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经历过洪水灭世，也许在圣经中记载的是真实存在的

即使推迟20多个世纪的欧洲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工具还是以石器和骨器为主，并且还是已村落的形式出现。

夏商周时期(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221年)这时期古中国社会从奴隶制逐渐进入封建社会，天下出现七雄争霸，先秦时期实力强大的秦国正在朝着大一统帝国的目标迅速进军。

而这时期的欧洲正从铜器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经过一系列殖民和改革战争，最后经过亚历山大东征三大文明古国，成为当时世界第一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战国人口约三千万以上，商业兴起，社会制度健全，打仗更是动不动就发兵几十万上百万，可想而知多么强大，而当时的人口约1800万，常备军360余万，亚历山大若真敢在先秦一统天下的仕途大业上闹上一出，那结果可想而知。

接着到中世纪的欧洲(公元500年-公元1453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进入封建社会，后来多数地区开始实行基督教化，神权大于王权，东罗马覆灭，后又遇到瘟疫灾难致使人口数量骤减，被阿拉伯人征服后直到公元1000年以后才迎来国家飞速发展的曙光，到15世纪晚期欧洲实力开始停滞，但开了大航海殖民时代。

这时期的中国历经秦、隋、唐、元、(时期)几次大一统，中国疆域从340万平方公里扩大到997万平方千米，人口从2500万增长到近2亿人。

军事上有先进的火器弹药，兵力110万-150万，而1470年欧洲人口还不到1亿人，并且十分混乱。

到了清朝(公元1644年至1911年)，这时期的欧洲经历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崛起，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也是在这个时期内拉开了和中国的差距。

这时期的清朝开始自给自足闭关锁国，而欧洲人忙着殖民和发明先进机器。

所以曾经让万国朝拜的中国，在这个阶段开始被列强打开国门。

总的来说，古中国走向逐步强大更多的时间是花在自己的土地上，根本无暇去欺负这些西欧小国，再说路途这么远，爬山涉水劳民伤财的没那个必要;而到了清朝虽然已经达到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但因棍棒快不过洋枪，又闭关锁国不思进取也只能眼睁睁被欺负了。

下面来看下外媒网友是怎么评论的吧(摘取部分内容) 1、从中国大陆到欧洲边缘的“丝绸之路”贸易路线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00年，但也有证据说其实还要更早，整条路长约7000英里，需要走上至少一年，可以想象一下你带着一支庞大的军队想穿过这条路，后勤得不到保障和一些疾病传播等都会让许多人死亡，所以征服如此遥远的地方毫无意义。

2、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直到文艺复兴之前，欧洲并不是一个拥有首都的欧洲，相反，欧洲只是世界边缘一些贫穷的地方。

最好的情况是，古中国派出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是非常昂贵和费时的，并征服所有动荡的欧洲。

即使在最乐观的假设下，这一壮举也不可能在5年内完成。

然后，军队将不得不留在这片令人难以置信的外国土地上，在接下来的5到10年里安抚那些不守规矩、不文明的居民。

你的大部分军事力量远在千里之外，一个要用什么来保住他的宝座呢?你能想象几年前你派出最好的部队，却只有很少的人成功回家?即使是最强大的皇帝也不太可能批准任何回报超过5年的行动。

行动的风险越大，回报就需要越快。

没有什么比派遣你的精锐部队西进更危险的了。

3、离家太远会极大地影响士气。

例如，亚历山大的军队在印第安战役中处于军心涣散的边缘。

(我知道历史学家们在争论这个问题是否是他退却的最终原因，但它确实是根本原因之一。

即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也很难在别国大陆鼓舞士兵人数超过自己的军队。

4、简单的答案是，古中国没有征服遥远土地的欲望，也没有兴趣。

除了蒙古人建立的王朝，当时的态势一直是防御性的，即，以对抗外部威胁。

有人可能会说汉,唐、明,和中国清王朝征服了很多领土,但它总是摆平一个危险的外部威胁，几乎总是北方游牧,例如,匈奴;在清朝。

除此之外，我能回忆起的唯一一次外国冒险是15世纪的七次远航，一直航行到阿拉伯和东非，但这些远航基本上都是“展示国旗”的远征，没有征服，更不用说破坏当地文化或被殖民者定居了，就在80年后，航行到新大陆。

通过比较郑和船队(62艘船和28000人)和哥伦布船队(3艘船和87人第一次出航，在随后的航行中从未超过6艘船)的规模，可以判断中国是否有能力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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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诚信，很多时候都是无价之宝，它不仅能为我们赢来事业、金钱，甚至在历史上我们所熟之的那个曾经一无所有的，他却用诚信二字赢得了自己的天下—— 在汉末那个动乱的年代，表现出纵横天下的超人之才和非凡之能，用“奸雄”二字概括是很不确切的，问题主要是他的个人品格存在严重缺陷，如屠徐州、坑降卒，残杀生灵无数，为人又诡谲多诈，崇尚独夫哲学，误杀吕伯奢全家而宣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在哪个时代都是站不住脚、会受到谴责的。

在个人品格上的毛病，主要是生性多疑，乱加猜忌，杀戳了不少无辜臣下，晚年更甚，使得朝臣人人自危。

而刘备，从他举事之初到称帝之后，始终重百姓、讲仁德、守信义，把握好处世为人的基本道德准则，在个人品格方面没有什么明显的闪失。

这是刘备在品格上不同于曹操、孙权之处，也是他大半生颠沛流离最终能成就鼎峙之业的重要内因。

翻阅三国史书，综观角逐群雄，可以说没有那个争霸图王者的政治思想品格能跟刘备相比。

刘备是汉末三国时代最孚众望、最得人心的争雄者，也是最符合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理念的三国政治家。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刘备，是历史上的那个刘备，而不是《》小说、影视剧中的刘备。

小说和银屏上的刘备，很多方面非其真貌，它们都没有把刘备的作为和品格艺术地反映出来，反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歪曲史实、虚假不实的误导作用。

所以，我们更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刘备。

乱世之年得民心 颠沛流离受尊敬 《·蜀书·先主传》载，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人，系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

刘胜在时被封为涿县陆城亭侯，后在宗庙祭祀中因献助祭金不合规格，触犯律令，被削去爵位，于是世代就在涿县安家。

刘备的祖父、父亲都在州郡做过官，但到刘备的时候已家业衰落，成为底层百姓。

这很可能是刘备父亲早逝的缘故。

汉末由于国家大动乱，百姓受尽战乱之苦，田园荒芜，衣食无着。

刘备当平原相时，将府中财物施舍给百姓，以度饥荒，自己在府里跟“士之以下者”即一般办事人员同席同食，无所挑扌柬，所以大家都归附他、爱戴他，起事之初就很得人心。

当时有个叫刘平的富室一向看不起刘备，不甘心受刘备管治，买通了一个剌客去行刺，刘备不知内情，热情款待，剌客受到感动，不忍下手，于是将来意告诉刘备，作别而去。

《三国志》作者陈寿为此赞叹：刘备就是这样深得人心。

刘备起事后，手下只有千余兵卒，后又得饥民数千，实力甚小，为官也只做到平原相，但他在当时的名声却很大。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徐州牧陶廉病重，对其别驾麋竺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

”后麋竺率州人迎请刘备，刘备不肯接受。

徐州所属官员陈登、继续劝说，强调现在百姓拥戴贤能之主，徐州殷富，有人口百万，据此既可扶助朝廷，又可济世安民，刘备才同意接任。

陈登等将此报告给当时最大的割据列强，袁绍回书表示赞成，说：“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孚所望也。

”不久，、相继前来攻夺徐州，刘备被吕布赶走，开始了颠沛流离生涯。

当时，刘备虽然一无兵力，二无地盘，但所到之处均深受礼遇和尊敬。

被吕布打败后他走归曹操，曹操“厚遇之，以为豫州牧，”帮助刘备反击吕布。

吕布势力被消灭后，曹操回到许都，表荐刘备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

”在一次酒席间闲谈时，曹操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

”刘备闻听大为失惊，不觉将筷勺掉到地上。

适值雷震，刘备随机以惊雷相掩饰，未让曹操发觉其失态。

曹操是何等有识见之人，他如此敬重刘备、称赞刘备，主要在于刘备既有雄才又深得人心。

这种称赞对刘备来说并非好事，他预感到曹操已对自己产生疑心。

事实上，当时曹操的谋士已向曹操建议除掉刘备。

程昱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

”曹操因担心“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未即同意。

后曹操派刘备去阻击袁术，程昱、都说：“刘备不可纵。

”曹操后悔，已追之不及。

刘备乘机从曹操处逃出，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屯兵于沛(今江苏沛县)。

当时，正是袁曹前夜，但曹操仍决定进击刘备。

诸将都说：现在与主公争天下的是袁绍，如今袁绍业已引兵前来，却东征刘备，假若袁绍乘虚而入，那怎么办?曹操说：“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

”于是亲自引兵攻击刘备，刘备不得已又投奔袁绍。

袁绍听说刘备前来，一面遣将沿途迎奉，一面亲自离邺城(今河北临漳县)二百里，去跟刘备相见。

袁绍是当时最煊赫的大氏族代表和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如此屈驾迎接刘备，主要也是刘备的德行、品格在起作用。

官渡之战后，曹操又亲自向驻兵汝南一带的刘备发动进攻。

刘备转而投奔荆州，又受到这个南方最大豪强的出郊欢迎，待之以上宾之礼。

颠沛流离之中的刘备，转辗木妻息列强之间，虽是寄人篱下，但却不显半点寒冫仓，足见人格的力量是政治家的处世之道和立身之本。

紧急关头重信义 危难之际系百姓 刘备在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时所表现出的得人心、受尊敬的品格，在寄寓荆州期间进一步得到显示。

刘表与刘备，系汉室同宗。

对于刘备的到来，刘表是真心欢迎的。

刘备一到，他就增加其兵力，使之屯新野，在博望坡击败曹军进攻。

但后来荆州豪杰归附刘备的日益增多，刘表起了疑心，暗中对刘备有所防备，不予重用。

尽管如此，对刘备仍然十分敬重，待遇十分丰厚，而且一收留就是七年(从201年农历九月到208年农历八月)，刘备对此是深为感激的。

所以当曹操南下，刘琮背着刘备派人至新野(时刘备屯樊城)向曹操投降，刘备处境十分危急之时，他没有乘刘表刚亡故、刘琮刚继位即降曹这个机会，夺取荆州。

当时刘备从樊城撤退经过襄阳时，劝刘备攻刘琮、得荆州，刘备说：“吾不忍也。

”只是停下马来呼刘琮，刘琮吓得低着头连身子也站不起来。

随后，又去刘表墓地，拜辞哭别。

另据裴松之在先主传引《英雄记》、《魏书》、《汉魏春秋》载，刘表临终时曾将荆州托付刘备，刘备没有接受，其理由是：“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

”刘备强调“不忍”，主要是考虑一个信义问题。

诚如刘备所说：“背信自济，吾所不为。

”尽管荆州对刘备来说已由诸葛亮定为争霸图强的首要目标，但他决不在违背信义的情况下图取。

这完全是由他的政治品格决定的。

刘备在荆州依附刘表期间，虽然无权无势，但他的人品却征服了荆州吏民。

当他由樊城经襄阳向江陵撤走时，“(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

比到当阳(今荆门市南郊)，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

”左右劝刘备尽快前进，保有江陵，说现在相随的人众虽多，但能作战的士兵少，如若曹操兵马追来，怎么挡得住?刘备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他坚决跟十余万民众一起走，尽管这样做有可能被曹操追上，也决不遗弃百姓。

与民众休戚与共，紧要关头更见真情，充分显示出刘备的政治品格，这在古代政治家中是难能见到的。

由于跟随的民众太多，部队行进缓慢，终于被曹操率轻骑日夜兼程赶上，刘备遭受重大挫折，妻子死难，刚满周岁的儿子阿斗也差点失去，只剩下数十骑斜趋汉津(今荆门市沙洋附近汉江边)，正好遇到先朝派出的船队，才幸免于难，得以由汉江至夏口(今汉口)。

刘备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品格付出了代价，但赢得了万世千秋的赞誉。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评论道：“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

……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正是由于刘备的政治品格有很强的吸引力，当时被曹操打散的部队很快又集结到刘备身边，参加了。

赤壁之战后，已归顺曹操的很多刘表部下又纷纷投奔刘备，于是才有以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排部下为理由，向孙权提出借荆州，从而打下了“济大业”的基础，开创了“济大业”的全新局面。

肝胆相照显真情 处事公正不偏心 作为一个政治家，在用人、处事上是否真诚、公正，是显示其品格的重要方面。

从角逐争雄的需要出发，刘备跟曹操、孙权一样十分注意礼贤敬士，广揽人才，这是他们的共同点；所不同的是，刘备在用人、待人上显得尤为心诚、情真，君臣之间肝胆相照，相互信任，，有一种同命运、共呼吸的真情谊。

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就是最典型的范例。

一方面是寒冬时节，屈驾延请，至诚至真；一方面是自始至终赤胆相辅，“鞠躬尽力，死而后己”。

刘备与黄权的关系也很能说明他在用人、待人方面的品质。

黄权本是主薄，他反对刘璋迎请刘备入川，向刘璋进谏不听，被贬出成都去当广汉县长。

后刘备与刘璋反目，攻取益州，各郡县望风归附，唯独黄权关闭城门，坚守城池，直到刘璋投降，才归顺刘备，刘备不计前嫌，加以重用，黄权进献了夺取汉中之计，对刘备集团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关羽失荆州后刘备亲率大军东下伐吴，黄权认为吴人骠悍善战，水军进易退难，建议刘备在部队后面坐镇，自己愿作先驱试探对方虚实。

刘备不予采纳，任命黄权为镇北将军，督率江北的军队防备魏国出兵。

刘备在中被打败后，黄权返蜀的道路被吴人切断，被迫降魏。

蜀国有关官吏依法收捕了黄权的妻子儿女，并将此事报告给刘备。

刘备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

”命即释放，一如既往对待。

此前，魏国方面传说黄权的家室已被斩首，黄权不信，说他深知刘备的为人，不会这样做。

没多久，果然传来了被宽宥的消息。

刘备宽仁有度，以信诚待人，在君臣关系方面，要比曹操、孙权集团和谐得多。

曹操、孙权都有猜忌多疑的毛病，连荀或、这样的功臣也都因曹、孙的猜忌而忧郁致病，，刘备方面则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不论对前期跟随他的人，还是在荆州跟随他的人，入川后归附他的人，刘备都量才使用，一视同仁，不存偏见，不讲山头，处事公正。

对关羽、也同样，不因为他们之间“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而只重私情，不重才能，排斥他人。

老将，本是刘表长沙太守韩玄的部将，赤壁之战后刘备平定荆州的江南诸郡时归顺，后随刘备入川，常冲锋临阵，勇冠三军。

后又击斩曹操大将于定军山，为刘备获取汉中立下大功。

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后，封黄忠为后将军，同时封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为左将军。

诸葛亮认为黄忠的名望素来不能跟关羽、马超相比，马超、张飞在近前，他们都亲眼见到黄忠的战功，还可以向他们解释清楚，而关羽远在荆州，知道了一定会不高兴。

他建议取消对黄忠的任命。

刘备坚持不变，说他自会向关羽解释此事，特派费诗至荆州。

其时关羽正北攻襄樊，费诗直接到襄樊前线见关羽，关羽得知黄忠为后将军，发怒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接受前将军的任命。

经费诗一番劝说，关羽明白了道理，遂即受拜。

刘备提拔镇守汉中，也说明他对关、张并非存有偏心，而是处事很公正的。

魏延本是义阳的地方豪强，刘备入川时他带着自己的私人武装相随，很有勇略，屡立战功，升任为牙门将军。

刘备攻下汉中自立为汉中王，准备将王府迁往成都，需要一位重要将领镇守汉中。

当时大家都以为一定是张飞，张飞心里也以为非自己莫属，结果刘备提拔了魏延，以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致使“一军尽惊”，即全军上下无不惊讶。

刘备重封黄忠、提拔魏延，既说明他处事公正，知人善任，又说明他在用人上不讲山头、不讲私情。

在刘备集团内部，确实有一个刘、关、张“三人帮”，论跟刘备的私人交情，他人都不能与关、张相比，但他对关、张并没有特殊照顾，一样论功行赏，量才使用。

他让关羽守荆州，也不是从私情出发，而因为关羽是蜀汉方面最著名的将领，包括曹魏方面都认为“蜀国名将惟关羽。

”后来关羽失荆州刘备决定伐吴，主要目的是为了夺回荆州，并非单纯为义气。

平时，他对“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的片面性，也有过告诫，不是一味迁就。

刘备在识人、用人上实际比诸葛亮高出一筹。

提拔重用黄忠、魏延，诸葛亮就不可能做到。

又如对马稷，刘备临终时嘱咐：“马稷言过其实，不可大用。

”诸葛亮后来不听此言，结果吃了大亏。

刘备的政治品格特点，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理念的体现。

孔、孟的政治主张强调“德治”，强调“仁政”，告诫统治者要“以德服人”，要用自己的人品、高尚的道德来影响臣民，征服百姓。

刘备年少时虽然不爱读书，但复杂的政治斗争实际使他深知遵循儒家政治思想理念对于角逐天下的重要性，十分注意自身品德人格的修养，树立贤德之君的风范，临终时仍不忘留下遗诏告诫：“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正是这个“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基本政治理念，铸成了刘备一生受人敬重的政治品格。

这种政治品格虽然深深打有儒家政治思想的烙印，但在今天仍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以往人们常常把拥刘反曹视为一种封建正统思想，好象拥刘就是拥汉，恢复汉室统治，其实这是一种浅层次、简单化的思维定式。

我们应从一个政治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政治品格来看待这个问题，否则的话，就会大大降低乃至失去刘备这个特定历史人物永恒的政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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