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严和诸葛亮的关系如何？为什么他在诸葛亮死后心怀激愤而病死？
公元234年，一代名臣诸葛
【千问解读】
公元234年，一代名臣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蜀汉举国哀痛，而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他虽远在梓潼，但得知诸葛亮病逝的消息后也因此而悲伤过度，最终发病而死。
这个人既不是诸葛亮的至亲至爱，也未曾受过诸葛亮大恩，相反，他还曾是诸葛亮最大的政敌，他就是刘备驾崩前钦定的两大托孤重臣之一的李严。
关于诸葛亮的死，若以常理度之，最为开心的应该就是李严了，连诸葛亮的对手或许都不希望诸葛亮早死。
但事实上，诸葛亮死后，李严不仅没有一种大仇得报的感觉，甚至可以说他是当时最为的一人，那么李严为何会为曾经的政敌之死而痛哭不已呢?是他不计前嫌，高风亮节之本色使然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其实这其中的原因《》里已经明确记载过了： “十二年，平闻亮卒，发病死。
平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
” 诸葛亮死的这一年，李严已经被流放到梓潼达三年之久，从蜀汉的主政大臣宝座上跌落下来，成为一介平民，李严的内心是极其痛苦的。
在梓潼的三年里，他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到朝堂之上，而回到朝堂之上的唯一希望，就是诸葛亮对他的重新用，所以他一直在等待着诸葛亮的“回心转意”，可是他最终等来的却是诸葛亮死亡的消息，如此怎能不令他悲痛呢?而且李严深深地明白一个现实，那就是假如诸葛亮不启用自己，那么蜀堂从此再无人敢，也无人会启用自己。
因此，李严对于诸葛亮病逝所表现出的悲痛，不是出于对诸葛亮的尊重与不舍，而是出于自己不能再次获得朝廷启用的绝望。
那么诸葛亮病逝以后，李严为何会觉得自己不能再次受到朝廷的启用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便是李严是诸葛亮当年亲自下令贬黜的，以诸葛亮在蜀汉的影响力，如果没有诸葛亮的准许，后人是不敢跨过这条禁线，私自决定取消对李严的惩罚，令其回到朝堂的，甚至连都不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诸葛亮死前对于蜀汉朝堂的重新规划，以此来佐证这一原因。
早在诸葛亮去世之前，他便提拔为丞相府长史，之后诸葛亮在外用兵，尤其是李严被罢黜后，都是蒋琬负责后方粮草的调运，蒋琬的能力得到诸葛亮的认可，所以诸葛亮曾对刘禅说 “为臣若不幸去世，后事应托付蒋琬。
” 我若不幸去世，蒋琬可接替我。
而事实上，诸葛亮死后，刘禅便立即升蒋琬为尚书令，加都护、假节，兼任益州刺史，不久升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成为继诸葛亮之汉第二任丞相，蒋琬迅速位极人臣。
与此同时，蒋琬还向刘禅举荐了和，希望刘禅重用此二人，这两人的名字想必大家不陌生吧? 没错，就是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向刘禅提及的两人。
前有诸葛亮的保举，后有蒋琬的推荐，费祎和董允两人也迅速得到升迁，在蒋琬死后，两人还曾担任过尚书令，掌握朝廷大权。
而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四人也就是蜀汉著名的“四相”。
也就是说，在诸葛亮死后，蜀汉朝堂其实一直掌控在诸葛亮所提拔的大臣手中的，而这些人也都是诸葛亮最忠诚的追随者，一生都在努力完成诸葛亮未竟的北伐事业，所以，诸葛亮虽死，但影响力依旧存在。
如此情况下，若诸葛亮不启用李严，那么蒋琬，费祎，董允等人更不可能违背诸葛亮的意愿而私自启用他了，尤其是李严与诸葛亮的矛盾，就在于是否继续北伐这件事上，蒋琬等人是北伐的坚定支持者与实践者，因此反对北伐的李严又如何能够得到蒋琬等人的“特赦”呢? 李严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诸葛亮死后，远在梓潼的李严才会如此悲痛，最终竟“激愤而死”。
通过李严的死大家也许可以对他的性格猜测一二。
一个曾经被刘备委以重任，且曾得到诸葛亮“处理公务行云流水，解决难题从不滞留”的高度评价的辅政大臣，最终竟然会因为无法继续做官而“激愤至死”，其内心之阴暗小气，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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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帝王在饮食上都有什么规矩？和平民吃的食物又有何分别
”饮食，作为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求，在中国历史早期便被迫与国家政治相连。
《周礼》中关于不同阶级饮食礼仪上的规定可谓，不胜枚举。
无数历史名人的命运亦随着饮食起起落落：“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靠厨艺这块敲门砖走上了人生巅峰;则因赐宴时为他“独置大胔(无骨大块整肉)，无切肉，又不置箸”而“心不平，怏怏而去”最终君臣失和。
够了，够了，实在是看厌了波诡云谲的政治，让我们回归温香软糯的食物本身。
古人力于农耕，却常常挣扎于温饱线上，难谈美食。
那贵为一国之君的天子呢?他们的餐桌上，又究竟摆放着哪些珍馐美味? 图1 满族食俗与清宫御膳 配图 一、普通的餐桌 一提到天子的饮食，我们瞬间联想到的往往是一餐百余道菜，“吃垮”大清的。
但当我们真正翻看现存的天子食谱《清宫御膳档》时，也许会十分惊讶：的餐桌并不以珍奇见长，呈列的几乎都是百日所食之物，连咸菜豆腐都屡见不鲜。
历代天子饮食多不重奇。
北宋皇室“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官修的《政和本草》将羊肉与人参并列“人参补气，羊肉补形”，年间公众日均消耗羊肉1200斤以上。
此时之羊并非如先代高居庙堂，而是遍布江湖之远，诗云“剪毛胡羊大如马，谁记鹿角馨盘筵”，宋人食羊之盛，可见一斑。
偏处东南，羊肉难得，天子便同常人一般大食螃蟹，号称“蟹痴”，曾因食蟹过多患上痢疾。
图2 (1328年—1398年) 则因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恐后世子孙不知民间疾苦，为后世子孙定下规矩，用餐时除精致饮食外，“民间时令小菜、小食亦必集”，囊括了苦菜、蒲公英、杂豆、麦粥等多种普通食物。
皇室偏好口味清淡鲜美的苏州菜，尤以、为盛，乾隆甚至将苏菜名厨破例由苏州织造府选入父子世代相传的御厨队伍中，将其封为七品官，每日头道菜必由所做，出宫巡游也必带此人。
而究张氏拿手的“苏造肉”，也不过是东坡肉的变种;传入民间后，百姓无钱买肉，将其手法用于烹调猪内脏，再加上火烧，便成了大名鼎鼎的北京小吃——卤煮火烧。
图3 东坡肉，又名滚肉、东坡焖肉 二、精致的餐桌 御膳普通而精致，普通的是食材，精致的是选材、烹调。
就清代而言，御膳对食材的品种、产地、时令、鲜活甚至是采摘、屠宰方法都要求颇严，仅日常使用的调和油便有十余种之多。
丰富的食材重在饮食均衡，所谓“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天子的主食中杂粮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每日餐后还要食用应季水果;在特定日子里，天子也会戒除荤腥，茹素度日。
有的天子本人对食材也相当挑剔，康熙曾讲他所食之物“必待其成熟之时始食之”;乾隆更是考究，春天榆树发芽他要求吃榆钱饽饽，初夏新麦灌浆抽穗他要吃新麦“捻转”(长条状食物)，盛夏喜食茄子扁豆，常年食用鸭子，以其性阴，可降处理政务的心燥。
图4 八宝鸭是苏州地区的特色传统名菜 烹饪一道，食材固然重要，关键还在于烹调之人。
御厨的烹饪是一种艺术，能达到所谓“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的境界。
这有时需要极高超的技术，如乾隆喜食鸭子，御厨便把鸭子整个去骨，留下完整“滴水不漏”的带肉皮囊，再填上八中食材，煮五个小时后，仍是一只不失形状的完整鸭子，这便成了乾隆最爱的“八宝鸭”。
有时需要人文气息，如清宫有一味“绉纱馄饨”，以方形皮象征地，团状馅象征天，包在一起便是天地未分的混沌世界，绉纱则指半透明的馄饨皮，一锅煮出，仿佛整个宇宙尽在其中。
有时需要一点创意，苏造菜大师张东官拿手的“樱桃肉”便是将猪肉切成未分离的小块烹煮七八个小时，然后用红曲点睛其上，艳若樱桃。
图5 绉纱馄饨 三、规矩的餐桌 偌大帝国最好的状态便是稳定，帝国权力中枢的宫廷更是秩序井然，即使天子本人也不能恣意妄为，这在餐桌上也有所体现。
明代重祖制，自于洪武元年将樱桃、梅、杏、鲥鱼、雉定为四月供奉太庙的“荐新仪物”后，便预示了后世子孙的一场噩梦。
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沿用诸物祭祀。
其他还好说，鲥鱼仅产于长江，朝廷便在南京设“鲥鱼厂”主管鲥鱼捕捞和运输，于每年五月十五祭祀过明太祖和，便将鲥鱼用层层冰雪覆盖，装于黄布遮盖的运船中，火速送往北京，必须与六月底到达，七月一日供奉太庙，然后皇帝必须食用。
这一过程复杂繁冗，而皇帝吃到嘴里的鲥鱼，经过将近月余的折腾，又没有冰箱冷库保鲜，此时的个中滋味，恐怕也只有天子才能够了解…… 清代宫廷按照满族习惯，天子每日进早晚两膳。
清代皇帝按祖制普遍于四点钟左右便早起，早膳安排在清晨六七点钟，晚膳在下午一两点;早膳前和晚膳后各有一次点心加餐，皇帝可随时传唤。
到了晚上六点多，尚有一次酒膳，仅有小吃夜宵，不设大鱼大肉。
对于成年自律性强的天子，这样的制度自然科学有效，个别皇帝还会自主加强约束，如乾隆每日晨起，都要先喝一碗冰糖燕窝粥，以助养生。
而少年天子往往难耐固定时间的约束，如便常常私下出宫猎奇。
图6 乾隆皇帝汉服图 四、灵活的餐桌 宫中饮食固然精致，但往往一味求稳，灵活、创新不足，天子不耐规矩时，也常常会寻找灵活的补充途径。
宫廷盛行宫外取食，即遣人于宫外购买食物回宫享用。
宋代天子不似前代般小心翼翼，在饮食上更为洒脱，兼之汴京、临安美食荟萃，此制。
大宴群臣时，曾遣人至汴京市场上沽酒;仁宗也常于各店肆买食;到了徽宗宣和年间，商贩们聚集皇宫酸枣门，专等天子传唤购买“晨辉门外设看位一所，前以荆棘围绕，周回越五七十步，都下卖鹌鹑骨饳儿、白肠、水晶鲙……荔枝诸般市合，团团密摆，准备御前所唤”。
等到高宗南渡，汴梁名厨不少随军南下，这些北宋旧人于临安城中仿效旧时呼和，吸引了高宗注意，很快便被天子点名选购，并获得厚赐，临安宫外迅速再现汴京辉煌，和宁门外“早市买卖，市井最盛……遇有宣唤收买，即时贡进。
” 图7 的繁华闹市 明清天子受约束较多，宫闱森严，不复宋时盛况。
明代天子久居深宫，难得出游，其饮食上的灵活更多体现在个人爱好上。
如永乐皇帝喜食羊肉，正德爱吃灌肠，隆庆嗜好驴肠、果饼，天钟爱乳娘掌勺菜肴，则雅好燕窝羹。
清代皇帝受满族传统影响，天子出行自由度较高，于宫外灵活饮食的机会也更多。
康熙在亲征噶尔丹途中，曾亲手猎鹿，烤鹿肝享用，并传唤宁夏面食、水果;在黄河畔保德驻跸时，更是带随从大捕黄河鲤鱼恣情享用，还写信给留京太子讲述鲤鱼的鲜美。
乾隆爷酷爱狩猎，一次于木兰秋狝后，命手下烤制鹿肉享用，并由西洋画师绘图留念;下江南巡游时，慕名微服至苏州寒山寺平常僧厨烹调的素菜，大快朵颐后称赞“蔬食殊可口，胜鹿脯、熊掌万万。
” 图8 乾隆帝南巡图(局部) 天子饮食固然胜过民间万万，但，妙手御厨在刀与火之间创造的奇迹，用的还是普通果蔬。
广厦千间，夜眠仅需六尺;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
饮食之道，不在精奇，重在适度、均衡。
世事多艰，千载易逝。
当我们摩挲泛黄书页时，人间的那一抹烟火气穿越时空萦绕指尖，带来心头的一丝慰藉：或许，在那些冰冷名字之后，他们心中都有一块柔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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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是怎么回事？金代医学家，四大名医之首
金代医学家，四大名医之首。
睢州考城县郜城乡(今河南省民权县王庄寨乡吴屯村)人。
张从正私淑的学术观点，对于汗、吐、下三法的运用有独到的见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扩充了三法的运用范围，形成了以攻邪治病的独特风格，为祖国医学的病机理论和治疗方法做出贡献，被后世称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又称为“攻邪派”的代表。
他一生著述颇丰，著有《儒门事亲》等。
关于张从正的籍贯，张从正在自己的著作《儒门事亲》中就已说明：“考城之郜城，戴人之乡也。
” 金贞元四年(1156年)，张从正生于金朝睢州考城县郜城乡(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王庄寨乡吴屯村)。
张从正因家乡民权为 春秋时期戴国，而自号“戴人”。
十余岁时承庭训，跟随父亲学医，博览医书，深究医理，勤奋自坜，弱冠成器，二十余岁悬壶应诊。
中年时代，即成一方名医。
他用药也以寒、凉为多。
他以为风寒等是在天之邪气，雨露等是地之邪气，最容易使人染病。
饮食的酸苦甘咸等是水的各种邪气，也是致病的原因，认为这些病因都不是人体内所应有的，一经致病;就应当祛除体外。
祛除方法采用汗、下、吐三法为要，凡风寒痼冷等所致，疾病在下，可用下法;凡是风痰宿食所致，可用吐法。
他行医奔波于陈州介徐州、汴京、归德府数十府、州、县，医疾救亡，功绩卓著，深得人民敬仰。
张从正后来长期在陈州宛丘县行医，又有人称他为“张宛丘”。
金宣宗兴定年间，谕诏从正，补太医，因非其所愿，不久辞职归里，后与麻知几、常仲明等讲研医理，著书传世。
约于公元1220年前后著成《儒门事亲》，取名的用意是：儒者能明事理，事亲的人就应当知医道。
当时因有人对汗下吐三法持有异议、故书中有说、有辨、有诫、有笺、有论、有疏、有十形三疗。
还有六门三法等目。
旨在于攻，故号攻下派。
金正大五年(公元1228年)冬，张从正卒，享年72岁。
张从正一生著述甚多，除今在《儒门事亲》中五卷之外，尚有《心镜别集》一卷、《张氏经验方》二卷、《张子和治病撮要》一卷、《秘传奇方》二卷传世，其余因年代久远，没能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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