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秦始皇嬴政畏惧不已的“山鬼”，究竟是什么东西？

”千百年来，重视家风建设，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家风是家族子孙世代为之恪守的家训、风范与行为准则，是民风世风的根基和社会和谐的基础。

知礼仪，重家风，育人才，通儒的家风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从曾祖以来，特别是焦循生活的中后期至末年(1763-1820)，已形成了一以贯之、世代相续的优良家风。

主要内涵可概括为十六个字：“《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 精心治《易》 《易》学传家 《易》即《周易》，儒家十三部经传之首。

身为经学大师的焦循对《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传》《论语》等经传都有研究，以专治《易经》《》为著。

其于《易》学着力最多，后期家设读《易》治《易》命名的倚洞渊九容数注《易》室，且自青少年起为治《易》倾注了大半生心血，取得了以《易》学赖以传家和沾溉后世学人的辉煌成就。

焦循治《易》有深厚的家学渊源。

曾祖父文生公焦源深研于《易》，以《读〈易〉图》传世。

祖父鉴千公焦镜、父佩士公焦葱俱好以《易》;因循祖母王孺人的祖父王方魏承祖纳谏翁之学，一生善《易》，并以《易》授徒，故焦循祖、父俱闻外家《易》说。

到焦循治《易》，则集大成而发扬光大，至以《易》学名扬后世。

焦循治《易》的突出贡献，是大著《易学三书》，凡四十卷，包括《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

此外著《易话》二卷，《易广记》三卷，《注易日记》三卷。

又有治《易》之余，遍览诸典籍累积卓识而撰的杂著《易余籥录》二十卷。

其《易》学成果丰硕，成就卓著，令世人瞩目。

焦循治《易》，一方面以所谓“旁通”、“相错”、“时行”作为创立《易》学架构的重要法则，揭示了《易》学“通变”思想的精髓;另一方面，他又会通中西算学中的逻辑思维进行逻辑推演，呈现出以数理模式和数理思想沟通《易》理的鲜明特征。

利用“乘方”计算六十四卦的排列组合，以及运用“天元术”、“齐同”，是焦循援入《周易》研究的三个主要数理法则。

可以说，焦循是历史上第一个能运用数理方法研究《易经》之人。

据记载，焦循家每一道门都有对联，对联都是自己撰写，其中贴在大门堂上的对联如此写道：“易学传家，读书执理。

” 焦循依次给孙取名“授易”、“授书”、“授诗”。

从中既可见他以儒家经学承继家学世业的殷切期望，先命名长孙为“授易”，也足见他把《易》学作为传家固业的主要根基。

好学深思 读书执理 博览载籍、博闻强记，善于读书、识力精卓，皆是通儒焦循治学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父母亲、戚良良好教育与学风熏陶下，天资颖悟的焦循自幼就喜读书，爱学习。

三岁时，嫡母教以书数，口授《毛诗》及古孝悌忠信故事;多置纸笔，令临摹写字。

时舅母、表叔王容若，皆以字音反切相授。

五六岁，谢氏并授以唐人绝句诗。

六岁入塾读书，从学于表兄范徵麟，学《诗》，辨别音韵。

当年三月，父佩士始教其吟咏《毛诗》。

十岁前，表叔王容若又授以《诗》和书数，使他习九九，好算学;且常说古孝悌忠烈故事，对焦循忠孝仁义观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十一岁范表兄以爱国诗人编《文章轨范》为蓝本，要求焦循读古文，教他应善于从中寻规律，求大义。

于是他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日后尤偏好文。

族父熊符受循父所托，训导焦循学诗赋，常为他改诗，并授以“六书”之学。

焦循后来以“六书”之假借、转注独辟治《易》途径，当发端于此。

十二三岁时，好为小诗，父教以唐司空图《诗品》，嘱咐循：“作诗必知诗之品。

读《诗品》又必知作《诗品》者之品。

”焦循谨记父训。

十四岁受父亲之教，焦循开始学习撰古文，特善钻研作文之法。

此前除学习诗文辞赋外，已广泛涉猎经史天算地理医农等典籍。

十七岁，应童子试，即取为补学生员。

正是在他复试时，得到督学江苏来到扬州的侍郎赏识，谨记其嘱咐：“识之!不学经，无以为生员也。

”焦循未辜负刘公期望，从此专心学经。

十八岁时又入著名的府城安定书院肄业三年。

从青少年起，焦循就孜孜不倦于博学求知,作诗习文，为后来治学成才打下了坚实基础。

遍览经史子集，兼阅当代学人著作，旁及九流之书，是焦循读书的显著特点。

他也多方求购书籍，以得好书为乐。

焦廷琥《先府君事略》记道：“府君性俭约。

而购买书籍，则必丰其值，不少吝。

”荒岁为购《通志堂经解》丛书，不惜以变卖良田之价银，又亏赖以贤妻脱卖金簪相助，方得此书，传为士林佳话。

此外，焦廷琥言：“府君每得一书，无论其著名与否，必详阅首尾，心有所契，必手录之。

或友朋以著作来者，无论经史子集以至小说词曲，必详读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则手录之。

如此者三十年，所录者盈二尺许。

”可见，焦循不仅广博阅读，也是一个善读书者。

其良好的读书习惯和方法，还表现在教季弟徵上，“读书不熟，必先为解说其义，后分章画段，教以整读、碎读、分读、串读之法”。

读书贵在执理。

“执”指执着，坚持不懈;“理”即精髓要义，真谛所在。

读书执理，焦循身体力行。

首先，读书不随波逐流，勇于有疑而问。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焦循幼时入塾读书，听塾师解说《论语》《孟子》，每按讲章，常疑之不以为信。

他人认为难读之书，如《毛诗·三颂》《尚书·盘庚》《礼记·内则》，焦循偏乐于探索其中。

其次，读书深思熟虑，融会贯通。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焦循常说：“学贵善用思，吾生平最得力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八字。

学有辍时，思无辍时也。

食时、衣时、寝时、行路时、栉沐时、便溺时，凡不能学时，皆当即所学而思之。

”其学术著作《晓庵遗书》《学春秋随笔》《春秋说》《音学五书》《古文尚书疏证》《尚书后案》《古文尚书集注音疏》《历算全书》《赤水遗珍》等四十八部，就是焦循熟读精思、知人论世后的心血结晶。

第三，读书能不懈探索，把握其微言大义、精华要旨。

幼即以好《易》颖悟著称的焦循，在读《易》进而治《易》的道路上，艰辛备尝，以至付出年寿不永的生命代价。

嘉庆十二年(1807)四十五岁时，春三月，焦循“遘寒疾”，重病昏卧垂绝者七日。

他事不复知，惟《周易·杂卦传》一篇往来胸中，明白了析，曲折毕著，平日用力之浅深，嗜好之诚伪，于此时验之。

昏厥醒来，遂一心专于《易》。

为探其真理精义，焦循痴迷执着其中，尽弃科第仕宦之心，不惮寒暑，不与世俗酬接，而于参五错综中，引申触类，豁然贯通，尽改旧稿，更创新篇。

尽管日后身体状态一直不好，脾病时发，并屡发足疾，疾发时痛彻骨，然而他咬牙坚持治《易》不辍。

五十岁时，又作《告先圣先师文》发誓明志，尽屏他务，专理《易》经。

且自立一簿，以稽考其业。

最终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五十四岁时成就《易学三书》书稿。

次年自二月二十日起，焦循手写《雕菰楼易学》四十卷，先《图略》，次《通释》，次《章句》，至九月十二日，写完全帙。

还不时校改之。

数十年学《易》、治《易》，足见其艰辛、勤苦、执着和严谨。

《易》学大著既成，焦循又投入《孟子》的深研与《孟子正义》的撰著中。

在病痛的折磨下，又用十九个月时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辞世前夕，终完成《孟子正义》草稿三十卷约70万言。

《孟子正义》既显乾嘉“朴学”之风，具汉学精于训诂考据之所长，又显微言大义，而具宋学精求义理之特征。

焦循从九个方面淋漓尽致阐发孟子的性善论。

1.人有“四端”，所以人性善。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2.人能知，故善。

3.人可教而明，故人性善。

4.人知情有欲求精妍，故性善。

5.人可使“欲”从自然达至必然，所以人性善。

6.人知尊贤采善，故人性善。

7.人有神明之德，故性善。

8.人知权善变，故人性善。

9.人可“旁通”情欲，所以性善。

他以性、灵、情、欲、德、才、知、智来区别人与禽兽，以赞扬、申明人性之善，明白晓畅，可谓是“善”的宣言。

人生信条 忠厚廉让 在焦循心目中，忠厚廉让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焦家世代重德、修德、厚德不可缺少的家风重要内容。

父佩士公曾对焦循说：“吾家世世以忠厚退让为法。

”循玄祖仰湖公文科，为江都刑房吏，以慈祥仁爱著称，常救无辜于水火之中，清正廉洁，未尝妄受一钱。

高祖震鸣公明旸，行二，为人忠厚礼让，曾与三兄弟析居。

既而诸兄弟疑其产厚，以其多得财产为由，要求再分其产，索承分田补之。

明旸认为自己所得本来就是先人所赐，所以满足诸兄弟所愿，而不与计较。

曾祖父文生公源，性情醇笃，莫与人争。

曾祖母卞孺人，生于富饶之家，幼年惟知作诗及画。

既归循曾祖，诸嫂嫉孺人奁厚，又笑其不能针黹，迫之分家，分以瘠田，且以先世之债委与曾祖。

孺人尽以钗珥偿债。

时仅薄田数十亩，孺人与文生公躬耕自给，并达高寿，子孙林立，家业复旧。

孺人还时以钱谷周恤诸侄，而不念旧憾，亲戚乡邻奉为家范。

祖父鉴千公镜，生性厚实，广施仁爱，从不与人计较得失，甚至以德报怨，深受乡邻爱戴。

焦循《先考事略》引父言云：“吾族自(明)永乐间聚处于湖，分上下两庄，今惟吾屋尚存。

”“(父)指楼屋曰："此嘉靖间物，得不拆者，忠厚退让所积而留也。

" 焦循父佩士公葱，以咯血病，应小试一次，即纳粟为太学生。

予。

族姓亲戚有待以举火者，死丧济以棺敛之费，于孀妇孤子周之尤力。

乾隆三十三年(1768)，岁闹饥荒，出粟救济穷困者。

时焦循六岁，亲见之。

父承祖遗田八九百亩，以施故，家渐落，仍不懈施舍穷人……家既中落，复屡值凶岁，循父乃称贷于人，将到期，卖田以偿贷。

适亲戚有丧事，循父怅然曰：“吾尚有田卖，不可使亲戚无所殡。

”分而予之。

循父性情和易，无疾言厉色，间或有横逆至，受而不报。

居家俭约，衣裘器物，与亲戚朋友共享用，不还者未尝往索，往往至损坏而后归之，也未尝脸有难色。

乾隆四十九年(1784)，循父为自己占卜预测未来，测知自己气数将尽，于是从家中取出多年他人欠自己的“数千金”债务和十几年前买族人房屋的凭据，全部烧掉，凡欠别人的债务一律还清，惟恐子孙日后逼人还债或欠他人之债不还，有失忠厚之道。

(见《先考事略》，《雕菰集》卷二十三) 查阅史料，家族并未传有治家规范要求的完整文本，但焦循父留下了一些治家教子训诫的格言。

如：“昨闻谈科名者，有"敲门砖"之说，谓不必根柢经术，但求涂饰有司耳目，便可骗得。

余为之骇甚!……乃以骗为名，不愿子孙之效之也。

”“学颜子者学其虚心，又当学其立志。

”“可知处己接物，必要正大磊落，不独免为人鄙，亦且免为人疑。

否则不足立名，亦不足保身。

”“读书就正有道，则宜用求，而断绝忮(zhì，嫉妒)心。

”“父子兄弟之间，惟相通以诚，有所疑必使释之，令共见其心。

”“尔辈好作诗，宜细读《诗品》，尤宜学作《诗品》者之人品。

”……父亲的训诫格言，焦循牢记终身，也受用终身。

从焦循玄祖、高祖、曾祖，到祖、父，忠厚退让的家风数代相传，并传承给焦循及其子孙辈。

其中先父佩士公的言传身教更给焦循以深远的影响。

“忠厚退让”，焦循则增一“廉”字，为“忠厚廉让”。

他曾应一位“好读书，，予爱之敬之”的青年所求，书写一联，馈之：“书读秦汉已上，家在廉让之间。

”焦循与人交往，忠心耿直，诚挚质朴，是非分明，且善于引导，诲人不倦。

如焦廷琥言：“府君与人交，不徒在言语仪接不蹈涉虚文，不匿怨而友其人，以故与世疏而真笃之意挚如也。

辨论是非，必正色庄论，务使明晰。

人有所质，必忠告善导之，穷流溯源。

有所叩，则娓娓不倦。

”焦循既明辨是非，坚持原则，又践行厚道，与人为善，对己能多做自我批评，不仅为人如此，为文治学亦如此。

焦循生性俭约，淡泊仕途与名利。

以清廉自束。

嘉庆六年(1801)应乡试获取举人的出身资格，但他却自嘉庆七年会试下第后，不再应和出游，奉母家居、授徒为生，尤读书著书不辍。

总之，以“忠厚廉让”为法，在焦循身上得到了最突出的展现与最切实的践行。

知行诚笃 大儒曾赞通儒焦循：“君性诚笃直朴，孝友最著。

恬淡寡欲，不干仕禄。

居恒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书为事，湖山为娱。

”焦循高足弟子，阮元从弟阮亨亦云 ：“焦里堂先生，学行诚笃，尤精推步(按古称推算历法)之术。

四十外足不入城，筑雕菰楼，藏书数千卷。

著《北湖小志》《雕菰集》《易学》《孟子义疏》行世。

”所谓“君性诚笃”、“学行诚笃”的赞语与焦循终生为之信守和践行的“知行诚笃”相一致，并是其形象性格、卓行和精神的生动诠释。

而“知行诚笃”，则为其家风极为重要的内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焦循一生除青壮年时期应岁考、乡试、多次往来于扬州、泰州、南京之间外，曾于乾隆六十年(1795)、嘉庆元年(1796)、五年、六年、七年，即33岁至40岁时，接受先后任浙江学政、巡抚的阮元邀请入幕参予衡文校士、编书等务，而二往山东、七游浙江;嘉庆七年参加会试一上京师。

多次出行和览游这段宝贵的人生经历与实践活动，极大开拓了胸襟和眼界，使焦循对文化典籍、历史传说、山川地理、人文风俗、民族状况、社会现实多所了解;同时也因此广交了文人学士、同道师友，切磋诗文，探讨学术，相互促进，大有裨于自身学术的精进，而成就了部分著述，又即兴赋下不少诗词文篇章，更为他今后从事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焦循尝说：“循往年家居，每岁诗不过数首，去年游齐鲁，半年得诗五十首，今游吴越，半年得六七十首。

盖山川旧迹与客怀相摩荡，心神血气颇为之动，动则诗思自然溢出。

境与时不同，则诗思亦异。

” 至于精研以《易》学为首要代表的经学，兼治他学，并立足、执着于通经明道、著书立说，以达“经世致用”，则无疑是焦循“知行诚笃”的核心要义和集中体现。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经学家焦循深知文章的重要功能、作用，而特把研治经学之文提高到压倒一切文章的地位。

他说：“文何用?有用之一身者，有用之天下者，有用之当时者，用用之百世者。

科举应试之文，用之一身者也;应酬交际之文，用之当时者也。

二者之于文，皆无足重轻。

若夫朝廷之诰，军旅之檄，铭功纪德之作，兴利除弊之议，关于军国之重，民物之生，是文之用于天下也。

然必仕而在上，有才艺足以达者任之。

布衣之士，穷经好古，嗣续先儒，阐彰圣道，竭一生之精力，以所独得者聚而成书，使《诗》、《书》、六艺有其传，后学之思，有所发，则百世之文也。

”这是焦循一生探《易》理、治经学、安身立命学以致用的形象写照。

焦循的一生，欣逢清代学术繁荣的鼎盛时期。

其用功勤勉，不懈于学，著作宏富，经史子集皆多涉及，诗词歌赋都有所作。

据学者基本统计，著述达九十一种，多至四百五十余卷，约六百万字。

在经学、文学、史学、数学、医学等领域均取得杰出成就，而以经学、数学、曲学成就最为显著。

焦循对其子孙能够传承并弘扬焦氏祖传家风的希冀，在其暮年愈加强烈迫切。

嘉庆二十四年(1819)，焦循于枕上作七律：“梦中亲友未凋零，笑语方温梦又醒。

鬓雪半因陈籍白，眼花时共远山青。

烈风窗外鸣鸦鹊，活火铛边煮术苓。

且喜雏孙初学咏，吟声不与岁华停。

”幼孙吟声不断的景象，蕴含着他对“书香”延续，家学后继有人的期待和喜悦。

次年七月二十四日，自感不久辞世的焦循，呼子廷琥于榻下，谆谆嘱以后事。

曰：“吾之病不能起矣。

汝宜绩学，子孙宜读书。

惜诸孙尚未成立。

然长孙授易年十四，粗习属文之法;次孙授书年十一，吾教之作文，作试贴，伊亦稍稍能领会;三孙授诗尚幼;俱宜教诲之，使勿坠先业可也……” 《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作为焦氏祖训、焦循家风的精义蕴含，也是中华民族古代家风宝库中的精华遗产，值得后人批判地继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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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兵团总指挥、战神背正靠着长城，手倚着长剑，眼望着芳草牧马、黄河落日，一股宏大、厚重、苍茫、豪迈之气从胸中涌起。

一转眼，他离开咸阳已经整整五年了，这五年间，帝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条条大路河渠竣工使用，一座座宫殿城池拔地而起，作为帝国的守望者与建设者，他心中的感慨，千言万语说不清。

忽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乐声的和谐，蒙恬站起身来，极目远眺,透过树冠密集的枝桠，望见天远地远的前方，一列车队踏风而来，卷起漫天尘土。

蒙恬淡淡的笑了，，公子扶苏终于来了。

将他最看重的接班人交给了自己，我绝对不能让他失望。

公子扶苏，的长子，大秦王朝不出意外的内定继承人。

他的名字“扶苏”，就是取自《》中一首经典的郑国民间情歌——《山有扶苏》，描写的是一个女子在约会时与爱人的打情骂俏：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

不见，乃见狂且。

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意思是说： 高山上面有大树，荷花长在低洼地。

不见子都美男子，倒碰上个狂妄笨东西。

高山上面有青松，荭草长在低洼地。

美男子充不曾见，倒来了个狡猾色小子。

由此可以推断，始皇帝与扶苏之母(应为楚女)或许有过一段甜蜜而浪漫的爱情，他对他们这爱情结晶当然更是十分疼爱，也抱有很大的期望，所以才将其取名为“扶苏”，希望他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栋梁之材。

所以，当上下都在学法入仕的时候，偏偏给扶苏找了个儒学大师——淳于越，这一点颇让人思量。

我们读历史，总有一个错觉，总以为大秦虎狼之国，必定是罢黜百家，独尊法术，其实不然，至少在大秦王朝建国之初，秦始皇对待诸子百家的总体态度是开明的，如他创建的“博士议政制度”，就是吸收六国的诸子百家(主要是儒家)参加政府,设置博士官,让他们参议朝政,从而组建了参议辅政集团。

而扶苏的老师淳于越，就是秦国博士集团的首领人物。

也就是说，秦始皇其实在一开始，是想让秦朝文化、百家齐放的，但随着秦宫之中儒法之争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某些讥讽皇帝、威胁到其统治的不当言论，终于使得秦始皇不得不立下决心，，将法术立为帝国的主要意识形态。

如果说“焚书”扶苏还可以理解，但当秦始皇开始“坑儒”竟杀掉了包括扶苏老师淳于越在内的四百六十多个儒生的时候，扶苏终于受不了了，于是率然直谏：“诸生皆诵法。

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

” 秦始皇大怒，他开始后悔让扶苏接触那些可恶的，于是决定让他远离充斥着各色人等的咸阳到帝国的边疆、去蒙恬那里担任监军、去体验一下生活。

蒙恬精通兵家与法家，又功高谋远，深得始皇信任，他定能将扶苏培养成一个刚毅果敢又不失仁孝稳重的合格接班人。

在蒙恬的帮助与影响下，经过几年的塞外征战使扶苏迅速成长为一个刚毅武勇，信人奋士的出色将领，他勇猛善战、屡立军功，深慰始皇之心。

他宽厚仁慈、谦逊待人的作风更深得广大军民的拥戴。

其实，秦始皇派扶苏去与蒙恬一起守长城本是其政治上极高明的一招。

中国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帝王，对于自己的身后事，都会费尽心思务求安排的妥妥当当。

第一：兄弟是帝国的柱石，也是秦始皇最信任的人。

蒙恬位居大将军，掌握着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威振北方，深受军民爱戴;则位居上卿，每日不离皇帝左右，侍帷幄为朝廷重臣。

两兄弟一内一外，且，虽有大奸贼，敢睥睨其间哉。

所以秦始皇这一着，就等于在自己身后为扶苏安插了两个忠诚度无可怀疑且手握军权、的重量级助手，有了他们以及军队的支持，相信扶苏可以非常顺利的即位。

第二：即使自己死后有什么政治波动，扶苏在外面带兵，也可以躲避政治中心的风雨和可能的暗算。

什么样的人最可怕，那就是统帅着全国的军事力量在外，而本身又是合法继承人的大将。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生了的政变或者动乱，那么扶苏首先不会受到人身安全方面的胁迫，又有足够的实力可以自保和进取，一样可以重新夺取政权。

始皇帝对于自己属意的接班人，做的诸多安排，可谓用心良苦了，可惜他机关算尽，还是无法预料到事情的发展竟然完全出乎了他的既定轨道，无数的偶然结合成一个必然，让他的一切努力成空。

关键的问题是，秦始皇最终还是没有在死前确立太子，他总以为自己会，立储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这一个想法大大的害了他，也害了整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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