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24｜揭开时间的秘密，那些来自考古的“新消息”

【千问解读】

2024年已经过去，回眸这一年里的古代艺术与考古瞬间，到底带来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从黄土中浮现的遗址到“浮出水面”的远古沉船，考古工作者们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

在2024年，武王墩墓、衢州皇朝墩遗址、凌家滩遗址等的古代发现，让当下看到了远古中国的智慧。

澎湃艺术年终报道“回望2024”本期关注的是2024年国内重要的文物与考古发现。

武王墩墓：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墓

武王墩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其历史可追溯到2200多年前。

发掘的武王墩墓为研究战国晚期楚国高等级陵墓制度以及楚国东迁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系统性的考古资料。

武王墩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现保存有主墓（一号墓）、墓园、车马坑、陪葬墓、祭祀坑等重要遗存，自2020年启动抢救性考古发掘。

武王墩墓北依舜耕山，南为开阔平地，距离楚国都城寿春城十余公里，是楚国的高等级墓葬区，武王墩墓室虽被盗扰严重，但目前已提取各类文物仍有3000多件（组），以及大量动植物遗存等。

淮南武王墩曾于多年前被盗。

部分追索文物如编钮钟、编磬和鼓座等，已在一些学术会议中为部分学者多次专题分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但由于未公布正式的发掘资料，很难对上述信息和研究有准确的判断。

结合史书记载，以及其它楚墓研究成果，现在考古专家推测，武王墩的墓主可能是楚国考烈王熊完。

楚顷襄王之子熊元（前263年—前238年在位），曾是秦国的“人质”，后在春申君黄歇的帮助下逃归楚国，继承王位，成为第39任楚王。

南海水下考古有新发现：揭示明代中期中国的商贸及文化交流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位于海南省三亚市东南约150公里海域。

2023年5月至2024年6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使用“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和“狮子鱼”号无人水下遥控潜水器，联合对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开展了三个阶段的水下考古调查。

其中，一号沉船遗址提取出水青花、青釉、白釉、青白釉、红绿彩、珐华、单色釉、素三彩等瓷器，酱釉陶器，铜钱等文物890件（套）；二号沉船遗址提取出水原木、瓷器、陶器、蝾螺壳、鹿角等遗物38件。

除提取文物外，依靠柔性机械手，还采集了大量海底沉积物、底层海水、海洋生物等样品。

考古学家们预估，一号沉船遗址遗物预估数量超10万件。

从出水文物来看，一号沉船发现成批量的珐华器，包括梅瓶、盖罐等器型，这在我国沉船考古中是首次发现。

珐华流行于元代的晋南地区；明中期，景德镇地区开始使用瓷胎仿制珐华。

一号沉船的珐华器，部分颜色、纹样带有伊斯兰文化因素，揭示明代中期中国同东南亚、印度洋地区乃至中东地区国家的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情况。

二号沉船的乌木也是我国沉船考古的首次发现。

根据我国古代相关文献记载，木料、香料、沉香等均在进口的物品名录中，综合研判二号沉船发现的大量原木可能是我国海外贸易往来中进口的重要物品。

浙江绍兴、河南开封均发现重要建筑遗址

稽中遗址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是一处战国两汉时期高等级建筑遗址，2024年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战国时期遗存，包括1组大型建筑基址和1眼水井；发现的汉代遗存主要为建筑基址、水井、马坑，尤其首次发现包含墨书“会稽”“山阴”地名的汉代木刺实物，以及汉代墨书“如律令礼”文字陶片，成为两汉郡县考古的重要发现。

河南省开封市北宋东京城景龙门遗址位于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原是北宋东京城内城北墙中部城门。

2023年至2024年的发掘显示，城门整体结构为一门三道式，由门道、隔墙及两侧墩台构成，通阔约60米、进深约19.3米。

相关考古负责人在会上介绍，景龙门遗址是目前考古发现北宋时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都城城门遗址，对该城门遗址进行形制复原，宋徽宗的《瑞鹤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萧照的《中兴瑞应图》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根据文献记载，北宋东京城景龙门沿用了五代后梁东京城兴和门，晚期进行了重修改建，现存遗址打破晚唐五代时期的旧汴州城北墙，在金元时期被废弃。

城门整体结构为一门三道式，由门道、隔墙及两侧墩台构成。

此外，考古发现保存较为完整的明代周王府遗存，包括北萧墙、农田、水井、道路、祠庙、别院等，农田共发现3块，平面近似方形，部分田垄仍清晰可辨；别院叠压于景龙门东门道及东墩台之上，坐北朝南，多进院落式布局，主体建筑包括厅堂、耳房、甬路、厢房、方亭等，展示了明代藩王的生活图景。

浙江衢州皇朝墩遗址：迄今世界发现年代最早的水稻田

皇朝墩遗址位于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聚落遗址，年代距今约9300至8000年。

考古勘探发掘确认，皇朝墩遗址主体由2处台地及1条环壕组成，总面积约55000平方米，环壕周长约902米，宽约7米—27米，围绕1号台地及2号台地分布。

皇朝墩遗址古水稻田是上山文化中晚期至跨湖桥文化时期的水稻田的首次发现，是迄今世界发现年代最早的水稻田，刷新了学术界对史前稻田和稻作农业发展的认知，完善了上山文化稻作农业起源的证据链，也证明了上山文化在世界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另外，在皇朝墩遗址古稻田考古过程中多学科合作，通过田野勘探、植硅体分析、考古试掘、测年确认、土壤微形态研究等系列工作，最终发现古水稻田，为古水稻田考古研究提供了经典案例。

江苏省兴化市草堰港遗址：填补江淮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空白

草堰港遗址位于江苏省兴化市千垛镇，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年代距今约7200—6900年。

“草堰港遗址总面积80000余平方米，被近2米厚的自然淤积层所覆盖，特殊的低海拔湿地饱水埋藏环境使得大量有机质遗物得以完好保留。

”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甘恢元说，考古发现房址、灰坑、灰沟、水井等遗迹200余处。

其中，房址分为木构建筑与芦苇建筑两大类；灰坑集中分布于发掘区西部，部分用芦苇席铺底，一定数量的灰坑内填埋有木板或圆木。

该遗址目前已出土陶、骨、石、木、玉、蚌等各类遗物2800余件，陶器中釜占主导地位，其次为罐、钵；骨器数量众多、打磨精美，其中鹿角靴形器已出土300多件；木器有钻木取火器、纺轮、浮漂等，其中钻木取火器为目前国内所见最早。

动植物遗存极为丰富，炭化植物遗存以水稻为主，动物骨骼遗存主要为家养动物猪和野生动物鹿、獐等。

“草堰港遗址为江淮东部地区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文化面貌新颖、内涵丰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填补了江淮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空白。

”专家表示。

八里桥遗址：豫南地区已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二里头文化聚落

八里桥遗址位于河南省方城县赭阳街道程庄村，潘河西岸，因八里桥而得名。

遗址地处南阳盆地东北隅，扼守中原地区经南阳盆地进入江汉平原的重要通道。

2022年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在八里桥遗址开展系统考古工作。

八里桥遗址面积135万平方米，功能区划完备、有夯土建筑区、手工业区、墙垣、道路等设施，出土有玉器、卜骨、绿松石嵌片、冶铜遗存等高等级遗物，彰显出八里桥遗址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地位，是夏王朝南方重要的核心聚落。

八里桥遗址的时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

　

专家认为，八里桥遗址是豫南地区已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二里头文化聚落，该聚落大型夯土建筑等重要遗迹的发现，为探索夏文化地方城邑聚落形态、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线索，是夏文化考古工作的重要突破。

河南省洛阳市二里头遗址：新发现极大可能为二里头都邑城墙

二里头的最新消息来自2024年底，最后一次“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中发布，2024年，对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古城村遗址开展了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海涛副研究员介绍，宫殿区中部新发现的17号建筑基址，位于以往发现的1号宫殿与5号建筑基址之间。

目前已发掘南、北两组排房式建筑，其中北侧排房式建筑面阔5间（44.2米）、进深1间（约7米），面积约310平方米，是二里头遗址已知面宽尺寸最大的单排建筑，初步判断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

“除了D17建筑基址外，位于宫殿区西南路口的‘工西一区’还发现了该区围墙东北角，墙体残存最宽处约2米。

这是首次完整揭露出四座分区围墙并立的布局，其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晚于距离宫殿区较远的其他主干墙垣的建成时代。

这一发现将有力推动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形成及发展过程、各分区内涵、特征及相互关系等重要问题的探索。

”赵海涛说。

除了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外，位于二里头遗址北侧洛河北岸处古城村遗址的考古发现同样引人关注。

目前已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3条壕沟和1道夯土墙，其中G2、G3、夯土墙大致平行，且与二里头遗址主干道路、墙垣、夯土建筑等主体遗存的方向一致，在东、北方向对二里头遗址形成围合之势，专家推测，极有可能是二里头都邑外围的壕沟和城墙，为探索二里头都邑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

安徽凌家滩遗址考古：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铜闸镇长岗村，东距长江25千米、西距巢湖30千米。

遗址北望太湖山，南临裕溪河，坐落于太湖山向南延伸的十里长岗的南端及两侧平地上，海拔6米-25米。

是一处距今5800-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

2020年以来，凌家滩遗址发掘地点主要有三处：一处位于岗地东南端的大型公共建筑地点；一处位于外壕北部缺口处；一处位于墓葬区西侧地点。

总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

大型公共建筑位于岗地东南角、内壕中部，以大面积的红烧土堆积为特点。

平面呈长方形，总面积约3400平方米。

其西侧区域为一处大型建筑台基，其与红烧土遗迹共同组成一处超大型的公共建筑基址。

外壕位于凌家滩岗地北端的北侧，紧邻岗地，外壕口宽45米、底宽25米、深2米，其与南侧的岗地落差达6-9米，是进出遗址的重要防御设施。

墓葬区西侧发现一处燎祭遗存，共出土器物260余件。

石器以钺占绝对多数，拼合后完整石钺60余件。

玉器多为残碎小型饰品。

器形以玦占绝对多数，另有少量钺、管、珠、璜、镯、配饰等。

陶器有杯、鬶、鼎、豆、壶、罐、大口尊等。

凌家滩祭祀遗存的发现，为研究复原当时祭祀场景提供了鲜活的资料，完善了对墓葬祭祀区布局的认识。

200余件器物的出土，丰富了凌家滩陶器玉器的种类，龙首形玉器等特殊玉器的出土，对研究中国史前用玉制度及对历史时期礼制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和关键地点，凌家滩的考古新发现，为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关键资料。

山西省昔阳县钟村墓地：填补太行山西麓夏商考古空白

钟村墓地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是一处夏商之际高等级墓地。

截至目前，钟村墓地共发掘5座夏商之际高等级墓葬。

这些墓葬集中分布、排列有序，出土陶器、漆木器等50余件（套）。

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范文谦研究员介绍，根据墓葬面积及葬具种类，可将墓葬分为A类（M10）、B类（M8、M9、M13）、C类（M11）共三类。

其中，A类面积约46平方米，两椁三棺及器物箱；B类为一椁一棺及器物箱；C类为一椁两棺。

其中，M10规模最大，墓室为竖穴土坑，有熟土二层台，内用石块构筑大型石椁，长宽均达4米，石椁内置木椁，木椁内并列放置三个木棺，棺内各葬一人。

中棺内为男性，身体涂朱，头顶覆有扇贝，左侧股骨下随葬绿松石嵌片牌饰。

女性位于两侧，身体涂朱较薄，无随葬品。

北壁有壁龛，龛内殉葬有一名男性。

椁室内北侧置长方器物箱，出土有漆木器、陶斝、陶罐。

其他墓葬内还出土有陶爵、漆觚等随葬品，部分陶器表面装饰大三角纹、连珠纹等。

“根据相关多学科合作研究显示，人群来源主要是本地居民。

绿松石成分及矿源研究表明，钟村绿松石制品的矿源指向是与二里头绿松石矿料的来源相同的东秦岭地区。

”范文谦透露。

钟村墓地是目前夏商之际黄土高原东部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墓地，暗示着山西东部太行山区域存在一个高等级的文化族群。

葬俗具有浓郁本土特征，同时还受到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等的影响，不仅填补了太行山西麓夏商之际考古遗存的空白，更丰富了人们对夏商时期古代中国的再认识，为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开辟了新的考古视角。

三星堆又有新发现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是三星堆文化的命名地，也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主体年代距今约3600~3000年前后。

三星堆遗址北部月亮湾台地新发现玉石器作坊、人工土台以及建筑基址各1处。

玉石器作坊位于月亮湾台地中部，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发现有成堆存放的石料、坯料坑、废料堆积以及成品石斧坑等，出土有包括玉人像、玉牙璋、石琮、石斗笠状器、石蛇在内的20余种玉石器，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550~1250年。

人工土台位于玉石器作坊以南，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堆筑方式为“斜坡堆筑”。

人工土台可分为三级，表面发现1座复合式“木（竹）骨泥墙”建筑基址，平面呈长方形，已清理部分的面积超过200平方米，房址基槽内填充陶板状器。

考古勘探发现，遗址东部仓包包小城及南部台地存在大型水网、东水门和东北水门，年代均不晚于商代中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16家单位同步推进三星堆出土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完成祭祀区出土金面具、鸟形金饰等4062件珍贵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同时对铜器铸造工艺和产地进行研究，发现了目前国内最早使用铜器芯撑技术的实例。

玉石器作坊、建筑基址、大型水网等重要遗迹的发现，进一步深化了对三星堆城址布局与功能分区的认识，出土文物显示出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西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存在密切的互动与交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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