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禅让成为美谈，但是历史上真的是这样吗？
【千问解读】
对于中国古史，儒家学者常常是「言必称尧舜」，也就是以尧、舜为古史的开端。他们认为尧、舜都是古代有德行的先王，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所以得到后人长期的怀念。
先秦古书《尚书》之中有「尧典」篇，记载了一些尧、舜时代的史事;在《。
五帝本纪》中，也记载了不少有关尧、舜的民间传说。
但是这些都是后人根据传闻所记，并不是尧、舜时代真实历史的记录，因此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只能作为参考，不可。
在传说中，尧这位先王能够设官分治，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所以很少有犯罪受刑之人。
舜这位先王自小就有孝心，对父母的苛责能够逆来顺受。
他即位后关心人民的生活与生产，用禹治平洪水，使得万民。
那时南方的苗蛮集团常常北上发展，对中原造成威胁，尧、舜又都自己领兵、击退三苗。
除此以外，儒家学者称颂尧、舜最大的美德就是，能把自己的王位让给德才兼备的贤人，尧能让位给舜，舜能让位给禹。
这种传贤不传子办法可以说是「公天下」，比后代传子不传贤的「家天下」要高明得多。
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无不推崇「禅让政治」，认为这是国家领导人互相接替的最好的办法。
大家对于中国古代曾经有过禅让的美事也就。
但是我们也发现过与这种说法不同的史料。
281年即西晋太康二年，有人盗的墓，获得竹简数十车，其中有「纪年」十三篇。
各篇记载尧、舜、禹、汤直到战国时的史事。
后来经过整理，以《》为书名，也成为一部探索中国古史的重要先秦史书。
其中对于「尧舜禅让」的说法，就与儒家学者的说法大不相同。
据说，出身于华夏集团的尧曾经想把自己的王位传儿子丹朱，但是受到集团领袖舜的反对，舜发动了政变，囚禁了尧和丹朱，自己夺得王位，杀了丹朱与其全家。
这样完全不同的记载，针锋相对，我们究竟相信谁的?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这需要对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才便于探讨问题。
史书记载，禹的时代「以铜为兵」(以青铜作为武器和生产工具)，前此的尧、舜时代还是石器时代的晚期。
那时我们的先民生活还很艰苦，穿的是麻衣草鞋，吃的是粗劣的食物，住的是竹篱茅棚，在物质生活方面部落联盟的领袖与一般平民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领袖并没有甚么特权，还要辛辛苦苦管好部落联盟的公共事务，大家对于权位的争夺也就没有后世那么激烈。
而且，领袖是由选举产生的。
那时，各部落的头目由全部落的成员选举产生;部落联盟的首领则由各部落的头目互相推选产生，由一个人独断专行是没有的。
直到一千年前契丹的部落「大人」，蒙古初期的「可汗」，都由推选产生。
可见的部落联盟时代，领袖由推选产生本属正常，并不奇怪。
所谓「禅让」，就是由将退位的领袖举荐一个人以自代，但仍需要经过一次会议的通过。
因此，儒家所推崇的「禅让政治」并非空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确实有过这样的事实。
儒家学者宣传「禅让」，是鼓励后代的领导者克制「私心」，为了国家的兴旺，能够传贤不传子，荐贤人以自代。
不论效果如何，他们，为国为民的良好愿望是值得赞许的。
那么，《竹书纪年》中所说的舜囚禁尧和丹朱的事是否也可能发生呢?也有可能。
因为尧舜并非同族，不是单纯的族内传贤或传子的问题。
尧属华夏集团，舜属东夷集团，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了两个集团争夺部落联盟领导权的问题，引发激烈冲突是完全有可能的。
尧又称陶，似为擅长制陶的部落。
当时尧所在的华夏集团活动中心在黄河中游，与工作中发现的彩陶文化相对应;舜也擅长制陶，这在古书《考工记》上也有记载，他的部落以制黑陶为专长。
他所在的东夷集团活动中心在黄河下游滨海地区，与考古工作中发现的黑陶文化相对应。
从考古学上来说，仰韶文化的极盛期，彩陶文化相当发达，黑陶文化也已产生，这正相当于书上记载的尧、舜时代。
因此，我们有根据来说明当时的尧、舜分属于不同的集团。
他们因为争夺中原地区部落联盟领导权而发生冲突也并不奇怪。
在儒家推崇「禅让政治」已经深入人心的时候，如果让《竹书纪年》中尧、舜冲突一事传布开来，不免造成思想混乱。
历代肯定儒家经典，就把《竹书纪年》列为禁书，不许流传。
所以这本书只有少数学者才能看到，一般群众根本不知道有此一书。
封建王朝肯定儒家经典，是利用儒家的的学说来维护社会秩序，巩固自己的政权。
对于儒家所提倡的「禅让政治」，自然不会真的去实行。
在中国历史上，也闹过两次禅让的把戏，那就是受汉禅而建立的魏王朝，受魏禅而建立起晋王朝。
这明明是以武力威逼让位，却以「禅让」作为一块遮羞布，弄巧成拙，欲盖弥彰。
以后再也没有人演出这类丑剧。
儒家那种推崇「禅让政治」，希望做到「选贤举能、讲信修睦」的政治理想，一时还难以实现，只能作为全人类共同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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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本是中国一割据诸侯，何时起成为独立国家的？
统一中原后，在广西、越南一带设置了桂林、象、南海三郡进行直接统治，秦朝末年，南海郡郡尉赵佗趁中原大乱之际“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这便是南越国。
对于南越国在越南历史上的地位，后世史学者向有争议，有以其为越南正统王朝者，称呼其为“赵朝”;亦有以其为外族侵略政权者。
从赵佗立国的基础与统治区域来看，南越国的确是一支割据政权，其性质与争霸时的各诸侯国相似，无非因其地域偏远而保持了更强的独立性。
不过自南越国之后，越南历史从此便打下了不可磨灭的中华文明印记，这一印记从“越南”二字便不难品味出来。
汉灭南越后以其地为交州，时期，士氏一族占据交州并，交州文化由此逐渐昌盛。
千年后，撰写《大越全书》的后黎朝史官吴士连有如此评价：“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
其功德岂特施与当时，而有以远及与后代，岂不盛矣哉。
”越南《四字经》更有“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之语，这里的“士王”指的正是士氏一族中的士燮。
在三国时期，士燮并不算是一个起眼的诸侯，但在越南历史中他却超凡入圣被民间视为“士王仙”，更在陈朝被封为善感嘉应灵武大王，士燮对于越南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南越国及士氏政权是否属于越南历史或许有争议，但没有争议的是这两个中原王朝的割据势力既为越南奠基了文化基础，又决定了越南与中原王朝的紧密联系。
说来也巧：当越南历史更迭至吴朝时，越南终于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这一年是954年，正处于的中原大地横亘着十余个年号，于是吴朝奉为宗主的又是一个割据政权：南汉。
据司马光《》所载，南汉册封吴昌文的封号为“静海军节度使兼都护”。
节度使仅仅为藩镇长官而非藩国君主，加之南汉本身也不能称之为中原王朝，所以很难将吴朝与南汉的关系归于宗藩体系。
北宋统一中原后，仍一度以“静海军节度”作为越南君主的封号，直到开宝三年(970年)及兴统五年(993年)分别册封丁朝、前黎朝君主为“交趾郡王”后，中原王朝与越南的双边关系才在形式上出现了宗藩体系的雏形。
北宋对黎桓的册封，基本成为之后越南历朝历代向中原称藩的基本模式：对内称帝，对华称王。
在越南内部黎桓以自居，唯在对宋朝入贡之时称藩王，而这一模式，也正是越南“小中华”思想的滥觞。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越南李朝建立，直到第六代君主李英宗向称藩并被册封为安南国王，越南始有“安南”之别称。
自此以后，安南王这一封号基本贯穿了越南之后的历代王朝，一直到其与中原王朝的宗藩关系终结为止。
越南李朝由陈朝所取代，而此前的只占据了中原半壁江山的南宋也为蒙古所破。
建国后，依宋制继续册封陈朝君主为安南国王。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册封并非出于自愿：陈朝国力虽无法与元朝相比，但却在三次元越战争中连续击败了强大的蒙古军队——若不是这三次辉煌的军事胜利，陈朝君主恐怕也不可能在元朝的铁骑之下获得藩属国的独立地位，而是会步南宋后尘，成为元朝南部边疆的一个最狭长的行省。
陈朝向元称藩并约定三年一贡，这一建制又为为承袭。
朱元境在将安南国列为“不征之国”时，正标注其为“三年一贡”，这一规矩自然源于元陈两国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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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史真相是怎么回事？玄武门之变前李建成为什么不杀唐太宗李世民？
终于有一天强忍不住向史官索看实录，当发现实录中如实地记录着自己的种种不堪后。
李世民为了挽救弥补自身的形象与声誉，一方面通过篡改实录，弱化其父李渊的开国地位、将李渊虚化，更是把建成、元吉描述的猥琐不堪、懦弱无能，而将取隋代立、平定群雄的功劳揽为己有，把玄武门之变描述成受到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所逼，自己迫不得已为自保才采取的行为。
另一方面通过勤政、德政一系列措施尽力地成为一位明君、圣君以让后人淡忘自己的不光彩的一面。
建成、元吉也远非如史书中描述的那样不堪，攻占长安、平定刘黑闼都是建成的功劳;李元吉也骁勇过人(曾与尉迟敬德比试武艺)，从李世民东征群雄多立战功，在玄武门之变中更是差点以弓弦勒死李世民。
而再从太子府的幕僚中更不乏、王珪这般耿直的大臣也可以推知太子绝非宵小之人。
由于秦王李世民长期统军出征，使得其身边不但聚拢了许多的武将同时也聚拢了不少出谋划策的智囊。
在李渊的纵容之下，秦王府的实力也构成对建成承继帝位的实实在在威胁。
魏征因此多次劝建成先下手除去秦王李世民，然建成终未能下手，结果与齐王李元吉死于玄武门。
其实论除去对方的机会，建成的机会显然要远远大于李世民的机会。
建成作为太子，手中可供支配的资源显然比秦王李世民要多的多，再加上又得到齐王李元吉的支持。
太子府加齐王府的实力对比秦王府是占压倒性优势的。
如果李建成想要直接以武力的手段除去李世民的话，甚至都不需要像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那样的阴谋。
直接率领太子府与齐王府的两府兵马攻打秦王府就可以除掉李世民了。
然而李建成迟迟下不了手，我认为不外乎有三方面的原因;一、建成已经是太子，李渊年岁已高，只要小心谨慎，熬到李渊驾崩，自己承继帝位，再剪除李世民的威胁就不费。
二、如果自己以不正常手段除去李世民，那么自己将背负杀弟的恶名，这在讲究仁义孝道治国的儒家传统里，即便自己登上皇位，那么也将是德行有亏的，自己会给臣民一个极为恶劣的表率，那么治理国家也将困难重重。
三、以武力除去李世民，造成兄弟相残，在儒家的法理里就丧失了承继帝位的法统。
毕竟天下还掌握在李渊的手中，兵变成功又是小概念事件。
搞不好，即便除去李世民，承继皇位的也不是自己，而自己不过是为别人作嫁衣裳。
出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所以不论魏征他们怎么劝，建成不会先下手。
反观李世民方面;一、建成的太子帝位极为稳固，况且建成还有五个儿子存在。
所以李世民按正常渠道承继皇位的可能性近於零，所以其要想承继皇位只能依靠武力夺取。
二、要想提高兵变成功的可能性也必然要选择在李建成继位之前，因为一旦李建成登上皇位，以李世民与李建成的目前关系，李建成必然会剪除秦王府的羽翼，不会给自己机会。
而同时李建成与自己也变成了君臣关系，自己及幕僚再谋求帝位就属于叛逆而远非兵变夺嫡那么简单，甚至自己的幕僚去归顺新皇那也是名正言顺的，而叛逆是灭族之罪，那时秦王府的人心就容易散了，再行叛逆的话无疑。
三、李渊晚年沉迷酒色，对国家的控制力已大为减弱，而李建成的班底又不能此时接班。
所以在权力交接之际，自己才有成功的可能。
所以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兄弟相残必然是由李世民先动手。
李世民虽然想尽力抹除玄武门之变的负面的影响，但事与愿违。
当轮到自己儿子时，自己更是绞尽了脑汁，先是太子预谋刺杀魏王不成，后又勾结等人阴谋效玄武门旧事逼李世民退位，事败被废。
李泰也同时被贬。
李承乾之所以会被逼铤而走险就是怕李建成的遭遇落到自身的头上，所以身为太子也感不到安全。
可以说太子李承乾的谋反对李世民来说是现世报。
李世民后来虽宠爱吴王恪，但吴王恪非嫡出。
从命名上来看，的三个儿子，承乾、泰、治，都寄托着治国的愿景在里面。
皇位也只该在这三个皇子中选择。
而吴王恪生母为女，大臣对有隋炀帝血统的吴王恪必然心有余悸。
从命名上来看，吴王恪及其同名弟愔，恪与愔都有恪守本分之意在里面，与皇位无缘。
所以皇位落到了相对比较平庸懦弱的晋王手中，不仅皇权就旁落於之手，李唐宗室几乎被武则天屠戮殆尽。
李世民虽通过血腥手段登上了帝位，然心常不自安，时常做噩梦，睡不好觉，一段时间需要秦叔宝与尉迟敬德来给自己站岗才能睡得着。
晚年自己的儿子们又效自己当年手足相残之事，李世民一度感到痛不欲生，曾几度都想自杀。
后就只能寄食於丹药以求缓解痛苦，最终却中毒殒身! 因为在大唐平定天下之后，历史又给了李建成平定刘黑闼再次起兵的机会，让我们见识了李建成也是具备统帅才能的。
而历史在给了李世民开创的机会的同时就不可能给了李建成开创另一个盛世的展示。
而我们如果仅凭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就去认可玄武门之变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欠李建成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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