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人数大幅下降，年轻人更务实了
跌幅之大，引发普遍关注。
近20年来，研究生报考人数快速增长。
【千问解读】
李一陵/文 日前，教育部公布，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为388万，比今年减少50万人，比2023年则减少86万人。
跌幅之大，引发普遍关注。
近20年来，研究生报考人数快速增长。
2005年，考研人数首次突破100万；2017年，考研人数首次突破200万，从100万人到200万人用了12年时间；然后，仅仅在2年之后的2019年，考研人数就从200万到了290万；2023年，考研人数达到峰值474万。
考研人数的快速上涨，一方面是因为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学历竞争加剧，不少工作岗位要求求职者具有研究生学历。
很多考生则把读研作为提高就业竞争力的手段。
这几年高校毕业生人数突破千万大关，就业形势严峻，一些考生将考研作为延缓就业的一种策略。
但在2023年报考人数达到峰值之后，连续两年下降，减少了近100万人。
这背后有着多重原因。
一者，考研越来越卷，显而易见地越来越难了。
虽然研究生招生规模也在扩大，但报考人数增加幅度远超过录取规模的上涨。
以2023年为例，考研报录比仅24.23%，这意味着474万考生中，有300多万人落榜。
2014年，研究生招生人数虽然只有62万，不及2023年的一半，但录取率达到了36%。
2024年报考人数虽然少了36万，可是研考国家线和各高校的复试线却“不降反涨”。
二者，在当前的就业形势下，研究生学历能带来的就业优势或许并不明显，与其继续深造，不如先努力实现就业。
即便是研究生毕业，也同样要面对就业难题。
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并不一定能换来高价值的回报。
而且，随着教育体系不断开放，终身学习体系更加完善。
比如，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肯定，工作后再来提升学历的障碍更小了。
这也让一些对学历有执念的考生在选择先考研还是先就业时，多一种选择机会。
第三则是研究生招生结构的变化：专硕招生比例持续上升。
教育部数据显示，到2025年，专硕招生规模将约占硕士招生总规模的2/3。
相比于学硕，专硕学费较高，一些高校的专硕专业学费甚至高达十多万元。
这也是一个影响考生选择的非常现实的原因。
综合各种因素，考研的性价比、回报率都在降低，这是考研热退潮的主要原因。
考研报名人数下降，然而考公人数还在持续增长。
今年国考总报名人数超340万，再创历史新高，平均竞争比达86:1。
有人说，这意味着学历败给了“铁饭碗”。
这种说法不完全准确，但对当下的很多年轻人来说，在学历提升与稳定的工作面前，更优先级的选项大概率会是稳定的工作。
另外，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也由2012年的 22.9 万人次跃升至2023年的 1265万人次，短短11年间就破千万，而且这一增长趋势在2024年依旧持续。
这背后所反映也是对稳定就业的追求。
对于毕业生来说，考公考编是更现实的出路与选择。
与此同时，今年职业本科高校也迎来了“报考热、招生热、高分热”现象，今年有大批高分学生进入职业本科。
有媒体对全国51所职业本科院校在各自省份招生最低录取分数统计分析后发现，2024年，职业本科院校物理类最低录取分数为442.76分，高出各省物理类本科最低投档线31.22分；职业本科院校历史类最低录取分数为425.07分，高出各省历史类本科最低投档线23.93分。
其中，以“双高计划”（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院校为基础，升格为职业本科的院校表现更佳，与各省本科最低投档线的分值差达50分之多。
一些可以上普通高校甚至是可以上名校的考生，选择到职业本科去学技能，走技能成长之路，看重的当然也是技能所带来的就业确定性、安全感。
无数个体的选择汇聚成一组组生动的数据。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窥见当下年轻人在学习、就业等重大选择中，更加理性、务实的趋势。
考研热降温，并不会影响高校选拔优质生源，反而可能更有利于筛选以学术为志业的学生，提高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
同时，年轻人不再在卷学历的路上狂奔，或许也有利于扭转本科教育沦为“研究生预科”的趋势，有助于本科教育回归其本质。
当然，在考研降温，考公、考编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提振经济形势、改善就业环境，让年轻人可以更勇敢地拥抱市场，能够少一些顾虑地随心闯荡，是一个更重要的命题。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乌托邦：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
延伸为还有理想，不可能完成的好事情，其中文翻译也可以理解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
原提出者是古希腊哲学家。
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英国人)在他的名著《乌托邦》(全名是《关于最完全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希斯拉德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
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是公共选举产生。
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它。
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
法国的哲学家路易博朗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
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
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
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莫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
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
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发性的。
直到十七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遥远的国度。
十六与十七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设计销声匿迹。
自彼时起，乌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者地壳底下的深处。
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之后则被李尔(Lyell)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Darwin)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
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
威尔斯(H.G.Wells)乘着他的时光旅行机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末》(Last First Men，1930)中，则用二十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
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也使乌托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现实主义。
乌托邦此时被置于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
十七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了这个动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陆》(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现者。
随着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
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于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
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 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
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
这个观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达尔文主义的《乌有之乡》(Erewhon，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达到了顶点，尤其表现于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这两本书中。
在这暗淡的年代里，只有史基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维护著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
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
引申义 乌托邦往往有一个更加广泛的意义。
它一般用来描写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会。
有时它也被用来描写社会试图将某些理论变成实现的尝试。
往往乌托邦也被用来表示某些好的，但是无法实现的(或几乎无法实现的)建议、愿望、计划等。
但是随着社会的精神进步，现在有了更深的寓意，已经可以指代超越无法到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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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真的像历史所描述的那样美好吗？本来背后的血腥不为人所知
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首领的时候，四岳(四方部落首领)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3年考核后，让他辅助自己办事。
尧死了以后，舜继位。
舜也同样用推举的方法，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禹继位后，又举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为继承人。
但是，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禅让”?许多人对此持否定的态度。
原因是，“禅让”的传说最早是在《论语》中提到的，在此之前从没有人提到过。
后来到战国以后，“禅让”的故事不仅逐渐完善起来，并且开始变得有声有色，所以，很多人认为“禅让”是儒家学者虚构的，并非历史的真实。
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规律分析，这样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完全出于人为杜撰。
实际上，“禅让”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推举首领制度向王位世袭制过渡的真实。
.由于儒家学者在描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赋予其中太多的主观主义的理想色彩，掩盖了其中的血腥与暴力，所以才会使人难以置信。
真实的“禅让”故事一定会伴随着血腥与暴力。
因为这个时期正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阶段，此时，私有观念、权力占有欲、奴隶制度等萌芽都已经产生。
担任一定的职务、攫取一定的权力不仅可以为个人带来一定的私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确保本氏族部落的生存利益，保证本氏族部落在部落联盟中的安全与强大。
这种社会背景决定了部落联盟首领的推举肯定不会是歌舞升平、其乐融融的，一定会发生越来越激烈的争斗，并伴随着血腥。
尧、舜、禹“禅让”的终结者是大禹的儿子。
相传，当大禹年老的时候，众人又推举了伯益作为接班人。
在此之前还推举了皋陶。
皋陶号称中国第一个法官，是法官的鼻祖，但他命短，没有等到大禹“禅位”就死了。
大禹在位的时候，曾多次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声望日高，权势渐重，他所在部落势力强大，所以大禹百年后，启便改变了“禅让”的传统，自己做了首领。
至于伯益的下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主动让位给启，换得平安无事;另一种是他气愤不过，率领部众来讨伐启，结果兵败被杀。
伯益是谁?他是古代蠃姓各族的祖先，善于畜牧和狩猎，他的后代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如果伯益当上部落联盟的首领，或成为君主的话，嬴姓人统治天下的时间就得提早近2000年了。
大禹和启的父死子继，终于将尧、舜扭扭捏捏地欲传位于子的想法变成了现实，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主，成为的第一个国君。
不过，也有人认为夏朝应该从大禹开始算，所以称夏朝为禹夏。
但一般还是认为大禹是氏族社会时期的华夏部落联盟的最后一位首领，他不算是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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