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张昌平：从金沙、三星堆看青铜时代早期的成都平原
【千问解读】
四川在线记者 张斌 实习生 苻昕
出土了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金杖、金面罩以及玉器的三星堆器物坑，到底是何功用？成都平原出现的类似青铜器物又可以窥见怎样的文明格局？
10月26日下午，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张昌平以《从金沙、三星堆看青铜时代早期的成都平原》为题，围绕金沙、三星堆遗址及其祭祀，金沙发现对成都平原早期青铜文明的理解等方面，为听众答疑解惑。
讲座现场三星堆器物坑为祭祀坑 古蜀人对祭祀活动极度崇尚
讲座一开始，张昌平向观众普及古蜀文明的地域范围及古蜀人类的生存条件。
他介绍，古蜀文明是以成都平原的岷江、沱江流域为中心活跃的地域性文明，大约诞生在公元前25世纪左右。
岷江、沱江流域水源充足、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为该区域人民繁衍生息、采集种植，进而创造独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类型提供了良好条件。
如，公元前16世纪，古蜀人在今广汉三星堆遗址处开始兴建大型的中心城市，至公元前11世纪，古蜀文明的中心又自三星堆遗址迁移至如今成都市西郊的金沙遗址，形成了另一座大型中心城市。
张昌平介绍，自1927年燕家院子玉石器坑发现以来，三星堆遗址考古与研究工作得到持续开展，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惊人发现将三星堆与古蜀文明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随着2000年金沙遗址发现，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之间关系也成为了研究的一大热门主题，两处遗址在时间上的继承关系也早已成为学界共识。
而自2019年三星堆3—8号祭祀坑发掘以来，关于三星堆和古蜀文明祭祀传统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三星堆遗址的器物坑实为三星堆人的祭祀坑。
在张昌平看来，三星堆和金沙两座遗址共同见证了长江上游地区青铜时代的城市文明及其发展历程，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则属两处遗址中的祭祀区域。
“它们反映了古蜀文明对祭祀活动的极度崇尚、以及在多元文化的共同影响之下演变形成的独特的精神信仰和祭仪传统。
”而要揭示古蜀文明的信仰世界，张昌平认为，要从祭品选择、祭祀方式和埋藏行为来进行细致分析。
三星堆祭祀坑反映出多元文化融合特征
讲座中，张昌平通过生动丰富的图片展示，介绍了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器物的丰富类别，囊括青铜、黄金、陶器、玉石（玉器、石器、绿松石器）、骨牙、海贝等。
通过细致归纳，张昌平将这些器物类别归纳为6种，即具有人格性器物（青铜人像、人头像、人面具、青铜兽面具、兽面、眼形器、太阳形器等）；人物、动物组合成复合型器物（青铜神树、祭坛、神兽以及附属的人物、龙、鸟、铃等）；青铜容器（尊、罍、瓿、盘等）；青铜或玉石质地的仪式性器物（牙璋、戈、璧形器、凿等）；可能为外来背景的器物（金器、海贝、象牙等）；陶容器（尖底盏、器座等）。
“而这些三星堆人格性器物尤其值得关注。
”
通过对比分析东汉乐舞陶俑、毕加索《公牛图》、古埃及壁画等实例，张昌平认为三星堆人格性器物具有人物五官的写实性表达；而三星堆面具中的梭形、圆角四边形、方向盘形等形象，则象征着人的形象、地下神明形象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神明形象，特别是三星堆面具中眼睛的形状具有角色指向性。
而对比同时期两河流域壁画形象及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的人物形象，张昌平认为“这些人格性器物的体量大小，可能与身份等级有关联。
”
基于上述观点，张昌平系统化建构起“受祭者-祭祀者-祭器-祭品”的三星堆祭祀场景，在这样的祭祀中，受祭者构成复杂，说明三星堆人已将天地人神纳入到同一个合祭系统中，这也展现了三星堆社会的精神和价值观念。
同时，祭祀者参与者甚多，代表了神职人员以及社会不同阶层和族群人士。
在这种仪式感极强的场合，不同人物以及其他物品形象是经过有意识设定的，以体现不同的身份或行使不同的职责。
张昌平提出，虽然三星堆文化有其独特性，但并非孤立的，反映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
讲座中，张昌平特别提到三星堆器物埋藏堆积与祭祀功能的关联。
在他看来，三星堆的祭祀坑并非灭国坑，而是经过精心布置的祭祀场所，所有器物都用于祭祀活动。
“而这些器物的摆放和组合显示了一个完整的祭祀场景，体现了三星堆人祭祀活动的复杂性和仪式性。
”
金沙遗址展现的是古蜀人祭祀的一个环节，与三星堆一脉相承
那么，为何三星遗址要把所有顶级祭祀用品集中埋葬于几个坑中，甚至存在大量砸碎和焚烧现象？这与金沙遗址有何不同？
面对公众疑惑，张昌平通过对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祭祀场景复原及对比，介绍这可能与三星堆人的祭祀习俗有关，“这些祭祀用品经过一段时间使用，三星堆人会周期性隆重埋葬。
”
而关于金沙出土的祭祀物品没有看到上述精心布置的情景，张昌平推测，可能是目前金沙遗址坑没有发掘到古蜀人周期性集中埋葬的祭祀品，展现的只是祭祀场景中的一个环节。
“金沙器物碎片和三星堆出土文物纹饰相同，可以推测，金沙很有可能还有类似三星堆的大坑没有出土。
”
讲座中，张昌平对成都平原早期青铜文化进行细致对比考证，他指出，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金沙遗址、竹瓦街窖藏、三星堆遗址等地的出土器物具有相似的文化因素。
“体现出文化的一脉相承。
”
张昌平还主张要将成都平原早期青铜文化放在长江流域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理解，如他将广汉三星堆出土铜尊同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河南殷墟妇好墓等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出土器物进行对比，认为器物类型同中有异、异中见同，体现了中华早期文明的多元一体。
除了著名的三星堆文化，古蜀国还有哪些文化？
古代蜀人先祖为蜀，有观点认为:蜀山氏与蚕丛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是古代羌人(语言学上属於藏缅语族)的一个分支。
四川西北部茂县的营盘山遗址年代约在前3500年到前3000年。
出现了大型的中心聚落,密集的房屋基址及多座人祭坑。
宝墩文化 约在前2500年至前1700年的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最早的学文化遗存。
是古蜀文明的古城古国时期，也是古蜀文明的起源时期。
遗址主要遗址为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由1996年后发现的新津宝墩村(最大的一个，60万平方米左右，建立的城墙有卵石覆盖)、芒城村、崇州双河村和紫竹村、郫县古城村、温江鱼凫村等8座史前遗址群组成，相当于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
建筑城的面积10-60万平方米不等，这些城址大多选择在河流台地上，并沿河流方向平行修筑，各个城址都有高耸的土筑城墙，有的还有宽大的壕沟，城址具有明显的防御功能，也可能与治水有关。
房屋建筑以长方形的木(竹)骨泥墙方式修建，有的城址内还发现了大型礼仪性建筑，可能已形成拥有宗教和政治中心的中心聚落。
生活生产工具主要使用通体磨制的小型石器，切割和钻孔技术也已被熟练地掌握。
陶器以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器形富有变化，生产技术已十分先进，人们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
三星堆文化 前1700-前1200年左右成都平原进入三星堆文化时期。
形成了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发达的青铜文化。
约相当于华夏族记载中的鱼凫朝时期。
以三星堆为中心的古蜀国作为长江上游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是古蜀文明形成阶段中的强盛时期。
遗址三星堆文化主要体现为三星堆遗址的第二和第三期，位于360万平方米的三星堆古城内。
建筑发现了密集的房屋遗迹，众多的祭祀坑、灰坑、手工业作坊、集中的墓地等遗迹现象。
生活三星堆遗址已经是一个具有大量财富，有着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娴熟的玉石器加工技术，原始宗教色彩浓厚的文明古国。
出土了大量让世人震惊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及象牙等精美器物。
这些器物造型奇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独特的艺术个性。
十二桥文化 十二桥文化约在前1200-前600年，三星堆在前1000年左右被废弃，文化中心转移到了成都平原的中心，是四川盆地青铜时代中期的一个考古学文化。
十二桥文化承袭了大量的三星堆文化因素，又包含着许多新的文化因素，文化范围分布非常广泛。
其中金沙遗址是三星堆遗址消亡以后，成都平原上新崛起的一个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是古国另一个都邑所在，十二桥文化是古蜀文明发展阶段中的又一个辉煌。
约相当于华夏族记载中的杜宇时期。
遗址十二桥文化以2001年初发现的金沙遗址规模最大，遗存最为丰富，出土文物等级最高，延续的时间最长。
现已探明金沙遗址的面积在5平方公里以上，主体文化年代在晚期至西周时期。
建筑华夏族记载中的古蜀第四个时期，杜宇时期的城市有都城郫邑(四川省郫县县城北约二里处,即民间传说中的杜鹃古城)和瞿上两座。
金沙遗址内现已发现了大型的建筑基址区、大型的祭祀活动区、一般居住址、墓地等重要遗存。
此时期的房屋建筑有干栏式木构建筑和木(竹)骨泥墙建筑两种形式。
生活石质生产工具仍然以通体磨制的小型斧、锛、凿为主;盛行尖底陶器;卜甲的多见是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特征。
祭祀区内出土了大量与宗教祭祀活动相关的礼仪用器，其面貌与三星堆文化相同或相似。
晚期蜀文化 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16年，即开时期，相当于中原春秋时期至秦国占领巴蜀前，是古蜀文明发展中的最后一个高峰--晚期蜀文化时期。
遗址成都市区商业街发现的规模宏大的船棺墓地、新都马家等级高贵的木椁墓可能就是当时蜀王族或国王的陵墓。
建筑开明五世之前，蜀国的都城建于广都樊乡(即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市下辖县双流县)。
到了开明九世建都于成都。
开明十二世时"五丁力士"开辟了石牛道，打通了从蜀至秦的通道。
生活精美的漆木器，巨大的船形棺，极具地域特点的巴蜀式铜兵器，还有至今不能识读的"巴蜀图语"都成为此时期文明发展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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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在哪里？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吗
也就是说，早期蜀文化和巴文化虽然各有自身特征，如果和同时期其他学文化作比较，其共同性就很突出，可以把二者划在一个大文化圈(区)内。
蜀文化和巴文化是这个大文化圈(区)内的两个小文化。
三星堆遗址早在1929年就被发现，1934年又进行过发掘，但在考古学中开始出现巴蜀文化之名，却要迟至时期。
那时，转移到大后方的一些学者，忽然见到许多出自四川的战国前后的巴蜀铜器，有很强的自身特色，就提出了“巴蜀文化”的命题。
但当时有关巴蜀遗存的正式发掘，仅前述1934年的一次小规模工作，所以对巴蜀文化的认识，主要是从流散品中所见某些铜器(尤其是铜兵器)上得到的。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为了配合即将进行的长江三峡水库建设，在长江的西陵峡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一系列早期巴人的遗存，接着又在成都平原发掘了三星堆、十二桥等早期蜀文化的遗存，终于使大家把相当于三代之时的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确认下来。
古蜀国故都 三星堆遗址区域的面积，据1980年5月至1981年5月的发掘报告，“不少于四万平方米”，这就不会是一般的村落遗址。
所谓三星堆，像是夯土城墙拐角处的残垣。
一个古城的西垣、北垣和东垣的夯土残垣。
三星堆似是其西南角。
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发掘的月亮湾遗址，是在城内的北部。
后来发掘的两个祭祀坑，是在南垣外的不远处。
据东垣残垣断面所示，城墙的中间是由若干层平铺夯土筑成的主垣，内外两侧又各有斜行夯土支撑中间的主垣。
这同郑州商城及黄陂盘龙城的筑城方法非常相似，而在中原地区，这种筑城法最迟至东周时期已经消失。
整个遗址区文化层的分布范围，又恰恰在城圈之内。
把这种现象结合两个祭祀坑内出土遗物的年代及其高贵规格来分析，这里当是一座古蜀国的王都遗址。
信仰状况 三星堆祭祀坑的大量出土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棵大铜树和一个大型铜人立像。
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形体高大，形像奇特，更在于其涵义难明，可以引起很多遐想。
有学者认为这都是当时土地崇拜的体现物。
三星堆祭祀坑中又出了多种形态的铜质人头像，表现出当时蜀人信仰着多种神祇，但上述大型铜树和大型铜人立像无疑最为突出，由此可知在蜀人的多种信仰中，土地崇拜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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