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启动理财佣金高管工资退缴 在职及离职人员均在列

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本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

当时，御史傅汉臣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

……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

……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

”此后，王宗沐在江西，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

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

但由于这种做法 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

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

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

”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懋歪曲事实。

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

白栋照旧策励供职。

”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

法当宜民，政以人举。

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 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

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的趋势。

后来，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

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

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

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

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

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至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

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

”的主张。

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

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在帝制时代的中国，没有国家的概念，或者说：朕即国家，天下即朕。

所谓“爱国”，爱的即是和朝廷。

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满足皇帝和朝廷一切欲望所需都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今天的我们早已经明白，国家不等同于皇帝，不等同于某些组织和利益集团。

如果我们把“朕即国家，天下即朕”中的“朕”换作“人民”，那么“人民即国家，天下即人民”;如果我们对个体生命本身抱有最基本的尊重和怜悯，再来看困扰中国两千多年的“桑弘羊之问”，会发现，这原本是个伪命题。

网络配图 公元前81年，即汉昭帝始元六年2月，汉王朝召开了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会议——。

《汉书.昭帝纪》这样记录：“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

议罢盐铁榷酤。

” 中国历史上的盐铁专营始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

这一年，汉武帝下令将全国各地的煮盐、冶铁全部收归政府管理，收入用以补充赋税。

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又在全国推行均输、平准法。

所谓均输，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统购统销;平准，则相当于物价管制。

均输和平准法的实行，在汉王朝建立起了一个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国营商业网络。

汉武帝为政的54年，是一个对外战争异常频繁的时代，史载有用兵的年份就有三十多年。

规模浩大的对外战争将汉初七十年所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消耗一空。

为了继续打仗，汉武帝必须想方设法将民间的财富收归己有。

于是，在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聚敛之臣”，桑弘羊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

在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时，桑弘羊即参与了政策的制定;颁布平准均输法时，桑弘羊已是大农丞(财政部长助理);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被汉武帝擢升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财政部长)，从此，掌管汉王朝的财政长达23年。

网络配图 昭帝时期，辅政，召开盐铁会议。

这是一次关于国计民生的大辩论，就应不应该继续施行汉武帝时代的盐铁专营，桑弘羊可谓。

面对儒生们的，桑弘羊最后抛出了一个困扰中国的千古难题，即所谓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来?国家的财政收入又从哪里得? 所以，汉武帝执政后半段的汉王朝，是一个除了权贵阶层之外，整个社会共同贫穷的国家。

这样的社会极其孱弱，完全无法抵御任何自然灾害的出现。

从公元前115年开始，到汉武帝去世，由于水灾、旱灾、蝗灾的轮番袭击，《汉书》中人民因为各种灾害而大量死亡，甚至“人相食”的记录，不绝如缕。

再回到桑弘羊困扰中国的千古之问上。

其实，我们不妨先问另一个问题：汉武帝执政后半段，导致这一系列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出台的前提——北击匈奴的连年战争，是否都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否都是有必要的? 公元前119年，、各领5万精骑出击匈奴，取得重大胜利，使得匈奴十余年再无南下之力。

这一年，汉武帝38岁。

以后，直到70岁去世，他从未停止对匈奴的大规模进攻。

但这些战争，汉军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大败而归，从未尝胜迹。

导致匈奴单于在公元前89年甚至给汉武帝写了一封极其傲慢的信，开列了一份昂贵的清单，以承诺恢复和汉王朝的和亲关系。

如果是共赴国难，以举国之力支持国家抵御外敌固然无可厚非。

但公元前119年之后的汉王朝显然不是这样，它更像是一部将全体国民、整个国家强行捆绑，却毫无制动机制的战车。

网络配图 盐铁会议之后的第二年，桑弘羊便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霍光以谋反的罪名诛杀。

桑弘羊虽然死了，但他的经济政策却顽强地活了下去。

盐铁会议之后，盐铁官营并未取消，仅仅废黜了酒的官营。

时，曾罢盐铁官，但仅仅三年就恢复。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其实比桑弘羊之问更需要我们解答的问题，也许是：在打造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之后，我们拿什么来约束这台机器的驾驭者——皇帝，让他真正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而非出于一己之欲而为所欲为? 这个问题，儒家给不出答案，两千年的帝制中国也终究没能找出答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