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方小太郎：大清败于全民腐败，而非一人之过
而我朝野则盈廷虚骄，均以为杀一，万事皆了。
更是痛责，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者最多，若出于市井野人之口
【千问解读】
而我朝野则盈廷虚骄，均以为杀一，万事皆了。
更是痛责，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者最多，若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则只能曰狂吠而已。
杨三已死无苏丑，先生是汉奸。
这幅对子，虽不工整，却极为著名。
这“李二先生”，指的就是李鸿章，在家行二。
上联之“杨三”，据说乃京师之苏昆名丑。
甲午战争后，在演那《白蛇传》时，对李鸿章极尽嘲讽之能事，正好李鸿章家人在座，气愤不过，上台劈了其几记耳光，致其自杀。
亦有说其为皇在宫中供奉演戏，因不愤李鸿章在马关“卖国”，而自杀尸谏。
亦有说此名角并非“杨三”，而是“刘赶三”，但“赶三已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对不上，就改成了杨三。
“杨三”之事，虽是野叟村言，无稽之谈，但李鸿章之“汉奸”罪名，自马关签约，却是人言汹汹，俨然板上钉钉。
“屈迎回鹘马，羞引汉龙旗”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风云际会间，扶摇而上，诸事顺利。
及至中日甲午之争，陆战痛失朝鲜，海战痛失北洋，狼烟燃于盛京之龙兴之野，倭患及于曲阜之圣人宗庙。
随即匹马渡海，以此老残之躯深入虎穴，忍辱负重。
及至马关街头遇刺，辗转病榻之上，李鸿章时思感激此刺客，经此一劫，李鸿章之报国之心、办事之难或可为国人略知也;李鸿章亦时思痛恨此刺客，何以不能一枪致命，或可一了百了。
倘或就此毙命马关，于李鸿章一己而言，实是幸事。
后人思及李鸿章，或可敬为身死前敌之烈士，令名得以保全。
人云“千古艰难唯一死”，其实，死并不难，难的是断臂求生、忍辱负重，唯有肩负李鸿章般不可承受之重担者，方能明了。
《马关条约》，实非丧权辱国之因，乃是丧权辱国之果。
即令李鸿章身死东瀛、马关之约胎死腹中，莫非便可“权不丧”而“国不辱”?舍此，倭寇必将攻占北京、饮马黄河，而列强之者，为免倭人独吞，必将一哄而上，瓜分豆剖，则我大清帝国固将雨打风吹而去，泱泱五千年之中华或亦将自此陆沉。
马关议和，实乃无奈之举，即令好为清谈、口水抗日如翁同龢者，也不得不赞同此议。
翁师傅心知肚明，口水难挡倭刀、清谈不可救国，只是君子虽好肉食、却不愿近庖厨。
他们是断不肯委屈自己，为国为君为民来肩负这忍辱之角色。
只有李鸿章这般的“戆大”，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甚至还不怕“脏”，春帆楼(马关和谈之地)内随狼共舞、与虎谋皮，明知不可为、不能为而勉力为之，内心之焦灼、凄惶，无以名状。
自污如此，李鸿章一生之事业，自然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
奈何，奈何! 甲午之役，李鸿章作为军事之主帅、外交之档手，固然罪无可绾。
但是，自李鸿章于十年(1871年)首订《中日修好条规》，三十余载，无时无刻不告诫朝野上下应警惕日本，，却都如。
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却向何处宣说? 洪杨(太平军)乱平之际，李鸿章就曾建言，此乃吾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非幡然变革无以自强。
其时之日本，君臣一心，学西法、兴洋务，卧薪尝胆，日渐崛起。
以当时之情势，如吾中华有以自立，日本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如吾中华无以自强，日本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
日本之崛起，绝不在我之掌控之中，我所能做的，无非因势利导，自强则可合彼之力，共谋当世生存之一席之地，不自强则必受其噬。
其实，外交之道，首在实力，所谓“以夷制夷”，无非权宜之手段而已，绝非根本，不可指望敌手身上还能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李鸿章当国日久，周旋之间，岂能不知本末?如吾中国不能自强，因循虚饰，自坏根本，内患已增，则处处皆我敌国，又何分东洋、西洋?弱国外交只能因势利导，以变应变，根子里惟有自强二字，此所以李鸿章力倡韬光养晦之因。
及至日人夺我琉球、进窥台湾，而俄人占我新疆、进窥西北，虎狼遥相呼应，海、陆烽烟并起，东、西警钟齐鸣。
权衡轻重缓急，朝廷乃以西北为重，遂有西征之事，终致南疆底定、西北安宁，其代价却是琉球之失(见《中国经营报》2009年10月12日第1829期D1-D2版“西域狂沙东海浪”)。
自北洋建军，艰难曲折，乃至练成大洋劲旅，其假想敌始终都是日本。
李鸿章无时敢忘，日本贫而多贪，诈而鲜，通晓我中国典章，其力不为弱，其志不在小，祸在咫尺，诚为我中国永远大患，远非西洋诸国居七万里以外可比。
往不可谏, 来犹可追，卧榻之侧，已有劲敌酣睡，我中国惟有卧薪尝胆，力求自强，方能生于忧患，而免死于安乐。
“存亡国家泪，凄绝病床时” 不料，北洋成军之后，堂皇颇有规模。
朝中衮衮诸公洋洋自得，以为凭此世界第八之海军，便可高枕无忧。
翁同龢执掌度支(财政)，凡遇更新用款，无不驳诘刁难，至十七年(1891年)，甚至将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致令我舰队徒有庞然之外表，吨位虽重、炮径虽大，却无快舰、快炮，行动迟缓，开战后处处。
甲午战前，翁同龢为搏个人虚名，并陷李鸿章于进退维谷，乃高调主战，“俗不拉几”(合肥话，没有实力却爱表现)。
李鸿章曾怒目相视，责问其平时缩减军费，临战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竟答称北洋军费如果紧急重要，李鸿章何以不再三申请，其错居然亦在李鸿章。
翁之门生王伯恭亦曾坦言，翁曾亲口所言，中日之战无论胜败，都有把柄好整治李某人了(《蜷庐随笔》)。
因私废公，误国不浅，恭王临终告诫皇上(光绪)，翁同龢主战而又不备战，既失外交之良机，又令实已落伍之陆海两军陷入险地，“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
恭王薨后，皇上乾纲独断，将翁逐回原籍。
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皇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
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
李鸿章及翁同龢二人，何人误国至深，皇上、太后等知情者自有明断。
倒是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能一窥李鸿章当家之苦、之难。
其在呈交天皇之《对华迩言》中说：“中国实属不明日本之真相，虽识者亦甘于表面之观察，轻侮指笑，自以为得者滔滔皆是也。
独李鸿章一人能知日本之大体，又有对付日本之策。
彼往年上书朝廷，请整顿海防，文中曰：‘日本阴柔有大志，宜阳与之结好，阴为之备’云云。
彼确实期望兵备完成之时，再对日本有所行动。
故彼至今为止，以所谓阳交阴备对待我国。
此意见亦非李氏一人之意见，如已故之、左宗棠、丁日昌等，亦同有此意见。
故可视为中国对日本之政略也。
”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虽是敌手，却亦为李鸿章辩护，论及甲午战前李鸿章早有增兵朝鲜计划，却被翁同龢等否决，设若及早增兵，中日之战局究竟如何或未可 知。
“北京政府竟徒呈党争，对李竟加以如此儿戏般的谴责，清政府也可说是自杀的政策……李鸿章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之下，终能支撑中日交战的局面，日夜孜孜从事于外交和军事上的活动，其处心亦甚可悯了。
” 甲午战后，陆奥对其同胞得胜后的骄态，颇多批评：“对于一切事情往往只出于主观的判 断，丝毫不作客观的分析研究：只重内而不顾外，只知进而不知止”，“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稳健中庸的主张，就被目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势不能不忍气吞声，闭门蛰居。
”此一逆耳忠言，于我朝野也实能振聋发聩。
宗方小太郎更有惊人之语，认为大清之败，乃败于全民腐败，而非一人之过。
而我朝野则盈廷虚骄，均以为杀一李鸿章，万事皆了。
那些峨冠博带、指天画地者，自以为气吞东海，舌撼三山，后人梁斥其为“虚骄嚣张之徒”，立于他人之背后，摭其短长，以为快谈，而不思解决之道，“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
梁氏更是痛责，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若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则只能曰狂吠而已。
诚哉斯言! 今日名词之滥用,未有如“汉奸”二字者也。
不顾势禁形格、不察、不问细节情由，动辄冠人以“汉奸”之大帽者，令办事人逡巡不敢向前，其貌似爱国，实乃误国、亡国，倒颇类似“汉奸”之所为…… 随机文章请问宋朝之后有多少位「传奇人物」最喜欢骑『白马』外星人真的来过地球吗，地球被外星人暗中保护/地球被外星人监控雅典娜是什么女神，竟为古希腊神话中的战争女神宇航员在太空会遇到什么危险，陨石撞击/航天器破损失压/宇宙辐射避孕药什么时候吃有效，口服避孕药有什么副作用/恶心呕吐伤害身体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没有选第三子李恪为接班人？李恪为人如何样
固然，李世民不该选“逆反青年”，不该选“阴毒后生”，但是最终选择柔弱不明的作为接班人，显然也不是一个好选择。
于是有人就想，如果李世民选择第三子为接班人，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呢? (李世民剧照) 之所以大家觉得选李恪为接班人更好，是因为李世民曾评价过李恪“英果类我”，也就是说，李恪像他李世民一样英武果敢。
因为这一点，李世民打算废了李治，立李恪为太子。
但因为李治的舅舅坚决反对，李世民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李恪的生平，其实可以发现，他在当期间，并没有什么突出的作为。
反而是因为耽于游猎，不顾及老百姓的庄稼，被罢官。
后来虽然李世民派权万纪给他当长史，权万纪相当厉害，他才有所收敛，但这主要是权万纪的功劳。
从这些地方，实在看不出来李世民说李恪“英果类我”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世民之所以那么喜欢李恪，大约有两点：一是李世民一向舐犊情深，只要是他的儿子，他就喜欢。
儿子犯了错误，往往责怪在别人身上。
比如李恪犯了错误，李世民不说李恪不对，说李恪当时的长史柳范不对。
二是李恪相对于李承乾、李泰来说，知错能改。
那么，李恪如果真的当了后，就一定是个好皇帝吗?我看未必。
就说他知错能改这一点，也是因为权万纪很严厉，压住了，同时他已经吃过一次亏，害怕李世民再次责罚他，才不敢这样。
原先给他当长史的人，也多次劝说过他，但他并不以为然。
如果将来他当了皇帝，没有了约束，他还会这样吗?这是值得怀疑的。
(李恪剧照) 李恪一生并没有多么突出，后世却对他充满怀念。
后世对李恪很怀念，至少有两个证明： 一是《》在写李恪的时候，有意地隐藏李恪所犯的错误。
《》说李恪当初被罢官，是因为“游猎”。
同时因为游猎破坏了老百姓的庄稼，才遭致罢官。
但是《新唐书》在写这一段的时候，说的却是李恪和他乳母的儿子玩“博簺”的游戏。
“博簺”是什么?《旧唐书》上并没有解释。
但仅仅是玩一种游戏而已，其罪错，显然是比游猎破坏庄稼轻了很多。
但实际上，《新唐书》这样记载，不过是有意掩饰李恪的罪错而已。
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孟宪实先生考证，“簺”其实是一种打猎捕兽的设置。
那么，李恪实际上也是在“游猎”，只是换了一种说法。
二是为了让国家显得正统，特地在李唐宗室中找了一个人来作为他们的“义祖”。
他们找的人，就是曾当过吴王的李恪。
要知道，李恪最终是被杀掉了，而南唐还要将他作为“义祖”，显然就是因为怀念，对他的一种认可。
(长孙无忌剧照) 那么，后世为什么这么怀念李恪呢? 我觉得根本的原因，除了李世民说他“英果类我”外，还在于他确实死得很惨。
不得不说，李恪最后的遭遇，李世民是要负责任的。
当初他决定不选择李承乾和李泰为接班人的时候，就不该冒然选择李治。
选择了李治后，又对他不满意，想要选择李恪。
而他想换成李恪，不找别人，偏偏找长孙无忌商量。
找长孙无忌商量，不是白商量吗?长孙无忌怎么会同时把自己外甥废黜，选一个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当太子?李世民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当时就对长孙无忌说，你一定要坚持不废李治，无非他是你外甥而已。
李世民错误就在于，你既然已经认识到这点，你就应该防范，而不是仅仅说说而已。
可以说，李世民想换李治最后又没换这一点，给了长孙无忌很大的刺激，让他。
最后才利用房遗爱造反案，冤枉李恪，造成李恪被冤杀。
也正是因为他被冤杀，大家又都觉得他能力“不错”，所以千百年来，才那么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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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曾经预言过宋徽宗不适合当帝王？最后下场如何样了
……他最为世人所诋毁的，莫如驱逐元祐诸大臣和请求废宣仁这两件事。
请求废除太后确实是有罪，说到驱逐流放元祐的那些大臣，则又是以元祐间的大臣用来对待熙丰的方法来做的。
如果元祐的那些人做的对，那章惇做的也对;如果章惇做的不对，那么元祐间的人所做也不对。
议论者人肯定要说：元祐的那些人是君子，所以可以驱逐小人;章惇是小人，所以不可以驱逐君子。
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君子和小人是怎么来区分的。
如果按私德来论，章惇的耿直，恐怕是元祐间的那些贤人比起来也是有愧的;如果按政见来论，我没有听说有用政见来判别君子和小人的。
攻击新法的人既然可以把奉行新法的人认作小人，那么奉行新法的人也可以指责攻击新法的人为小人，他们之间能差多少呢?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宋史. 章惇传》，是怎样评判章惇的吧。
【宋史.章惇传】译文：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今属福建)，父亲章俞到苏州。
章俞官至职方郎中，辞官，因章惇的显贵，历官银青光禄大夫，八十九岁时去世。
章惇豪爽俊秀，博学善文。
考中进士后，以名字在他侄子章衡之下为耻，所以辞去了皇上任命官职的诏敕。
后来再次考中甲科后，调为商洛令。
章惇和同游南山，到仙游潭，潭下是万丈绝壁，有木头横在上面，章惇请苏轼在绝壁上写字，苏轼害怕不敢写。
章惇稳步走过横木，把大绳子拴在树上，他提起衣服，顺着绳子下去，用漆墨软笔在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几个大字。
回来后，神色不变，苏轼抚着他的背说：“你他日必能杀人。
”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能自己判决生命的，就能杀人。
”章惇大笑。
章惇被召用为馆职，遭王陶弹劾被罢去。
熙宁初年，王安石掌权，喜欢章惇的才能，用他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加官为集贤校理、中书检正。
当时宋正经制南、北江，任命他为湖南、北察访使。
提点刑狱赵鼎说，峡州群蛮苦于他们酋长的刻剥，谋求归附，辰州平民张翘也说南、北江群蛮归顺朝廷，宋廷就把这事交给章惇。
章惇召募被流放的人李资、张竑等去招抚群蛮，而李资、张竑却奸淫蛮族妇女，被蛮族的酋长杀死，并发兵攻讨宋，因此两江骚动。
神宗怀疑章惇违背命令，王安石告诫章惇不要轻举妄动，章惇竟用三路兵平定懿、洽、鼎三州。
因蛮人占据潭州的梅山，章惇就乘势南下。
转运副使蔡烨说这件事不能马上成功，神宗也同意，把这事专门委托给蔡烨，王安石支持章惇，双方争论不止。
不久蔡烨得到蛮人的地盘，王安石恨蔡烨阻挠章惇，只给他薄赏，却提升章惇修起居注，从此宋廷在南方久不能撤军。
宋廷召回章惇，提升他为知制诰、直学士院、判军器监。
三司着火，神宗在御楼观看，章惇部署役兵赶去救火，经过楼下，神宗问后知道是章惇，第二天就任命他为三司使。
吕惠卿被罢，邓绾论奏章惇与他一样有恶，章惇被贬出朝任湖州知州，转为杭州知州。
章惇入朝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章惇被任命为。
朱服为御史，章惇暗中派门客同朱服沟通，被朱服告发。
章惇的父亲强占百立的土地，沈立拦住章惇并向他诉说，被章惇抓到开封。
章惇因以上二件事获罪，被贬为蔡州知州，又历任陈、定二州知州。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章惇被召入朝任门下侍郎。
丰稷上奏说：“官府刚开始刷新就首先任用章惇，这不是研习古事、设置官府的意思。
”丰稷获罪降职。
谏官赵彦若又奏论章惇没有德行，皇上没答复。
哲宗即位，章惇为知枢密院事。
宣仁后掌政，章惇和诈称有定策功。
蔡确被罢，章惇不安，就驳斥司马光所改的役法，达数千言。
大略说：“保甲、保马法一日不罢去，有一日的危害。
役法在熙宁初年就改为免役，后来才有弊端;现在又恢复为差役，应该全面讨论，然后施行，不该马上改变，留下后悔。
”说：“章惇说的固然有可取之处，但他专在求胜，不顾朝廷大体。
”司马光的建议施行后，章惇愤恨地在太后面前争辩，他的话十分不恭敬。
宣仁后大怒，、、王觌、朱光庭、王岩叟、孙升接连攻击他，他被贬出朝任汝州知州。
在七八年内，他多次被言官弹劾。
哲宗亲政后，有恢复熙宁、元丰时各法的意图，首先任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于是章惇专以“绍述”为国事，凡是元祐所改的全都恢复。
引用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职、任言官，他们朋比奸邪、报复仇怨，大小官僚，无一幸免，死去的殃及妻、子。
甚至诋毁宣仁后，说元祐初年是老奸擅国。
又请求掘司马光、吕公著的坟，砍他们的棺材。
哲宗没答应，章惇不满，请求编辑、分类元祐时大臣们的章疏，有见识的人知道祸患没消除。
于是就处治刘安世、范祖禹劝谏宫中雇乳母的事，又用文及甫陷害别人的文书引导蔡渭，让蔡渭告发刘挚、梁焘有反谋，兴起同文馆案，命令、蹇序辰穷究到底，想使那些人。
又建议派吕升卿、董必去岭南访察，将把被流放的人全杀死。
哲宗说：“朕遵循祖宗遗制，不曾杀戮大臣，释放他们不要治罪。
”但是重新得罪的有十多人，有的被三四次贬谪迁移，天下人都认为他们冤枉。
章惇用邢恕为御史中丞，邢恕用娄太后宫名叫宣训，曾废她的少主而立儿子常山王的事，假托司马光对范祖禹说：“如今主少国疑，北齐宣训事仍犹可虑。
”又引诱高士充上书，说他父亲高遵裕临死时屏退左右对高士充说：“神宗弥留之际，派高士充来问：‘不知皇太后想立谁为帝?’我斥责高士充离开。
”这都是想诬陷宣仁后，用这些来证实。
章惇就追贬司马光、王珪，赠高遵裕为奉国军留后。
章惇勾结宦官郝随，让他帮助自己，想追废宣仁后，皇太后、太妃都极力同他争辩。
哲宗感悟，烧了他的奏疏，被郝随侦知，秘密告诉章惇和蔡卞。
第二天章惇、蔡卞又上奏，哲宗生气地说：“你们不想让我进英宗庙吗?”章惇、蔡卞才作罢。
章惇又以是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随，劝哲宗在后宫兴起狱案，假托邪门旁道，废掉孟后，让她居住瑶华宫。
后来哲宗十分后悔，叹道：“章惇坏了我的名节。
”章惇又与端结成表里，请求立刘贤妃为皇后。
当初，神宗采纳王安石的建议，开边熙河，谋取灵、夏二州，十多年兴兵不止。
等到听说永乐之败，神宗当廷恸哭，随后得病，所以大臣推测他的本意，就是专门致力于怀柔外国。
请求还故地，宋国把那些不重要的城寨还给他们。
章惇认为缩国弃地，罪在帅臣，于是采用骚扰敌人阻挠他们耕种的说法，擅开边隙，不给夏人岁赐，进占汝遮等城，陕西各路有五十多个地方开战，宋损兵折将，又丢弃青唐，死伤无数。
章惇知道天下人怨恨自己，想堵塞天下人的议论，请皇上下诏在各地探察百妄言者按律论罪。
他还立下赏格，告密之风日益兴盛。
有个酒醉胡说的人，皇上下诏免去死罪，章惇竟按律杀死了他。
章惇用刑更加苛峻，但不能阻止人们的议论。
哲宗去世，皇太后商议立皇上的事，章惇厉声说：“按礼律而言，应立哲宗的同母弟简王。
”皇太后说：“我没儿子，各王都是神宗的庶子。
”章惇又说：“按年纪应立申王。
”皇太后说：“申王有病，不能立。
”章惇还想说话，知枢密院事呵斥他说：“章惇，听太后安排。
”皇太后决定立端王，就是徽宗。
章惇升为特进，被封为公。
章惇为山陵使，灵车陷在泥水坑中，过了一宿才走出来。
言官弹劾他不恭，他被罢职，任越州知州，不久被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
右正言任伯雨弹劾他想追废宣仁后，他又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
当初，苏辙被贬到雷州，不许他占官舍，他就租用了一个百姓的房子，章惇又认为是强夺民居，让州官追究处治，因租约很明白，这才停止。
此时，章惇也想租用这个百姓的房子，这个人说：“先前苏公来住这儿，因为章丞相我差点破家，现在不能出租了。
”章惇被转到睦州，去世。
章惇的才识超人，穷凶极恶，不肯把官爵给自己的亲信，他的四个儿子接连考中进士，只有四儿子章援曾任校书郎，其余的都随着进士名册被选任为州县官，始终没有显贵的。
章惇的妻子很贤慧，章惇任宰相时，张氏病重将死，嘱咐他说：“你做宰相，千万别做报复的事。
”祭祀完张氏，丧期满后，章惇对陈瓘说：“不能忍受丧妻的痛苦，怎么办?”陈瓘说：“与其悲伤无益，不如记住她临死前的话。
”章惇无以回答。
政和中期，追赠章惇为观文殿大学士。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高宗看任伯雨的奏疏，下手诏说：“章惇诋毁宣仁后，想追废她为平民，全赖哲宗不答应他的请求，假使他的话施行，能不累及泰陵吗?贬章惇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子孙不许在朝中为官。
”诏书颁布后，举国称快，只有他家还做了《辩诬论》，被见到的人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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