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皇帝司马懿一生中最害怕的人有三个，除了诸葛亮另外两个人是哪位

没有康熙时期的压迫，没有雍正时期的分化和拉拢，乾隆是不可能彻底平定准格尔的。

准格尔是瓦剌四部之一，其巅峰期是在葛尔丹时期。

葛尔丹时期，准格尔主导下的瓦剌各部基本上完成了对蒙古草原的统一，具备了与抗衡的实力，因此主动进攻清朝，以求得到清朝的承认，与清朝分庭抗礼。

但在乌兰布通战役中，康熙率清军击败了葛尔丹，葛尔丹的企图未能得逞。

此后，康熙又率军出征，主动出击，希望与葛尔丹进行主力决战。

但从纯粹军事层面说，康熙这次主动出击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只能说是打了个平手，谁都没占到什么便宜。

不过，从政治层面来看，情况就不一样了。

清朝以中国内地为腹地来打仗，战争资源是非常深厚的，可以输得起，输一两次也不要紧。

而葛尔丹经不起失败，一旦打一次败仗，内部就会出现问题。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葛尔丹内部果然出现了问题。

看到葛尔丹并没有实力击败清朝之后，被葛尔丹裹挟的蒙古各部纷纷掉头，转而倒向清朝一边。

在葛尔丹的后方，同时也发生了内部分裂，葛尔丹的侄儿策妄阿拉布坦公然反对葛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在血统上的合法性比葛尔丹更充分，所以准格尔内部的各个部落很快就倒向了策妄阿拉布坦。

此后，准格尔主导的蒙古草原的短暂统一就崩溃了，准格尔重新回到新疆和中亚地区。

准格尔此时的处境是非常糟糕的。

传统上，在蒙古草原和新疆一带的游牧部落如果南侵不能得逞，还可以向西发展，以壮大自己的实力。

但在准格尔占据新疆的时期，这个条件不具备了，因为西边出现了更具侵略性和进攻性的势力，也就是正在崛起中的俄国。

所以准格尔东边面临清朝的打击和压迫，西边又面临俄国的压迫，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

更为重要的则是，像所有的游牧民族政权一样，准格尔在继承制度上沿用了草原上的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导致具有汗位继承权的人越来越多，内战也就越来越频繁，内部不断分裂，每次汗位继承都要经历一次残酷的内战，或者是兄弟子侄之间的相互残杀。

经过这种不断的内耗和，准格尔的实力就一直在不断下降。

到乾隆时期，清朝经历了康雍乾盛世的长期积累，综合实力更进一步提高，而准格尔却在长期的内战中越来越衰落，部落离散，各自为政，相互之间谁也不服谁。

最后，正是在内部继承权战争失败的准格尔王子阿木尔萨那主动投降清朝，让清朝完全知道了准格尔早已不是百年前那个强大的准格尔了，现在出兵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

所以，清朝方面出动六万大军，分别以哈密和科布多为前进基地，逐步调集军队，准备大举进攻准格尔。

而此时的准格尔内部仍然处在内战之中，根本无力进行统一的抵抗。

清军开始行动后，因为有阿木尔萨那等准格尔王公为前驱，所以沿路并未经历大规模的战役，就轻松的进入了准格尔汗国的核心地带，也就是伊犁河谷地区。

而此时的准格尔能够用于抵抗清军的全部精锐兵力，总共只有五千人。

在清军的攻势下，准格尔的兵力很快就被击败，准格尔汗国也就此被消灭。

但不久后，之前投降了清朝的阿木尔萨那又突然发动叛乱，企图发动准格尔部众，驱逐清军，自己变成准格尔汗王。

于是清军调整了原来的军事部署，重新派遣将帅，进行了对阿木尔萨那的讨伐，阿木尔萨那被击败后逃往哈萨克草原，清朝才算最终完成对新疆地区的统一。

当时的准格尔境内，总共只有二十五万人口了，可见准格尔已经衰落到了什么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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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野史传说中，却有很多种说法，如傻大姐、“村姑”、热河宫女李金桂、内务府包衣女子、海宁陈夫人等。

之所以会出现各种传说，根本原因在于，它本身就是一桩疑案，的儿子皇帝都没有搞清楚，他儿子的儿子皇帝的一番糊涂作法，更是让这一疑案被无限放大，不能不让人心生疑窦。

一朝天子一朝臣，道光皇帝继位之初，即对军机大臣的原班人马做出大换血。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九月初七至初九，三天里紫禁城内接连做出一连串重大人事变动： 初七日，令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退出军机处，卢荫溥、文孚留任，四大臣一并交刑部严议。

初八日，令托津原负责的咸安宫蒙古学、托忒学、唐古特学，交给赛冲阿管理;宗人府银库，移交和瑛管理;御药房、太医院，交由和世泰管理。

首席军机大臣托津担任的各项要职，一一移交他人之手。

初九日，革去托津、卢荫溥军机大臣之职，两人均各降四职，保留大学士之任，调去编修大行皇帝实录;卢荫溥、文孚各降五级，仍旧留任军机处。

与此同时，命体仁阁大学士、礼部尚书黄铖、户部尚书英和担任军机大臣。

不久，道光元年，将卢荫博也调离军机处。

如此重大的人事决定，自然是最高统治者道光的旨意。

而他调离相关人员的理由，就和乾隆皇帝的出生之谜相关。

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死后，按照老规矩，由顾命大臣代拟遗诏。

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四人责无旁贷，奉命捉笔。

遗诏中将乾隆帝出生之地写为承德避暑山庄。

当时，这份遗诏由皇位继承者道光帝亲自审定过。

到了九月初六，道光帝绵宁对遗诏副本重新审定，在查阅高宗实录和高宗御制诗文集后，发现高宗乾隆帝出生之地不是承德避暑山庄，而是京城雍和宫。

乾隆帝出生于避暑山庄之说，恰好与民间流传的帝丑闻合拍。

发现这一错误后，道光帝顿时龙颜震怒，责令托津等四人将为何出错说明白。

承德避暑山庄 托津等人回奏说，高宗乾隆帝出生于避暑山庄之说，是依据《嘉庆帝御制诗文初集》第十四和第六卷的诗注写的，诗注地写着：乾隆帝于辛卯之年生于“山庄都福之庭”。

嘉庆帝是乾隆帝的儿子，根据嘉庆帝郑重出版的诗文集注解确认其皇父出生之地，应该够可靠的了。

但是，这番解释并没有使四位军机大臣得到解脱。

道光帝说，这一注是注者误会诗意所致，起草遗诏的四位军机大臣理应从高宗实录和高宗御制诗文集中寻找出处，如果说高宗实录秘藏于深宫难以读到的话，那么高宗御制诗颁发天下这么长日子了，若推诿说没有读过就太不应该了。

道光皇帝于九月初七日所降的一道谕旨，将此次谕旨风波的，讲得极其清楚： 谕内阁：七月二十五日，恸遭皇考大行皇帝大故，彼时军机大臣敬拟遗诏，朕在谅闇之中，哀恸迫切，未经看出错误之处，朕亦不能辞咎。

但思军机大臣多年承旨，所拟自不至有误。

及昨内阁缮呈遗诏副本，以备宫中时阅，朕恭读之下，末有“皇祖降生避暑山庄”之语，因请出皇祖《实录》跪读，始知皇祖于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生于雍和宫邸。

复遍阅皇祖《御制诗集》，凡言降生于雍和宫者，三见集中。

道光帝当时已经是近40岁的人，已经具备相当成熟的政治经验。

本段谕旨的精妙之处在于，道光帝以“朕在谅闇之中，哀恸迫切，未经看出错误之处，朕亦不能辞咎”一句，推掉了自己应该负起的主要责任。

下面，本条谕旨的第二段内容称： 因命大学士曹振镛，协办大学士，尚书伯麟，尚书英和、黄钺传旨令军机大臣明白回奏。

据称：恭查大行皇帝(嘉庆)《御制诗初集》第十四卷《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行庆贺礼恭纪》，诗注恭载高宗纯皇帝‘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又第六卷《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诗注相同。

至《实录》未经恭阅，不能深悉等语。

托津、戴均元等人的“明白回奏”，的确非常明白，也有理有据。

试问，为大行皇帝(嘉庆)代拟《遗诏》，而引用的正是大行皇帝生前钦定的《御制诗》的说法，军机大臣何错之有，更? 但道光谕旨批驳托津、戴均元等军机大臣自有说词： 朕恭绎皇考(嘉庆)诗内语意，系泛言山庄为都福之庭，并无诞降山庄之句。

当日拟注臣工，误会诗意，兹据军机大臣等称《实录》未经恭阅，尚属有辞;至皇祖(乾隆)《御制诗集》久经颁行天下，不得诿为未读。

实属巧辩! 道光为了维护刚刚故去的皇父的颜面，竟地说什么嘉庆诗句并没错，错在了“当日拟注臣工，误会诗意”。

前面已经说过，诗注虽是嘉庆的口气，但不能完全排除词臣代笔的可能，不过，即使这样，也必然要得到嘉庆的首肯。

由此看来，诗是“御制”的，诗注毋庸置疑也是“御制”的。

道光为了把尸骨未寒的皇父撇清，又要驳倒据理回奏的军机大臣，不惜把诗和诗注歧为两端，似乎诗注之错可以不负什么责任。

按照这样的逻辑，道光说乾隆《御制诗集》中“凡言降生于雍和宫者，三见集中”，不也是依据“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等“诗注”吗?确定乾隆的诞生地，“皇祖”的“诗注”可以作为根据，而“皇父”的“诗注”则不能引以为据，这又怎能自圆其说呢?道光说“皇祖《御制诗》久经颁行天下，不得诿为未读”，反诘得固然十分有力，但道光本人先为乾隆皇孙，继为嘉庆皇子，识文断字以来，三十年间为什么也未“恭读”“久经颁行天下”的皇祖《御制诗集》?直到皇父《遗诏》出了问题，才“遍阅”皇祖《御制诗集》，转过脸来又理直气壮地责备臣下不得“诿为未读”。

皇上说到这份上，托津等四位军机大臣只好闭嘴。

于是，道光谕旨的最后一段是对“遗诏事件”有关责任者的处置： 除托津、戴均元俱已年老，毋庸在军机处行走，并不必恭理丧仪，与卢荫溥、文孚一并交部严加议处;卢荫溥、文孚年力尚强，与托津、戴均元行走班次在前者有间，仍留军机大臣。

遗诏布告天下，为万世征信，岂容稍有舛错。

故不得不将原委明白宣示中外。

著将此旨通谕知之。

“遗诏事件”中立了大功的曹振镛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捞到了最大好处，政潮刚一平息，他就被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入值军机，首掌丝纶，取代了托津的位置。

日后，这位“多磕头少说话”的人，陪着道光皇帝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再回到乾隆帝的出生地问题上。

出生地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会直接解决掉乾隆皇帝的母亲是谁的问题。

康熙五十年(1711年)七月二十六日，康熙从北京出发到达避暑山庄，九月二十二日回到北京。

其间，乾隆的父亲雍亲王，七月二十六日赴热河请安，八月十三日，乾隆出生。

这中间只有17天。

如此按此推断，如果乾隆在避暑山庄出生，那么他母亲在临产前17天，是如何跑到避暑山庄的呢?另外，避暑山庄也不是雍亲王的行宫，官书所载的他的生母“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也没有资格在那里怀胎十月、待产生子。

这也是嘉庆道说漏了嘴之后，道光帝必须反转剧情的关键因素所在。

那么，乾隆的生母是否另有其人呢? 野史记载与民间传说很多。

第一种传说乾隆生母是浙江海宁大学士陈世倌的夫人。

陈世倌与雍亲王一家常有来往，恰好雍亲王的福晋和陈阁老的夫人同月同日分别生了孩子。

雍亲王就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

可是，等孩子再送出来时，陈家的男孩竟变成了个女孩。

那换入宫中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许啸天《清宫十三朝演义》说乾隆六下江南的目的就是探望亲生父母。

他六次南巡竟有四次住在陈阁老家的安澜园，为的就是与生身父母相聚。

香港小说家金庸是浙江海宁人，他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便是围绕乾隆身世之谜展开的。

但据孟森著《海宁陈家》考证，乾隆南巡第一次、第二次都没有到海宁。

第三次到海宁，陈世倌已死。

可见乾隆下江南为了看望他的生身父母的传说纯粹是捕风捉影，根本没有根据。

另外，乾隆出生时，雍正的长子、次子虽已幼年早死，但第三子已经8岁，另一个妃子又即将临产。

且这时雍正才34岁，正当壮年，肯定不会在已经有一个8岁儿子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地用自己的女儿去换陈家的儿子。

第二种传说由晚清长沙湘潭著名诗人、学者王闿运提出，乾隆的生母虽然是，但的确与避暑山庄有关。

他在《湘绮楼文集》里提到乾隆之母，“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贫无奴婢，六七岁时父母遣诣市买浆酒粟面，所至店肆大售，市人敬异焉。

十三岁时入京师，值中外姐妹当选入宫。

……孝圣容体端颀中选，分皇子邸，得在雍府”。

后来雍亲王生病，此女日夜服侍。

数月雍亲王病愈，她怀孕生下了乾隆。

第三种传说，曾做过热河都统幕僚的近代作家、学者冒鹤亭说，乾隆生母是热河汉人宫女李佳氏。

后来作家周黎庵写《清乾隆帝的出生》一文，发表在《古今文史》半月刊上(1944年5月1日)，援引了冒鹤亭的说法：雍亲王一年秋天在热河打猎，射中梅花鹿，当即喝下鹿血。

鹿血壮阳，雍正喝后躁急，身边又没有王妃，就随便拉上山庄内一位很丑的宫女幸之。

第二年，宫女临产，康熙怕家丑外扬，就派人把她带到草棚，生下一个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

台湾学者庄练在《乾隆出生之谜》文中、台湾小说家高阳在《清朝的皇帝》书中，都认同这一说法，甚至于提出名叫金桂，因为她“出身微贱”，而旨令钮祜禄氏收养这个男孩，于是乾隆之母便为钮祜禄氏。

乾隆帝出生之谜，还有一条佐证，就是他的父亲死的较早，而乾隆帝本人则相当长寿。

这种长寿基因估计只能遗传自他的母亲。

富贵人家的闺秀估计不大可能难有这种基因，这也从侧面说明，官书里记载的“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这样的高贵出身，实在并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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