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皇帝乾隆下江南并非为游山玩水:了解水患是怎么回事?兴修水利

【千问解读】
乾隆未给出明确回应只朱批“览”,表示已看过此奏折了。
市档案局的贾丽琴介绍,当年九月,两江总督黄廷桂、河道总督高斌、漕运总督瑚宝、副总河张师载、安徽巡抚卫哲治、江苏巡抚雅尔哈善、两淮盐政吉庆联名上奏,恳请乾隆巡幸江南。
他们表示,经过乾隆的励精图治,现今已盛世显现,社会稳定,人口稠密,具备南巡的条件。
此前,就曾六次南巡,乾隆其实对其祖父的南巡之举是十分渴慕的。
此折上奏后,乾隆朱批:“大学士九卿议奏”。
当年十月,南巡之事最终敲定。
据史料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十三日,乾隆奉皇离京,开始第一次南巡江浙。
经过直隶、山东到达江苏,在徐州府宿迁县叶家庄暂停小住。
二月初八日,渡过黄河,巡查了天妃闸、高家堰,经过淮安、高邮到江都县香阜寺;然后自瓜洲渡过长江,巡幸镇江、无锡、苏州。
三月初一日,到达杭州,遍游西湖名胜,同时至绍兴祭大禹庙。
回京时,从南京绕道祭陵,之后又在扬州游玩,在高旻寺短暂停留。
随即沿运河北上,从陆路到泰安。
五月初四日,历经四个多月,回到京城。
花了多少银子?两淮盐商捐银百万两 乾隆南巡声势浩大,花费颇多,不可能所有银两都由国库支出。
乾隆南巡的主要财政支柱是两淮的盐商,两淮盐运使司公署就设在扬州城内,八大商总也住在扬州城内。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两淮盐政吉庆上奏《奏为圣驾南巡两淮商人程可正等公捐百万银两事》,奏折中提到“江省幸蒙恩允南巡,欢腾,淮商倍切所需费用久愿公捐,其踊跃难形情状”,由此就可见当时为迎接乾隆首次南巡,盐商积极踊跃、抛金撒银的巨大手笔。
贾丽琴说,乾隆南巡,扬州是“驻跸之地”,为迎接圣驾,必然要对道路、桥梁、码头、行宫名胜甚至是附近上山道路进行修整。
《清宫扬州御档》中,江苏巡抚雅尔哈善就有一道题为《奏为江都县瓜洲渡江马船大修所需工料请动支给办事》的奏折。
南巡路线中,乾隆从扬州游览结束后,必然要从瓜洲过江至镇江。
而瓜洲渡江大马船自乾隆九年小修,至此已经过了5年,船身已经腐朽,雅尔哈善这道奏折正是请旨希望从司库存公银内支取大修所需工料造价。
对于南巡事宜的开支报销,乾隆做出了动用官项和淮商捐资分别报销的谕旨。
根据乾隆的指示,两江总督黄廷桂、两淮盐政吉庆也拟定了相关规定,要求专款专用,如道路、桥梁、码头、营尖、茶棚等类动用藩库银两,行宫、名胜及附近上山道路、铺垫、陈设等类动支两淮盐运银库的商捐银两,各项支出分别登记造册。
乾隆南巡涉及地方较多,对于各地及官项、商捐项花费的平衡,考虑到地方官员需要办理的事项较多,又从商捐项下拨银十五万两,交与藩库帮助地方官员办理事务。
具体为,拨银五万两给江宁藩库,十万两给苏州藩库,由他们根据各自实际情况酌情动用。
专门拨给河库两万两,办理相关事务。
乾隆南巡对扬州有何影响? 1治理水患,扬州大兴水利 从2004年起,市档案馆就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扬州府区划图、城防图、寺庙园林图、扬州行宫图等15幅精美图志征集回扬,为宣传扬州古代文化、维修复建历史建筑和景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先后又有一批扬州图志包括《江苏淮阳高宝七邑水利图》、《淮阳沟洫圩围图》、《江苏淮阳兴修水利图》、《京城至扬州沿河地区图》等9幅图征集进馆。
扬州水利专家徐炳顺解读发现,清代扬州大兴水利,规模很大,许多清代水利设施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或沿用着原来的名称,清代扬州河流的走向、水系与现在基本一致。
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当年并没有什么先进的测绘手段,宫廷画师却能画出相当精确的河流、水系分布。
而这与乾隆南巡是分不开的。
乾隆元年(1736年)旨令淮扬在京任职官员,据实陈奏治水意见,以备采择。
当时年已七十高龄的扬州府高邮州人孙濩孙,上奏“淮扬水患”之事。
他提出了事先预防要有“筹划万全”的意见。
乾隆朱批:“总理事务王大臣速议具奏”。
可见乾隆一开始就注重河工。
“下河十岁九被涝”,“河臣束手无策”,乾隆效仿治水的做法进行六次南巡,并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
乾隆在南巡中,一面体察民情,一面思考治水方略。
第一次(1751年)经过高邮时,他看到“堤岸高于屋,民居疑地窨”。
感叹到“嗟我水乡民,生计惟罟霖”。
经过车逻坝时,见到车逻坝泄水尤盛,想到淮水归江,要增加东西湾入江口门,开挖太平河。
第二次南巡时他谋划抽薪之计,就是要预先降低洪泽湖的水位。
“百室求宁”是他的愿望,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定淮水入江为急办工程,先后连续多年,使淮水入江工程达到盛期,所做的工程有加开董家沟、东西湾三合土滚水坝、开挖太平河、建壁虎二桥、建金湾新坝、降低各坝闸、加宽河道等等,终于使归江口门达到107丈(342米),比康熙时翻了将近一倍,使归江河道具备了排泄淮水的价值,奠定了淮水由里下河归海转向归江的局势,无疑对减轻里下河水患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第三次南巡时,乾隆实施了他的所谓“抽薪之计”,就是修订水情调度水则,减少淮水排向扬州的泄量,令河臣恪守此法,终于使里下河赢来20年左右的时间不被水淹。
后来乾隆听说淮扬运河,好久没有挑浚,河床逐渐淤高,不仅有碍漕运船只航行,水大之年还致泛滥,遂传喻两江总督高晋、总河萨载,逐段查看测量,要他们一面组织开挖,一面上报,“不可有惜费之见,致有贻误”。
乾隆南巡目的何在?徐炳顺说,归纳起来主要有二:一治理长江水患和利用黄河水利,实地勘查,出主意,以利农田灌溉,同时他沿运河南下,查明漕运;二为了解农田谷物情况并察看民情。
2广建园林,留下宝贵“遗产”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扬州行宫名胜全图》上标明,集资修建当地行宫的商人一共修建了楼廊5154间,亭台196座。
扬州有4处行宫,其中天宁寺行宫是专为乾隆南巡而修建的。
盐商们还广建园林,“如之净香园,之趣园,之倚虹园,汪氏之九峰园等。
”“当时各大商所造园林,甲于天下。
”乾隆帝六次南巡,扬州盐商一次又一次建造园林,园林加上行宫,从扬州城里到平山堂,处处亭园楼台,号称“一路楼台直到山”。
为迎接乾隆南巡,盐商们还不惜花费巨资,蓄养花、雅两部戏曲班子,在数十里长的河两岸,搭起戏台,奏乐演戏。
由此也带动了扬州戏剧的发展。
乾隆四十二年,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在扬州设局修改曲剧,历时四年完成,留下了宝贵的戏曲文化遗产。
乾隆四十九年南巡时,乾隆帝将一部《四库全书》藏于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并允许士子借阅。
这对当地教育、文化的发展有推动作用。
3 急剧繁华,城市面貌 中央党校教授岑大利认为,乾隆时期,国家财力雄厚,统治阶级中浮华、享乐之风日益加剧,尤其是乾隆南巡时,大量商人、绅士、文人墨客、优伶杂技聚于皇帝驻跸的几个城市,极大刺激了这些城市的商品消费;同时,官府、名流为了巴结、讨好皇帝,大肆修缮装饰园林、道路、民居、作坊,一时间扬州等中心城市急剧繁华。
早在乾隆南巡以前,扬州就是商人会聚之地,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南北商人多在此聚集。
然而,市镇建设却相对落后,整个城市尚未脱离乡村集镇的气象。
据史书记载,乾隆初年,这里还很荒凉,河道宽不过两丈,河岸亭台很少,黄土白沙,杂草虫鸣。
自从乾隆十六年南巡以后,商人雇工兴修,增荣饰观,于是河道变宽,水势浩浩,迂回曲折,其风景之秀丽迷人,竟非文人画士所能描述。
“但是这种繁华只是由帝王南巡所促成,其背后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实际发展程度相脱节。
当乾隆帝停止巡幸以后,扬州城就开始呈现衰败迹象。
”岑大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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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风流余韵:周瑜三子女的命运沉浮
这位 世间豪杰英雄士 不仅在军事领域建树卓著,其家族与东吴皇室的联姻更深刻影响了格局。
然而,这位传奇将领的三个子女却各自走向了迥异的人生轨迹,他们的命运折射出乱世中功臣后裔的生存困境。
一、长子周循:天妒英才的驸马悲剧 周循作为周瑜长子,完美继承了父亲的军事才能与风度气质。
《》记载其 有瑜风 ,少年时期便被钦定为驸马,迎娶长女。
这场政治联姻将江东两大显赫家族紧密绑定,周循21岁即官拜骑都尉,执掌精锐,本可成为东吴军界新星。
但命运弄人,这位被寄予厚望的将门之后竟英年早逝。
黄龙元年(229年),年仅29岁的周循猝然离世,未留下任何子嗣。
更令人唏嘘的是,其遗孀孙鲁班在守寡后迅速改嫁全琮,甚至将周循血脉改为。
这场婚姻悲剧不仅终结了周循的政治生命,更使周瑜嫡系血脉出现断层,为后世家族衰落埋下伏笔。
二、次子周胤:功臣后裔的堕落样本 相较于兄长的早慧,周胤的人生轨迹更具警示意义。
建安十五年(210年)周瑜病逝时,周胤尚在襁褓之中。
孙权为笼络功臣遗孤,不仅将宗室女许配给他,更破格授予兴业都尉之职,统领千人精兵驻守公安要地。
后,周胤凭借父荫在黄龙元年(229年)获封都乡侯,成为东吴最年轻的列侯之一。
然而,这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将门之后却走向堕落。
嘉禾四年(235年),周胤因 酗淫自恣 被削爵流放庐陵。
史载其 怙恶不悛,屡经教育而不思悔改 ,甚至在太子面前直言批评孙权立储偏私。
这种政治幼稚病最终导致其被彻底边缘化,虽经、步骘等重臣联名求情,仍于流放途中病逝,年仅36岁。
三、长女周彻:的太子妃 周瑜独女周彻(又称周妃)的人生堪称东吴宫廷的缩影。
建安十四年(209年)出生的她,在13岁时便被册立为太子孙登妃。
这场联姻既是孙权对周瑜的终极褒奖,也是维系孙周联盟的政治纽带。
周彻以美貌贤淑著称,与孙登琴瑟和鸣,先后诞下三子。
但宫廷斗争的残酷远超想象。
赤乌四年(241年),33岁的周彻在太子薨逝后骤然离世,其长子孙璠、次子孙希均早夭,幼子孙英虽袭爵吴侯,却在 中被迫自杀。
这场政治清洗彻底斩断了与皇室的血脉联系,周彻用短暂生命维系的家族荣耀,最终化作史书中的寥寥数语。
四、家族命运的深层隐喻 周瑜三子女的悲剧绝非偶然。
周循早逝暴露出功臣后裔在政治联姻中的脆弱性;周胤堕落折射出贵族子弟教育缺失的致命伤;周彻的薄命则揭示了宫廷政治的冷血本质。
孙权对周氏后人的处置颇具深意:既通过联姻巩固统治,又刻意打压其军事影响力,最终导致周瑜血脉在东吴政坛逐渐边缘化。
这种命运沉浮在三国时代具有典型性。
与子嗣尽殁、家族绝嗣相比,周瑜后裔虽延续至南朝,但已难复祖辈荣光。
正如《吴书》所叹: 公瑾之后,江东风流渐成绝响。
周氏家族的兴衰史,恰似一曲乱世功臣的挽歌,诉说着权力场中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的永恒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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