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6日,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通报,一批内地进口的君乐宝预包装纯牛奶因菌落计数不符合香港《奶业规例》法定标准,被判定为不合格。
涉事产品为1公升装纯牛奶,产地内地,最佳食用日期至2026年12月6日,进口商为君乐宝(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食安中心在进口环节随机抽取4份样本检测,结果显示菌落数量均达到或超过10个,超出法定限值。
目前所有涉事批次产品已全面封存于进口商仓库,全程未流出、未上架销售,未对香港消费市场造成实际影响。
食安中心已临时撤销该进口商对应此款产品的进口销售许可,并强调仅针对涉事批次,市面上在售同类产品不受影响,消费者无需过度恐慌。
君乐宝回应称,已接获通知并将上报相关问题,配合调查。
事件引发香港消费者对产品流向的关注,不少市民呼吁封存产品应公开销毁,防止更换包装后重新流入市场。
同时,内地同款产品的质量安全亦成为舆论焦点。
目前,香港食安中心已将事件列入恒常监测报告,并保留进一步追责权利。
君乐宝尚未公布具体整改方案。
当年野心的日本为了自身的利益,竟然将琉球一分为二,要将一部分给清朝,剩下的自己占领。
后来,大清在权衡了日本的提议后,直接拒绝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日本的“让利”陷阱 要了解那一历史事件,还得从琉球说起。
说到琉球,最早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与我国的联系,最早可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
公元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后,派遣使者抵达琉球,后中山王察度随即遣使赴南京朝贡。
此后明清两朝五百余年里,琉球始终将我国视为宗主国,接受着我国的册封和维持着对我国的朝贡。
当时琉球的新王继位,必须等待中原王朝的册封使到任,王位才算名正言顺,两国之间的朝贡贸易、文化交流也从未中断。
但那种以礼制为核心的宗藩关系,只是一种从属关系,并不直接参与琉球的领土管辖。
可到了1609年,日本为了扩张自己的领土,竟然开始觊觎琉球。
后来派“萨摩藩”出兵攻入琉球,迫使琉球在向我国朝贡的同时,也向日本纳贡称臣,形成了特殊的“两属”状态。
那种状态前后维持了200余年,直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迅速崛起,野心也越来越大,开始有了将琉球占为己有的念头。
1872年,日本单方面将琉球改为“琉球藩”,1875年禁止琉球继续向清朝朝贡。
到了1879年,更直接派出军队包围琉球首里城,将国王尚泰强行掳往东京,传承数百年的琉球王国就此灭亡。
日本吞并琉球后,深知清朝不会轻易承认既成事实。
于是找到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借着他访华的机会,希望他能调停一下与大清的关系。
为此,日本趁机炮制出了分割琉球的方案,即“分岛、改约”方案。
那一方案的核心有两点: 其一,日本允诺将琉球群岛南部的宫古岛、八重山岛划归中国管辖。
其二,作为对价,大清必须修改中日《通商章程》,给予日本“一体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并允许日商进入中国内地贸易。
日本这一举措的意图十分明显: 他们想以贫瘠偏远的南岛小利,换取清廷对其吞并琉球主体事实的默认,同时打开中国内地市场的大门。
对于日本而言,宫古、八重山二岛孤悬海外,距离日本本土遥远,且经济价值有限,舍弃它们以换取在华巨大商业利益与领土合法化,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李鸿章的拒绝 当时面对日方的提案,清廷内部出现了分歧。
其中,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可借此机会联日防俄,不妨接受日方条件,尽快了结了“琉球案”。
但是,当时负责对日交涉的李鸿章却直接拒绝了。
为此,后世常讨论说,是李鸿章嫌弃琉球南端的岛屿太过贫瘠了,所以拒绝了日本人的提议。
其实背后的原因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要是将那一选择放在1880年的历史背景下,就会理解李鸿章的选择。
以文史君之见,至少有三方面的考量: 1、接受分岛即等于承认日本吞并琉球的合法性,违背了清朝作为宗主国的道义责任。
这从李鸿章在给zong理衙门的函件及与格兰特的会谈中可见一斑。
当时李鸿章反复强调道,中国在琉球问题上“所争者土地,不专为朝贡”,关键在于日本“无故废灭”琉球王国,违背了国际公法。
琉球自明洪武年间起便奉中国正朔,历代国王受中国册封,那种宗藩关系维系了数百年。
若清廷为了得到两座贫瘠小岛而在一纸条约上签字,便等同于亲手在法理上放弃了琉球全境,坐实了日本侵略的成果。
那不仅会让清朝在朝鲜、越南等其余藩属国面前威信扫地,更会动摇整个宗藩体制的根基。
2、琉球使臣的血谏,让李鸿章无法背负“弃球”的骂名。
1880年,琉球国陈情通事“林世功”为了给琉球争取最后的希望,在北京zong理衙门前挥刀自刎,以死请求清廷拒绝日本的“分岛”方案、保全琉球社稷。
那一刻,林世功的绝命诗与鲜血,将李鸿章推向了道德审判席。
如果接受南岛,琉球国王尚泰将被安置于宫古、八重山的小岛之上,不仅无法维持体面,琉球国作为独立政治实体的历史也将彻底终结。
后来,清廷内部坚持“存球祀”的声音因此占据上风,为此李鸿章果断地做出了拒绝日本提议的举措。
3、李鸿章对日本扩张野心的清醒认知以及对“改约”后果的警惕。
此前李鸿章与日本交往过多次,甚至日本人的野心。
他清楚的明白,日本是以“分岛”为饵,真正垂涎的是“改约”带来的在华特权。
一旦大清在条约上签了字,日本商民将得以深入我国内地,享有与西方列强同等的侵略权益。
李鸿章深知,为了几座无法驻防、难以有效管辖的孤岛,而将整个中国的内地市场向日本敞开,是极其得不偿失的。
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对于依靠一纸条约约束日本并无信心。
后来在接受格兰特调停时,李鸿章便流露出对日本“藐视公法”的担忧,认为即便签约,日本也未必会信守承诺。
再往后,由于清廷最终拒绝在“分岛改约”草案上签字画押,日本公使宍户玑悻悻归国,最后交涉以决裂告终。
此后,随着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的相继爆发,清廷自顾不暇,琉球问题便被长期搁置。
但是,大清的拒绝签字却印证了一件事,那就是中国从未在法律上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包括中北部)的主权占有。
甲午战败后,台湾被割让,清朝彻底丧失了在琉球问题上对日交涉的筹码,但中日之间关于琉球归属的条约始终付之阙如。
正如后世学者所指出的,琉球案在清末始终是一个“悬案”。
李鸿章当年的“不要”,固然有实力不济的无奈,但他拒绝以出卖琉球主体与内地利权为代价换取南岛小利的决策,在客观上为后世留下了琉球地位未定的历史与法理空间。
那段“大清不要”的往事,折射的是一个衰朽帝国在列强环伺下,试图在道义颜面与现实利益之间寻找最后一丝平衡的艰难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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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号金刚计划,一万六千多名大陈百姓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海岛,远赴台湾。
当年很多人以为只是短暂逃难,盼着早日返乡,却没想到海峡相隔,一别就是数十年。
一、一江山岛解放,大陈岛门户洞开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作战,一举攻克了大陈岛北方的重要屏障——一江山岛。
一江山是大陈岛的北部屏障,这一失守,大陈岛彻底暴露在解放军火力之下,防守已经没有现实可能。
国民党当局内部研判,大陈守不住;美国方面也拒绝直接出兵协防大陈。
在美台协商之下,敲定撤退方案,代号金刚计划,由蒋经国亲自赴大陈岛现场指挥,计划把岛上驻军、全部平民一并撤离,迁往台湾地区。
二、金刚计划下的举岛迁徙1955年2月8日‑12日,撤退正式执行,台湾当局不仅派出了其海军最精锐的指挥官以及几乎全部主力舰艇,总计56艘;而美军第七舰队则派出了包括航空母舰、重型巡洋舰、驱逐舰、各型运输舰在内的57艘舰艇。
当时岛上绝大多数是世代捕鱼为生的普通渔民,很多人并不想离开故土。
国民党当局下达命令:岛上居民必须全部随军撤离,不许留下一人。
1955年2月9‑14日,共计16487名大陈及附属岛屿居民,分批乘船抵达台湾基隆港,从此背井离乡,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海岛。
老百姓来不及收拾家产、来不及告别祖坟、来不及带走祖辈基业。
不少人临走前在门板写下“暂时离开,很快回来”,心里以为只是短暂逃难。
三、抵达台湾之后来到台湾之后,这批人被称为“大陈义胞”,初期安置条件十分艰苦。
先临时安置在学校、礼堂,几十人挤在一处;之后当局在基隆、宜兰、花莲、台东、高雄、屏东等12个县市,兴建了35个专门的住宅区,称为“大陈新村”。
大陈人讲台州方言,既不通国语,也不会闽南语,在当地很难融入,早期形成相对封闭的社群。
由于居住相对集中,大陈人在新家园里较好地保留了来自浙江台州地区的方言、食饼筒、年糕等饮食习惯以及渔师庙等民间信仰,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群落。
随着时代变迁,第一代大陈人渐渐老去,后代在台湾落地生根,如今大陈后裔总数约十几万,很多人依旧保留着台州的乡土记忆,保留着家乡的习俗、方言记忆。
四、两岸解冻之后,回乡寻根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大批大陈后代终于能够回到台州大陈岛寻根祭祖。
近些年,回乡寻根的,早已不只是当年的迁台亲历者。
大量二代、三代、四代大陈后裔组团回岛。
每年台州、大陈岛都会举办两岸大陈乡情文化交流、故土行、青年故乡行活动。
有人抄写族谱、记录乡情,把大陈故事带回台湾、代代传承。
大陈义胞经过两代、三代繁衍,涌现出不少政界、民间社团、商界知名人士,多数都曾回台州大陈岛寻根祭祖。
除了叶匡时、罗智强、徐庆元、梁文杰、柯受良、胡志伟,你还知道哪些生活在台湾的大陈岛后裔? 这一段历史,不只是军事撤退,更是无数普通家庭悲欢离合的缩影,也成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一段历史见证。
庆幸的是大陈岛在1956年迎来了青年志愿垦荒队,开启了重获新生的垦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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