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拢澳印动作频频，日本野心昭然若揭
高市内阁这一系列动作正是为走新型军国主义道路进行的铺垫。
8月17日至21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接连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重点围绕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军工产能跨境协作、高层防务机制搭建等实质性内容展开。
日本近来在拉拢澳印方面动作频频，企图将澳印纳入日本主导的所谓“印太包围圈”的野心昭然若揭。
防务领域算计
此次小泉出访涉及的内容，背后都有日本在防务领域的算计。
首先是强化远程打击能力。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文规定放弃战争手段和保持战争力量，使日本在进攻性作战能力方面受到限制。
为此，日本近年来不遗余力发展导弹力量，其中突出的代表就是已经列装的25式反舰导弹和25式高超声速导弹。
然而，日本毕竟是一个纵深短浅的岛国，国内任何一点距离海洋都不超过100公里，因此在发展导弹力量方面受到地理的严格限制。
小泉在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的闭门会谈中，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澳大利亚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
澳大利亚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大利亚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从而大幅度提升日本的远程打击能力。
其次是推动武器装备出口。
日本将军舰作为装备出口的拳头产品，此次小泉访澳，双方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大利亚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
此外，新西兰也透露出对该型号护卫舰的采购意向。
小泉与马尔斯和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磋商日本向新西兰提出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出口方案。
军火贸易是特殊性质的商业行为，政治属性极强。
武器装备是军事思想的物化，接受一国的武器装备就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该国的军事学说、作战理念和后勤标准。
日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潜移默化地提高自身在海权战略棋盘中的影响力。
布局“印太”地区
结束访澳行程后，小泉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首次会晤。
小泉进次郎与辛格。
图源：GJ
日印双方签署了有关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的备忘录，将推进舰艇维修、港湾使用以及部队间交流。
会谈后发布的联合备忘录明确写道，为加强合作，双方将探索共同开发印度海军舰艇建造和设计的可能性。
双方还同意在信息共享、海军演习、舰船维修及后勤支援等作战层面深化协作，并探讨了“日本技术”与“印度制造”的合作可能。
日本也寻求向印度出口武器或武器技术，据悉双方确认将加快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上搭载的通信天线“独角兽”。
双方还同意加快讨论，争取年内举行旨在加强两国关系的外长和防长2+2磋商。
小泉此次对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访问，正是日本系统性军事松绑背景下全方位布局“印太”地区的一次重要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小泉此次访问是在印度总理莫迪7月会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之后进行的。
高市亲赴印度，大肆兜售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试图将印度深度绑定在日本的地缘战略框架内。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已经开始谋求修宪，高市内阁这一系列动作正是为走新型军国主义道路进行的铺垫。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然而日本政府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出品 深海区工作室
撰稿 杨震（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玉渊谭天丨“中国AI禁令”是怎么回事
这两天，有一个说法在市场和境外的政策研究圈层流传：中国是不是要关上AI技术出口的大门了？ 这个疑问，可以追溯到10月16日。当天，商务部、科技部就修订《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有23项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包括大模型、智能体、算力集群、信息处理等。
《目录》出来后，一些人提出了疑问：中国强调技术开放，怎么突然要给AI加上“出口限制”了？这次是不是政策转向的信号？ 谭主了解到，政策公布以来，DeepSeek、MiniMax两家头部企业已顺利履行登记手续，并完成开源和海外授权使用。
而今年上半年，相关部门就开始酝酿本次《目录》的征求意见稿，并且事前广泛组织了研究机构、行业组织、业内头部企业开展深入评估。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刘婧、刘红梅律师参与了这些讨论。
她们和谭主分享了一个细节：对比几个月前的初稿，AI领域部分技术条目的控制要点一直在跟着行业的最新发展调整。
当时企业在会上提的很多关切和建议，都很好地体现在了这次发布的政策中。
现在他们更关心的，是后续有没有更明确的操作指引。
另一个细节是，商务部在相关答问中，对“什么不管”的解释，明显比对“什么要管”的解释更多、更具体。
从这也能看出，《目录》的核心是划定边界，而非单纯限制AI技术对外出口。
谭主也梳理出了几个关键点，带大家看懂这套规则是怎么回事。
这套规则 到底管什么？ 不做技术的人，很容易把“技术出口”和“产品出口”混为一谈。
有人可能会问，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等，属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答案很明确：不算。
这次重点监管的，主要是三类情况： 第一，数据安全。
利用我国核心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禁止出口；利用重要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限制出口。
简单来说，只要模型训练过程涉及国家数据安全的关切，无论模型本身是大是小、参数多少，都要受到出口约束。
第二，敏感用途。
比如，达到一定性能的智能体技术，本身是拟限制出口的；但如果这项技术被专门或主要用于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防军工、核心政务等高敏感场景应用，性质就变了，直接升级为拟禁止出口。
这里传递的逻辑很明确：同一项技术，用在哪里、为谁服务，决定了它面临多严格的监管。
第三，算力底座。
像人工智能处理芯片设计技术，用于大规模智能算力集群的片间或节点间高速互连技术等，都拟被纳入出口管理。
这属于AI关键物理基础设施层面的技术。
看完这三点就能明白，这套规则管的是技术底层逻辑。
企业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本地端侧轻量化部署等情形，都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简单说，AI企业该做的商业化，照样做。
等相关措施正式落地后，绝大部分人工智能技术仍可以自由出口。
考虑到国际合作的现实需要，《目录》还设置了两类便利情形。
一类是开源技术和特定国际业务。
对人工智能类技术开源、中国企业在境外自建自营算力中心、赴境外开展芯片流片制造、利用境外资源开展联合研发、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情形的技术出口，适用自动许可等便利措施，基本实现“即报即出”；对已通过开源、发表学术论文等方式进入公共领域的相关技术，拟不纳入出口管理范围。
另一类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对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员间开展能力建设国际合作、技术共享和规则共建所需的技术出口，将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
刘红梅告诉谭主，新规生效后，禁止出口类的技术不得出口；限制出口类的技术，企业可以向主管部门提交申请、争取获得许可，不会打乱企业原本的海外布局和商业规划。
这也印证了国内“鼓励开放”的立场。
企业面对新规，仍然可以保持从容。
为什么现在推这套规则？ 放到全球来看，美国的做法和中国是很鲜明的对照。
过去几年，美国围绕AI出口，形成了两套思路。
一是按国家区别对待。
2025年1月，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人工智能扩散框架》，曾设计对先进计算芯片和部分先进模型权重，依据目的地地区的“敏感性”等实行管理，严控先进AI能力流向特定主体。
二是按阵营划分圈子。
Anthropic的CEO就提出过一种“联盟策略”：联合一批“民主国家”组成小圈子，控制AI技术供应链，拉拢更多国家入伙，孤立对手。
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谁掌握最先进的AI，谁在规则制定上就更有优势。
所以美国一边守住前沿技术的门槛，一边按照国家和对象区别设限，以此稳住自身优势。
但中国走的并不是这条路。
此次修订是依法依规进行的常态化工作。
自2001年以来，中国已经多次调整修订《目录》。
谭主了解到，管理的重点，是技术出口行为，而不是技术本身。
这种思路，就要求政策把管控标准拆解得足够细致，变成客观、能够量化的条款。
为什么中国能这么干？ 既然标准要细化、要客观，“风险评估”这件事就必须做到可以独立验证。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命题： 谁有能力评估风险、执行治理？ 对这个问题，美国预设的前提是，技术能力只有攥在少数人手中，才能保证安全。
但站在技术发展的角度，领先者在训练前沿大模型时确实占优势，但开源的发展，正在从根源上动摇这个前提。
首先，训练大模型门槛很高，但做安全测试的门槛并没有那么高。
据行业估算，训练顶级大模型动辄需要投入数万张算力卡，但想要评估它的安全风险，完全不需要再砸重金从头训练。
这就打破了“只有技术领先者才有资格做风险审查”的认知局限。
更多研究机构乃至政府部门，都有条件对大模型进行安全测试、复现安全问题。
其次，依托开源，治理能力正在快速普及。
开放权重后，模型不再完全是“黑盒”。
全球的安全研究者、中小型技术团队，都能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去打磨安全工具。
既然能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规则设计就可以追求更精准的落地效果。
这次推出出口前登记的临时管理措施，目的就是提前掌握有关技术出口需求情况，让监管更加科学。
且为了给企业一套清晰统一的判断标准，《目录》里还设置了明确的量化指标：比如计算量超过10²⁶次浮点运算、参数超过2万亿、能力达到全球前十的水平等。
这样一来，企业不用再去揣测监管方向，政府也能把有限的行政资源对准真正存在风险的环节。
为什么建设技术进出口管理制度？ 过去面对外部技术封锁，我们更多是防守。
但随着中国走向越来越多技术领域的前沿，如何管理技术就成了新课题。
在这种角色转变当中，如何避免影响正常的商业合作，是此前没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次政策调整，重点不在于“管住了几项技术”，而是要把技术进出口管理，建设成一门可以精细运作的国家能力 未来，它将从两个层面支撑我们参与全球技术博弈： 微观层面，实现定向拦截。
国际技术领域的博弈依然存在暗流，防范核心技术被非法转移、遏制敏感技术通过商业合作伪装外流的压力始终存在。
这套管理机制，能够让监管部门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商业网络中，精准识别并切断那些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技术转移。
宏观层面，形成规则塑造的能力。
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通过建立透明、非歧视且基于客观技术指标的管理标准，中国的规则可以为国际技术治理提供参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借助多边平台，与各方共同探讨AI治理的边界。
当这套规则逐步被更多的多边合作机制所认可或对接，中国就能在全球技术博弈中，拥有更多制度层面的话语权。
眼下国内的AI技术、数字服务正在加速出海。
这份技术目录，只是中国补全技术进出口管理短板的一小步。
但它指向的方向很明确：在同一套制度框架里，安全底线与开放合作，完全可以共存。
关键元素库存即将耗尽，日本为了稀土供应，把美国请出来赶紧劝劝中国
近日，英国《金融时报》发出警报称，日本关键稀土元素钇的库存仅能支撑几个月，部分企业甚至可能在年底前陷入供应困境。为了破解这一瓶颈，日本政府决定向美国求援，希望华盛顿能够劝说中国放宽出口限制，以保护其工业运转和国家安全。
这一请求不仅揭示了日本对稀土资源的依赖，还反映出复杂的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背景。
从数据上看，中国对于日本的稀土出口显著减少：2026年前九个月，中国对日本的氧化钇出口量锐减至18吨，较去年同期的888吨降幅高达98%。
这鲜明的数据变化不仅让日本企业捏了一把冷汗，也暴露出当前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
日本企业面临的现实是，面对急剧下降的原材料供应，如何保证生产线的持续运转成为了命悬一线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呼叫美国似乎是日本的无奈之举，但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短期的救援。
日本渴望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而美国正是其最重要的安全伙伴。
这种伙伴关系尤为紧密，在半导体、航空航天以及汽车制造等领域，两国企业已有深入合作。
因此，确保钇的稳定供应不仅关乎日本自身的经济利益，更关乎美国企业的生产安排。
日本希望通过寻求美国的帮助，让两国共同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明确指出，中国实施的稀土出口管制是基于法律与安全考量，特别是为了应对日本在军事领域的扩张。
中国对于日本“再军事化”和发展核武器的担忧，显示出其在对外经济政策中的战略考量。
在这一背景下，即便日本求助美国，想要推动中国放宽出口限制，也并非易事。
中国对稀土产品的出口许可管理严格，任何出口行为都需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即使美国和日本在稀土采购方面加强合作，始终绕不开与中国的直接沟通。
日本企图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也保持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这确实是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平衡。
在美国政府的视角下，虽然日本的请求受到了重视，但实际行动却需谨慎。
特朗普政府必须首先考虑的是美国本国企业的需求和国家利益。
在考虑与中国的贸易问题时，美国也必然无法一味支持日本的请求；毕竟，美国也需要保障自己企业获得关键原材料。
在这样的多重牵扯下，日美的合作在稀土领域虽有潜力，却不能简单化为“美国说话，中国就会听”。
美国企业的参与与反馈也将影响局势发展。
如果因为稀土短缺导致日本企业交货延迟，进而影响美国客户的生产安排，美国企业可能会迫切要求政府介入。
然而，企业面临的问题与政府处理的安全问题之间并不完全重合，它们在策略和优先级上会有所差异。
日本的钇库存危机不仅是当前经济问题的反映，更是其长远发展战略中亟需解决的一道难题。
面对短缺的威胁，日本政府必须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比如积极寻找其他合格的供应来源，以及改善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在此过程中，建立更直接和高效的沟通渠道尤其重要，以减少正常民用交易受到的不确定性。
在全球市场上，稀土的供应链显得尤为脆弱，而发展新的优质采矿与加工渠道需要时间和投资。
尽管美国拥有强大的工业和科技能力，但建立一个稳定的稀土供应链不会是一朝一夕之功，快速弥补供应缺口更是难上加难。
在全面考量的基础上，日本要想摆脱稀土危机的阴影，最终依靠的仍是与中国在资源供应上的稳定关系。
尽管当下的局势复杂多变，但习惯了在紧张局势中博弈的国际社会，也许有一天会在利益的交换与合作中找到新的平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