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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清时，情况更是糟糕。

内有起义动乱，外有列强逼迫，一种快要朝代灭亡的感觉，涌上清朝统治者的心头。

从国防角度讲，西北边塞直接面临陆地威胁。

广阔的海岸线，又让列强的舰船可以直接登陆。

所以，清朝一度在“塞防”，或者“海防”的问题上争论不休。

可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毕竟都很重要。

最终决定，同时防守。

可是，两边都同样棘手。

尤其是海防。

中国自以来，就开始推行海禁政策，朝廷对海军的发展，一直不是很投入。

虽然有水师，但更适合在江河上捉拿盗贼，完全不适合在海上作战。

尤其是面对工业革命后的西方舰船。

完全不在同一个时代的差距。

除了技术的差距，经费上，清朝也有明显不足。

不管在世界哪一个国家，任何时候，想要筹建海军，都必须投入大把银子。

充足的经费是发展海军的必要条件。

可是，晚清时，国库已经十分困窘。

尤其是东南经历战火后，十几年都无常交税，对国库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每年国库，基本只能做到收入支出持平，甚至还常常亏空。

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筹建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

这四支海军，虽然实力各有不同，但并不都是特别差。

其中，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水师使用的舰船，基本以国产为主。

占据经费较少，但实力较低。

北洋海军的舰船，基本从国外采购。

战斗力最高，但费用也是最多的。

因为舰船是外国人造的，在价格上，清朝根本没有什么谈判的余地。

除了前期购置舰船炮弹需要很多钱，平时训练、维护、官兵军饷，也要耗费一大笔军费。

光绪元年五月，由执掌中枢的恭亲王奕訢带头，以皇帝名字下令，由李鸿章筹办海军事务。

但是，如何筹集这笔军费，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既然国库没钱，又不打算向外国银行借外债，就只能向地方筹钱了。

同年七月，恭亲王奕訢会同户部商议，从沿海关税以及各省厘金中，每年划定400万两，交给南洋海军、北洋海军充作军费。

具体来说，就是从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关五个关口，以及台湾沪尾、打狗两个港口抽调两百万两左右的关税。

各省厘金，主要从较为富裕省份中抽调。

按照计划，江苏、浙江各提厘金每年40万两，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各提厘金30万两，也是两百万两白银。

如果按照两支海军的军费投入，不能算充裕，但也勉强足够支配。

更何况，当时南洋大臣沈保帧愿意把南洋军费先划拨北洋，供北洋海军发展。

不过，在实际情况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

沿海关税拿出来比较容易，但厘金的抽调却很难。

因为厘金的款想，原本是各地督抚自行征收的赋税。

晚清时，朝廷国库没钱，厘金占据地方收入很大一部分。

现在要他们痛快把这笔钱拿出来，肯定没那么容易。

虽然还是要拿，却可能出现拖延，或者少拿的情况。

李鸿章虽然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却没有足够的权限，逼着各地督抚交钱。

而且，海军军费，也常会被挪作它用。

光绪三年三月，清朝决定，把原本从沿海关税中调拨给海军的200多万两军费调拨一半，充作西征军饷，增加西北“塞防”的力量。

除此之外，各地腾挪海军军费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山西、河南遭遇灾荒，朝廷从海军军费中挪走20余万两。

河南需要买米赈灾，又挪去4万两。

甚至皇帝去世后，为他修建陵墓，也从海军军费中挪走4万两。

其余细琐款项，各是不胜列举。

这样一来，海军军费必然出现不足。

再加上各地厘金拖欠，军费只能从其他办法入手。

为了补充军费的不足，李鸿章从淮军和长芦运库银挪116万两，又动用直隶海防捐112.8万两。

光绪十一年，海军衙门成立，由李鸿章担任，因此权限提高，可以逼着各地督抚认缴军费，这才总算勉强填补上的海军军费的不足。

清朝才有了后来海军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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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灭商后，封其弟于燕地，是为燕召公。

燕国在八百年的历史中，曾建有五座都城，西周初年封召公于燕地(今北京房山琉璃河镇东北)，燕地为燕国始封地。

时山戎不断南下侵扰，燕国被迫迁都临易。

打败山戎之后，逐渐营建上都蓟，并逐渐迁都于此，至燕襄公时上都蓟就成为燕国的国都。

春秋晚期，北方的戎狄各部又逐渐强大，迫使燕国又一次徙都到易。

子之之乱后，在易水高筑武阳城，是为燕下都。

刺秦事败，秦将王剪、辛胜兵临易水，与逃到代地的赵公子嘉联兵与秦在易水西决战，失败后，燕军主帅太子丹逃匿于衍水，被秦将李信追斩，燕王喜不得不弃蓟城，率兵退到了辽阳。

五年后秦将王贲俘燕王喜，燕国亡。

由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也空前繁荣起来。

燕昭王时期，燕国的都城形成了"三都"体制，即蓟城、中都(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以西)和下都武阳城。

地方行政 战国时期，燕国在与北胡相邻的边境地区先后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

战国时期燕国实行的是"郡都制"，而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郡县制。

战国时期燕国县级地方行政名称为"都"。

学术界认为战国燕国郡邑名称有25个。

官制 在中央官职方面，燕侯之下的官僚机构，重要的是将和相，分别主管文武之事。

春秋战国之时，官分文武是各国官僚组织的重要特点，而官分文武无疑有利于国君进一步将权力集中于上。

相，是文官系统的首脑。

曾任燕相的有:子之(时)、公孙操(燕惠王时)、栗腹(燕王喜时)。

将，又称"将军"，是武官的首脑，见于传世文献的有:市被、秦开。

将军中又有"上将军"，曾任此官;战国时的上将军，地位相当于春秋时的元帅。

其他见于文献的武官还有"司马"。

爵秩方面，燕国的爵秩等级大致分为卿和大夫两级。

卿有上卿和亚卿之分，大夫有长大夫、上大夫、中大夫、五大夫等。

俸禄方面，燕国采用的以是"石"计禄。

吕祖谦《大事记》云:"以石计禄，始见于此。

"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每石重一百二十斤。

战国时期的燕国，其地方行政组织一如他国，也实行郡县制。

一般是采郡、县两级制。

见于燕国的郡有5个: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

郡的行政长官是"守"，都是由武官来充任的;县的行政长官是"令"，下设丞、尉等;在县之下，还有乡、里、聚(村落)或连、闾等基层组织。

由官印还可获知，燕国在地方设有"司徒"、"司马"、"司工"、"丞"等等。

农业 燕国燕山以南以农业为主，以北以牧业为主，燕山地区和冀东地区同时兼有农业和牧业。

大至东部沿海有渔盐之利，北部出产马牛羊，南部盛产黍稻粟菽，山地有铜铁矿冶，经济部门比较齐全。

燕国的畜牧业区域在上谷、渔阳、右北平三郡地区，农业区域在蓟城以南的地区，渔业、盐业区域主要分布于渤海沿岸和各岛 屿，以及 辽水、鸭绿江下游沿岸等地区。

燕地的辽西地区酿酒业较为为发达。

燕国农业工具以石制、铜制为主，且石制农具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

出土的石制农具多数为磨制工具，战国中期，铁农工具在各地普遍地使用。

燕国在西周时期的粮食作物有黍、粟、稻、粱、麦、豆、麻等，而粟和黍为燕人的主要食物。

水利工程，在幽州南界有督亢泽、督亢陌，在北京永定河流域有陶井，在燕南长城有易水堤防，在燕下都有运粮河。

手工业 燕国在冶金手工业中主要的是冶铁手工业和青铜手工业。

战国时燕国冶铁手工业有了飞跃的进步，不仅生产工具用铁制作，战争的武器也已逐渐改用铁制成，同时青铜手工业的冶铸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燕国冶铁作坊，一般都由官府经营，燕国的冶铜业，在青铜制品种类以礼器、兵器为多。

冶铜 业，其经营性质与冶铁业一样，主要是官营，兵器制造业是燕国的重要手工业之一，主要由官府督造，战国时期燕国的兵器主要是铁制品。

燕国官营制陶，其生产者大多是官奴和刑徒，民间制陶普及，但各地的制造水平相差很大，燕国有专门的制作骨器的手工作坊。

燕国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皮革业发达。

一般皮革器多用牛皮、羊皮制作，皮甲则用坚硬的野生动物皮制作。

燕国煮盐业之盛当在战国中期以后。

燕国向外输出的商品，种类单一，仅限于几项土特产品。

燕国在向中原内地提供的商品中，农业、手工业产品所占的比重很小，主要是为中原内地所珍视的土特产品。

枣、栗是燕国的两项大宗商品，产于燕国北部 。

枣、栗、蓟而外，燕国还盛产杏、梅等果品。

蝎角、白金、燕石，是燕国的另一类土特产品。

商品交换一般要在市场上进行。

燕国的都城和其他主要城市，都设有市 。

燕国的城市发展很快，大、中、小城市都很多。

在大城市中，下都武阳以规模大著称，上都蓟则以富庶闻名。

在众多的小城中，不同地区的也各有其特点，分布于长城附近地区的，军事性质较强，因为它是随着长城的修筑而兴起来的。

燕北五郡郡治襄平、渔阳、沮阳、无终、阳乐等城，都具有一定规 模。

货币 战国时期燕国的金属货币，有明刀、布币、囿钱、金币等几种形制。

燕国的金属货币以明刀币为主。

燕明刀币的形体较齐刀币为小，铜质较粗劣，铸造也不精，明刀多铸有一"明"字，故俗称明刀，通高约13~14厘米。

早期的形体较大，刀背略弯，刀身上宽下窄，通高约14厘米，重13克左右，"明"字作"仈"、"仌"，背文多为一字;中期的形体 比早期的略小，"明"字作"乽";晚期的刀身上下等宽，刀背较直，柄向内屈曲明显，刀重减轻到10克左右，"明"字写成"债"，有人误释为"匽"或"易"。

中期、晚期的背文一般字数较多，常在"左"或"中"、"右"之下系以数目字。

刀币是从实用工具青铜小刀(或称削)演变来的，主要流通于燕、齐地区，而布币则是从古农具铲形铸演变来的，主要流通于三晋及两周地区。

燕国布币是为适应通行于布币的国家而铸造的，铸 造数量不多。

币面都铸有地名。

燕国布币还铸有幕文。

战国时，黄金已成为燕国大商人、上层统治者的最重要的货币了。

文化 燕国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环境，聚集了诸多不同种文化，诸文化因素的渗透酿成燕文化。

从琉璃河附近之镇江营遗址的情况看，西周中期已有一种周、商文化因素合体的文化覆盖。

这种合体现象体现于许多器型上，如鬲的整体为商式造型的袋足，却附有周式的矮小足跟，如簋虽有商式的敞口外形，口沿、器表、圈足都发生了变化，周人是不使用陶簋的，也许是受商人铜簋的影响。

文化合体的结果，使遗物产生群体的变化，这些变化后的遗物群体称之为西周燕文化，与此相关联，创造这一文化的人类共同体业已形成。

西周燕文化在北京琉璃河燕都城遗址、镇江营遗址B30、昌平白浮B31、河北满城要庄B32均有成组器物出土。

其陶器中商文化因素显然强于周文化因素，如大量出土商式袋足鬲，如四系罐、三角划纹簋的普遍存在等等。

埋葬习俗上更接近商文化风格，满城要庄和昌平白浮的中型墓均有腰坑，要庄M1的二层台上也殉有一狗。

在随葬品方面，要庄M1的袋足鬲多于足跟鬲，商文化特色更浓重，昌平白浮墓陶鬲的足跟为周文化因素，口沿起泥条凸棱又是张家园上层文化因素，同墓的青铜短剑、头盔、刀等兵器则为北方某些民族所特有。

春秋时代开始，各地诸侯相争，而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逐渐破坏，各地区文化开始有"本地化"的改变趋势。

到了战国时代以后，这种情况更明显，在文字使用方面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为五大系统:东方齐系、东北燕系、南方楚系、北方晋系和西方秦系文字，各系统的文字大体上相近，只有小部份文字有所差异，因此彼此文书往来并没有太大问题。

总之，西周燕文化中，商文化因素最重，周文化因素次之，并间或显示出少量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及北方其它民族文化因素的存在。

这种文化表象与燕国墓地中周人占据面积很小的情况相结合，透视出燕国社会背景的某些方面。

周人在燕国只是少数，又多属高等级人物，不可能直接与下层接触，其间所借助的中间力量是商文化色彩浓重的原商人旧臣。

商文化在其承上下的桥梁作用中，广泛地播下了文化传统的种子，最终成为燕国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周人虽然在意识上歧视、排挤张家园上层文化等北方民族文化，但无法控制商人旧臣与当地土人的接触，当土著文化强大起来之后的春秋时期，就连周人也无法拒绝土著人的加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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