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分为几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什么特征
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
【千问解读】
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国家文物局已正式将良渚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清单。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钱塘江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学文化，距今5300～4000年。
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
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
这几年，良渚文化遗址从40多处增加到135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
生活用器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
轮制较普遍。
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
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
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
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
良渚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良渚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相当精美。
社会进程 良渚文化所处的钱塘江流域是中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钱塘江南岸的半山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址，在众多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较多的石制农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
由此带动了当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致的治玉工艺，表现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其他诸如漆器、丝麻织品、象牙器等，均表现出当时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内涵!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这在墓葬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浙江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
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千金角、平邱墩、吴家埠、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
可见，良渚社会已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现出等级差别。
而这种差别中蕴含的财富聚敛，则是通过凌驾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权力来达到。
大型墓台的营建工程量巨大，特别是象莫角山这样的非当时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们不得不十分钦佩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营建能力。
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保证，否则是难以想象的。
而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又是与当时社会等级差别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
可以说，在良渚文化时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经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 这种社会权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现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上。
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
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数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纹饰，表示着每件玉器上凝聚着多量的劳动成果，制作者必须从日常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那种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而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
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
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
埋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
而在那些散落于居址周围的所谓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这些小件玉器仅为管、珠及单件锥形器，而无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墓葬可视为平民墓。
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一些制作精致的刻有繁缛的蟠螭纹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制双鼻壶、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贵族墓，它们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
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
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
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社会经济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一带继崧泽文化之后兴起的是良渚文化。
这种古老的文化是 1936 年发掘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命名的，主要分布在钱塘江流域，南抵浙西盆地，西北至江苏常州一带。
据碳14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3300 年—前 2200 年，末期已进入中原朝统治的开始阶段，并与统治集团有密切的联系。
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无锡先蠡墩，张家港市徐家湾;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余杭反山、瑶山、汇观山和莫角山，宁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县马桥，青埔福泉山等。
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稻谷、玉器、刻纹黑陶、竹编器物、丝麻织品等，显示了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主要体现在农业和手工业两个方面。
水稻栽培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在仙蠡墩、徐家湾、钱山漾、水田畈和吴县澄湖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堆积中，都发现了稻谷和稻米的遗迹。
经鉴定，这些稻谷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
除了水稻外，各个氏族部落还从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种植。
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葫芦、花生、芝麻、蚕豆、甜瓜子、两角菱、毛桃核、酸枣核等遗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实，有些可能是人工种植的，这时的农作物品种显然比马家浜、崧泽文化增多了，农业生产的范围也扩大了。
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标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发明与推广。
犁耕是良渚文化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犁，仅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余件。
石犁有两种形制，一种平面呈三角形，刃在两腰，中间穿一孔或数孔，往往呈竖直排列，可以安装在木制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种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后端有一斜把，可能是开沟挖渠的先进工具，故又称“开沟犁”。
这两种石犁都是良渚人发明的新农具，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同以前的耜耕生产相比，犁耕不仅可以节省劳力，提高工效，更好地改变土壤结构，充分利用地力，而且也为条播和中耕除草技术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使荒地得到更大面积的开发变成耕地，农业生产水平因此能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从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是中国古代农业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为夏代以后的农业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在良渚文化的大批石器中，还有一种形制特殊的器物，它两翼后掠、弧刃，背部中央突出一个榫头，其上常穿一圆孔，形制同后来这一地区使用的铁制耘田器十分相似，被认为是古代最早出现的稻田中耕除草的农具。
中耕除草技术的出现，同犁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犁耕操作成直线进行，播种也随之成直线挖土下播，于是为先进的条播技术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就为中耕除草提供了方便。
另外，在钱山漾遗址还发现一种形似畚箕的带柄木器，形制亦同该地区农民现代使用的木千篰一样，是一种取河泥施肥的工具。
中耕除草同施肥结合起来，无疑会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水稻种植要引水灌田。
打井修渠，灌溉农田，是良渚文化族部落在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之后发展农业的又一重要成就。
在吴县澄湖、昆山太史淀、无锡南方泉、江阴夏港、嘉善新港等地，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水井。
澄湖发现了 100 多口水井;太史淀的水井还设有木井圈;嘉善新港水井的井壁是用木筑的。
这时的水井，修筑井壁的技术显然继承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的特点，并有所提高。
更重要的是水井数量急剧增加，其作用不仅是为了日常生活饮用。
徐家湾遗址发现了用于引水排水的沟渠遗迹，再联系到许多开沟犁的出土，说明良渚文化可能已经出现了灌溉农业，这一农业生产技术在中国大陆是首创的。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都处于比较低洼的水网地区，主要农作物是水稻。
水稻的生长既怕干旱，又怕水涝，控制适当的水量是保证水稻生长、丰收的基本措施。
良渚文化的先民积累了自河姆渡文化以来 3000 年水稻栽培和田间管理的经验，逐渐摸索并发明了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技术，从而大大增强了抗旱与排涝的能力，使稻作农业置于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为南方广大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良渚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已进入夏代统治时期，受到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这时也出现了国家的雏形，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已为其打下了基础。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各地出土的遗物表明，良渚文化已拥有陶器、石器、木器、竹器、丝麻纺织、玉雕以及髹漆等多种手工业，而且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其中，以制陶业和玉器制作更为突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占有重要地位。
良渚文化的陶器已普遍采取快轮成型的方法，各种陶器造型优美，胎质细腻，器壁厚薄均匀，火候较高。
当时已极少彩陶，常在器表用镂刻技巧加以装饰。
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划出精美的花纹图案，既有形态生动形象的鱼、鸟、花、草等动植物，也有线条纤细、结构巧妙的几何形图案。
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鼎，在丁字形足部镂以新月形和圆形的孔，器盖、盖钮及器身则精细雕刻着圆涡纹、蟠螭纹图案。
带盖的贯耳壶有的厚度仅 1—2 毫米，上面也分别细刻着繁复的圆涡纹、编织纹、曲折条纹、鸟形纹、蟠螭纹等纹饰。
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编织纹饰，竟是用细如丝线的泥条编叠粘贴而成，足见其制作之精良。
良渚文化的许多陶器，既是美观、大方、实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很精致巧妙的工艺美术品。
中国远古社会的玉器制造业，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相当发达，各地普遍发现了造型美观、制作精巧的玉器。
在中原地区进入夏王朝统治之际，良渚文化的玉器在中国大陆成为首屈一指的工艺品，并成为商周礼器的一个渊源。
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点多，分布面广，尤以杭嘉湖地区最为集中。
仅浙江的吴兴、余杭等 8 县市，就有 20 多处遗址发现过玉璧和玉琮。
青浦福泉山发掘的 7 座墓，出土随葬品共 677 件，其中玉器就有 500 件以上。
余杭县反族墓地是良渚文化中期的遗存，时代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墓葬中各种玉器占全部随葬品总数的 90%以上，11 座墓中计出土 3200 余件，其中有一座墓随葬玉器达 500 多件。
良渚文化的玉器制造业，承袭了马家浜文化的工艺传统，并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东方薛家岗文化各氏族的经验，从而使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
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环、琮、钺、璜、镯、带钩、柱状器、锥形佩饰、镶插饰件、圆牌形饰件、各种冠饰、杖端饰等，还有由鸟、鱼、龟、蝉和多种瓣状饰件组成的穿缀饰件，由管、珠、坠组成的串挂饰品，以及各类玉珠组成的镶嵌饰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出自同一座墓的玉器，玉质和玉色往往比较一致，尤其成组成套的玉器更为相近。
选料有时是用同一块玉料分割加工而成的。
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有近百件雕刻着花纹图案，工艺采用阴纹线刻和减地法浅浮雕、半圆雕以至通体透雕等多种技法。
图案的刻工非常精细，有的图案在1 毫米宽度的纹道内竟刻有四五根细线，可见当时使用的刻刀相当锋锐，工匠的技术也是相当熟练的。
大至璧琮，小至珠粒，均经精雕细琢，打磨抛光，显示出良渚文化先民高度的玉器制造水平。
玉器的图案常以卷云纹为地，主要纹饰是神人兽面纹，构图严谨和谐，富有神秘感。
与反山氏族墓地相距 5 公里的瑶山氏族墓地，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
这个墓地的玉器与反山所出大多相像，但十几座墓葬中均未出土玉壁，表现了两个相邻氏族在习俗上的区别。
瑶山的一座墓中出土了玉匕和玉匙，是良渚文化首次见到的珍贵餐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其数量多、质量高而超越同时期其它地区玉器制造业之上，充分说明玉器制作已经成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手工行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长江下游三角区四、五千年前的物质生产水平是比较发达的，为吴越经济区早期国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根据玉器出土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石器制作技术同样高超。
制造石器的工匠们已经完全掌握了选择和切割石料、琢打成坯、钻孔、磨光等一套技术。
与此同时，竹木器制造行业也有了一定发展。
许多遗址都发现了木器和竹编器物，钱山漾遗址集中出土了 200 多件竹制品，说明这种手工业也成为一些氏族成员专门从事的生产劳动。
良渚镇的庙前遗址，出土了木豆、木盘、木矛和木箭镞等一批罕见的木制品;宁波慈湖遗址也出土了木耜、木桨、木屐，还有用树杈制成的锛柄和镶嵌牙齿钻头的木钻，可见当时的竹木制品多么丰富。
手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分工、在良渚文化晚期已经出现。
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使产品的交换发展起来。
大量的、集中出现的玉器、石器、陶器、竹木器，在一些遗址或墓葬中显然并非生产者或墓主人本身生活的实际需要，而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许多手工业产品，已经具有商品的属性。
反山墓地的大墓中，数量丰富的陶器和玉器，大多数只有通过各种方式的交换才能获得。
另外，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和广东石峡等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上海马桥、嘉兴雀幕桥等遗址出土了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鬶，可能都是交换的结果。
这一现象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手工业产品的交换活动不仅在氏族和部落集团内部经常地、频繁地进行，而且同生产活动一样，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内容。
良渚文化晚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时期。
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地区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些相对独立的“王国”可能已经存在。
1992 年发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建筑遗址，显然与国家的礼制有关。
夏禹在会稽召集天下各部族首领聚会，“万国”赴会，是有一定根据的。
水利工程 2015年, 以2009年岗公岭水坝的发现为契机, 经多方调查发掘和分析, 相关部门确认在良渚古城外围的北面和西面, 存在着一个由秋坞、石坞、蜜蜂弄等10条堤坝以及长约5km的塘山长堤共计11条坝体共同构成的古代水利系统。
该水利系统占地辽阔, 雄伟异常, 其土方面积据测算高达260万m, 控制范围达100多km, 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兼具防洪、防潮、航运、灌溉和滩涂围垦等综合功能。
这是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 也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
良渚水利工程遗址所在地位于浙江省太湖平原, 其地势低洼, 沼泽满布, 水草丰盈, 适合人类居住、作物耕种, 但同时也容易受到洪水的影响。
天目山系作为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 雨水充沛, 夏季极易形成山洪, 对地处下游平原的良渚形成直接威胁。
智慧的良渚先民通过设计施工良渚水利系统中高、低两级水坝, 将大量的来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内, 以此来达到防洪作用。
此外, 良渚时期距今年代久远, 当时轮式交通及配套道路系统尚未形成, 水运是最便捷合理的运输方式。
高坝所在的山谷陡峻, 降水季节性明显, 夏季山洪暴发, 冬季则可能枯水断流, 不具备行船条件, 而通过筑坝蓄水形成的库容, 则可以形成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 方便运输。
良渚先民在流域的上中下游兴建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 有效利用附近一带断断续续的山包和山岗, 节省了80%的筑堤工程量, 这些都充分表明他们已经具备全流域的水资源规划和改造能力。
水利水能规划设计过程中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建设, 往往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 同时对于水工建筑物的牢固可靠程度也有较高的标准要求。
而良渚水利工程遗址中被发现的土坝, 就足够符合当时的技术要求。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专家通过GIS软件对良渚古坝系统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 发现其可有效阻挡该流域短期内960mm的连续降水, 即可抵挡该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
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对于现在而言, 其设计施工要求都很高, 而五千年前的良渚先民为了适应自然, 营造生存环境, 设计出这样的工程可谓是一个奇迹。
为了完成土坝的施工, 智慧的良渚先民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完成了施工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即工程材料的制备。
在位于良渚水利工程遗址鲤鱼山、老虎岭等地的土坝断面处, 可清晰地发现一个个错位排列的“方格子”, 这其实是由良渚先民利用“草裹泥包”横竖堆砌、上下堆叠形成的, 这种运用在土坝筑坝工程中的技术被研究人员们称为“草裹泥”技术。
“草裹泥”技术, 即先用淤泥堆筑, 外裹黄土。
这些土并非散土, 而是用芦荻、茅草把泥土裹成长圆柱形, 然后码成坝体, 通过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咬合构成一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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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生人有着怎么样的生活习惯？有着怎么样的文化
起初，稻作是由新移民带来的，但更早的时候，稻作已被引进。
然而，在弥生时代稻作才被大规模地推广，特别是水田的种植，而且是在南部与西部，这清楚地反映出新来者的文化偏好。
这将成为后来的日本人直至现今日本人的文化基础。
如青铜与铁的传播一样，稻作的传播反映出移民可能的移动。
至公元1世纪左右，稻作从西南部相当迅速地传播至本州中部，但进一步向北传播较缓慢。
虽然稻作、青铜及铁从早期阶段就已存在于北部，但并未被大规模采用，而北部直至8世纪或甚至更晚仍停留在绳文阶段。
易言之，北部与南部之间存在着相当的文化鸿沟——今日北海道的虾夷民族的存在仍象征着该鸿沟。
日本出产有限的金属矿，因此金属用具倾向于和高地位有关。
然而，持有金属的“象征地位的物品”并不是当时社会愈来愈阶层化的惟一因素。
如同大多数的农业发展一样，稻作引起社会内部资源基础的缩小，使社会精英较容易控制社会资源。
稻作也导致较永久的定居、较广泛的土地确认以及保卫且扩大边界的需要，特别是当人口增至200万人左右之时。
战斗随之增加，持有金属武器加上有能力号召战士的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就进一步提升。
当然，部落之间战斗愈来愈多，使得各部落依据战斗胜负而排列等级。
在这愈来愈阶层化的世界，奴役很常见。
低阶者在路上遇见高阶者时退至路旁并鞠躬让后者通过——这种习俗继续延至19世纪。
阶级由头衔来区分，高阶男子有四五个妻子，较低阶的男子也有两三个妻子。
加速阶层化的另一个因素是财富，特别是经商带来的财富。
有些部落够幸运，在他们的领地内有金属资源。
有些部落因新的技术发展获利，例如从公元1世纪左右起在九州生产的丝绸。
玻璃技术与冶金也有所发展。
产品多样化导致交易增加，包括与大陆之间的交易以及列岛内的交易，而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个市场。
爱知县朝日，就是这样的一个交易中心，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弥生定居地遗址中最大的，占地约0.8平方公里，而典型的定居地介于0.02到0.28平方公里之间。
部落之间的战斗、精英的出现以及控制资源的竞争，导致政治化程度的增加。
许多部落首长与邻近的部落缔结同盟，组成了无数的小王国。
农业、纺织 村落多建在河流附近的台地或平地上，周围往往设壕沟。
房屋一般是竖穴式的，平面呈圆角方形或圆形。
为了贮存谷物，建筑干栏式(见干栏式建筑)的粮仓，其遗迹在兵库县的田能、静冈县的山木和登吕等遗址被发现。
村落附近有水田，以登吕遗址为例，它们被划分成许多整齐的长方形田块，用木桩和木板加固畦埂，水渠纵贯田间。
除种植水稻外，其他农作物有瓜类、粟、豆类及麻等。
农具除石、铁制品外，还大量使用木锹和木锄等，收割则多用石刀(镰)。
与绳纹时代相比，狩猎和渔捞在技术上虽有进步，但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已大大下降。
随着农业的发展，开始有了纺织业，织物是平织的麻布。
普遍发现陶制和石制的纺轮。
从奈良县唐古、爱知县瓜乡、大分县安国寺和静冈县登吕等遗址出土的木制织机部件来看，当时使用的是一种单综的原始织机。
铁器和石器 铁器出现于前期，熊本县斋藤山遗址出土的铁斧便是例证。
中期铁器普遍增多，种类包括锹、锄、镰等农具，斧、凿、锥、?(简单的刨)等工具，刀、剑、戈、矛、镞等武器，以及鱼叉、鱼钩之类。
但直到中期，石器的使用仍很普遍。
与绳文时代相比，打制石器显著减少，磨制石器大为增加，后者主要是斧(锹)、锛、凿、刀(镰)等工具和农具。
福冈县的今津、今山和立岩发现专门制作磨制石斧和石刀的加工场遗迹，其制品在九州北部乃至中部地区广泛分布，可见磨制石器的制作已专业化。
到了后期，由于铁器进一步普及，石器才迅速减少，乃至绝迹。
一般认为，前期的铁器是从大陆输入的，中期和后期则主要利用输入的铁料在日本本地加工制作。
铜器 主要为铜剑、铜矛、铜戈和铜铎。
剑、矛、戈分“细形”和“广形”两类。
前者系从大陆输入，发现地点主要在九州北部。
后者是本地铸造的，形体庞大，铜质不良，不是实用的兵器，而是祭器，除九州北部以外，还广泛分布在四国、中国(本州西部)和近畿一带。
铜铎是日本本地产的铜器，也属祭器，其分布范围在以畿内为中心的本州中西部和四国的东部地区，但在九州北部也发现了铸铎的范。
铜镜主要是从中国输入的“汉式镜”(见铜器)，也有少数是从朝鲜输入的“多钮细纹铜镜”(见朝鲜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
此外，还有本地仿中国镜而制作的“倭镜”。
据研究，日本本地制作的铜器，铜料是由大陆输入的。
陶器 陶器是弥生文化重要的内容之一，称弥生式陶器。
一般呈红褐或黄褐色，烧成温度约850℃。
制作方法是泥条盘筑，经慢轮修整。
器形大致可分壶形器、瓮形器、 钵形器和高脚杯等类。
由于地域和时期的不同，弥生式陶器的形制变化比较复杂。
前期的器物属“远贺川式”(1931年首次在福冈县远贺川畔的立屋敷遗址发现，故名)，花纹用篦尖刻划，或用贝壳押印。
进入中期，“远贺川式陶器”衰落，代之而起在九州出现无纹陶器，在本州西部出现栉齿纹陶器，而本州东部的陶器则含有浓厚的绳纹式陶器的遗风。
后期本州西部栉齿纹陶器盛行，影响及于九州，并扩展到本州的东部。
最后，陶器上施花纹的风气衰落，便形成了与古坟时代的“土师器”相似的素面红褐陶。
弥生陶器的特点是薄而坚固，纹饰简素，讲究实用。
弥生中期以后实用了旋转台，制陶业开始与农业分离，进行专门生产。
装饰品 最常见的是手镯与项链。
手镯主要是用贝壳制成的，也有铜制的玻璃制的，后两者的形状仿自前者。
项链由各种不同形状的珠饰组成，其质料有玉石、玛瑙、琥珀和玻璃等。
玻璃手镯和勾形珠等的原料可能自大陆输入，但系在日本当地制造。
福冈县须玖遗址和三云遗址的瓮棺葬墓出土的玻璃璧，形制、纹饰与中国的相同，是从中国输入的。
墓葬 墓葬有瓮棺墓、支石墓、石棺墓、土圹墓、方形周沟墓(土圹墓周围设沟)等类。
瓮棺墓和支石墓的分布限于九州北部。
石棺墓除九州北部外，也见于本州西部的山口县一带。
土圹墓课方形周沟墓分布在九州和本州各地，范围较广，有的墓中用木棺。
各类墓中的尸体多为仰身直肢。
大多数墓很少有或完全没有随葬品，但九州北部如佐贺县的宇木汲田、福冈县的三云、须玖和平原等遗址中有少数墓却有数量甚多的珍贵随葬品，种类包括铜剑、铜矛、铜镜、各种珠饰和玻璃壁等。
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存在着少数占统治地位的人，他们拥有多量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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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生人：指弥生文化时代，又叫弥生时代的日本列岛的居民
公元250年，在绳纹时期之后，随后是科孚时期。
弥生时代这个名字来自东京的地区，那里与该时期有关的第一件文物，是在公元1884年发现的。
在此期间，水稻种植和金属加工在绳文时代结束后推出。
即使在绳文时代结束时引入金属加工，弥生人仍然首先使用石器和物品。
然而，由于能够使用金属，最终淘汰了石制工具，取而代之的是用青铜和铁制成的武器，盔甲和饰品。
随着水稻种植的引入，还必须开发适当的工具; 有石头刀片和头部的锄头和黑桃被金属取代。
在此期间，稻田和其他农田开发了灌溉技术。
随着农业的引入，弥生人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永久定居，他们的大部分食物 - 大米，小米，豆类和葫芦 - 都是在当地种植的，任何狩猎和聚会都会发生更多的事情。
作为补充。
在稻田附近建造了用于储存食物和获取水的公共粮仓和水井。
由于农业革命，人口在此期间稳步增长，达到最高点2,000,000左右。
起初，城镇和村庄将包括坑屋，类似于之前的绳文屋，茅草屋顶和土制地板，但逐渐发展为使用木质支撑在地面上升起的木结构。
就像在绳文时期制作的陶器一样，弥生陶器也是通过卷起粘土制成，使内部和外部平滑，然后烧制，但由于弥生陶器更具功能性和更少多孔，因此相似性结束。
然而，弥生陶器的装饰也不如绳纹陶器。
这个时期的主要陶器形状是长颈瓶，广口盆，深盆和底座碗。
虽然在绳文时期群体之间有一些联系，但贸易并不是主要关注点或优先事项。
然而，在弥生时期，贸易蓬勃发展，拥有宝贵资源的城市和贸易中心成为最大的定居点。
在现代的爱知县，最大的弥生定居点是一个名为旭光的交易中心，占地200英亩。
在弥生，一个基于阶级制度的社会出现了大约100个部族，形成于公元100年。
在这段时间的剩余时间里，这些人会互相争斗。
虽然部族之间相互争斗，但偶尔会有联盟，这些联盟会形成小国，以达到军事力量或相互经济成功的目的。
这显示了早期的绳纹没有的日益增长的政治体制。
在各个部族的统治下，征收税款并实行惩罚制度。
不幸的是，当时日本的金属矿石供应相当有限，因此有金属物品表明地位较高。
其他具有较高地位的材料是在日本最南端的九州九州生产的丝绸和玻璃。
身份高的男性通常比低级别的妻子多。
在此期间，低级别的男性习惯于走出路边，让位于他们的社会上级，这种习俗将持续到19世纪。
弥生的信仰与绳纹的信仰完全不同，因为基于已经找到的证据，他们崇拜各种神灵并举行节日庆祝活动。
钟声，镜子和武器等青铜器物似乎专门用于仪式目的。
一般公众和精英之间普遍存在坟墓，普通人被埋在一起，很少与他们一起埋葬的物品，而精英成员被埋在一个单独的区域，他们的坟墓里装满了仪式用品。
有时，在一个人被埋葬并腐烂到骨头之后，人们会挖出骨头，洗净它们，然后用红赭石涂上它们，然后将它们放入罐子中，并再次将它们埋在有时有护城河的大坑里。
关于后来的弥生文化的大部分信息实际上来自汉代和后期的中国。
中国记载中首次提到的日本是汉代的汉书，它于公元82年完成。
日本在那里被称为Wa，意为“矮人之国”，它有一百个王国，并经常通过基地向中国致敬。
在魏志中做了更详细的记录，中国魏国的历史，写于公元297年。
记录中的一个条目是公元240年，其中叙述了一些魏中国人对日本的访问以及他们所说的最强大的王国或氏族，大和及其女王卑弥呼的描述，他被描述为萨满在业余时间练习魔法，并通过多年的战争和征服来掌权。
在公元238年，据说女王卑弥呼派遣了一个向中国致敬的代表团，并且像日本的其他统治者一样认可了她的王室地位，但与他们不同，她的地位是全日本女王。
据魏志说， 女王卑弥呼于公元248年去世，享年65岁，自从一位不受欢迎的国王掌权以来事件发生了一段时期，当一位前女王的亲戚，一位名叫爱阿的女子取得控制权时，事件才平静下来。
弥生将标志着日本社会从狩猎采集者的圈子过渡到与其他人很少接触到农业，金属加工，政治和军事化社会。
弥生在现在被称为日本的地区奠定了基础，引进了水稻种植和金属加工，这使得人口扩大并增加了用于军事目的的武器和装甲生产。
氏族和王国以及阶级制度的发展最终会导致大名，武士和菊花系统与一系列皇帝保持不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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