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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会战中，吴军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巧妙选择作战地点和时间，运用示形动敌，伏击突袭等战法，出奇制胜，大破楚军，从而逐渐夺取了吴楚战争的主动权。

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戍倡导诸侯弭兵会盟后，中原诸侯列国之间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局面。

当时，晋、楚、齐、秦四个强国，都因国势趋于衰弱，国内矛盾激化，而被迫放慢了对外扩张、争霸活动的步伐。

与此同时，偏处于东南部的吴国和越国则先后兴盛起来，开始加入大国争霸的行列，由此，战争的重心也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淮河流域，从中原诸侯国转移到了楚、吴、越诸国。

公元前519年，吴王僚率等，兴兵进攻楚国控制下的淮河流域战略要地州来(今安徽凤台)。

楚平王闻讯后，即下令司马薳越统率楚、顿(今河南商城南)、胡(今安徽阜阳西北)、沈(今河南沈邱)、蔡(今河南新蔡)、陈(今河南睢阳)、许(今河南叶县)七国联军前往救援州来，并令令尹阳匄带病督师。

吴军统帅部见楚联军力量强盛，来势凶猛，遂迅速撤去对州来的包围，将部队移驻于钟离地区(今安徽凤阳东临淮关)，暂避敌锋，伺机行动。

然而，就在这时，进军途中的楚军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变故，这就是带病出征的楚令尹阳匄(即子暇)因病体沉重，死于军中。

楚军失去主帅，士气顿时沮丧低落。

司马薳越见状，被迫回师鸡父。

拟稍事休整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吴公子光听说楚军统帅阳匄已身亡，楚联军不战而退，认定这正是吴军把握战机，击破敌人的良机，便向吴王僚建议率军尾随，捕捉机会。

他的分析是这样的：“随从楚国的诸侯虽多，但均是些小国，而且都系为楚国所胁迫而来。

况且这些小国也有各自的弱点。

具体地说，胡、沈两国国君年幼骄狂，陈国帅师的大夫夏齧强硬但却固执，顿、许、蔡等国则一直憎恨楚国的压迫，它们同楚国之间不是一条心，这一点可以乘机加以利用。

至于楚军内部，情况也很糟糕。

主帅病死，司马薳越资历低浅，不能集中指挥，楚军士气低落，政令不一，貌似强大，实则虚弱。

”最后他得出结论是“七国联军同役而不同心，兵力虽多，但也可击败”。

公子光的分析入情合理，吴王僚欣然采纳。

并针对敌情作出具体周密的作战计划：迅速向楚联军逼近，定于在到达鸡父战场后的次日即发起攻击，利用当天“晦日”的特殊天候条件，乘敌不备，以奇袭取胜。

在兵力部署上，先以一部兵力攻击胡、沈、陈的军队，战而胜之;然后打乱其他诸侯国军，再集中兵力攻击楚军本身。

并决定在作战中采取先示敌以“去备薄威”，后以“敦阵整族猛攻之”的灵活战法。

一切就绪后，吴军遂于古代用兵所忌的晦日七月二十九突然出现在鸡父战场。

此举完全出乎楚司马薳越的意料，仓猝之中，他让胡、沈、陈、顿、蔡、许六国军队列为前阵，以掩护楚军。

吴王以自己所帅的中军，公子光所帅的右军，掩余所帅的左军等主力预作埋伏，而以不习战阵的3000囚徒为诱兵攻打胡、沈、陈诸军。

双方接战不久，未受过军事训练的吴刑徒乌合之众即散乱退却。

胡、沈、陈军见状遂贸然追击，捕捉战俘，纷纷进入了吴军主力的预定伏击圈中。

这时，吴三军当机立断，从三面突然出击，很快战胜了胡、沈、陈军队，并俘杀胡、沈国君和陈国大夫夏齧。

尔后又纵所俘的三国士卒逃回本阵。

这些士卒侥幸逃得性命，便纷纷狂奔，口中还叫嚷不已：“我们的国君死了，我们的大夫死了。

” 许、蔡、顿三国军队见状，顿时军心动摇，阵势不稳。

这时吴军遂乘胜擂鼓呐喊冲杀向前，直扑三国之师。

三国之师的阵势本已动摇，又见吴军，哪里还有作战的勇气，于是纷纷不战而溃，乱作一团。

楚军未及列阵，即被许、蔡等诸侯军之退却所扰乱，已无回天之力，迅速陷于溃败。

至此，吴军终于，并乘胜攻占了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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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宣王问他：“汤放，，有诸？”孟子说：“于传有之。

”齐宣王很害怕，说：“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则斩钉截铁地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

未闻弑君也。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在孟子看来，桀纣不行仁义，是独夫民贼，汤武则是仁义的化身，后者革前者的命，是正当的、正义的。

不过，在革命的具体过程中，究竟是仁义起了作用，还是暴力流血起了作用，则存在不同的说法。

《孟子》中有一段记载，极力渲染的“仁义”： “汤居亳，与葛为邻。

葛伯放而不祀。

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

汤使遗之牛羊。

葛伯食之，又不以祀。

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

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

书曰：葛伯仇饷。

此之谓也。

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

”(《滕文公章句下》 根据这段记载，商汤极为仁义，而葛伯则，汤做到了仁至义尽，而葛伯不仅毫不领情，反而残害无辜少年，汤实在忍无可忍，才灭了他。

至于以后的十次征讨具体什么情况，没有详细记载，大概总归是商汤有理，别的国君则是不仁不义。

在孟子看来，武王闹革命的过程和商汤也差不多。

被征讨的国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武王则是“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

(《滕文公章句下》) 在后人看来，这样的记载相当可疑。

汤武的表现实在是太伟大、太高尚了，太不合情理，很容易使人产生itistoogoodtobetrue的感觉。

尤其是在读商汤那段故事时，“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使我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在卢沟桥附近发生的某国士兵军事演习失踪的事情。

我怀疑所谓的“童子事件”大概也只是一个借口。

而且，如果某国占据了中国很长时间以后，他们书写的历史教科书中会不会出现上面那些感人的帮助中国人耕种的故事情节？难说。

总之，对于我等老奸巨猾之人来说，这些记载根本就不可。

不过，对于孟子来说，汤武感人的仁义故事“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孟子可不是什么都相信。

他也有怀疑的时候。

孟子就颇为怀疑《尚书·武成》中的相关记载。

他这样说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尽心章句下》)孟子认为，周武王是仁义之士，他领导的革命军自然是，“仁者无敌”，仁义之师所到之处自然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怎么会出现抵抗，怎么会出现血流漂杵的情形呢？孟子不相信这样的记载。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孟子相信汤武革命中感人至深的仁义故事，不相信革命中会有流血的事情发生；而我则刚好相反，绝对不相信那些仁义故事，倾向于认为革命是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的暴烈活动，当然是会流血的。

由此可见，孟子的学问很大，却很天真幼稚；而我的学问很小，却早就失去了天真(lose in-nocent)。

孟子的“信”与“不信”，有着深层次的思想原因。

孟子是性善论者。

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孟子并且把他的性善论引申到政治领域，希望统治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可以说，孟子的性善论是为他的政治理论服务的。

在孟子看来，因为人性是善的，所以世间一定存在善的统治者，他们能够实行仁义；仁义所到之处，自然一片光明，不会有流血，也不会有阴暗；政治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善人找出来，使他们身居高位。

孟子一生都在寻找能够实行仁义的统治者，结果找了一辈子也没有找着。

他不知道，他是在寻找世间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他也不知道，在权力面前，善是极为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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