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感性和理性,有时候表现出感性,有时候表现出理性,有时候感性和理性交织,难以判断事情的走向。

小孩大多比较感性,总是用自己的想法来揣测世界。
虽然这种想法是幼稚的,但他们都认为自己揣测的是对的。
大人也是如此,总是用自己的想法揣测世界,不仅揣测周围的事物,而且揣测他人,往往得出片面的结论。
哲学讲究客观公正,讲究正确与错误的辩证。
可是很多人往往处在偏激的境地,总是用自己的想法来看待他人,来看待其他的事物,当然会产生偏激的想法。
小孩比较胆小,没来由地惧怕死人,怕坟地,不敢到坟地里去玩。
当然也有小孩比较大胆,聚在一起跑到坟地里玩。
大多数小孩都比较胆小,不敢到坟地去。
这算是感性的。
虽然并没有所谓的鬼神,但他们相信有,或者说从大人讲的故事知道有鬼神存在,听别人说鬼神,就认为鬼神真的存在。
这种想法都是感性的,如果小孩长大了,变得比较理性,成为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那么他不但白天敢去坟地,而且晚上也敢独自到坟地转一圈。
因为他不相信有鬼神存在,当然就敢独自到坟地去玩。
如果回到小时候,他是绝对不敢去的,让其他的小孩自己去,其他小孩也不敢去。
感性和理性的差别并不仅仅在于小孩和大人思维的差别,而在于一个人的精神成长的差别。
康德崇尚理性,认为理性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实际是没有纯粹理性的,理性只是相对于感性而存在的。
所谓的理性只是比较客观而已,或者说综合了多种条件做出的比较客观的判断。
大多数人都喜欢理性,不太喜欢感性,因为感性一般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甚至被他人引导,被他人玩弄。
小孩经常被大人哄骗,就是因为小孩比较感性,没有形成理性的思路,或者说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判断总会出现问题,于是大人就糊弄小孩。
小孩想吃糖葫芦,大人说吃了那个东西肚子疼。
小孩虽然没吃过糖葫芦,但听到大人的话就不敢吃了。
小孩虽然暂时相信大人的话,但仍然有一些怀疑,这就是他思想的进步。
当他看到别的小孩吃糖葫芦并不会肚子疼的时候,就会指着那个吃糖葫芦的小孩说,你吃糖葫芦,肚子会疼!那个小孩根本不信,倘若大人跟着,就会拆散他们。
倘若大人没跟着两个小孩,小孩就会辩论吃糖葫芦会不会肚子疼的问题。
认为吃糖葫芦会肚子疼的小孩有可能吃一个糖葫芦上面的山楂,看是不是肚子疼,如果不肚子疼,就证明大人说了谎话。
如果真的肚子疼,就证明大人没说谎话。
这是小孩理性成长的过程,并不会完全相信大人说的话,很有可能依从生理本能,想着吃糖葫芦。
小孩想吃糖葫芦的时候,算是一个感性的人,当他怀疑大人说的话,要验证大人说的话是否是真的,就变成了一个理性的人,起码在吃糖葫芦这件事上变得比较理性。
大人的思想成长也是如此,总是要自己验证一些事情的真伪,验证一些说法的真假。
可是这种验证要用科学的方法,而不能凭借自己感觉,有时候自己感觉是错的,却偏偏认为是正确的。

有人信仰神灵,认为信仰某个神就会获得福报,要给神灵定期上香,自己家米缸里的米就会增多,自己家银行里存的钱就会增多。
实际上只是一种骗人的说法,但很多人竟然盲目相信,就等于变成了感性的人,失去了理性的判断。
难道这些人就不去观察一下吗?有的真的去观察了,竟然发现真的多了,实际只是一种错觉。
米缸里的米多了是错觉,银行里的钱多了是有了利息,也幻化为一种错觉,在心理发展方面来看,是很正常的,但是按照客观的标准来判断,这种观察与辩证就是错误的。
玩文艺的人往往比较感性,有的创作的时候变得比较理性。
有的根本不创作,只是玩,不是吹笛子,就是弹钢琴,不是拉小提琴,就是说相声、演小品,或者演电影或电视剧,或者拍短视频,只是按照一定的套路来,当然就变得比较感性。
即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做了评委,要点评一些选秀的人物,也只是照着词说,或者说电视台提前给他们准备好了词,让他们照着词来评价,当然就显得比较理性。
实际他们肚里是草莽,没有多少文化水儿。
他们的点评算作一种表演,或者说照着台词来表演,演得惟妙惟肖,仍然是感性的。
很多演艺明星没有多少理论水平,或者说只会演戏,别的什么也不会。
虽然很多粉丝追捧他们,甚至他们能登上杂志的封面,但他们并不能引领时代风潮,或者说在知识和文化层面,他们还是一个小学生,比较感性。
人们购买某些商品,容易被资本影响,也就是容易被商家的促销套路影响。
一旦商家大发购物券,说要抢购某些商品,很多人就按耐不住,纷纷购买。
实际人们这种行为是被商家鼓动的,是感性的,很容易造成盲从的效应。
见一个买都去买,甚至没人买,自己就去买,以至于形成一种购买的习惯。
很多人经常到网上购买促销的商品,欲罢不能,甚至想剁手。
购买促销的商品其实是感性的,购买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种习惯,很难改变。
理性的人往往要改变这样的不良习惯,因为到网上买了很多认为便宜的东西,自己却用不到,送给亲人朋友,亲人朋友也不用,有时候竟然放坏了,还有的直接卖了破烂,等于造成了浪费。
不如需要什么就买什么,完全来得及,没必要提前购买,也没必要给亲人朋友购买一些东西。
就像现在的楼房和汽车一样,没必要听了商家的蛊惑就去购买,不然会沦为房奴和车奴。
如果十年以前购买房子的人没买,现在买,他们一定会很高兴。
因为很多楼房都跌价了,跌得房主叫苦不迭,有的降价几十万处理都卖不掉。
盲目跟风的行为一般都是感性的,而有自己的判断,或者说根据一些客观事实来判断,就是理性的。
当然所谓的客观事实一定是事实,而不是主观编造的,也不是随便打听的。

感性的人一般容易盲从,一般容易陷入主观主义境地,用自己的思想来揣测周围的世界。
理性的人不容易盲从,有自己的判断,但不根据客观事实来判断,也是感性的。
有时候人会处在感性和理性交织之中,难以判断。
尤其是一个人做了官以后,亲人求他办事,办的事是违规的。
那么他应该怎么办?办事是违规的,不办事,祖坟就有可能被刨了,回不了家了。
理性的官员一般会收钱办事,收一点钱,办了事,皆大欢喜,至于违规,不声不响就算了,根本查不出来。
谁想查就把钱交给谁,当然就查不出来了。
其实这样处理有失制度的公平与公正,或者说会损害制度的公平与公正。
可是有时候维护制度的人也贪污腐败了,那么制度的公平公正就沦为笑谈。
感性和理性就是这样拧巴。
一个人完全可以表现为感性,也可以表现为理性。
亲人死了,嚎啕大哭是感性,默默地吸烟是理性,转身离开自己玩去了,算是没心没肺。
社会中生存的人还是尽量理性一些,不要凡事都那么感性,不然就容易被人玩弄。
其中汉、唐、明都是大一统王朝。
但是有意思的是:为啥汉和唐都选择积极经营西域,而明朝却并没有? 哈密卫不等于整个西域 当然历史圈里的很多网民地理知识很差:比如以偏概全问题。
比如说起我们东北地区,很多人会说战国时期,燕国就经营辽东,借此证明关内势力对东北的开发很早,但问题是:整个东北不光辽东,还包括吉林和黑龙江。
来自长城以南的势力对吉林、黑龙江地区的开发,其实很晚了。
同样,很多人提起明朝时期的西域,往往会说明朝在西域设立哈密卫。
但问题是,整个西域地区太大了,哈密地区只是西域的很小一部分。
以上认知换个说法就好比:占领好望角就等于占领整个非洲,占领佛罗里达就等于占领整个美洲一样荒诞。
其实,我个人觉得, 明朝之所以没有如同汉、唐那样积极经营西域,根本原因在于动力和时机问题。
边患问题 汉朝、唐朝和明朝对西域的态度差异,和自身所处环境影响很大。
汉朝(这里指的是西汉)时期,汉主要的外患是匈奴。
汉朝是建立在秦末战乱基础上建立的。
所以汉朝初年需要休养生息。
不过到了汉武帝在位时期,汉朝虽然有了本钱反击匈奴,但此时匈奴的势力范围已经涵盖阴山南北、西域甚至原东胡故地,势力和体量很大。
这一点汉武帝也很清楚。
所以汉武帝在军事上和匈奴交战的同时,也派人到西域经营,目的是切断匈奴对西域、中亚地区的物资获得,削弱匈奴的实力——毕竟没了西域支持(包括西域通过中亚的商路获得的资源),匈奴啥也不是。
唐朝面临的边患主要是突厥和吐蕃。
当时西域在西突厥的控制之下。
唐朝为了避免西突厥对唐造成长期威胁,也担心西域落在吐蕃手里,会对唐朝的关中地区产生危害,于是唐才需要积极经营西域。
而明朝情况和汉唐截然不同。
明朝之前是元朝。
元和西域的统治者虽然都是蒙古人,但不是一波蒙古人:元的统治者(指的是忽必烈之后)是托雷的后代,而西域长期是察合台的后人当家。
元时期,元和察合台之间战争不断。
明朝建立初期,明主要的外患是北元及其后继者:朱元璋在位期间,明朝多次出击北元朝廷。
到了朱棣在位期间,朱棣为了证明自己做皇帝比朱允炆合适,也曾多次北伐蒙古各部。
对于明朝来说,最大的隐患是长城以北的蒙古人,而不是西域的蒙古人。
而西域的蒙古人也没有对明朝产生威胁。
所以明也不愿意节外生枝,在和长城以北蒙古人干仗的同时,平白无故增添一条战线。
3、交流问题 此外,交流问题也影响了三个朝代的态度不同。
汉、唐对外态度相对开放:尤其是唐朝。
所以汉、唐在军事因素之外,考虑到对外交流问题,汉和唐也积极乐意联络西域,沟通和外界的联系——西汉甚至还计划取道西南夷找到通往印度的道路。
而明朝相对内敛。
所以对打通西域的态度并不积极。
同时,因为明时期,海运比起汉唐也相对发达很多,所以和西亚的联系也并不高度依靠西域。
这些也是明朝对统治西域的热情约等于没有的根本原因。
它不仅仅是外族入侵的结果,更深层次地,是内部早已腐朽不堪的必然。
想知道这繁华一时的王朝,究竟是如何走向覆灭的吗?以下,我将尝试为你还原一个充满挣扎与错位的西晋图景。
最初的裂痕,早在曹魏时期就已经悄然出现。
政治的污浊如同毒菌,在权力的高层蔓延。
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穷人饿殪遍野,富人却在奢靡中沉沦。
而更危险的,是统治阶层内部的争斗。
以曹爽和司马懿为代表的两派,互相倾轧,像两只饥饿的猛兽,虎视眈眈。
公元249年,司马懿抓住一个绝佳的机会,发动政变,夺取了魏国政权。
那一刻,西晋皇权的基石,就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了。
司马懿去世后,他的儿子司马师接过了这柄充满血腥味的权杖。
司马师手段果断,废黜了曹芳,扶植曹髦。
然而,曹髦的挣扎最终换来的是惨死。
随后,司马昭继承了父辈的权位,西晋的政治,完全落入了司马家族的手中。
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会滋生腐败,正如禁锢在笼中的雄鹰,再也无法翱翔于天际。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西晋曾推行过占田制,试图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让荒地开垦起来,短暂地改善了农业经济。
然而,好景不长。
随后推行的户调制,却直接触动了豪门世族的利益。
他们或是隐瞒田地,逃避赋税,或是反对农民拥有土地,竭力维护自己的特权。
这就像在干涸的土地上浇灌毒水,看似能滋养生命,实则加速了它的衰亡。
司马炎登基之后,似乎汲取了曹魏权臣篡位的教训,采取了分封诸侯的策略,试图重现周朝的局面。
然而,历史的轨迹往往难以预料。
几年后,皇室的权威逐渐衰退,世家大族却日益贪婪放肆,奢靡之风盛行。
官员们不仅挥霍无度,更公然抢劫百姓,鱼肉乡里。
石崇做荆州刺史时,就曾肆意掠夺商人的财物,毫不手软。
司马炎本人也逐渐变得骄奢淫逸,沉溺于享乐,无暇顾及朝政。
他未能解决党派斗争、宗室权力膨胀以及外族内迁等问题,为日后爆发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埋下了祸根。
永嘉之乱无疑是西晋灭亡的导火索。
作为统帅的王衍,被胡人石勒俘虏。
石勒对这位名士十分敬佩,想听取他对西晋亡国的看法,希望能从中汲取教训。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王衍却以虚伪的辞藻为自己辩护,甚至为了讨好石勒,恬不知耻地建议他称帝。
石勒听后勃然大怒,斥责道:你身居高位,从小崭露头角到如今白发苍苍,如何能说你与朝政无关?西晋的灭亡,正是因为用了你这样的人! 那一刻,石勒的怒吼,仿佛是对西晋所有腐朽、虚伪、媚俗的官员的控诉。
永嘉之乱之后,西晋皇室已是风雨飘摇。
怀帝被匈奴人残忍杀害,他的侄子愍帝被拥立于长安。
但此时,权贵们早已纷纷逃往江南,西晋王朝名存实亡。
公元316年,匈奴兵攻入长安,俘虏了愍帝,西晋王朝宣告灭亡。
短短五十年光阴,王朝就如泡影般消失了。
表面上,西晋是亡于胡人之手,但实际上,它是在自身的腐败和内耗中,一步步走向了深渊。
从武帝篡魏到愍帝出降,西晋的覆灭,是其长期积弊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铁一般规律在作息。
西晋的教训,警示我们,一个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它的制度、道德,以及统治者的贤明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