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有何显著特征？
【千问解读】
本纪 高祖至代宗，基本脱胎于吴兢、韦述等《唐书》帝纪;德宗至文宗，大体围绕相关实录多寡加减、编纂而成，与前半部已有现成帝纪可以直接引用的情况不尽相同;武宗以下，基本上采用的是贾纬《唐年补遗录》65卷。
《旧唐书》卷一八宣宗纪“史臣曰” 的第一句称，“臣尝闻黎老言大中故事”。
我们知道，实录在没有纂成。
时，裴庭裕“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三卷，目为《东观奏记》，纳于史馆。
”今本《唐会要·修国史》中的这一记载，在整部《旧唐书》中只字不见，而且连裴庭裕这个人也未提起，后晋史官似未见其人、其书，这个“尝闻黎老言大中故事”的“臣”只能是贾纬了。
因为后晋史官中，只有贾纬为纂修唐史、补救以下“缺略”而“搜访遗文及耆旧传说”，撰有《唐年补遗录》。
同样，《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史臣曰”的第一句，也是“臣常接咸通耆老，言恭惠故事”。
这更证明，《旧唐书》武宗以下的帝纪是采自贾纬之书，并无裴庭裕《东观奏记》。
志 有一个以往都未曾注意的问题。
这就是：唐代关于“礼法之沿革”的几部主要撰述，《旧唐书·经籍志》没有著录，后晋时却曾为朝廷重视过。
《册府元龟》卷五五九、《旧五代史》卷七八中，都有一段关于修《大晋政统》的记载。
天福四年(939)，即诏修唐史的前二年，左谏议大夫曹国珍上奏云： 请于内外臣僚之中，择选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后《会要》、《礼阁新仪》、《大中统类》、律令格式等，精详纂集，别为一部，商议古今，俾无漏略，目之为《大晋政统》，用作成规。
其事虽未施行，但上奏中提到的几部撰述后晋时显然尚存。
除了《礼阁新仪》外，其余都可以在《旧唐书》的纪、志、传找到它们的纂修情况和内容简介。
前、后《会要》，即兄弟《会要》、崔铉监修《续会要》，为今本《唐会要》的前身。
这类有关“礼法之沿革”的撰述，无疑是《旧唐书》十志的主要取材之源。
如果分别来说，大体可以作如下概括：礼仪志7卷，主要采自《大唐开元礼》、王彦威《曲台新礼》和文宗以后的一些礼仪奏章，而编纂体例则参照了《通典·礼典》。
音乐志4卷，志一主要依据前、后《会要》，并参照了《通典·乐典》;志二主要本于《通典》卷一四四至一四六各篇，并参照了前、后《会要》、昭宗时的有关奏议;志三、志四为后晋太常寺所保存或搜集的“诸庙乐章舞名”，这是修史计划中作有规定的。
历志3卷，应当本于韦述《唐书》，这可从其序文中找到线索，即所谓“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历法，以备此志”。
天文志2卷，大部分内容、文字都与今本《唐会要》卷四二至四四的相关记载同，显然采自前、后《会要》;志下“灾异编年，至德后”，不少见于各帝纪，当采自肃宗至武宗各帝实录及司天台有关记载。
五行志1卷，以前、后《会要》为主要史源，并参取各帝实录、有关奏疏。
地理志4卷，篇幅最长，极有可能是采自韦述《唐书·地理志》，起高祖，至代宗。
职官志3卷，志一“录永泰二年官品”，志二、志三的许多文字直接录自《唐六典》及后晋尚存的《宫卫令》、《军防令》等;德宗时的变革，主要录以当时的诏敕。
舆服志1卷，采录《大唐开元礼》的同时，又以苏氏《会要》为另一重要史料来源。
经籍志2卷，节取毋煚《古今书录》而成。
食货志2卷，为最初总体规划中所无，在纂修过程中对唐代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有较深入的认识，加之最后一任监修刘昫在后唐、后晋都以宰相判三司，总管盐铁、户部、度支，必然注意唐代中后期以来的钱谷、货物，因而增立此志。
就其所记内容而言，代宗至宣宗之事详于玄宗和玄宗以前。
代宗以前以韦述《唐书·食货志》为底本，而德宗至宣宗间的主要史源则是前、后《会要》。
刑法志1卷，以《大中统类》、律令格式为主要史料来源。
总括起来说，《旧唐书》“十一志”基本不是采用唐代实录、国史“旧本”，而是以“记礼法之沿革”的各项“专史”为主要史料来源，如《大唐开元礼》、《唐六典》、《通典》、《会要》、《续会要》、《曲台新礼》、《大中统类》以及律令格式等。
列传 以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目录为据，立传者(包括目中出现的附传、有目无传者)，除去重复，共1820余人，周边政权45个。
关于人物，大致有三种纂集办法。
第一，吴兢、韦述《唐书》中有传者，后晋史官大都用为主要史源，或直接迻录，或略作编排。
第二，韦述《唐书》以后的人物，后晋史官多据各帝实录进行剪裁。
以《顺宗实录》为例，中有7人传记，即张荐、令狐峘、张万福、陆贽、阳城、王叔文、王伾、韦执谊传。
对照《旧唐书》中相关列传，除不记言外，只有取舍详略和文字繁简的差异，并无规模、形制方面的不同。
尤其令狐峘、张万福、阳城三传，与《旧唐书》三人传记，如出一辙。
列传剪裁实录，还有一种情况，即以实录中的记事补叙到相关人物传中，如《玉海·唐河北三受降城》条所引《实录》140余字，几乎完完整整地出现在《旧唐书·卢坦传》中。
第三，国史、实录失记或记述不完整的人物，则家传、行状、墓志、文集，乃至杂史、小说，不论《经籍志》是否著录，凡武宗以前的著述，都可能是后晋史官的取材之源。
列传中的45个周边政权，取材情况与人物传传记不同。
概括而言，不只“国史、实录旧本”，《通典》、前后《会要》、贾耽《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都是其重要史料来源。
整体 总而言之，《旧唐书》的史料来源问题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但是，五代后晋史官在纂修这部唐史时，绝非仅仅限于唐代的国史、实录旧本，这是必须清楚的。
应当说，代宗以前的纪传体唐代国史，德宗以前的编年体唐史，武宗以前的唐代各帝实录，宣宗以前的有关“礼法沿革”的各种典志，以及《旧唐书》中提到的大臣奏议、诸公文集，乃至杂史、小说，都是后晋史官修史时的采摭对象。
此外，不要忘记的就是《唐年补遗录》了。
至于剪裁是否恰当，考辨是否精审，又是另外的一个问题。
由于宣宗以后的原始素材本来就短缺，尽管几经搜求，仍然不足。
所以，后晋史官不得不大为感叹：“惜乎简籍遗落，旧事十无三四，允墨挥翰，有所慊然!”《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史臣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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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妲己最后嫁给了谁：历史迷雾中的别样归宿
她因与帝辛的纠葛而闻名于世，其最后归宿更是成为后世众人却又难以确证的谜题。
苏妲己与商纣王的纠葛：命运转折的开端 苏妲己是有部落的女儿，有苏氏以狐狸为图腾，这一背景为后世诸多关于她的传说埋下了伏笔。
商纣王帝辛在位三十多年后，已年逾六十，他出兵征讨有苏氏部落。
有苏氏部落抵挡不住纣王的兵锋，无奈之下只能投降，并献上了宝物与族中的美女，苏妲己便是其中之一。
16岁的苏妲己踏入宫廷，面对年近六旬的纣王，这段年龄悬殊的婚姻就此展开。
苏妲己凭借自己的美貌和独特魅力，迅速赢得了纣王的欢心，成为他晚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纣王在她的影响下，越发沉迷于、荒淫无度的生活，对妲己言听计从。
为了讨妲己的欢心，纣王加重百姓的赋税，收集天下宝藏修建奢华的鹿台，还建造了酒池肉林。
然而，将商朝的灭亡完全归咎于苏妲己显然有失偏颇，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腐败、经济衰退、民族矛盾激化等都是导致商朝灭亡的重要原因，苏妲己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纣王的决策，但她绝不是商朝灭亡的唯一因素。
历史迷雾中的归宿猜测：的结局 随着商朝的灭亡，苏妲己的命运也走向了未知，关于她的归宿，历史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各种猜测也层出不穷。
一种说法认为，苏妲己在商朝灭亡后被周武王处死。
在传统的观念里，苏妲己被视为红颜祸水，是导致商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
周武王为了彰显正义，消除商朝遗毒，可能对她采取了极刑。
但这种说法缺乏确凿的史料支撑，更多是基于对苏妲己负面形象的刻板认知。
另一种说法则更具戏剧性，有记载称“之败也，融与太祖书曰：‘，以妲己赐。
’”周武王是文王的次子，姬昌有许多儿子，最出名的除了姬发还有大儿子和四子，姬旦就是世人熟知的周公。
按照这种说法，沦为亡国奴的妲己，被周武王当作奖励一般赐给了周公。
然而，这一说法也存在诸多疑点。
一方面，周公作为一代贤臣，以正义和高尚的品德著称，接受苏妲己这样一个被视为祸国殃民的女人似乎不太符合他的形象；另一方面，在男尊女卑的时代，女性的命运多由男性掌控，苏妲己被当作战利品随意赐予他人，也反映出当时女性地位的低下。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苏妲己在商朝灭亡后可能隐姓埋名，独自生活。
她或许深知自己的处境危险，为了躲避追杀和世人的唾弃，选择远离尘世，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度过余生。
但这种说法也仅仅是基于想象，没有实际的证据可以证明。
苏妲己形象演变：从历史人物到文化符号 从历史人物到文学形象，再到文化符号，苏妲己的形象经历了复杂而多变的演变过程。
在《》等古典小说中，她被描绘成拥有之貌的九尾妖狐，以美色迷惑纣王，祸乱朝纲。
这一形象深入人心，成为后世文艺作品反复演绎的经典题材。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观念的变迁，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苏妲己的形象。
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创作者试图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苏妲己，探讨她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奈与抗争，以及作为女性在古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
她不再是单纯的“红颜祸水”，而是一个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被命运捉弄的可怜女子。
如今，苏妲己已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更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代表着古代女性的命运与抗争。
她的故事激励着人们思考性别平等、权力与责任等深刻问题，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苏妲己最后嫁给了谁，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但无论她最终的归宿如何，她的故事都成为了历史长河中一段独特的篇章，让我们在探寻历史真相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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阖闾为什么仅比夫差大9岁：历史迷雾中的真相探寻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阖闾与夫差这对父子，年龄差距竟仅有9岁左右，这一现象与人们的常规认知大相径庭，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呢？ 史籍记载矛盾：引发年龄疑云 在众多史籍记载中，关于阖闾与夫差的关系及年龄情况存在诸多矛盾之处。
《吴越春秋》中提到“波太子夫差”“波秦之子夫差”等表述，语句不通且存在逻辑问题，引发了学者沙孟海的质疑。
他认为这些表述或为“别名 + 夫差”，或是传钞者对原文理解有误。
同时，不同史籍对阖闾、夫差身份的记载也不尽相同。
《左传》《世本》称阖闾为吴王余眛之子，而《》等又有其他说法。
这些矛盾的记载，使得阖闾与夫差的年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为后人探寻真相增添了难度。
家族关系梳理：厘清辈分脉络 从家族关系来看，阖闾是吴王诸樊之子，而夫差是阖闾之子。
不过，在复杂的家族关系中，还存在一些容易混淆的人物。
太子波是阖闾初立太子，也是夫差之兄，他与夫差并非同一人。
此外，关于终累的身份也存在争议。
有观点认为终累可能是太子波的异名，但这一说法已被证伪。
通过对家族关系的细致梳理，我们可以明确阖闾与夫差是父子关系，而并非祖孙关系，这为进一步探究他们的年龄差距提供了基础。
年龄推算依据：还原历史真实 为了推算阖闾与夫差的年龄差距，我们可以依据相关历史事件进行时间推算。
以公元前548年阖闾之父诸樊在攻楚的盟国巢国时中箭身亡作为时间参考点，到公元前515年阖闾派刺杀自立，期间间隔33年。
再到公元前504年阖闾立夫差为太子，时间间隔为44年。
由此可以推断，公元前504年阖闾的年龄至少已过50岁，而夫差年龄至少也已过30岁。
8年后，公元前496年阖闾在与的槜李之战中伤重身死，此时夫差成为吴王，年龄已过40岁。
假设公元前496年夫差为41岁，则夫差生于536年，而阖闾生于约527年，两人年龄差约为9岁。
这一推算结果与史籍中的相关记载以及历史发展逻辑相符合。
历史背景解读：年龄差异的合理性 春秋末期的历史背景为阖闾与夫差年龄差异的合理性提供了支撑。
当时，吴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国内政治斗争激烈，外部与、越国等国战争不断。
为了争夺王位和巩固统治，王室成员往往在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参与政治和军事活动。
阖闾作为吴王诸樊之子，在兄长去世后，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军事行动，最终于公元前515年自立为吴王。
他在位期间，任用贤能，发展生产，使吴国成为一方强国。
夫差作为阖闾之子，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早早地参与到吴国的政治和军事事务中。
他因以死争之于阖闾，被立为太子，并在阖闾去世后继位为吴王。
在春秋末期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阖闾与夫差年龄差距较小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政治需求的。
历史意义反思：对人物评价的影响 阖闾与夫差年龄差距较小的现象，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提醒我们在研究历史人物时，不能仅仅依据表面的现象和传统的认知，而应该深入挖掘历史资料，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推理。
对于阖闾和夫差这对父子，我们不能仅仅关注他们的年龄差距，更应该全面、客观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功过。
阖闾在位期间，任贤使能，发展农业生产，整治军队，使吴国成为称霸一方的强国；而夫差在继位初期，励精图治，任用伍子胥等人，整顿军队，大败越王，一度使吴国达到了鼎盛时期，但在位后期却任用奸臣宵小，生活奢华无度，对外穷兵黩武，最终导致吴国灭亡。
通过对他们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春秋末期的历史发展脉络，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素材和视角。
阖闾仅比夫差大9岁这一现象，是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探究，我们不仅可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还可以从中汲取历史教训，为今后的研究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细节都可能隐藏着深刻的奥秘，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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