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都发明了火枪,为什么却只有西方演化成了现代枪炮

西方发展的这个枪炮,也让我国在末年的时候被打的很狼狈。
那么为什么火器在中国没有成气候
【千问解读】
西方发展的这个枪炮,也让我国在末年的时候被打的很狼狈。
那么为什么火器在中国没有成气候,在西方却发展起来了呢? (古代战士点火器) 有人说,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在火药发明以后,最早都在火枪上使用。
但是,中国人因为最初的火枪不好使,放弃了,西方却就算火枪不好使,也坚持了下来。
所以最后西方发明了现代枪械,中国却直到晚清还主要用冷兵器。
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这里又需要思考一个问题。
尽管都不好使,为何西方却坚持用下去,中国却放弃,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道义之战) 一、中西方对火器的认识不同。
中国由于受儒学的影响,对武器的认识,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中国讲究的是“以德服人”,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因此,中国古代的战争,更多地希望在道义上取胜。
如果在道义上实现不了这个目的,也就希望在谋略上取胜。
这样一来,对于发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兴趣不浓。
说得好:“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 既然不重视杀伤,因此对武器的研究,就不是很上心。
我们再来看看古代的兵书。
兵书里面就很少讲武器,讲的都是德行,是谋略,就是这个道理。
同时,中国一向把火器当成是“奇技淫巧”,当成是“妖物”,如果朝廷要大批量生产研制,至少在朝议的时候,就不可能通过。
所以火器的研讨肯定不可能上升到国家层面。
西方在看待火器上,态度就不一样。
因为火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一直是一个上邦大国。
上邦大国的东西,自然是先进的。
所以,西方人一开始对火药的态度就不一样。
没有中国古代的那种贬低和轻视,反而是充满了敬畏。
另一方面,西方人重实用,重发明创造,有实证精神。
因此,他们对火器研究上孜孜不倦,有成功感。
再一点,西方属于海洋文化,扩张和侵略比中国多。
正因为扩张比较多,所以,对武器的研究就比中国要深一些,火器可以发展起来。
(西方国家的侵略) 二、中西方打仗的方式不同。
中国古代的打仗,从先秦时期发展过来,一开始就是很讲究礼仪的。
正因为讲究打仗的礼仪,所以讲究一种整体性的突击。
有一个词叫做“排兵布阵”,就是说,打仗的时候,是要把士兵摆成某种阵型,按照某种方式往前冲突推进。
我们现在很多人嘲笑指挥打仗的时候,事先授予“阵图”,让军队按照阵图推进。
我们又嘲笑打仗讲究礼仪,认为他做法非常迂腐。
却不知道,无论是宋太宗还是宋襄公,他们的做法,都是尊崇正统的战争文化的。
曾经语重心长地对说,你打仗是一把好手,可是不会阵图,只喜欢野战,这样打下去是不对的。
也许带领小股兵力突击有用,但是,让你发挥大作用,带领大兵团作战的时候,你就不会指挥了。
宗泽所代表的,就是一种正统的战争文化。
中国正因为是这种战争方式,因此,对火器就比较排斥。
毕竟使用火器,完全无法进行这种摆阵作战。
西方的打仗方式显然不一样,没有对中国这样的战争传统,也没有中国这样的战争文化,他们比较倾向于“埋伏突击”,而这种方式,更适合火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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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家族有多少人?全部都是拉小提琴的吗
可是,谁是老约翰·施特劳斯、小约翰·施特劳斯、约瑟夫·施特劳斯、理查·施特劳斯...这些你都分的清楚么?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我不认识约翰他们 首先要分清楚的一个人是理查·施特劳斯,他是德国人,他和施特劳斯家族没有关系,他比施特劳斯家族最小的成员差不多晚了四十年,他和马勒和布鲁克纳是同时代的作曲家指挥家,风格也比较相似,喜欢大编制的乐队,喜欢写漫长的旋律线条。
理查·施特劳斯的代表作有《唐璜》、《英雄生涯》等等。
他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开头部分,被许多电影引用。
但理查·施特劳斯是一位具有争议的人,他既写具有哲学高度的作品,同时也会写一些自然到庸俗的曲子,比如《锅碗瓢盆交响曲》和《蒂尔的》。
《蒂尔的恶作剧》是一首比较具体的曲子,音乐里面充满了各种活泼的节奏,起伏的音阶,描绘蒂尔在集市上一会牵走了谁的马,一会打翻了谁的小摊子,所以就比较好理解,成为了流传最广的古典曲目之一。
约翰·施特劳斯家族 我们都爱圆舞曲 说完了理查·施特劳斯,再来说说约翰·施特劳斯家族。
先来看看他们的一张家谱。
这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圆舞曲之父”老约翰和“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
他们是重名的两父子,后人为了区分,加了老和小的称谓。
左一是老爸 在维也纳,每逢新年人们都要以音乐会来庆祝,据说最早的新年音乐会是在1847年,开创者正是老约翰·施特劳斯。
老约翰在一个露天舞台上,一边拉着小提琴,一边指挥着乐队,先是演奏了海顿的作品,接着开始演奏舞曲。
那时候的舞曲有波尔卡,圆舞曲,加洛普等等,人们在这样的音乐里跳个通宵。
《拉德茨基进行曲》是老约翰的作品,一般是每年新年音乐会的压轴曲目。
我是小约翰·施特劳斯,家里的长子 维也纳金色大厅在1873年落成,那正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为了庆祝这个仪式,小约翰·施特劳斯写了一首《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在金色大厅演奏,大获成功。
在过去,人们跳的是端庄的小步舞曲,而华尔兹让整个维也纳旋转了起来。
《蓝色多瑙河》圆舞曲是小约翰的作品,目前也是新年音乐会的必演曲目。
传说中,老约翰自己的童年绝对称不上幸福,是小提琴让他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后来,老约翰生了小约翰,但是沉迷演出不能自拔,而且对小约翰可不怎么好,甚至有一段时间相当畏惧小约翰的才华。
至于他俩谁比较厉害,也许维也纳的小金人雕像能说明一点问题,那正是小约翰·施特劳斯。
无论如何,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成为新年音乐会必演曲目,是他们整个家族努力的结果。
除了上面说过的两位,还有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兄弟约瑟夫·施特劳斯和爱德华·施特劳斯,据说前者把贝多芬的音乐写作手法融入了圆舞曲里,后者带着施特劳斯乐团周游世界,将圆舞曲带给了全世界的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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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明的黑火药,为什么火器却落后于西方?
但是为什么到近代,中国作为玩火药的老司机,反而不如西方? 火药刚发明时,看一眼就让人头晕 中国人拿火药打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天祐元年(公元904),的军队围攻豫章,也就是今天的南昌,部将郑璠“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带领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
” 据考证,“发机飞火”就是用火药。
如果属实,那么这位郑璠同学是人类有史以来被记载的被实战火药烧伤的第一人,可歌可泣。
但是发机飞火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里面是什么样的火药,因为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流传,我们没办法知道。
不过从实战效果看,这种火药是用来燃烧的,而不是爆炸的,跟后来火药的用途并不一样。
之后一百多年,到11世纪,中国的兵书《武经总要》中才有了现存最早的火药配方。
众所周知,现代黑火药的标准配方,是硝751%,硫磺101%,木炭151%。
这个比例能够获得最好的燃烧效率和爆炸力。
其中硝石是氧化剂,能够分解产生大量的氧气,供火药在密闭空间燃烧,产生爆炸或者推动弹丸的能量。
而11世纪中国的火药配方,是这个样子的 △《武经总要》记载的火药配方 《火药法》:晋州硫黄十四两,窝黄(硫磺)七两,焰硝二斤半,麻茹一两,干漆一两,砒黄一两,定粉一两,竹茹一两,黄丹一两,黄蜡半两,淸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十四两,浓油一分。
里面有各种莫名其妙的杂质,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位祖传老中医的方子掉了。
据今人按照这个配方复原实验,发现这种火药因为硝石含量太低,无法在密闭空间比如炮膛、枪膛或者密封炮弹内爆燃,只能在空气中缓慢燃烧,发出大量黄烟。
也就是说,这种火药根本无法用来发射弹丸,也不能爆炸,只能用于纵火。
如果了解火药的原理,在这个方子的基础上去掉杂质、调整比例,中国人就能在11世纪搞出火枪火炮和炸弹,实现星辰大海虽远必诛了。
然而没有科学的指导,我们的祖先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向了一条背道而驰的道路。
为了提高这种原始火药的杀伤力,中国的军事发明家们在里面加入了更多的杂质:川乌、草乌、南星、半夏、狼毒、蛇埋、烂骨草、断肠草、姜汁、蛤蟆油……然后发动攻击的效果像是烧了对方的中药铺子,浓烟滚滚能把人呛死,还有毒。
什么时候火药可以爆炸了 在之后100多年的战争中,中国人不断总结经验,终于将火药中的附赠品剔除掉了。
到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陈规守卫德安(今湖北安陆),用火药装在大竹筒里,喷出火焰燃烧敌人,历史上公认这是管形火器的鼻祖。
而且火药能够在竹筒内燃烧喷射,显然已经比之前只能缓慢燃烧的原始火药改良了很多。
△喷火的早期火药武器 差不多也在这段时间,史书的记载中,火药不再是烧这个烧那个的猥琐纵火犯,而是动不动就“声如霹雳”“如雷霆震”,能够让城墙崩坏的大杀器。
在当时一团乱战的东亚,不管是人、金人、西夏人还是蒙古人,都互相扔过不少这种火药武器。
这说明,当时火药中的硝含量已经大幅度提高了。
到,中国的火器技术进一步发展,管形火器,也就是火炮、火铳逐渐成熟起来。
△元代中期铜火铳 据学者估算,这段时间,火药中的硝石成分大约在60%左右,能发射弹丸,能爆炸,保证能打死人,打不死全额退款。
不得不承认,这种靠经验总结的方法,虽然慢,但还是有效果的。
中国人是怎么理解火药的 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在南宋时由阿拉伯商人西传,进入欧洲。
面对这种经过东亚大陆传来的新鲜发明,欧洲人最初也是困惑的。
他们搞出来的火药武器是这个样子 大概是一个铁瓶子,里面填上火药,瓶口插一根铁箭,射出去把人扎个对穿。
从14世纪开始,欧洲人尝试了很多配方,来摸索火药原料的最佳配比。
直到16世纪,随着近代化学科学的兴起,欧洲人终于搞清楚火药中硝、硫磺和木炭各自的作用,并将火枪的火药配方确定为硝70%-80%左右、硫磺10%多一点,木炭10%多一点。
这个比例已经很接近现代黑火药的最佳比例了。
不过,对为什么把硝石、硫磺和木炭放在一起就会发生剧烈的燃烧爆炸,古代中国人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了。
在著名的《》里,人对火药的原理是这么写的: 凡火药以硝石、硫黄为主,草木灰为铺。
硝性至阴,硫性至阳,阴阳两神物相遇于无隙可容之中。
其出也,人物膺之,魂散惊而魄齑粉。
凡硝性主直,直击者硝九而硫一。
硫性主横,爆击者硝七而硫三。
其佐使之灰,则青杨、枯杉、桦根、箬叶、蜀葵、毛竹根、茄秸之类,烧使存性,而其中箬叶为最燥也。
凡火药,硫为纯阳,硝为纯阴,两情逼合,成声成变,此乾坤幻出神物也。
阴阳相合、乾坤幻化,透着博大精深,古老的智慧扑面而来。
然而结果是呵呵的。
不仅如此,此时中国火药的配方中,还流传着很多祖传的偏方,比如火器专著《火龙经》中,还记载了配合火药使用的“从药”“副料药品”,比如砒霜、桐油等,有二十八品之多,上应二十八宿,能发挥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神奇威力。
欧洲人经过近代化学检验的火药配方由葡萄牙人传到了日本,之后又传入中国。
史书记载:“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都御史朱纨遣都指挥卢镗,破双屿,获番酋善铳者。
命义士马宪制器,李槐制药,因得其传而造作,比西番犹为精绝云。
” 也就是说,公元1548年,中国人仿造了葡萄牙人带来的火枪和火药。
在这之后,中国兵书如《纪效新书》《武备志》中记载的火药配比,才基本确定在硝70%-80%,硫磺和木炭在10%左右的比例,并一直沿用到晚期。
明代中国人就只能承认不如西方 与此同时,欧洲的火器技术也在之后发生了飞速的演进。
定性、定量的实证科学方法,让他们在16世纪掌握了火炮各部分尺寸与口径的最佳比例,可以按照精确的设计数据铸造火器。
在对火炮使用经验的反复总结上,产生了弹道知识,会通过数学计算来操作火炮。
△16世纪用几何算术来操作的欧洲火炮 而中国还在以重量作为火器的标准,缺乏数学标准,甚至在铸造火炮的时候还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来解释,比如中国人会认为铸造火炮的铜里本来有金银之气,开采时金银之气被夺走,需要用铅来恢复铜的天性,比如用心不诚、或身体不洁会导致铸造失败……结果就是中国自己的火器水平一直停留在16世纪之前,不仅制造比例不得法,使用火药和作战运用方面,也在明代晚期就被欧洲甩在后面。
△明代火炮。
上面一门是仿制西方加农炮的红衣大炮,下面两门是引进西方技术之前的明代火炮 △欧洲14世纪火炮。
上面两门明代自有知识产权火炮在技术上和14世纪的欧洲火炮相比并无差别 比如17世纪的明代人焦勖就在《火攻掣要》一书中所,中国火器“铸造无法,其大器不过神威发熕,灭虏虎蹲,小器不过三眼快枪。
此皆身短,受药不多,放弹不远,且无照准而难中的。
铳塘外宽内窄,不圆不净,兼以弹不合口,发弹不迅不直,且无猛力。
头重无耳,则转动不活,尾薄体轻,装药太紧,即颠倒炸裂”,而西洋火器“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比,更胜诸器百千万倍”。
在见识到西方已经领先之后,无论明朝,还是满洲和后来的清,都非常乐于承认这一点,并努力引进、仿制西方的火器,一点也没有觉得,也不会吹嘘祖传的火器有西洋火器起不到的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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