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视角下韩信评价的探析
然而，在所著的《》中，对韩信的评价却似乎并不如人们普遍预期的那样高。
这其
【千问解读】
然而，在所著的《》中，对韩信的评价却似乎并不如人们普遍预期的那样高。
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韩信的军事才能与功绩 韩信出身平民，早年历经坎坷，但凭借其出色的军事才能，最终成为汉军的重要统帅。
他先后平定三秦，横扫魏、赵、代、燕、齐诸国，并在之争中屡建奇功，如大破赵军，水淹齐楚联军等。
这些战绩无疑彰显了韩信作为军事家的卓越才能。
二、《史记》中对韩信的评价 尽管韩信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史记》中，司马迁对他的评价却显得相对复杂。
一方面，司马迁肯定了韩信的军事才能和战绩，将其列入“列传”，并详细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
另一方面，司马迁在评价韩信时，也指出了他的不足和过失。
例如，韩信在平定后，派人请求封自己为“假齐王”，这一举动触犯了刘邦的忌讳，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此外，韩信在建立后，因功高震主而被刘邦猜忌，最终因被人告发参与谋反而被与合谋杀死。
这些事件使得司马迁在评价韩信时，不得不考虑到他的政治短视和悲剧命运。
三、影响韩信评价的因素 政治立场与时代背景：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正值时期，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这一背景下，司马迁对于功臣的评价可能更多地从维护皇权稳定的角度出发，因此可能对韩信等功臣的政治短视和威胁皇权的行为持批评态度。
个人品质与行为：韩信虽然军事才能出众，但在个人品质和行为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
例如，他缺乏政治敏感，讨封齐王触犯了刘邦的忌讳；同时，他在被贬为淮阴侯后，常称病不朝，口出怨言，这些行为都影响了他的历史评价。
历史书写的主观性：历史书写往往受到书写者主观因素的影响。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可能受到个人情感、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在评价韩信时表现出一定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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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宫之难是何时发生的？历史记载的结果是什么？
此事对赵氏打击不小，直到晋悼公时期赵武才让家族复兴。
《史记·赵世家》《史记·韩世家》误记其事发生在前597年，虚构出""的传奇故事，不过赵武复立确实是在前583年。
《国语·晋语九》:夫有车辕之难，赵有孟姬之谗，栾有叔祁之诉，范、中行有亟治之难，皆主之所知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赵氏以原、屏之难怨。
《左传》版本 将《左传·成公四年》、《成公五年》、《成公八年》三篇中的几处描写加以整合，便可梳理出事件脉络: 晋国大夫赵盾，是赵同、、赵婴齐同父异母的兄长。
孟姬下嫁于赵盾之子赵朔，赵朔死后谥为庄，故称。
而赵氏灭门惨案的重要诱因，其实是一件发生在赵氏家族内部的丑闻-- 赵庄姬与赵婴齐有奸情(此事应在赵朔死后不久，属叔叔与侄媳妇乱伦)，事情败露婴齐被赵同、赵括兄弟逐出晋国。
赵庄姬因此怀恨在心，在晋景公面前诬陷赵氏说，"赵同、赵括将要作乱"。
与此同时，与赵氏家族早有矛盾的栾氏、郤氏家族趁机出面为赵庄姬作证。
于是，晋国诛杀了赵同、赵括，并灭其族，赵氏封邑改封给大夫。
当时，赵武跟着赵庄姬住在晋景公宫里。
不久，幼时曾受赵盾养育之恩的对晋景公谈起赵衰、赵盾的功绩，称如果他们这样的人都没有后人祭祀，谁还愿意为国家效力。
于是晋景公复立赵武为赵氏后嗣，恢复了赵氏的爵位和封邑。
《赵世家》版本 老先生在他的《史记·赵世家》中说道:晋国赵氏家族在赵盾时期曾经执掌晋国朝政，就连当时的国君晋灵公都惧怕他。
晋灵公年幼顽劣，宠信奸臣屠岸贾。
屠岸贾为己谋利，于是与晋灵公，屡次刺杀正卿赵盾，未遂。
后赵盾逃匿，但是还未出国境，赵盾的族弟赵穿弑灵公于桃园，又迎赵盾，赵盾得以继续掌权。
赵盾拥立公子黑臀，是为晋成公。
晋成公即位后，完全委国政于赵盾。
屠岸贾失势，心里暗中记恨赵氏，但惧于赵盾的权威，不敢作乱。
赵盾死后，屠岸贾又得宠于晋景公(晋成公之子)。
前597年，屠岸贾认为时机成熟，就告遍诸将:"当年赵穿弑灵公，赵盾虽然不知道，但是仍是贼首。
以臣子弑君主，而他的子孙在朝堂，那还怎么惩罚罪恶之人呢?请诛杀赵氏!"这时曾为赵氏家臣的韩厥却反驳道:"灵公遇到贼人，赵盾正在逃亡，我们的先君(即晋成公)以赵盾没有罪，所以并不诛杀。
如今你们要诛杀他的后代，这是违反先君的意思而乱开杀戒。
"屠岸贾不听，决意要下手。
韩厥心急，亲自到下宫(赵氏的宫室)要求赵朔赶紧逃亡。
赵朔不愿意，说道:"如果你不让赵氏绝嗣，赵朔死而无憾。
"韩厥答应了，回去便称病不出(在《东周列国志》中，赵朔与夫人赵庄姬作生离死别，并告诉赵庄姬:"如果生男子，他就叫赵武，当为赵氏复仇;如果生女子，她就叫文嬴，赵氏宗庙就该灭亡!")。
屠岸贾不请示国君而私自带领诸将攻打赵氏于下宫，屠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东周列国志》还提到赵旃害怕受到牵连，逃亡了)，尽灭赵宗。
赵朔的妻子赵庄姬是晋成公的姐姐(实际上为晋成公之女)，已经怀有赵朔的孩子，逃至公宫(晋宗室的宫殿)藏起来。
赵朔的一个门客叫，公孙杵臼告诉挚友程婴:"你为什么不死呢?"程婴说:"赵朔的妻子肚子里嗣，如果幸运得到男子，我一定照顾他，奉养他;假如是个女子，我会去死的。
"后赵庄姬分娩，果然生下一个男孩。
屠岸贾听说了，到宫中搜索。
赵庄姬将婴儿赵武藏在自己胯下，祈祷道:"赵氏宗族如果绝嗣，他就会哭叫;如果不该灭亡，就不会出声。
"屠岸贾搜索时，赵武竟没有啼哭，屠岸贾没有搜到。
赵武脱险后，程婴对公孙杵臼说:"这次没有搜到，以后一定还对再来搜查，怎么办?"公孙杵臼问:"保卫婴儿与死，哪个更难?"程婴回答:"死来的容易，拥立少主难啊!"公孙杵臼说:"赵家的先君们曾厚待您，你来干难事，我干容易的事吧，我先死!"于是两个人计划着拿别人的婴儿充数(《东周列国志》中称充数的是程婴之子)，藏于山中。
程婴骗诸将:"我程婴不能拥立赵氏孤儿，谁能给我千两金子，我告诉赵氏孤儿的下落。
"诸将高兴，成交，出动军队随程婴攻打公孙杵臼。
公孙杵臼骂道:"程婴，你这个小人!当年下宫之难没能随主公而死，与我共谋藏匿赵氏孤儿，如今又出卖我。
即使不能扶立少主，又怎么忍心出卖我们?"抱住婴儿大呼:"老天啊!老天啊?赵氏孤儿有什么罪啊?求你们让他活命，只杀我公孙杵臼就可以了……"诸将不干，将婴儿与公孙杵臼一并杀死。
诸将都以为赵武已死，很高兴，以为斩草除根。
然而真正的赵氏孤儿尚在人间。
之后，程婴保护赵武一起隐居于深山之中。
就这样，程婴与赵武在深山中居住了15年后的前583年，晋景公生了病，一占卜，得知是大业(大业为嬴姓，赵氏的先祖)的后代们在从中作祟。
晋景公问韩厥，韩厥是知情人，于是劝诫晋景公:"大业的后代在晋国绝嗣的那不是赵氏家族吗?中衍之后，都是嬴姓族人(【注】:赵衰一族为嬴氏)……如今我们的君主却独灭赵氏，国人都很痛心。
只希望国君能够处理它。
"晋景公问道:"赵氏还有后世子孙吗?"韩厥，俱实以告。
于是晋景公与韩厥谋立赵孤，召来藏于宫中。
诸将入宫来给晋景公探病。
晋景公公开将赵氏孤儿带入朝堂。
诸将不得已，都把责任推给屠岸贾。
于是让赵武、程婴拜见诸将，诸将反而与程婴、赵武攻打屠岸贾，灭掉家族，晋景公把当初的赵氏田邑还给赵武(在《东周列国志》中称是晋悼公听由韩厥之言，才为赵氏平反昭雪)。
等到赵武行弱冠礼，程婴于是向诸大夫辞行，对赵武说:"当年下宫之难，赵氏家臣多殉职。
我不是偷生，而是思念扶立赵氏的后代。
今天你已成年，恢复了爵位，我将到去见赵盾与公孙杵臼。
"赵武不愿意程婴离开他，哭泣不止想留住程婴，程婴还是选择了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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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家风介绍：《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千百年来，重视家风建设，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家风是家族子孙世代为之恪守的家训、风范与行为准则，是民风世风的根基和社会和谐的基础。
知礼仪，重家风，育人才，通儒的家风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从曾祖以来，特别是焦循生活的中后期至末年(1763-1820)，已形成了一以贯之、世代相续的优良家风。
主要内涵可概括为十六个字：“《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 精心治《易》 《易》学传家 《易》即《周易》，儒家十三部经传之首。
身为经学大师的焦循对《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传》《论语》等经传都有研究，以专治《易经》《》为著。
其于《易》学着力最多，后期家设读《易》治《易》命名的倚洞渊九容数注《易》室，且自青少年起为治《易》倾注了大半生心血，取得了以《易》学赖以传家和沾溉后世学人的辉煌成就。
焦循治《易》有深厚的家学渊源。
曾祖父文生公焦源深研于《易》，以《读〈易〉图》传世。
祖父鉴千公焦镜、父佩士公焦葱俱好以《易》;因循祖母王孺人的祖父王方魏承祖纳谏翁之学，一生善《易》，并以《易》授徒，故焦循祖、父俱闻外家《易》说。
到焦循治《易》，则集大成而发扬光大，至以《易》学名扬后世。
焦循治《易》的突出贡献，是大著《易学三书》，凡四十卷，包括《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
此外著《易话》二卷，《易广记》三卷，《注易日记》三卷。
又有治《易》之余，遍览诸典籍累积卓识而撰的杂著《易余籥录》二十卷。
其《易》学成果丰硕，成就卓著，令世人瞩目。
焦循治《易》，一方面以所谓“旁通”、“相错”、“时行”作为创立《易》学架构的重要法则，揭示了《易》学“通变”思想的精髓;另一方面，他又会通中西算学中的逻辑思维进行逻辑推演，呈现出以数理模式和数理思想沟通《易》理的鲜明特征。
利用“乘方”计算六十四卦的排列组合，以及运用“天元术”、“齐同”，是焦循援入《周易》研究的三个主要数理法则。
可以说，焦循是历史上第一个能运用数理方法研究《易经》之人。
据记载，焦循家每一道门都有对联，对联都是自己撰写，其中贴在大门堂上的对联如此写道：“易学传家，读书执理。
” 焦循依次给孙取名“授易”、“授书”、“授诗”。
从中既可见他以儒家经学承继家学世业的殷切期望，先命名长孙为“授易”，也足见他把《易》学作为传家固业的主要根基。
好学深思 读书执理 博览载籍、博闻强记，善于读书、识力精卓，皆是通儒焦循治学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父母亲、戚良良好教育与学风熏陶下，天资颖悟的焦循自幼就喜读书，爱学习。
三岁时，嫡母教以书数，口授《毛诗》及古孝悌忠信故事;多置纸笔，令临摹写字。
时舅母、表叔王容若，皆以字音反切相授。
五六岁，谢氏并授以唐人绝句诗。
六岁入塾读书，从学于表兄范徵麟，学《诗》，辨别音韵。
当年三月，父佩士始教其吟咏《毛诗》。
十岁前，表叔王容若又授以《诗》和书数，使他习九九，好算学;且常说古孝悌忠烈故事，对焦循忠孝仁义观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十一岁范表兄以爱国诗人编《文章轨范》为蓝本，要求焦循读古文，教他应善于从中寻规律，求大义。
于是他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日后尤偏好文。
族父熊符受循父所托，训导焦循学诗赋，常为他改诗，并授以“六书”之学。
焦循后来以“六书”之假借、转注独辟治《易》途径，当发端于此。
十二三岁时，好为小诗，父教以唐司空图《诗品》，嘱咐循：“作诗必知诗之品。
读《诗品》又必知作《诗品》者之品。
”焦循谨记父训。
十四岁受父亲之教，焦循开始学习撰古文，特善钻研作文之法。
此前除学习诗文辞赋外，已广泛涉猎经史天算地理医农等典籍。
十七岁，应童子试，即取为补学生员。
正是在他复试时，得到督学江苏来到扬州的侍郎赏识，谨记其嘱咐：“识之!不学经，无以为生员也。
”焦循未辜负刘公期望，从此专心学经。
十八岁时又入著名的府城安定书院肄业三年。
从青少年起，焦循就孜孜不倦于博学求知,作诗习文，为后来治学成才打下了坚实基础。
遍览经史子集，兼阅当代学人著作，旁及九流之书，是焦循读书的显著特点。
他也多方求购书籍，以得好书为乐。
焦廷琥《先府君事略》记道：“府君性俭约。
而购买书籍，则必丰其值，不少吝。
”荒岁为购《通志堂经解》丛书，不惜以变卖良田之价银，又亏赖以贤妻脱卖金簪相助，方得此书，传为士林佳话。
此外，焦廷琥言：“府君每得一书，无论其著名与否，必详阅首尾，心有所契，必手录之。
或友朋以著作来者，无论经史子集以至小说词曲，必详读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则手录之。
如此者三十年，所录者盈二尺许。
”可见，焦循不仅广博阅读，也是一个善读书者。
其良好的读书习惯和方法，还表现在教季弟徵上，“读书不熟，必先为解说其义，后分章画段，教以整读、碎读、分读、串读之法”。
读书贵在执理。
“执”指执着，坚持不懈;“理”即精髓要义，真谛所在。
读书执理，焦循身体力行。
首先，读书不随波逐流，勇于有疑而问。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焦循幼时入塾读书，听塾师解说《论语》《孟子》，每按讲章，常疑之不以为信。
他人认为难读之书，如《毛诗·三颂》《尚书·盘庚》《礼记·内则》，焦循偏乐于探索其中。
其次，读书深思熟虑，融会贯通。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焦循常说：“学贵善用思，吾生平最得力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八字。
学有辍时，思无辍时也。
食时、衣时、寝时、行路时、栉沐时、便溺时，凡不能学时，皆当即所学而思之。
”其学术著作《晓庵遗书》《学春秋随笔》《春秋说》《音学五书》《古文尚书疏证》《尚书后案》《古文尚书集注音疏》《历算全书》《赤水遗珍》等四十八部，就是焦循熟读精思、知人论世后的心血结晶。
第三，读书能不懈探索，把握其微言大义、精华要旨。
幼即以好《易》颖悟著称的焦循，在读《易》进而治《易》的道路上，艰辛备尝，以至付出年寿不永的生命代价。
嘉庆十二年(1807)四十五岁时，春三月，焦循“遘寒疾”，重病昏卧垂绝者七日。
他事不复知，惟《周易·杂卦传》一篇往来胸中，明白了析，曲折毕著，平日用力之浅深，嗜好之诚伪，于此时验之。
昏厥醒来，遂一心专于《易》。
为探其真理精义，焦循痴迷执着其中，尽弃科第仕宦之心，不惮寒暑，不与世俗酬接，而于参五错综中，引申触类，豁然贯通，尽改旧稿，更创新篇。
尽管日后身体状态一直不好，脾病时发，并屡发足疾，疾发时痛彻骨，然而他咬牙坚持治《易》不辍。
五十岁时，又作《告先圣先师文》发誓明志，尽屏他务，专理《易》经。
且自立一簿，以稽考其业。
最终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五十四岁时成就《易学三书》书稿。
次年自二月二十日起，焦循手写《雕菰楼易学》四十卷，先《图略》，次《通释》，次《章句》，至九月十二日，写完全帙。
还不时校改之。
数十年学《易》、治《易》，足见其艰辛、勤苦、执着和严谨。
《易》学大著既成，焦循又投入《孟子》的深研与《孟子正义》的撰著中。
在病痛的折磨下，又用十九个月时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辞世前夕，终完成《孟子正义》草稿三十卷约70万言。
《孟子正义》既显乾嘉“朴学”之风，具汉学精于训诂考据之所长，又显微言大义，而具宋学精求义理之特征。
焦循从九个方面淋漓尽致阐发孟子的性善论。
1.人有“四端”，所以人性善。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2.人能知，故善。
3.人可教而明，故人性善。
4.人知情有欲求精妍，故性善。
5.人可使“欲”从自然达至必然，所以人性善。
6.人知尊贤采善，故人性善。
7.人有神明之德，故性善。
8.人知权善变，故人性善。
9.人可“旁通”情欲，所以性善。
他以性、灵、情、欲、德、才、知、智来区别人与禽兽，以赞扬、申明人性之善，明白晓畅，可谓是“善”的宣言。
人生信条 忠厚廉让 在焦循心目中，忠厚廉让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焦家世代重德、修德、厚德不可缺少的家风重要内容。
父佩士公曾对焦循说：“吾家世世以忠厚退让为法。
”循玄祖仰湖公文科，为江都刑房吏，以慈祥仁爱著称，常救无辜于水火之中，清正廉洁，未尝妄受一钱。
高祖震鸣公明旸，行二，为人忠厚礼让，曾与三兄弟析居。
既而诸兄弟疑其产厚，以其多得财产为由，要求再分其产，索承分田补之。
明旸认为自己所得本来就是先人所赐，所以满足诸兄弟所愿，而不与计较。
曾祖父文生公源，性情醇笃，莫与人争。
曾祖母卞孺人，生于富饶之家，幼年惟知作诗及画。
既归循曾祖，诸嫂嫉孺人奁厚，又笑其不能针黹，迫之分家，分以瘠田，且以先世之债委与曾祖。
孺人尽以钗珥偿债。
时仅薄田数十亩，孺人与文生公躬耕自给，并达高寿，子孙林立，家业复旧。
孺人还时以钱谷周恤诸侄，而不念旧憾，亲戚乡邻奉为家范。
祖父鉴千公镜，生性厚实，广施仁爱，从不与人计较得失，甚至以德报怨，深受乡邻爱戴。
焦循《先考事略》引父言云：“吾族自(明)永乐间聚处于湖，分上下两庄，今惟吾屋尚存。
”“(父)指楼屋曰："此嘉靖间物，得不拆者，忠厚退让所积而留也。
" 焦循父佩士公葱，以咯血病，应小试一次，即纳粟为太学生。
予。
族姓亲戚有待以举火者，死丧济以棺敛之费，于孀妇孤子周之尤力。
乾隆三十三年(1768)，岁闹饥荒，出粟救济穷困者。
时焦循六岁，亲见之。
父承祖遗田八九百亩，以施故，家渐落，仍不懈施舍穷人……家既中落，复屡值凶岁，循父乃称贷于人，将到期，卖田以偿贷。
适亲戚有丧事，循父怅然曰：“吾尚有田卖，不可使亲戚无所殡。
”分而予之。
循父性情和易，无疾言厉色，间或有横逆至，受而不报。
居家俭约，衣裘器物，与亲戚朋友共享用，不还者未尝往索，往往至损坏而后归之，也未尝脸有难色。
乾隆四十九年(1784)，循父为自己占卜预测未来，测知自己气数将尽，于是从家中取出多年他人欠自己的“数千金”债务和十几年前买族人房屋的凭据，全部烧掉，凡欠别人的债务一律还清，惟恐子孙日后逼人还债或欠他人之债不还，有失忠厚之道。
(见《先考事略》，《雕菰集》卷二十三) 查阅史料，家族并未传有治家规范要求的完整文本，但焦循父留下了一些治家教子训诫的格言。
如：“昨闻谈科名者，有"敲门砖"之说，谓不必根柢经术，但求涂饰有司耳目，便可骗得。
余为之骇甚!……乃以骗为名，不愿子孙之效之也。
”“学颜子者学其虚心，又当学其立志。
”“可知处己接物，必要正大磊落，不独免为人鄙，亦且免为人疑。
否则不足立名，亦不足保身。
”“读书就正有道，则宜用求，而断绝忮(zhì，嫉妒)心。
”“父子兄弟之间，惟相通以诚，有所疑必使释之，令共见其心。
”“尔辈好作诗，宜细读《诗品》，尤宜学作《诗品》者之人品。
”……父亲的训诫格言，焦循牢记终身，也受用终身。
从焦循玄祖、高祖、曾祖，到祖、父，忠厚退让的家风数代相传，并传承给焦循及其子孙辈。
其中先父佩士公的言传身教更给焦循以深远的影响。
“忠厚退让”，焦循则增一“廉”字，为“忠厚廉让”。
他曾应一位“好读书，，予爱之敬之”的青年所求，书写一联，馈之：“书读秦汉已上，家在廉让之间。
”焦循与人交往，忠心耿直，诚挚质朴，是非分明，且善于引导，诲人不倦。
如焦廷琥言：“府君与人交，不徒在言语仪接不蹈涉虚文，不匿怨而友其人，以故与世疏而真笃之意挚如也。
辨论是非，必正色庄论，务使明晰。
人有所质，必忠告善导之，穷流溯源。
有所叩，则娓娓不倦。
”焦循既明辨是非，坚持原则，又践行厚道，与人为善，对己能多做自我批评，不仅为人如此，为文治学亦如此。
焦循生性俭约，淡泊仕途与名利。
以清廉自束。
嘉庆六年(1801)应乡试获取举人的出身资格，但他却自嘉庆七年会试下第后，不再应和出游，奉母家居、授徒为生，尤读书著书不辍。
总之，以“忠厚廉让”为法，在焦循身上得到了最突出的展现与最切实的践行。
知行诚笃 大儒曾赞通儒焦循：“君性诚笃直朴，孝友最著。
恬淡寡欲，不干仕禄。
居恒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书为事，湖山为娱。
”焦循高足弟子，阮元从弟阮亨亦云 ：“焦里堂先生，学行诚笃，尤精推步(按古称推算历法)之术。
四十外足不入城，筑雕菰楼，藏书数千卷。
著《北湖小志》《雕菰集》《易学》《孟子义疏》行世。
”所谓“君性诚笃”、“学行诚笃”的赞语与焦循终生为之信守和践行的“知行诚笃”相一致，并是其形象性格、卓行和精神的生动诠释。
而“知行诚笃”，则为其家风极为重要的内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焦循一生除青壮年时期应岁考、乡试、多次往来于扬州、泰州、南京之间外，曾于乾隆六十年(1795)、嘉庆元年(1796)、五年、六年、七年，即33岁至40岁时，接受先后任浙江学政、巡抚的阮元邀请入幕参予衡文校士、编书等务，而二往山东、七游浙江;嘉庆七年参加会试一上京师。
多次出行和览游这段宝贵的人生经历与实践活动，极大开拓了胸襟和眼界，使焦循对文化典籍、历史传说、山川地理、人文风俗、民族状况、社会现实多所了解;同时也因此广交了文人学士、同道师友，切磋诗文，探讨学术，相互促进，大有裨于自身学术的精进，而成就了部分著述，又即兴赋下不少诗词文篇章，更为他今后从事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焦循尝说：“循往年家居，每岁诗不过数首，去年游齐鲁，半年得诗五十首，今游吴越，半年得六七十首。
盖山川旧迹与客怀相摩荡，心神血气颇为之动，动则诗思自然溢出。
境与时不同，则诗思亦异。
” 至于精研以《易》学为首要代表的经学，兼治他学，并立足、执着于通经明道、著书立说，以达“经世致用”，则无疑是焦循“知行诚笃”的核心要义和集中体现。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经学家焦循深知文章的重要功能、作用，而特把研治经学之文提高到压倒一切文章的地位。
他说：“文何用?有用之一身者，有用之天下者，有用之当时者，用用之百世者。
科举应试之文，用之一身者也;应酬交际之文，用之当时者也。
二者之于文，皆无足重轻。
若夫朝廷之诰，军旅之檄，铭功纪德之作，兴利除弊之议，关于军国之重，民物之生，是文之用于天下也。
然必仕而在上，有才艺足以达者任之。
布衣之士，穷经好古，嗣续先儒，阐彰圣道，竭一生之精力，以所独得者聚而成书，使《诗》、《书》、六艺有其传，后学之思，有所发，则百世之文也。
”这是焦循一生探《易》理、治经学、安身立命学以致用的形象写照。
焦循的一生，欣逢清代学术繁荣的鼎盛时期。
其用功勤勉，不懈于学，著作宏富，经史子集皆多涉及，诗词歌赋都有所作。
据学者基本统计，著述达九十一种，多至四百五十余卷，约六百万字。
在经学、文学、史学、数学、医学等领域均取得杰出成就，而以经学、数学、曲学成就最为显著。
焦循对其子孙能够传承并弘扬焦氏祖传家风的希冀，在其暮年愈加强烈迫切。
嘉庆二十四年(1819)，焦循于枕上作七律：“梦中亲友未凋零，笑语方温梦又醒。
鬓雪半因陈籍白，眼花时共远山青。
烈风窗外鸣鸦鹊，活火铛边煮术苓。
且喜雏孙初学咏，吟声不与岁华停。
”幼孙吟声不断的景象，蕴含着他对“书香”延续，家学后继有人的期待和喜悦。
次年七月二十四日，自感不久辞世的焦循，呼子廷琥于榻下，谆谆嘱以后事。
曰：“吾之病不能起矣。
汝宜绩学，子孙宜读书。
惜诸孙尚未成立。
然长孙授易年十四，粗习属文之法;次孙授书年十一，吾教之作文，作试贴，伊亦稍稍能领会;三孙授诗尚幼;俱宜教诲之，使勿坠先业可也……” 《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作为焦氏祖训、焦循家风的精义蕴含，也是中华民族古代家风宝库中的精华遗产，值得后人批判地继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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