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约旦儿童电影节上，国内儿童影片给我们带来了惊喜。

郑运昌执导的《我和奶奶》荣获“评审团最佳故事片奖”，马兰花执导的《别把作文当回事儿》荣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颁发的儿童权利特别奖。

儿童电影是一类电影题材，以儿童为主角，以儿童成长为聚焦点，以儿童和关注儿童成长的人群为预设观众。

儿童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未来，因而儿童电影的性质变得较为特殊，衔接公民素养教育，直面社会未来的发展。

所以，对“爱”与“美”的歌颂与呵护，对“健康成长”的关切，贯穿着儿童电影发展的始终。

革命话语下的浪漫抒怀

1949年以来，儿童电影的发展备受社会的重视。

1949年12月，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发行上映了赵明、严恭执导，阳翰笙任编剧的《三毛流浪记》。

影片改编自张乐平的同名漫画，以流浪于上海滩十里洋场的三毛为主角，控诉时代大变革来临之前的阶层对立和社会不公。

对流浪儿童三毛的关切与同情，寄予了保障人民生存、呼唤公平正义的人道主义理想。

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儿童电影对“爱”和“成长”的表现，被安置于如火如荼的革命话语之下。

电影的主人公不再被动地忍受饥寒，等待救世主的降临，而是积极参与到时代与社会的变革中来，努力成长为革命事业的优秀接班人。

《鸡毛信》《红孩子》《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海娃、苏保、张嘎、潘冬子，一个个疾恶如仇、理想坚定的“红孩子”伴随着“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旋律茁壮成长。

这时期的儿童电影不仅有气贯长虹的革命激情，更有嘎子那样活泼淘气的“顽劣”个性，也有“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的浪漫抒怀。

与同一时代的其他类型影片相比，儿童电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松弛现实主义的美学要求，富于想象和幻想的“非现实”情节允许在儿童电影中表现。

1963年杨小仲导演的《宝葫芦的秘密》，1964年谢添、陈方千导演的《小铃铛》以宝葫芦和木偶构建起瑰丽的想象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宝葫芦可以化解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麻烦”，木偶可以照见小朋友行为的“失范”。

虽然，“宝葫芦”的不劳而获与走捷径，必须被否定和批评，但与木偶“小铃铛”所串联的五彩斑斓的戏剧世界一道，都代表了小朋友心中纯真的困惑与真挚的感动。

回归个体治愈的人性美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个体的价值和个性的美感被重新发现与张扬。

儿童电影回归人的个性，发掘人性的价值。

“爱”与“成长”成为具有普遍性的自由追求。

1982年石晓华导演的《泉水叮咚》，讲述了退休教师陶奶奶义务开办幼儿园的故事。

“发挥余热”与护育“祖国花朵”的设定，切合那个时代对伤痕的反思与对未来的乐观。

1988年《霹雳贝贝》风靡一时，继承了在瑰丽的想象世界中构建童真童趣的风格，而且还为想象披上了科幻的外衣。

影片将外星人的超能力与地球小孩嫁接在一处，创造了会发电的贝贝形象。

1990年尹力导演《我的九月》也是在时代大事件中讲述成长的故事。

影片以北京亚运会为背景，主人公安小军克服种种困难，如愿参加亚运会开幕式演出。

昂扬的生命基调，弥散于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独生子女成长的年代，家庭结构、教育观念的变化所引起的各类问题逐渐进入儿童电影。

1992年王君正执导的《天堂回信》直面独生子女情感单一、教育观念冲突的作品。

尊重孩子天性的亲情关爱和知识技能的习得的冲突，在晨晨、爷爷与妈妈的关系中被反复追问。

同年，孙周导演的《心香》从不同视角表现社会和家庭结构变动下的独生子女情感问题。

祖孙之间奇妙的血脉共鸣，弥合了父母离异给京京带来的情感变动。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冲突和温暖的和解，闪烁着柔和治愈的人性美感。

多元表达，直面社会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大荧幕对儿童的关注更加现实和多元。

一方面，全社会对儿童成长更加重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儿童成长问题得到暴露，这些都促使儿童电影表现领域的扩大和思考深度的掘进。

2010年之前，留守儿童问题频频被搬上荧幕。

其后，儿童电影讨论的问题更加丰富。

2012年曲江涛导演《孙子从美国来》，表现中国老人与美国小孩跨文化的冲突和理解。

国际化，正是新世纪儿童成长所面临的诸多新问题之一。

2013年方刚亮执导的《我的影子在奔跑》，直面单亲家庭的自闭症儿童教养问题，是对特殊儿童群体成长问题的聚焦和放大。

2017年周全导演《西小河的夏天》，借助“足球少年”的眼睛，观察和应对成人世界的情感秘密。

2020年后的儿童电影还在不断探索表达的多元。

2020年张忠华导演《树上有个好地方》，仍然探讨评价孩子的标准问题，讲述具有亲和力的教师如何因势利导、尊重、感化“顽皮”孩子的故事。

非专业小演员杜旭光所扮演的“巴王超过”可圈可点，为影片大大增色。

2020年白志强执导的《拨浪鼓咚咚响》在一段离奇的旅程中，设置两个陌生人结成后天的“亲情”，在荒谬的故事设定中推动心灵的慰藉。

2022年刘江江导演的《人生大事》在更加荒诞的殡葬店设定中思考原生家庭的情感缺失与后天修复的问题。

电影的表达方式给人足够的惊喜。

2023年王子川导演的《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则将儿童无邪贪玩的天性，浪漫化为某种“超能力”；进入中年级的成长，以及学校教育对儿童天性的询唤，被比喻为超能力的“丢失”，在戏谑和欢闹的故事之下，隐含着一丝成长的忧伤。

被日常化和世俗化的“爱”和“成长”血肉饱满，亲情、理想、教育、尊重、成长、情感，等等，这些表达的主题构成了中国儿童电影的基本内容。

变动的是时代对儿童塑造的具体要求，不变的则是对儿童承接未来的重视。

《我和奶奶》《别把作文当回事儿》就是在这样的维度上，分别从宏大主题和生活细微中构建故事线。

这是儿童电影的使命，以文艺的形式熔铸主宰未来的优秀灵魂。

（作者系三江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近日，在约旦儿童电影节上，国内儿童影片给我们带来了惊喜。

郑运昌执导的《我和奶奶》荣获“评审团最佳故事片奖”，马兰花执导的《别把作文当回事儿》荣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颁发的儿童权利特别奖。

儿童电影是一类电影题材，以儿童为主角，以儿童成长为聚焦点，以儿童和关注儿童成长的人群为预设观众。

儿童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未来，因而儿童电影的性质变得较为特殊，衔接公民素养教育，直面社会未来的发展。

所以，对“爱”与“美”的歌颂与呵护，对“健康成长”的关切，贯穿着儿童电影发展的始终。

革命话语下的浪漫抒怀

1949年以来，儿童电影的发展备受社会的重视。

1949年12月，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发行上映了赵明、严恭执导，阳翰笙任编剧的《三毛流浪记》。

影片改编自张乐平的同名漫画，以流浪于上海滩十里洋场的三毛为主角，控诉时代大变革来临之前的阶层对立和社会不公。

对流浪儿童三毛的关切与同情，寄予了保障人民生存、呼唤公平正义的人道主义理想。

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儿童电影对“爱”和“成长”的表现，被安置于如火如荼的革命话语之下。

电影的主人公不再被动地忍受饥寒，等待救世主的降临，而是积极参与到时代与社会的变革中来，努力成长为革命事业的优秀接班人。

《鸡毛信》《红孩子》《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海娃、苏保、张嘎、潘冬子，一个个疾恶如仇、理想坚定的“红孩子”伴随着“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旋律茁壮成长。

这时期的儿童电影不仅有气贯长虹的革命激情，更有嘎子那样活泼淘气的“顽劣”个性，也有“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的浪漫抒怀。

与同一时代的其他类型影片相比，儿童电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松弛现实主义的美学要求，富于想象和幻想的“非现实”情节允许在儿童电影中表现。

1963年杨小仲导演的《宝葫芦的秘密》，1964年谢添、陈方千导演的《小铃铛》以宝葫芦和木偶构建起瑰丽的想象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宝葫芦可以化解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麻烦”，木偶可以照见小朋友行为的“失范”。

虽然，“宝葫芦”的不劳而获与走捷径，必须被否定和批评，但与木偶“小铃铛”所串联的五彩斑斓的戏剧世界一道，都代表了小朋友心中纯真的困惑与真挚的感动。

回归个体治愈的人性美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个体的价值和个性的美感被重新发现与张扬。

儿童电影回归人的个性，发掘人性的价值。

“爱”与“成长”成为具有普遍性的自由追求。

1982年石晓华导演的《泉水叮咚》，讲述了退休教师陶奶奶义务开办幼儿园的故事。

“发挥余热”与护育“祖国花朵”的设定，切合那个时代对伤痕的反思与对未来的乐观。

1988年《霹雳贝贝》风靡一时，继承了在瑰丽的想象世界中构建童真童趣的风格，而且还为想象披上了科幻的外衣。

影片将外星人的超能力与地球小孩嫁接在一处，创造了会发电的贝贝形象。

1990年尹力导演《我的九月》也是在时代大事件中讲述成长的故事。

影片以北京亚运会为背景，主人公安小军克服种种困难，如愿参加亚运会开幕式演出。

昂扬的生命基调，弥散于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独生子女成长的年代，家庭结构、教育观念的变化所引起的各类问题逐渐进入儿童电影。

1992年王君正执导的《天堂回信》直面独生子女情感单一、教育观念冲突的作品。

尊重孩子天性的亲情关爱和知识技能的习得的冲突，在晨晨、爷爷与妈妈的关系中被反复追问。

同年，孙周导演的《心香》从不同视角表现社会和家庭结构变动下的独生子女情感问题。

祖孙之间奇妙的血脉共鸣，弥合了父母离异给京京带来的情感变动。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冲突和温暖的和解，闪烁着柔和治愈的人性美感。

多元表达，直面社会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大荧幕对儿童的关注更加现实和多元。

一方面，全社会对儿童成长更加重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儿童成长问题得到暴露，这些都促使儿童电影表现领域的扩大和思考深度的掘进。

2010年之前，留守儿童问题频频被搬上荧幕。

其后，儿童电影讨论的问题更加丰富。

2012年曲江涛导演《孙子从美国来》，表现中国老人与美国小孩跨文化的冲突和理解。

国际化，正是新世纪儿童成长所面临的诸多新问题之一。

2013年方刚亮执导的《我的影子在奔跑》，直面单亲家庭的自闭症儿童教养问题，是对特殊儿童群体成长问题的聚焦和放大。

2017年周全导演《西小河的夏天》，借助“足球少年”的眼睛，观察和应对成人世界的情感秘密。

2020年后的儿童电影还在不断探索表达的多元。

2020年张忠华导演《树上有个好地方》，仍然探讨评价孩子的标准问题，讲述具有亲和力的教师如何因势利导、尊重、感化“顽皮”孩子的故事。

非专业小演员杜旭光所扮演的“巴王超过”可圈可点，为影片大大增色。

2020年白志强执导的《拨浪鼓咚咚响》在一段离奇的旅程中，设置两个陌生人结成后天的“亲情”，在荒谬的故事设定中推动心灵的慰藉。

2022年刘江江导演的《人生大事》在更加荒诞的殡葬店设定中思考原生家庭的情感缺失与后天修复的问题。

电影的表达方式给人足够的惊喜。

2023年王子川导演的《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则将儿童无邪贪玩的天性，浪漫化为某种“超能力”；进入中年级的成长，以及学校教育对儿童天性的询唤，被比喻为超能力的“丢失”，在戏谑和欢闹的故事之下，隐含着一丝成长的忧伤。

被日常化和世俗化的“爱”和“成长”血肉饱满，亲情、理想、教育、尊重、成长、情感，等等，这些表达的主题构成了中国儿童电影的基本内容。

变动的是时代对儿童塑造的具体要求，不变的则是对儿童承接未来的重视。

《我和奶奶》《别把作文当回事儿》就是在这样的维度上，分别从宏大主题和生活细微中构建故事线。

这是儿童电影的使命，以文艺的形式熔铸主宰未来的优秀灵魂。

（作者系三江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