，按照康熙的遗令，合理合法地承继大统。
其二，所谓十四皇子说不过是他继位前后，一些对他不满的生事惑众的谣言。
他说，“皇考深知朕从无偏党，欲保全尔诸臣名节，故命朕缵承大统。
”（《上谕内阁》，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他指责兄弟及大臣“（自继位）百日之内，淆乱朕心者百端”（《上谕内阁》，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
对第一点，清史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并有截然对立的结论。
一部分学者接受雍正的说法，认为他是合法即位；另一部分则针锋相对，认为雍正是篡权夺位。
至于雍正强调的第二点，则甚少有人置喙。
其实，后一问题同样至关紧要。
在康熙去世前，雍正的政敌究竟制造了什么样的流言，北京城上层人士究竟是如何看待康熙的接班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了解雍正即位时清廷内部的力量对比，对理解雍正即位后的权力斗争不无助益。
当然，这个问题比前一问题更难解决。
对前者，我们尚可从康熙乃至雍正留下的诸多文献，做大胆的假设和推理。
而后一问题，除了雍正及其手下过滤过的文献，再无其他第三方的材料来勘对官方文献的可信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清史专家金承艺先生继孟森先生之后，对雍正即位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所着《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去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金着于雍正继位问题用功至勤，所着论文，如集中所收《一项有关是否夺位的重要问题之探讨》，分析透辟，视角新颖，但在材料上，同它前后着作一样，仍局限于清廷遗留的史着和档案。
这也可以想见当日雍正及其臣僚删毁文献之彻底。
值得庆幸的是，十八世纪的可以在国内控制文献记录，却无法清除域外史料。
英国医生约翰·贝尔（JohnBell）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诸地的旅行记》，让我们有机会从其他来源审视康熙去世前北京城内出现的有关皇位继承的动态，从新的视角思考谁是康熙选定的继承人。
贝尔，英国医生，出生在苏格兰，1718年作为沙皇俄国派遣的伊兹马洛夫使团成员，在京逗留三个多月。
他对东方和中国兴趣浓厚，接到俄国政府的邀请后，欣喜若狂，把这次出使中国的机会视为上帝对他的厚赐。
他和使团从圣彼得堡程，穿越欧俄和西伯利亚，于西历1720年11月18日，也就是康熙去世前近两年，到达北京，在那里逗留了三个多月，于次年3月2日离开北京（页361）。
在京期间，贝尔和使团其他成员一道，多次受到康熙召见宴请。
此外，他还和的诸子诸孙、朝中王公大臣、在京的耶稣会士、来华的朝鲜使臣、入京的孔府家人，都有来往。
他不仅参观皇宫王府，还访问北京的市场店铺，观察中国商人讨价还价的方式，记下满汉军民互相对骂的细节。
贝尔长袖善舞，擅于交际，在短时间内就在中国人中交下几位好友。
他的旅行记展示了一个繁荣文明程度在他眼里不逊于同时代西欧大都市的北京，与七十多年后另一位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对中国的观感大相径庭，是研究前工业革命时代英国人的中国观的重要文献。
更重要的是，他在京期间，将康熙逝世前有关皇位继承问题的所见所闻记入自己的旅行记。
当时在京外国使臣（如朝鲜燕行使）虽然不少，但只有贝尔留下了清楚明确的记录，而且如下所述，贝尔在京期间，多次参加皇帝和皇子为使团举行的各种宴会，他的记录很可能是从当日权力斗争的中心人物获得的，堪称有关康雍之际皇位继承问题的一手文献。
贝尔在自己的旅行记中清楚记录了在北京听到的有关皇位继承人的消息，“十四皇子勇猛善战，正在指挥和卡尔梅克人（当日西方人对准噶尔在内的漠西蒙古诸部的称呼）的战争，据说皇帝想让他继承皇位。
值得注意的是，贝尔尽管记录了这一信息，但落笔非常谨严，采用”据说“的方式。
这与康熙去世前夕，一方面继承人选未定，继承问题讳莫若深，另一方面各派争夺加剧，有关消息纷飞的复杂诡异的政治形势十分吻合，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贝尔记录的可信性。
不过，贝尔的记述也引出更多的问题，一个从未到过中国，不通任何中文的英国人，仅仅在北京呆了几个月，何以会注意到继承人问题，何以会对中国政局，尤其是康熙去世前夕的复杂多端的皇位继承问题有如此准确的把握和了解？谁敢向一个不通中文，不明底细的外国人，谈论大清国最敏感的权力传承问题？ 从贝尔的旅行记看，他的消息来源至少有三。
其一是康熙本人。
贝尔到京不久，就和使团成员受到康熙多次接见宴请。
席间，康熙告诉使团成员，自己年事已高，按照自然规律，将不久于人世，他希望自己能平平安安的辞世（页290）。
当然，从贝尔的记录看，康熙在接班人问题上，倒是口风极严，没有半点透露。
不过，皇帝即使未说，他的话一定会刺激贝尔对权力继承问题的好奇心。
能够满足他的好奇心，并成为他第二和第三个消息来源的，分别是在宫中的传教士和皇子皇孙们。
根据贝尔的记录，康熙召见他和使团其他成员时，都有耶稣会士在场负责翻译事宜。
而且事后，贝尔和西教士有很多私下往来，也会讨论这类问题。
此外，他和康熙的皇子皇孙来往频繁，或许就是由于他们的帮助，贝尔对北京复杂朝局的理解，很快就超出入门的水准。
贝尔进京后注意到，康熙有二十余子，”按年纪长幼，排为皇长子，皇二子，皇三子等“（页242）。
第一位引起贝尔注意的皇子是康熙的三子允祉。
1720年11月8日，贝尔进京前就见过同样进京的皇三子一行。
不过，贝尔和皇三子没有直接交往，真正和贝尔有来往的是皇九子允禟。
12月8日，康熙盛宴款待包括贝尔在内的俄国使团一行。
次日，允禟就邀请使团成员到王府赴宴。
宴会的奢华给贝尔留下深刻的印象，”规模盛大，几乎持续整整一天，席间有音乐、歌舞和戏剧相伴……各式佳肴，一道接着一道，地端上来“（页289-290）。
当时皇十四子正在西陲，以大将军王的身份指挥作战，声望如日中天。
如果允禟认为胜利指日可待，席间大胆透露皇位继承的某些内幕，恐是再正常不过了。
除皇子外，贝尔医生还和康熙的打过交道。
据他说，有一位十四岁左右的皇孙到使团驻地参访过（页280）。
从现存材料看，皇十四子的两个儿子生于康熙四十七年，到贝尔来华时恰好十四岁。
这位贝尔见过的皇孙可能是皇十四子之子，可惜，文献不足征，不能有更确切的结论。
时下史家已经注意到雍正之子康熙之孙，即日后的皇帝与乃祖父的关系，甚至把康熙宠视视为康熙选择雍正继承大统的因素之一。
其实，皇十四子的两个儿子同样受到康熙的宠眷。
根据清史学者杨珍发现的满文史料，允祯西征后，康熙特旨把他的两个儿子召至身边，亲自养爱。
康熙对弘历的宠爱，究竟是哪一年，已经无证可察。
或为雍正父子杜撰，亦未尝不可能。
而康熙将十四子之子招致身边一事，从杨珍引用的满文史料看，就发生于康熙去世前不久。
这位皇孙为何要到俄国使团驻地参访？或许是受乃祖乃叔热情款待西洋人的影响。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卷四曾说，皇十四子的支持者在康熙去世前就广造舆论，声言康熙”欲传大位于“（《大义觉迷录》卷四），这也被贝尔的见闻所证实。
而且，贝尔的记录说明，在雍正即位两年以前，北京城中有关皇十四子要承大位的消息已经广为流传，甚至传入在京外国人之耳。
在康熙六十年初，也就是贝尔在京期间，立储问题已成禁忌。
在这种背景下，皇十四子继位说何以会大行其市呢？这是否来自康熙本人的某种暗示？当接班人问题成为政治禁忌之时，他却容忍偏向某一皇子的小道消息肆意传播，把这理解为乐观其成，也是可以成立的。
退一步讲，即使它不是来自康熙本人的一种暗示，甚至是因康熙年迈而未来得及阻止的，它的流传，也证明了皇十四子支持者之活跃。
有了贝尔提供的新材料，我们就可以重新理解雍正初年的权力斗争。
从现存雍正上谕看，允禟在他继位之初，”敢公然于王公大臣面前，诅咒訾骂“（《上谕内阁》，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雍正明知诸弟不服，仍然好言相劝，继位几个月后，还安抚他们说，”朕承皇考大统，自临御以来，诸王大臣人人得享太平之福。
朕并无此时姑且容忍，待一二年后渐加诛戮之心。
“在和他兄弟的权力厮杀中，雍正在继位之初的两三年中，一直，软硬兼施，逐步削夺康熙其他皇子的势力和权力，直到雍正四年，他才最后采取行动，将允禟等人或打入监狱，或入监后暗害至死。
他为何要容忍如此长时间，待到雍正四年才动手呢？真如其所言，顾念兄弟之义吗？ 根据贝尔书中的新史料，就不难看出，雍正继位之时，实际上是另有苦衷。
首先，康熙委以十四皇子平叛重任，宠遇异乎寻常，使得他的支持者相信，皇位已经唾手可得，因而暗造舆论，宣称康熙已选定接班人，并拉拢人心，为登位做准备，使日后的雍正皇帝在舆论上处于不利的位置。
而康熙的去世实属突然，并未如雍正后来所声称的那样，在临终时明确选定他为接班人，留给他继承大统的法理依据。
因此，尽管雍正凭借隆科多的军事支持，迅速控制京师，瞬间夺取权力，但事属突然，不能短时间内让人心服口服，为解一时之窘，雍正只得妥协，以争取反扑的时间。
雍正继位初的尴尬处境，反过来又说明康熙钦定雍正为接班人的说法，确实大可怀疑。
最后一个问题，贝尔为何没有交代消息来源？这个问题或许与当日贝尔对北京的观感有关。
在一些强调清朝闭关锁国的论者看来，1720年的北京或许更像世界主流信息外的孤岛。
不过，贝尔的印象可能不会如此。
在他逗留的三个多月，不仅和法国、葡萄牙、意大利传教士交往甚多（页295,296,297-300,303），还见到教廷遣华使团的成员（页295）。
一个英国人能在短时期内，在遥远的远东都市见到如此多西方人，他恐怕不会视北京为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封闭天地。
当然，这固然与康熙对西教士的优礼，以及当日清廷和教廷围绕”礼仪之争“正在进行交涉的特殊背景有关。
无论如何，这会使贝尔对清朝掌握西方信息的能力与后人不同的所在。
如果贝尔在他的旅行记中公布确切的消息来源，出版后很有可能为朝廷得知，对提供者无疑将是灭顶之灾。
有鉴于此，他在这个问题上采用”据说“的方法，不失为一种保险而稳妥的方式。
当然，这仅是作者一种推断，是欤非欤？尚祈通达之士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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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的有一种刑罚，不疼但很屈辱，上官婉儿受刑后，竟妖艳不少
秋官。
司约》载：“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
若有讼者，则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
”所谓“司约”指掌管约书之官，“治民之约”指处理人民征税、迁移、买卖、赊欠、和解等约书;所有大小约书都由司约保存，如有争讼则开府库取视所藏之约书，违约者将处以墨刑。
古代的刑罚有很多种，比如斩首、凌迟、五马分尸、宫刑、刖刑等等，其中墨刑是奴隶制五刑中最轻的一种刑罚。
那么墨刑是怎样的一种刑罚呢?上官婉儿受此刑后居然还能更加妩媚?其实墨刑又称黥刑、黥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刑罚，就是在犯人的脸上刺一些字或图案，再染上墨，作为受刑人的标志。
这个刑罚的目的本事想通过令人羞耻的方式让犯人时刻铭记自己所犯下的错，但也有人反其道而行，反而将之美化而衬托自己。
就像著名的才女——上官婉儿。
她十几岁就通读名家诗篇，是小有名气的才女，也是唐代的执掌政权的女官。
她幼时受家族牵连，委身为奴，做最粗贱的活，干最脏累的事。
听闻她能吟诗作赋，特出题考究，见文笔流畅，风韵独特，大加赞赏。
婉儿深受女皇喜爱，赦免奴籍。
此后，不幸的是，婉儿违背圣意，犯了死罪。
幸的是，女皇惜才爱才(婉儿忤旨当诛，但圣上惜其才而不杀)，赐她黥面(诏书上又说，圣上惜其才，止黥而不杀也)，饶她一命。
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被杀后，她被没入后宫。
上官婉儿聪明伶俐，能言善辩，写得一手好文章，又熟悉官府事务。
武则天十分喜欢她，自圣历年间以后，经常让她参予对各衙门所上表章奏疏的处理;即位后，更加信任她，又让她专门负责草拟的命令，封她为婕妤，让她执掌宫中事务。
婉儿明白，从此这罪恶的印迹将伴她一生。
而那印迹的丑陋也是令人深恶痛绝 甚至恐惧的。
从此，留在脸颊上，那晦暗而墨黑的忤旨，就是年轻而美丽的婉儿所 毕生要承受的。
婉儿跪在那里。
婉儿才真正地悲伤真正地开始痛惜自己。
死不足惜，但是她怎 么能毕生承担耻辱呢? 于是婉儿才恍然大悟了圣上的真正用意。
婉儿想圣上才堪称天下最残忍的女人， 她不要婉儿死，而要以黥其面而毁了婉儿尊严。
这才是毁了婉儿的本质，是比生命 还要重要得多的本质。
《上官婉儿》第33章 婉儿惨遭黥刑 要知道这上官婉儿可是女子，女子都是十分在意自身容貌的，但是“君无戏言”，这“黔刑”是照样实施了。
这个刑罚不疼但很屈辱，但是这上官婉儿也不是一般人，受刑后，马上就想到了应对措施：用金箔剪成梅花贴在脸上，显得更加妩媚了，就这样在贵族妇女中流传开来，并传到民间，人们称呼其为“梅花妆”。
古代以正月初七为“人日”，《事物记》载：东方朔最初置“人日”。
传说宋武帝时，寿阳公主在人日卧含章殿，檐下梅花飘落在公主额上，形成一种装饰;宫女效之，以红点额为“梅花妆”。
此俗传至唐宋，妇女多在脸上画各式图案;有“斜红、面靥”等名目;涂唇有“万金红、大红、内家圆”等名目。
其实，妇女在脸上点画装饰，早在时已经兴起了;长沙出土女俑的脸上就有圆点的图案可证。
到唐代发展为往脸上贴金箔花钿，成为一种化妆时尚。
上官婉儿的一生也是不平凡的，本身经历也是比较传奇的。
上官婉儿是一个极有才华的女子，再加上当时的女帝武则天是一个重视有才能的人，特别是看重女子的才华，于是在上官婉儿14岁的时候就得到了武则天的重用，因为重用也就意味着被卷进了政治的纠纷里面。
虽然最终没有得以善终，死于了的剑下，但是一生也是颇有争议。
墨刑虽然跟其他刑罚有所区别，造成的伤害也不一样，但是墨刑对人的心灵更是一种折磨。
而这种折磨，常常是伴随一生的。
而上官婉儿，却用一个梅花桩，掩盖了这印记自己也变得更加妩媚动人。
也更能体现她，在受到这么大的侮辱境遇下，仍然能保持一颗豁然乐观的积极态度，这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这种坚强的性格，在她不平凡的一生中，造就了她以后成功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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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军形成的背景是什么？他们是什么下场？
不久，东南方向传出消息说湘军已攻破天京，服毒自杀，幼天王在江西被擒遇害。
被困的太平军将士闻讯后无异于，士气一落千丈，屡被清军击败。
九月，失去奋斗目标的扶王陈得才服毒自杀，其他随行的太平军高级将领或战死，或投敌，由汉中一路招揽而来的二十万太平军也死的死，散的散，只剩下五六千人。
在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军心涣散的险恶形势下，遵王赖文光决定联手张宗禹、任柱领导的捻军共同对敌。
盘踞北方的捻军早期军事行动多以配合太平军作战为主，旗号上也遥尊太平天国，但形式大于内容，赖文光的决定让双方终于有了实质性合作。
随后，在熟悉地形的捻军帮助下，赖文光率领残部跳出清军包围圈，与张宗禹、任柱等人汇合，并重新整合部队。
为了有别于以前张乐行领导的老捻军，双方经过协商后，为了扩大影响力，打出了太平天国新捻军的旗号，并继续沿用太平天国年号和封号。
起初，新捻军的战斗力较弱，没能像太平天国那样建立根据地，面对实力强大的清军依然以腾挪闪躲的运动战为主，在缴获清军的战马后组建起部队，军事实力逐渐强大起来。
当时负责围剿捻军的清军统帅是帝表哥、蒙古亲王。
此人也是个厉害角色，曾生擒太平天国北伐军主帅李开芳、林凤祥，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过入侵的英法联军，捻军的老盟主张乐行也是死在他的手上。
僧格林沁带着他的骑兵东撵西赶，终于在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份将新捻军逼挤到山东曹州一带。
就在清廷朝野上下松了一口气，以为僧格林沁在山东剿灭捻军只是时间问题时，却传来大跌眼镜的消息：僧格林沁在曹州高楼寨战死，所部前锋部队七千余人全部阵亡。
而捻军在此战后终于达到鼎盛时期，部队发展到十余万人。
僧格林沁死后，清廷不得不再次打出一张王牌，让刚镇压完太平天国，正在两江善后的湘军大佬火速赶赴前线。
深谙盛极必衰之道的曾国藩连番托辞退让，不肯北上。
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在清廷的连番催促下，不得已奉旨而行。
曾国藩对付捻军的手段和对付太平天国如出一辙，依然是以静制动的“结硬寨，打呆仗”。
他分别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山东济宁、江苏徐州四处战略要地驻扎重兵，军事指挥大本营设在徐州，以收网形式将捻军往一处驱赶，然后集中兵力聚歼。
按理说这种军事战略是正确的，只是曾国藩北上时他的子弟兵“湘军”已大部分被裁撤，对付捻军主要依靠四省的地方部队和的。
地方部队战斗力极弱，根本无法配合作战，而淮军只听李鸿章的，即使大部分淮军将领表面上对曾国藩很敬重。
因此，曾国藩的军事行动奏效甚微，屡次被捻军冲破包围圈。
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十四年大起义的清政府神经已脆弱到极点，再也无法容忍曾国藩的师久无功，屡败屡战，同时也看出曾国藩与淮军之间的复杂关系，于是决定让李鸿章亲临一线接过他老师的指挥棒，曾国藩则回两李鸿章筹集军饷兼为军事顾问，师徒间的角色瞬间互换。
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就在曾国藩交出指挥权的前后，捻军在昔日荣耀之地---击毙僧格林沁的山东曹州分裂为赖文光、任柱领导的东捻军和张宗禹、张五孩(捻军老盟主张乐行之子)领导的西捻军。
当时捻军首领们表面上的说法是东捻留在中原一带继续与清廷斗争，西捻则前往西北联络声势浩大的回民起义部队，双方互为犄角。
实际上新捻军自形成之日起就埋下一个隐患---多头指挥，没有真正意义上能够全盘决策指挥的领导。
捻军中的捻即捏，意思是将分散的力量捏合起来，形成一股势力，而这些势力都是由家族、亲友、老乡为纽带，由其中杰出的或者领导。
赖文光及流亡到北方的太平天国诸王们与捻军间格格不入，最严重的是捻军中最善战的任柱与凭借父荫的张五孩矛盾重重，双方在战场上甚至发生过败不相救的恶劣状况。
东捻与西捻自曹州决裂后一支南下湖广，一支前往西北，彼此越走越远，再没有协同作战的机会。
西捻虽然比东捻多存活大半年，但声势较小直至无声，东捻则活跃在中原一带，大起大落的走完一生。
李鸿章走马上任后，仍然遵照曾国藩的攻剿方略，但加以改进，针对其辖区闹得正欢的东捻提出了“扼地兜剿”的对策，“困于山深水复之处，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同时坚壁清野，采取保甲连坐，切断地方百姓与捻军的联系，又在关外大肆买马扩充骑兵部队，加上两江源源不断的提供充足粮饷，勇于任事又爱升官发财的李鸿章准备大干一场，让他失望的是起步并不顺利。
捻军中一直流传着赖文光善谋、任柱善战的说法，因此东捻在这两人的协同领导下由河南信阳进入湖北，沿途一度击败湘、淮军，杀死淮军元老张树珊，湘军大将彭毓橘(死后遭肢解，曾国藩表弟)，生俘淮军名将郭松林(因受伤严重看管不严，后被其亲兵救走)，可谓战无不胜，直至在京山尹隆河碰上淮军第一名将刘铭传。
起初，刘铭传因判断失误，以为东捻是，起了轻敌之心，后被任柱的骑兵冲垮防线，孤立无援下身着官服闭目等死，结果被湘军名将鲍超救下。
鲍超部原本前往西北协助，但曾左不和，加上战事吃紧，临时被曾国藩和李鸿章截留，没想到帮了大忙，不仅救了刘铭传(后来刘铭传)，而且所部生力军顺势击垮了捻军。
东捻军在尹隆河之战中先胜后败，战死及溺死万余人，被俘八千多人，士气大受打击，原本由湖北进入富裕的巴蜀战略成空，此后虽有局部小胜但于事无补，逐渐开始走下坡路。
当年，鄂豫皖一带闹灾荒严重缺粮，粮饷得不到补给的捻军听说山东粮食丰收，决定前往就食。
这样就为李鸿章的策略提供了施展的机会。
东捻先后突破运河、胶莱河防线，一直冲到烟台附近。
1867年6月，李鸿章听从刘铭传的建议，布置了三道河防线：胶莱线，运河线以及六塘河防线。
将东捻军困在黄河南岸、运河东岸、胶莱河西岸和六塘河北岸的狭窄区域内。
八月下旬，东捻军艰难突围至运河防线，遭遇淮军部的顽强抵抗，又加上大雨连绵，河水盛涨，东捻军心大乱。
捻军小头目潘贵升被刘铭传部俘虏随即叛变，以三品武官顶戴及两万两白银乘机杀害了任柱。
善战的任柱死后，东捻军心彻底涣散，无奈之下赖文光率残部重上山东，结果一败于潍县，再败于寿光，二万将士战死。
赖文光率六千人苦战逃出，准备下江苏，在六塘河又遇到鲍超的阻挡，后来虽从陈国瑞部的缺口突破六塘河，但终于大势已去，人少力弱。
1868年1月5日，身边只有几百人的赖文光在扬州东北瓦窑铺一带被淮军将领吴毓兰击败俘虏，留下几百字的供词后被就地处死，东捻军至此灭亡。
西捻军进入陕西后也不如意，与当地的起义部队经常发生摩擦，冲突次数要比合作多得多。
当听闻东捻军处于不利处境时，西捻军采用“”的方式，一度进逼保定、天津，以威胁清廷京畿来减轻东捻军压力。
但是，此举不仅没有奏效，反而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1868年7月，西捻军被淮军围困于鲁西北。
8月，淮军收缩包围圈，在天时皆不济的情形下，西捻军于茌平全线溃败，首领张宗禹跳入徒骇河自杀。
至此，活跃五年多的新捻军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随机文章西班牙直布罗陀机场，世界唯一汽车与飞机共用车道咖啡店幻觉使你的眼睛欺骗你，盘点能让人产生错觉的图片恶魔巴尔有多少手下，统帅66地狱军团与路西法齐名揭秘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成因，世界上最大的峡谷（长达446公里）解读世界十大反舰导弹排名，鹰击83位列第二（被称海上屠夫）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