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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约涉县赤岸,探寻129师红色基因

来源:网络 编辑:小彩 更新:2026-10-12

河北涉县,地处太行山谷,境内清漳河穿境,古时百姓往来多涉水过河,因此得名涉县。

1940年6月,八路军129师司令部进驻涉县,至1945年底撤离,驻扎近六年,是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

八月处暑,借到邯郸讲学之际,我专程赴涉县“红色之约”,探寻129师的红色基因。

八路军番号的由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达成合作,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蒋介石不愿给予中央军序列,调出闲置旧番号,将红军授予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115、120、129三个主力师。

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副总指挥。

国民党军队的番号由军政部统一管理,部队裁撤后号码入库备用。

第八路军原本是北伐时粤系李济深部队的番号,1930年撤销。

115、120、129师,原是东北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整编东北军,将这三个师番号撤销,收回国民政府封存。

115师(林彪、聂荣臻)挺进晋东北,首战平型关。

主要任务是开辟晋察冀、山东根据地。

120师(贺龙、关向应)驻守晋西北,拱卫陕甘宁边区北门。

核心任务是保卫黄河防线,屏障党中央延安,兼顾开辟晋绥根据地,承担西北方向防御。

129师(刘伯承、邓小平)开赴晋东南太行山区,开辟晋冀鲁豫根据地。

面向中原,向南辐射冀豫,是挺进中原、战略反攻的主力。

八路军改编后仅仅二十多天,全国军队重新编组战区,八路军划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称集团军总司令部。

但“八路军”叫法已经在民间广泛传开,群众习惯沿用。

我党对外正式行文可用18集团军,但敌后根据地、老百姓普遍称八路军,这个名字就此载入史册。

129师为何进驻涉县?

1939年后,日军加紧对华北平原实施疯狂大扫荡,原设于邢台一带的129师师部,平原回旋空间狭小,极易遭合围。

刘伯承、邓小平经过审慎研判,最终把指挥中枢选定在涉县。

从地理位置看,涉县地处太行深谷,群山环抱,清漳河穿境而过,沟壑密布,易守难攻。

这里扼守滏口陉,连通晋冀豫三省,向西靠近八路军总部麻田,向东可出击冀南平原,向南辐射豫北,战略进退自如,是稳固的山地指挥基地。

当地群众基础十分扎实。

经过根据地建设与反顽斗争,抗日氛围浓厚,百姓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村庄分散隐蔽,适合首脑机关驻扎,便于反扫荡转移。

经济上,清漳河谷有连片耕地,水源充足,可以就地筹粮。

后期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垦荒修渠,实现部分自给。

综合地形、民心、补给多重因素,毛泽东、朱德肯定涉县作为晋冀鲁豫边区核心的地位,指示“巩固太行,联结平原”,强化其战略价值。

1939年6月,129师师部转移至涉县赤岸村。

涉县成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心脏。

“6年扩军29万”是怎么做到的?

“九千将士进涉县,三十万大军出太行”,是八路军129师镌刻在太行山间的抗战奇迹。

1940至1945年,刘邓大军扎根涉县赤岸村,以不足万人的兵力,六年间发展为三十万雄师,撑起晋冀鲁豫敌后抗战的半壁江山。

这支队伍的壮大,不靠强攻硬扩,全凭初心作风与军民同心。

部队深耕民生之本,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切实减轻百姓负担,赢得民心根基。

面对物资匮乏的困境,官兵自力更生、开荒拓土,垦荒面积逐年扩增,还凿通三十里漳南大渠,引水润田、稳产保粮,彻底扭转缺粮困境。

治军从严、不搞特殊是强军底色。

在涉县赤岸村,邓小平坚持与司令部、区党委的干部同吃一锅饭。

红高粱或黑豆面加野菜树叶和在一起蒸成的菜窝窝,又黑又硬,大家诙谐地称为“砖头”。

一次,邓小平生病了,炊事员另给他煮了一碗面条汤,被婉言谢绝了。

刘伯承拒收房东西瓜,邓小平批评司务长多分给孩子奶妈口粮,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的儿子过生日不让吃饺子等故事,在边区传为美谈,树立起人民军队的优良形象。

太行军民鱼水情深,是壮大的核心密码。

八路军与百姓同吃同住、共耕共劳,帮群众修渠垦田、纺线织布。

涉县家家驻八路、户户是房东,百姓踊跃参军支前,源源不断的太行儿女汇入强军洪流。

从九千孤军到三十万劲旅,见证了民心即兵源、作风即战斗力的真理,铸就了生生不息的太行精神。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129师番号,在涉县赤岸村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和六个纵队。

一个时代结束,又一个时代开启了!

1947年7月29日,晋冀鲁豫野战军收到毛主席发来的一份AAA绝密电报:“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要求刘邓大军“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

毛泽东发出这封绝密电报,核心原因有三点:一是军事危局:国民党调集重兵围剿陕北,党中央转战陕北,被敌军紧追不舍,西北野战兵团兵力薄弱,回旋空间极小,生存压力巨大。

二是战略牵制需求:蒋介石把主力胡宗南大军压在陕北,妄图消灭中央。

毛泽东急电刘邓、陈谢大军,要求挺进中原、出击外线,调动胡宗南部队东援,为陕北解围。

三是全国战局倒逼:当时我军整体仍处战略防御,陕北根据地狭小、补给匮乏,难以长期支撑。

只有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国统区,才能扭转全局 。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进攻的关键转折,像尖刀楔入国民党腹地,牵制敌军主力,为陕北解围,奠定全国反攻格局。

此次行动无后方依托,缺补给、遭重兵围追堵截,汝河受阻时刘伯承高呼“狭路相逢勇者胜”,将士拼死强渡天险。

大军扎根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彻底扭转中原战局,拉开全国战略反攻的大幕。

129师在太行敌后抗战期间,累计对日作战3.1万余次,大反攻阶段共解放县城198座。

百团大战中,该师参战38个团,作战529次,破袭交通、拔除据点,重创日伪军。

接连不断的对日攻坚作战,以实打实的战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彰显了敌后战场的中流砥柱作用。

八路军129师战功彪炳,从太行战场走出366位开国将军,含2位元帅、3位大将、18位上将,48位中将,295位少将。

这支劲旅扎根敌后浴血抗战,为民族解放立下不朽功勋。

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太行军魂,赓续红色血脉,在新时代砥砺奋进、勇担使命。

延安磁场与一代青年的青春密码

胡献忠 《去延安——让青春“找到北”》 胡献忠 编著 人民出版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举国上下从城市到乡村、从前线到后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在这样一个激昂悲壮的时代氛围中,大批爱国青年前后相继,历尽艰难,从沦陷区、国统区乃至海外纷纷涌入延安。

当时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目睹行进在蜿蜒山路上朝延安进发的青年队伍,由衷地赞叹道:“奇迹,奇迹,这简直就是奇迹!”为什么全民族抗战初期,地处西北、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偏远小城会有如此强大的磁场,吸引成千上万不同家庭出身、不同行业领域、不同地域的进步青年投身革命洪炉呢? 共产党的部队抗战最坚决 1937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在濒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面前,国内阶级矛盾让位于中日民族矛盾,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的共同意志和行动。

国民党当局虽作出“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表态,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致使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被动防御,节节败退。

反观中国共产党,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发表抗日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八路军迅速开赴抗日战场,取得了歼敌1000余人的平型关大捷。

这场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

一位投奔延安的华侨青年说:南洋中学有20多人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主要是看到当时抗日最坚决的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大批爱国青年就是抱着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印象和认识,为了中国的命运和抗战的胜利,经历千难万险,络绎不绝来到延安。

国共人才争夺高下立现 中国共产党积极的人才政策和有效的动员宣传,也极大增强了对有志青年的吸引力。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上,提出“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以应对新的形势和局面。

“造就”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办学,延安的三所重量级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分别诞生于1936年、1937年、1938年,足见中国共产党见事早、动作快。

这些学校面向全国发布招生简章,依托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开展招生联络,积极动员更大范围的青年学生报考。

在具体行动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及其领导团结下的社会进步团体、进步报刊,或以个人名义,与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取得联系,积极介绍、组织、护送知识分子到延安。

为了使知识青年顺利到达延安,党还进行了严密的谋划和组织安排工作,包括开具介绍信、保证去延安交通安全、筹措经费等。

与共产党重视人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政府官僚体系的态度相当消极。

一位来延安的青年回忆道:卢沟桥事变时他在上海,立刻就去南京国民政府投效工作。

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总是叫他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很多人就这样走掉了。

延安灯塔汇聚中国希望 更重要的是,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探索未来的积极实践,以及延安自由平等、刚健清新的社会氛围,契合青年知识分子心中向往的理想圣地。

全民族抗战初期的延安,与南京、上海、北平等国统区大城市相比,呈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了“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主张。

当时到达延安的青年深切感受到,抗战要救的国不是要恢复旧的中国,而是要建设一个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这一崇高追求与广大青年内心的深层呼唤形成强烈共鸣。

1937年11月,毛泽东在给其表兄文运昌的信中,透露了延安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态:“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边区建设“三三制”政权,在政府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

这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

共产党治理下的陕甘宁边区政治民主、政府廉洁、经济发展,同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贪污腐化、大发国难财、经济停滞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

此正是“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

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摄影家吴印咸曾回忆道:“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华侨领袖陈嘉庚公开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美军观察组包瑞德上校说:“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对延安共产党政权基本上持赞赏态度的一个原因是,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赞同的。

”一位青年来到延安后,表达了他的感受:“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政治空气异常清新,抗战气息非常浓厚,墙壁上写满了抗战标语,画了不少抗战壁画。

一清早,军号声、操练声和抗战歌声响成一片,令人精神振奋。

这里没有悲观失望,有的是抗战必胜的信念。

” 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创造的精神世界,既是在黄土高原上点亮的灯塔,又如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着全国的革命力量从四面八方汇聚,形成势不可挡的滚滚洪流,推动着中华民族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奔向独立、解放、民主、幸福的彼岸。

“到延安去”一时成为流行语,成为当时爱国热血青年的共同梦想与勇敢追求。

【作者为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馆长】

日军假扮八路军,村民热情招待,结果因“香菜”暴露,最终被全歼

我们都知道,因为清朝长期的闭关锁国,导致了国家的落后。

为此长时间的遭受着日本的欺压。

不仅甲午战争赔了巨额白银。

更是1931年遭受了日本的侵略,时间长达14年之久。

但是在八路军的带领下,全体人民的英勇的抵抗下,最终打败并赶跑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胜利。

在抗日战争中除了八路军跟日本军队顽强抵抗之外,农民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位村长用一把香菜识破了日本鬼子的计谋。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的武器设备都是非常的先进,军队也是训练有素,而中国的军队则是自发组织的,有农民、知识分子、地主还有各种小团体,都是民间自发组织的,装备少且没有多大的杀伤力。

当时自然是不能跟日本军队相比,但是八路军走的是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跟他们紧密结合。

所以日本鬼子就想钻这个洞子,妄想假扮八路军与农民接触,好从中套出有关八路军的情报。

但是想骗过群众雪亮的眼睛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的农民也不是那么的好糊弄的。

一开始,这些鬼子假扮八路军进村时,老百姓非常的高兴,也十分欢迎他们的到来。

经过了几天的相处,有村民察觉出了不对劲,觉得这些人的行事作风有点奇怪,跟以往接待过的八路军不一样。

而聪明警觉的农民并没有当场提出质疑,而是不动声色,趁着日本鬼子休息的时候去告知当地的村长。

好在村长是一个处事冷静,多方面思考的人,告知村民先不要声张,自己会想办法验证他们的身份。

那天村长与村民做了一桌子的菜去试探这伙人。

村长了解到日本人不爱吃香菜,日本人吃饭的时候都会把香菜单独挑出来。

为了验证这帮人究竟是不是日本人,村长吩咐做菜的每一道菜都放上香菜,到时候就能知道他们的身份了。

那些鬼子听到村民要请他们吃好吃,心想说不定还能套取情报,很高兴的去赴约了。

等到那些鬼子来吃饭的时候,果真他们不吃香菜,并且全部都挑了出来。

村长就意识到了这伙人是假扮的“八路军”。

村长与另外几位村民商量,先不要声张,要装不知道,一切如常。

饭席过后,村长立刻派人去通知附近的八路军,不久八路军就带领人马赶过来了,并且将这帮日军一举歼灭。

当地的村民都非常的敬仰村长,觉得他有勇有谋,能担当大任。

八路军也把一些需要当地村民做的事情吩咐给村长,让他时刻注意形势。

抗战时期,一切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非常正确的,老百姓关键时刻能帮八路军很大的忙,只要八路军与人民结合起来,日本鬼子被赶走是迟早的事情。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国人团结合作之下,1945年我们终于打败日军,获得了抗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