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6日,行人走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街头。
新华社记者冯开华摄
受俄乌冲突持续的影响,俄罗斯炼油行业正在遭受重大挑战。
过去18个月以来,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厂实施纵深无人机打击的力度,导致俄炼油能力严重受损。
根据国际能源署公布的最新数据,8月俄罗斯炼油厂至少遭到22次袭击,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单月最高,俄原油加工量减少到380万桶/日,较俄乌冲突爆发前下降约30%。
其中,汽油产量同比下降20%,柴油产量同比下降超过23%,促使俄政府限制燃料出口以保障国内供应。
历史上,俄罗斯一直是世界第三大成品油生产国,仅次于美国和中国,拥有32家大型炼油厂,炼油能力约为650万桶/日。
乌克兰越来越多地针对俄单个炼油厂使用多波次无人机袭击,试图压垮防护网,今年前8个月,平均每3天就有1座俄罗斯炼油厂遭到袭击。
俄罗斯多地原油一次加工和二次加工装置遭受严重损坏。
7月初,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位于鄂木斯克的炼油厂遭袭,该厂日加工能力约44万桶,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2500公里。
截至8月下旬,只有位于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5座俄罗斯大型炼油厂未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鉴于目前形势,俄罗斯政府已出台一系列紧急措施,以稳定国内燃料供应。
4月,为应对燃料供应紧张,俄已禁止汽油出口。
但到了6月底,夏季燃油需求旺盛导致多个地区报告出现汽油燃料短缺,虽然在7月下旬情况有所改善,但8月下旬再次告急。
7月8日,俄首次实施柴油出口禁令;7月下旬,又将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8月31日;8月底,该禁令再次延长至9月30日。
市场预计,该禁令可能进一步延长至10月底。
俄乌冲突爆发前,俄罗斯约50%的柴油和粗柴油产量用于出口,此次调整可见影响之深,也凸显当前俄柴油供应面临的巨大压力,尤其是进入秋收季节,农业活动对柴油的需求将进入季节性高峰。
8月底,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报告称,自年初以来汽油平均价格上涨超过19%,柴油价格上涨约18%。
为稳定国内市场供应,俄罗斯能源部出台了一项临时降低燃料质量标准的措施,自2013年以来首次允许生产、进口和销售欧2、欧3、欧4标准的较高硫含量的汽油,该措施有效期至2027年7月1日。
俄罗斯政府还放宽了燃料调和要求,今年7月颁布法案,正式允许将石脑油与辛烷值增强剂调和后作为汽油。
同时,为进一步维持国内燃料供应,俄罗斯也开始进口汽油。
俄罗斯石油公司陆路通过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获得汽油,海运渠道拓展至摩洛哥、韩国、印度和土耳其等国家。
国际能源署分析认为,除非俄乌之间实现持续停火,否则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可能继续,并使俄石油行业面临更大盈利压力。
国际能源署据此将对俄罗斯炼油厂未来18个月原油加工量的预测,下调至平均400万桶/日的水平。
根据俄罗斯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今年4月至7月,俄炼油企业通过“燃油阻尼机制”和“反向消费税”获得的补贴总额为1.221万亿卢布。
尽管中东冲突导致全球原油价格上涨,增加了俄油气出口收入,但今年1月至8月,俄联邦预算中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约为5.02万亿卢布,同比下降16.7%。
与此同时,俄罗斯总体预算赤字持续上升,今年前8个月达到5.8万亿卢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并且已经超过2025年全年5.6万亿卢布的赤字规模。
俄罗斯柴油产量和出口急剧下降,加剧了国际中间馏分油市场的供应压力。
今年前8个月,全球海运柴油和粗柴油出口量平均为470万桶/日,较2025年同期下降了10%,且二、三季度降幅呈现扩大趋势,叠加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柴油出口大幅减少,使国际柴油市场更加脆弱。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8月,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合计降至52万桶/日,较去年同期下降75%,美国和亚洲部分国家柴油出口增幅难以抵消全部损失。
除非俄罗斯或中东产油国的炼油活动恢复,或者市场需求走弱,否则全球柴油市场在未来数月将继续承压。
当天,商务部、科技部就修订《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有23项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包括大模型、智能体、算力集群、信息处理等。
《目录》出来后,一些人提出了疑问:中国强调技术开放,怎么突然要给AI加上“出口限制”了?这次是不是政策转向的信号? 谭主了解到,政策公布以来,DeepSeek、MiniMax两家头部企业已顺利履行登记手续,并完成开源和海外授权使用。
而今年上半年,相关部门就开始酝酿本次《目录》的征求意见稿,并且事前广泛组织了研究机构、行业组织、业内头部企业开展深入评估。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刘婧、刘红梅律师参与了这些讨论。
她们和谭主分享了一个细节:对比几个月前的初稿,AI领域部分技术条目的控制要点一直在跟着行业的最新发展调整。
当时企业在会上提的很多关切和建议,都很好地体现在了这次发布的政策中。
现在他们更关心的,是后续有没有更明确的操作指引。
另一个细节是,商务部在相关答问中,对“什么不管”的解释,明显比对“什么要管”的解释更多、更具体。
从这也能看出,《目录》的核心是划定边界,而非单纯限制AI技术对外出口。
谭主也梳理出了几个关键点,带大家看懂这套规则是怎么回事。
这套规则 到底管什么? 不做技术的人,很容易把“技术出口”和“产品出口”混为一谈。
有人可能会问,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等,属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答案很明确:不算。
这次重点监管的,主要是三类情况: 第一,数据安全。
利用我国核心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禁止出口;利用重要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限制出口。
简单来说,只要模型训练过程涉及国家数据安全的关切,无论模型本身是大是小、参数多少,都要受到出口约束。
第二,敏感用途。
比如,达到一定性能的智能体技术,本身是拟限制出口的;但如果这项技术被专门或主要用于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防军工、核心政务等高敏感场景应用,性质就变了,直接升级为拟禁止出口。
这里传递的逻辑很明确:同一项技术,用在哪里、为谁服务,决定了它面临多严格的监管。
第三,算力底座。
像人工智能处理芯片设计技术,用于大规模智能算力集群的片间或节点间高速互连技术等,都拟被纳入出口管理。
这属于AI关键物理基础设施层面的技术。
看完这三点就能明白,这套规则管的是技术底层逻辑。
企业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本地端侧轻量化部署等情形,都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简单说,AI企业该做的商业化,照样做。
等相关措施正式落地后,绝大部分人工智能技术仍可以自由出口。
考虑到国际合作的现实需要,《目录》还设置了两类便利情形。
一类是开源技术和特定国际业务。
对人工智能类技术开源、中国企业在境外自建自营算力中心、赴境外开展芯片流片制造、利用境外资源开展联合研发、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情形的技术出口,适用自动许可等便利措施,基本实现“即报即出”;对已通过开源、发表学术论文等方式进入公共领域的相关技术,拟不纳入出口管理范围。
另一类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对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员间开展能力建设国际合作、技术共享和规则共建所需的技术出口,将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
刘红梅告诉谭主,新规生效后,禁止出口类的技术不得出口;限制出口类的技术,企业可以向主管部门提交申请、争取获得许可,不会打乱企业原本的海外布局和商业规划。
这也印证了国内“鼓励开放”的立场。
企业面对新规,仍然可以保持从容。
为什么现在推这套规则? 放到全球来看,美国的做法和中国是很鲜明的对照。
过去几年,美国围绕AI出口,形成了两套思路。
一是按国家区别对待。
2025年1月,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人工智能扩散框架》,曾设计对先进计算芯片和部分先进模型权重,依据目的地地区的“敏感性”等实行管理,严控先进AI能力流向特定主体。
二是按阵营划分圈子。
Anthropic的CEO就提出过一种“联盟策略”:联合一批“民主国家”组成小圈子,控制AI技术供应链,拉拢更多国家入伙,孤立对手。
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谁掌握最先进的AI,谁在规则制定上就更有优势。
所以美国一边守住前沿技术的门槛,一边按照国家和对象区别设限,以此稳住自身优势。
但中国走的并不是这条路。
此次修订是依法依规进行的常态化工作。
自2001年以来,中国已经多次调整修订《目录》。
谭主了解到,管理的重点,是技术出口行为,而不是技术本身。
这种思路,就要求政策把管控标准拆解得足够细致,变成客观、能够量化的条款。
为什么中国能这么干? 既然标准要细化、要客观,“风险评估”这件事就必须做到可以独立验证。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命题: 谁有能力评估风险、执行治理? 对这个问题,美国预设的前提是,技术能力只有攥在少数人手中,才能保证安全。
但站在技术发展的角度,领先者在训练前沿大模型时确实占优势,但开源的发展,正在从根源上动摇这个前提。
首先,训练大模型门槛很高,但做安全测试的门槛并没有那么高。
据行业估算,训练顶级大模型动辄需要投入数万张算力卡,但想要评估它的安全风险,完全不需要再砸重金从头训练。
这就打破了“只有技术领先者才有资格做风险审查”的认知局限。
更多研究机构乃至政府部门,都有条件对大模型进行安全测试、复现安全问题。
其次,依托开源,治理能力正在快速普及。
开放权重后,模型不再完全是“黑盒”。
全球的安全研究者、中小型技术团队,都能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去打磨安全工具。
既然能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规则设计就可以追求更精准的落地效果。
这次推出出口前登记的临时管理措施,目的就是提前掌握有关技术出口需求情况,让监管更加科学。
且为了给企业一套清晰统一的判断标准,《目录》里还设置了明确的量化指标:比如计算量超过10²⁶次浮点运算、参数超过2万亿、能力达到全球前十的水平等。
这样一来,企业不用再去揣测监管方向,政府也能把有限的行政资源对准真正存在风险的环节。
为什么建设技术进出口管理制度? 过去面对外部技术封锁,我们更多是防守。
但随着中国走向越来越多技术领域的前沿,如何管理技术就成了新课题。
在这种角色转变当中,如何避免影响正常的商业合作,是此前没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次政策调整,重点不在于“管住了几项技术”,而是要把技术进出口管理,建设成一门可以精细运作的国家能力 未来,它将从两个层面支撑我们参与全球技术博弈: 微观层面,实现定向拦截。
国际技术领域的博弈依然存在暗流,防范核心技术被非法转移、遏制敏感技术通过商业合作伪装外流的压力始终存在。
这套管理机制,能够让监管部门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商业网络中,精准识别并切断那些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技术转移。
宏观层面,形成规则塑造的能力。
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通过建立透明、非歧视且基于客观技术指标的管理标准,中国的规则可以为国际技术治理提供参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借助多边平台,与各方共同探讨AI治理的边界。
当这套规则逐步被更多的多边合作机制所认可或对接,中国就能在全球技术博弈中,拥有更多制度层面的话语权。
眼下国内的AI技术、数字服务正在加速出海。
这份技术目录,只是中国补全技术进出口管理短板的一小步。
但它指向的方向很明确:在同一套制度框架里,安全底线与开放合作,完全可以共存。
为了破解这一瓶颈,日本政府决定向美国求援,希望华盛顿能够劝说中国放宽出口限制,以保护其工业运转和国家安全。
这一请求不仅揭示了日本对稀土资源的依赖,还反映出复杂的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背景。
从数据上看,中国对于日本的稀土出口显著减少:2026年前九个月,中国对日本的氧化钇出口量锐减至18吨,较去年同期的888吨降幅高达98%。
这鲜明的数据变化不仅让日本企业捏了一把冷汗,也暴露出当前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
日本企业面临的现实是,面对急剧下降的原材料供应,如何保证生产线的持续运转成为了命悬一线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呼叫美国似乎是日本的无奈之举,但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短期的救援。
日本渴望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而美国正是其最重要的安全伙伴。
这种伙伴关系尤为紧密,在半导体、航空航天以及汽车制造等领域,两国企业已有深入合作。
因此,确保钇的稳定供应不仅关乎日本自身的经济利益,更关乎美国企业的生产安排。
日本希望通过寻求美国的帮助,让两国共同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明确指出,中国实施的稀土出口管制是基于法律与安全考量,特别是为了应对日本在军事领域的扩张。
中国对于日本“再军事化”和发展核武器的担忧,显示出其在对外经济政策中的战略考量。
在这一背景下,即便日本求助美国,想要推动中国放宽出口限制,也并非易事。
中国对稀土产品的出口许可管理严格,任何出口行为都需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即使美国和日本在稀土采购方面加强合作,始终绕不开与中国的直接沟通。
日本企图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也保持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这确实是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平衡。
在美国政府的视角下,虽然日本的请求受到了重视,但实际行动却需谨慎。
特朗普政府必须首先考虑的是美国本国企业的需求和国家利益。
在考虑与中国的贸易问题时,美国也必然无法一味支持日本的请求;毕竟,美国也需要保障自己企业获得关键原材料。
在这样的多重牵扯下,日美的合作在稀土领域虽有潜力,却不能简单化为“美国说话,中国就会听”。
美国企业的参与与反馈也将影响局势发展。
如果因为稀土短缺导致日本企业交货延迟,进而影响美国客户的生产安排,美国企业可能会迫切要求政府介入。
然而,企业面临的问题与政府处理的安全问题之间并不完全重合,它们在策略和优先级上会有所差异。
日本的钇库存危机不仅是当前经济问题的反映,更是其长远发展战略中亟需解决的一道难题。
面对短缺的威胁,日本政府必须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比如积极寻找其他合格的供应来源,以及改善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在此过程中,建立更直接和高效的沟通渠道尤其重要,以减少正常民用交易受到的不确定性。
在全球市场上,稀土的供应链显得尤为脆弱,而发展新的优质采矿与加工渠道需要时间和投资。
尽管美国拥有强大的工业和科技能力,但建立一个稳定的稀土供应链不会是一朝一夕之功,快速弥补供应缺口更是难上加难。
在全面考量的基础上,日本要想摆脱稀土危机的阴影,最终依靠的仍是与中国在资源供应上的稳定关系。
尽管当下的局势复杂多变,但习惯了在紧张局势中博弈的国际社会,也许有一天会在利益的交换与合作中找到新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