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首次向俄罗斯提供重型导弹，会不会引来乌克兰的军事报复？

朝鲜对俄罗斯老大哥的帮助，可谓不遗余力，送兵员不说，还送武器装备。

近日，朝鲜再送重磅礼物，给俄罗斯送上重型弹道导弹，这些导弹战斗部载荷巨大，单枚打击威力接近六枚伊斯坎德尔导弹，射程可以覆盖乌克兰大片国土，基辅在内的多个核心城市都落入打击范围。

朝鲜此举，无疑会严重刺激到乌克兰。

雪中送炭的朝鲜，确实帮了俄罗斯的大忙，经过连年高强度作战消耗，俄军武器产能已经跟不上战场损耗速度。

重型弹道导弹属于稀缺资源，获取朝鲜的导弹补给，能够直接强化俄军对乌克兰纵深城市、桥梁、军工设施的摧毁能力。

而乌军这边，防空弹药持续紧张，面对俄军大规模导弹突袭，拦截成功率持续承压，本土基础设施、能源枢纽持续承受巨大损失。

乌克兰会不会对朝鲜发动军事报复，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既然朝鲜帮俄罗斯打仗，乌克兰就该打回去。

现实层面，这件事的操作门槛极高，真正付诸实施的概率很低。

乌克兰手里，没有能够直接打到朝鲜本土的远程打击武器。

乌克兰现有远程导弹，不管是西方援助的风暴之影，还是自研导弹，射程上限，不足以跨越数千公里，打击远在东北亚的朝鲜领土。

想要攻击朝鲜，只有两种路径：一是借用北约国家的领土，发射导弹，二是委托美国直接动手。

第一种路径，北约国家绝对不会同意。

一旦允许乌克兰利用本国领土发起对第三国的进攻，北约就等于正式下场参战，直接把整个北约集团卷入一场全球性冲突，欧洲各国不会愿意承担这种毁灭性风险。

北约的底线，是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绝不允许乌克兰借助北约领土，主动对冲突以外国家发起进攻。

第二种路径，寄希望美国出手，这更不现实。

乌克兰可以喊话呼吁美国打击朝鲜，但美国有自己完整的利益算盘，不会单纯为了乌克兰的诉求，主动开启一场全新战争。

所以，乌克兰最多只能实施舆论层面的报复，公开谴责朝鲜，推动联合国层面追加制裁，把朝鲜援俄的证据对外公布，在国际舞台上孤立平壤。

真正跨大洲的军事打击，乌克兰是没有能力完成的，其他国家也不可能下场施以援手。

当然，对于朝鲜的行为，美国也不会坐视不管，而且美国一直都在监视朝鲜的军事行动，他们刚刚监测到朝鲜有57枚核弹，这才是美国真正关注的核心点。

至于重型导弹运往何处，美国并不关心，峺 不会干预。

朝鲜持续给俄罗斯输送重型导弹，输出军事人员，美国必然会做出强硬回应，但直接军事进攻朝鲜本土，几乎不会发生。

美国常年在全球发动军事行动，伊拉克、利比亚、南联盟都经历过美军直接打击。

面对伊朗，美军也敢于实施定点清除，空袭伊朗海外军事据点。

可面对朝鲜，美国始终停留在制裁、大规模军演、外交施压这套手段，就算朝鲜多次试射洲际导弹，进行核试验，美方口头警告不断，始终回避直接开战。

核心原因，在于朝鲜成熟的核反击体系。

各方估算朝鲜核弹头数量区间在六十枚到一百二十枚，特朗普也公开提及朝鲜拥有五十七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

就算数字存在浮动，核心事实不会改变，朝鲜已经具备二次核打击能力。

火星15、火星17洲际导弹射程覆盖美国全境，华盛顿、纽约等核心城市全部落入打击半径。

朝鲜重型导弹交付俄罗斯，美国会升级制裁与军事威慑，但不会贸然开启对朝鲜的战争。

核武器带来的现实威慑，死死框住大国的行动边界。

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正在持续向外扩散，第三方国家卷入的程度越来越深，但每一个大国都会极力避免冲突扩散到自己的国土之上。

乌方称乌军使用“星盾”卫星通信系统仍被限速

23日，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称，截至当天上午，使用“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的乌军终端移动速度仍受到限制。

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称，乌国防军和国防部一直在监视和记录“星链”和“星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状况。

23日上午，使用“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的乌军终端在时速达到161公里时通信中断，因此“目前不能确认（美方）已取消限制”。

乌总统泽连斯基16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说，美国“星链”使用限制影响乌军拦截俄罗斯无人机的能力。

同日，美国总统强调，他没有限制乌克兰使用“星链”服务，他也不认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对此负有责任。

马斯克此前表示，乌克兰使用的“星盾”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

据美国方面20日消息，马斯克上周作出限速决定，并就此与特朗普进行过讨论。

据美国方面22日消息，特朗普21日致电马斯克，要求他解除对乌克兰境内“星链”卫星通信系统军事化版本的相关限制。

据美国和乌克兰官员透露，在两人通话后，“星链”系统22日恢复较为正常的运行。

不过，有乌克兰官员称，该系统尚未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

玉渊谭天丨“中国AI禁令”是怎么回事

这两天，有一个说法在市场和境外的政策研究圈层流传：中国是不是要关上AI技术出口的大门了？ 这个疑问，可以追溯到10月16日。

当天，商务部、科技部就修订《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有23项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包括大模型、智能体、算力集群、信息处理等。

《目录》出来后，一些人提出了疑问：中国强调技术开放，怎么突然要给AI加上“出口限制”了？这次是不是政策转向的信号？ 谭主了解到，政策公布以来，DeepSeek、MiniMax两家头部企业已顺利履行登记手续，并完成开源和海外授权使用。

而今年上半年，相关部门就开始酝酿本次《目录》的征求意见稿，并且事前广泛组织了研究机构、行业组织、业内头部企业开展深入评估。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刘婧、刘红梅律师参与了这些讨论。

她们和谭主分享了一个细节：对比几个月前的初稿，AI领域部分技术条目的控制要点一直在跟着行业的最新发展调整。

当时企业在会上提的很多关切和建议，都很好地体现在了这次发布的政策中。

现在他们更关心的，是后续有没有更明确的操作指引。

另一个细节是，商务部在相关答问中，对“什么不管”的解释，明显比对“什么要管”的解释更多、更具体。

从这也能看出，《目录》的核心是划定边界，而非单纯限制AI技术对外出口。

谭主也梳理出了几个关键点，带大家看懂这套规则是怎么回事。

这套规则 到底管什么？ 不做技术的人，很容易把“技术出口”和“产品出口”混为一谈。

有人可能会问，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等，属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答案很明确：不算。

这次重点监管的，主要是三类情况： 第一，数据安全。

利用我国核心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禁止出口；利用重要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限制出口。

简单来说，只要模型训练过程涉及国家数据安全的关切，无论模型本身是大是小、参数多少，都要受到出口约束。

第二，敏感用途。

比如，达到一定性能的智能体技术，本身是拟限制出口的；但如果这项技术被专门或主要用于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防军工、核心政务等高敏感场景应用，性质就变了，直接升级为拟禁止出口。

这里传递的逻辑很明确：同一项技术，用在哪里、为谁服务，决定了它面临多严格的监管。

第三，算力底座。

像人工智能处理芯片设计技术，用于大规模智能算力集群的片间或节点间高速互连技术等，都拟被纳入出口管理。

这属于AI关键物理基础设施层面的技术。

看完这三点就能明白，这套规则管的是技术底层逻辑。

企业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本地端侧轻量化部署等情形，都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简单说，AI企业该做的商业化，照样做。

等相关措施正式落地后，绝大部分人工智能技术仍可以自由出口。

考虑到国际合作的现实需要，《目录》还设置了两类便利情形。

一类是开源技术和特定国际业务。

对人工智能类技术开源、中国企业在境外自建自营算力中心、赴境外开展芯片流片制造、利用境外资源开展联合研发、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情形的技术出口，适用自动许可等便利措施，基本实现“即报即出”；对已通过开源、发表学术论文等方式进入公共领域的相关技术，拟不纳入出口管理范围。

另一类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对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员间开展能力建设国际合作、技术共享和规则共建所需的技术出口，将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

刘红梅告诉谭主，新规生效后，禁止出口类的技术不得出口；限制出口类的技术，企业可以向主管部门提交申请、争取获得许可，不会打乱企业原本的海外布局和商业规划。

这也印证了国内“鼓励开放”的立场。

企业面对新规，仍然可以保持从容。

为什么现在推这套规则？ 放到全球来看，美国的做法和中国是很鲜明的对照。

过去几年，美国围绕AI出口，形成了两套思路。

一是按国家区别对待。

2025年1月，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人工智能扩散框架》，曾设计对先进计算芯片和部分先进模型权重，依据目的地地区的“敏感性”等实行管理，严控先进AI能力流向特定主体。

二是按阵营划分圈子。

Anthropic的CEO就提出过一种“联盟策略”：联合一批“民主国家”组成小圈子，控制AI技术供应链，拉拢更多国家入伙，孤立对手。

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谁掌握最先进的AI，谁在规则制定上就更有优势。

所以美国一边守住前沿技术的门槛，一边按照国家和对象区别设限，以此稳住自身优势。

但中国走的并不是这条路。

此次修订是依法依规进行的常态化工作。

自2001年以来，中国已经多次调整修订《目录》。

谭主了解到，管理的重点，是技术出口行为，而不是技术本身。

这种思路，就要求政策把管控标准拆解得足够细致，变成客观、能够量化的条款。

为什么中国能这么干？ 既然标准要细化、要客观，“风险评估”这件事就必须做到可以独立验证。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命题： 谁有能力评估风险、执行治理？ 对这个问题，美国预设的前提是，技术能力只有攥在少数人手中，才能保证安全。

但站在技术发展的角度，领先者在训练前沿大模型时确实占优势，但开源的发展，正在从根源上动摇这个前提。

首先，训练大模型门槛很高，但做安全测试的门槛并没有那么高。

据行业估算，训练顶级大模型动辄需要投入数万张算力卡，但想要评估它的安全风险，完全不需要再砸重金从头训练。

这就打破了“只有技术领先者才有资格做风险审查”的认知局限。

更多研究机构乃至政府部门，都有条件对大模型进行安全测试、复现安全问题。

其次，依托开源，治理能力正在快速普及。

开放权重后，模型不再完全是“黑盒”。

全球的安全研究者、中小型技术团队，都能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去打磨安全工具。

既然能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规则设计就可以追求更精准的落地效果。

这次推出出口前登记的临时管理措施，目的就是提前掌握有关技术出口需求情况，让监管更加科学。

且为了给企业一套清晰统一的判断标准，《目录》里还设置了明确的量化指标：比如计算量超过10²⁶次浮点运算、参数超过2万亿、能力达到全球前十的水平等。

这样一来，企业不用再去揣测监管方向，政府也能把有限的行政资源对准真正存在风险的环节。

为什么建设技术进出口管理制度？ 过去面对外部技术封锁，我们更多是防守。

但随着中国走向越来越多技术领域的前沿，如何管理技术就成了新课题。

在这种角色转变当中，如何避免影响正常的商业合作，是此前没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次政策调整，重点不在于“管住了几项技术”，而是要把技术进出口管理，建设成一门可以精细运作的国家能力 未来，它将从两个层面支撑我们参与全球技术博弈： 微观层面，实现定向拦截。

国际技术领域的博弈依然存在暗流，防范核心技术被非法转移、遏制敏感技术通过商业合作伪装外流的压力始终存在。

这套管理机制，能够让监管部门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商业网络中，精准识别并切断那些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技术转移。

宏观层面，形成规则塑造的能力。

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通过建立透明、非歧视且基于客观技术指标的管理标准，中国的规则可以为国际技术治理提供参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借助多边平台，与各方共同探讨AI治理的边界。

当这套规则逐步被更多的多边合作机制所认可或对接，中国就能在全球技术博弈中，拥有更多制度层面的话语权。

眼下国内的AI技术、数字服务正在加速出海。

这份技术目录，只是中国补全技术进出口管理短板的一小步。

但它指向的方向很明确：在同一套制度框架里，安全底线与开放合作，完全可以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