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为什么屡次迁都？“亳”、“隞”、“相”、“邢”...

约当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

商朝历史上有一个很显著的现象，就是都城屡迁。

汤最初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市)。

其后五迁：迁都于隞(今河南荥阳北敖山南);迁都于相(今河南安阳市西)，迁都于邢(今河南温县东);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

，在商朝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从汤至，传十代十，约三百年，为商朝前期。

在此之后，从盘庚至纣，传八代十二王，凡二百七十三年，为商前后期。

由此可见，都城屡迁，确切地说，应该是指商朝前期。

商朝前期为何屡次迁都呢? 关于这个问题，古今学者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水灾”说;二、“游牧”、“游农”说，三、“去奢行俭”说，四、“王位纷争”说。

“水灾”说试图从自然灾祸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

但它举不出一条过硬的材料来证明水灾逼迫商人迁都。

相反，从汤至中丁，传六代十一王，至少都亳一百五十军，难道这么长一段时间河水就役有闹灾吗?而且从到纣卜辞多次记载洹水泛滥为害殷都，但殷人并未因此迁都。

为何盘度之后水灾不能逼人迁都，而盘庚之前水灾却能逼人迁都呢?另外，南朝的几个都城全在黄河两岸，尤其是中丁由亳迁隞和盘庚由奄迁殷，越迁越向河滨，这种现象用“水灾”说是无法解释的。

“游牧”、“游农”说试图从社会生产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

“游牧”说认为，商人在盘庚迁殷之前还是迁徙无定的游牧民族，到盘庚时才有初步的农业，由游牧经济转入农业经济，因此有了定居倾向。

但卜辞和资料证明，早在商代前期，农业己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所以，此说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 “游农”说认为，商代的农业是原始的。

其原始性表现为生产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法的原始。

商人采用“火耕”的方法，即“焚田”，来代替笨拙的生产工具开辟原野，把林莽烧平后，在灰土上播种。

他们既不知道灌溉，也不懂得施肥，一旦土地的自然力耗尽，便需改换耕地，不得不经常迁徙。

“游农”经济是商人都城屡迁的原因所在。

但考古资料证明，郑州和小屯两地商代文化中出土的石镰和石斧都很近似。

这两地正好一个代表商代前期，一个代表商代晚期。

商代农业生产已使用少量青铜器。

目前出土的几件青铜农具，商代前后期的数量也大体相当。

这说明商代前后期农业生产工具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同样是“笨拙”的。

至于耕作方法，胡厚宣先生在《殷代焚田说》中指出“焚田”是殷人狩猎的一种方法，根本与农业无关，至于说商人“不懂得施肥”，则与史实不符。

《汜胜之书》说：“汤有旱灾，作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

”甲骨文“尿”字即粪便之“屎”字。

卜辞中有大量“尿田”的记载，商代初期已知“粪种”，当是可能的。

“游农”说的论据经不住推敲。

另外，它跟“水灾”说一样，无法解释中丁之前和盘庚之后，商都稳定的史实。

所以，“游农”说也难以令人置信。

“去奢行俭”说和“王位纷争”说试图从社会政治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

“去奢行俭”说认为“抑制奢侈，倡导俭朴，借以缓和阶级矛盾，是商都屡迁的原因。

此说多少有点合理成分。

因为《尚书》中《盘庚》三篇是保存下来的商王盘庚迁殷时对臣民的三次演讲词，将迁之时，他曾指责贵族中有贪求财富的乱政官吏; 既迁之后，他又告诫官吏：不要积聚财物，光为自己孜孜不倦地增殖产业，应该施惠于民，要永远洁净你们那颗和国王一样的心。

但是，奢侈是剥削阶级的“痼疾”和“通病”。

不仅迁殷之时存在，迁殷之后照样存在。

为什么此时奢侈可以促使迁都，而彼时却不能呢?“去奢行俭”说虽然看到商都屡迁的某些现象，却未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

所以，它对商都屡迁原因的解释缺乏说服力。

“王位纷争”说，根据《·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的记载，注意到从中丁至阳甲正好九王，先秦典籍中“几世”即指“几王”，这“”与商都屡迁，在时间上如此若合符契，决非偶然巧合，它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客观原因。

这个推断，可以在《尚书·盘庚》中篇里找到证据。

盘庚追述先王迁都原因时说： “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

” 《孔疏》认为“大虐”的具体含义是：“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断命’，即是天降灾也”。

很明显，“大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就是指以王位纷争为中心的“九世之乱”。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治上的动乱和纷争，给人民带来无穷灾祸，先王并不怀恋他们手造的基业，为人民的利益来迁徙。

那么，王位纷争所引起的社会动乱，为什么必须用迁都的办法来解决呢?因为“九世之乱”的直接后果是商王权威削弱和贵族势力膨胀。

贵族势力膨胀，表现在经济上，是聚敛财富;表现在政治上，是弑君。

斗争的双方，为了赢得胜利，必须借助天时、地利与人和。

天时，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是彼此共享的。

人和，要靠主观努力去争取。

惟独地利，谁占有它，就属于谁。

很明显，既然贵族的势力能够膨胀起来，并足以威胁王权，那么，贵族一定占有地利。

殷商时期虽然已进入青铜时代，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旧很低。

在那种社会发展水平上，地利的作用就格外重要。

通过迁都来改变贵族地利的优势，从而削减贵族的实力，是商王的战略措施。

这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主观原因。

证之《尚书·盘庚》篇，正是这样。

盘庚迁殷几乎遭到举国上下的反对，“民咨胥怨”，但主要阻力来自贵族，不是平民，更不是奴隶。

贵族用浮言来煽动民心，而盘庚则抓住“天命”和“先王”两面大旗，口口声声鼓吹为人民打算来争取民心。

在当时，“天命”和“先王”无疑是有威力的，使盘庚得以迁殷。

将迁之时，盘庚发出警告：“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就是说，有奸诈邪恶，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不让这孬种遗留在新邑蔓延滋长。

可见盘庚企图通过迁都打击贵族。

既迁之后，盘庚重申：“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即不管与商王血缘的远近，造罪就处死，立功便封赏;并宣称自己有权“制乃短长之命”。

这说明通过迁都，镇压了异己，商王权威上升了。

“九世之乱”的教训是深刻的。

为了避免历史重演，王位继承制发生变化。

商王继统法分三期：第一期大丁至以兄为直系，第二期至康丁以弟为直系;第三期至纣传嫡长子。

盘庚处于由第一期向第二期转变阶段。

迁殷后商王继统法出现以弟为直系并终于转变为传子的新情况。

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减少王位纷争，王室内部稳定下来，所以导致迁殷后二百七十三年没有再徙都城。

“王位纷争”说对商代前期都城屡迁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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