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古时候文人如何靠“被贬”求“实名”？
【千问解读】
朝谏院成为独立机构，谏官由亲自除授，职能从规谏君主扩大到监督百官。仁宗朝谏官因此成为具有较高地位、广泛参与国事的要职，在士人心中其地位甚至已与宰相相提并论。
同时，仁宗朝任谏职成为仕宦捷径，凡是谏官任上有所作为，获得声名的士人，之后多不次之擢，一些知名谏官后来得以出任宰辅，如、韩琦、富弼、等。
仁宗朝谏官对“好名”风气起到了激化作用。
“名”成为仁宗朝士人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
受谏官制度、谏官活动影响，仁宗朝士人所追求的“名”，大体可分为“实名”和“虚名”两种类型。
追求“实名”的前提是为了尽忠，或是为自我人格的完善，是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好名。
追求“虚名”的前提则是为了一己私利，往往名实不符，不顾他人及国家利益而卖直取名、沽名钓誉。
仁宗朝士人心态、士风深受谏官活动、谏议心态激起的这两类“好名”风气影响。
仁宗朝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因直谏被贬，虽其仕途暂时出现挫折，而他们的谏诤行为却能够得到士论认同，为自己赢得“实名”。
事实上，由于仁宗朝的谏官制度特点，谏官因谏言被贬，他们的仕途前景反而会更加光明。
据释文滢《续湘山野录》所记，范仲淹三次被贬，每次都被士论看成是光荣之事。
范仲淹曾打趣说“仲淹前后三光矣”，可见，他也认为自己的行为乃光荣之事，无可羞愧之处。
这种心理在仁宗朝已较为普遍，欧阳修、唐介、范镇、司马光等人谏官任上刚正敢言，丝毫不以贬谪为意。
在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勇于谏诤、行为的鼓舞下，仁宗朝士人刚直敢言、重视“实名”的风气得以逐步形成，富弼、蔡襄、余靖、孙甫、范镇等人，都以直谏而名动一时。
宋人张端义《贵耳集》卷下曾言“本朝尚名好贪”，将“尚名”与“好贪”相联系，说出了二者间的相通之处。
范仲淹、富弼等人谏官任上积极敢为，为自己赢得了“实名”，他们也由此仕途升迁，获得了实际利益。
随着谏官素质的下降，素质较低的谏官便不惜卖直邀名、沽名钓誉以图自进，谏官追求“虚名”的风气与正直高尚的士风相伴而高涨。
仁宗朝谏官多有求“虚名”之举，甚者如王夫之《宋论》卷四所言：“好名者且以体肤之伤毁为荣。
”一部分谏官为了获得“虚名”，或者攻讦人私，或者所言之事多不切实际，标新立异，甚至荒唐可笑，如宋禧为谏官时劝仁宗在宫中设荆棘、养罗江犬等。
此外，仁宗朝谏官人选受士论影响，士人获得声名便可赢得士论，从而为出任谏官打下基础。
于是一部分投机分子便借“虚名”以觑谏职，进而获得更大利益，对此欧阳修《辞召试知制诰状》曾指出“小人见言者得进既速，则各务奔趋”。
士人中产生一股沽名徼进之风，他们或发出不切实际的议论，或将所上章奏四处宣扬，或故意求奇求怪以惊众取誉，或故作清高反复让官。
士人竞相邀名，“虚名”“实名”交错出现。
庆历新政时期士人言事风气高涨，向被作为正直高尚士风的典型广加赞誉，但受谏官言事风气影响，士人中出现了奔竞、攻讦以邀“虚名”之风。
研究者往往注意到“庆历士风”的积极成分，而忽略其消极因素。
仁宗朝士人求“实名”与求“虚名”相互交织并存，共同影响了当时及以后北宋的政治、士风，一些文学活动、文学现象亦与之相关。
随着仁宗朝谏官地位的提高，谏官具有了“与宰相等”的责任意识，忠直谏官普遍重视“实名”，谏官形成了“惟恐职不称”的心理，受其影响，谏官在所上奏疏中，多次表明自己上疏乃是谏官职责所在，身为谏官不得不言。
这一心理在他们谏官任上所作诗歌中也有表述，如司马光《忝职谏垣日负忧畏缅思云夫处士老兄萧然物外何乐如之因成浮槎诗寄献以抒鄙怀》诗，写其身居谏职，深感责任重大，日夜忧畏。
庆历三年，欧阳修作《读张生文赠石先生》诗，对自己身为谏官不能举荐张续、李常深感惭愧：“予惭职谏未能荐，有酒且慰先生酌。
”至和元年，欧阳修《述怀》诗回忆自己的谏官经历云：“中间蒙选擢，官实居谏诤。
岂知身愈危，惟恐职不称。
” 仁宗朝谏官及富于谏诤精神的士人因直谏被贬后，能够赢得“实名”，有了“实名”之后，他们往往不以贬谪为意，反而能以较为洒脱与坦荡的心态来对待之，并在其贬谪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中有所体现，尤以谏诤意识强烈、文学成就巨大的范仲淹和欧阳修为典型。
明道二年，时任谏官的范仲淹联合御史孔道辅等人，伏阁谏止仁宗黜除郭皇后，结果被贬睦州。
他到睦州任后即向仁宗上《睦州谢上表》，在阐明“既竭一心，岂逃三黜”的谏诤精神后，范仲淹表达了乐观、洒脱不以贬谪为意的豁达胸怀和乐道忘忧、不改初衷的坚强决心。
范仲淹贬谪任上的一系列作品都有这一特色，如景祐元年所作《新定感兴五首》（其五），鲜明地表现了他由于赢得了“实名”而不以贬谪为意，洒脱、乐观的情感状态。
被贬桐庐后，范仲淹曾游览钓台，多次推崇以名节自守的严子陵，并作《钓台诗》。
范仲淹从名节的角度评价严子陵，一方面是其因贬谪获得“实名”后自觉的心理倾向。
另一方面是为了纠正奔竞、浮薄的不良士风，他欲借对严子陵的推崇建立起人人、珍惜名节的士风。
景祐三年，受谏诤精神驱动，欧阳修作《与高司谏书》，责备高若讷不营救范仲淹，并痛斥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结果被贬为夷陵令。
庆历三年，欧阳修被任命为谏官，他屡次上书直言，引起新政反对者的不满。
庆历五年，恰逢甥女犯法，欧阳修因而被弹劾，后虽辩明，仍于八月被贬知滁州。
欧阳修两次被贬后的作品都表现出豁达、乐观的情感基调，这一特征与范仲淹因谏言遭贬后的文学创作有相通之处，出于共同的心理基础。
由此也可以看出，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有意通过自己贬谪后的文学创作开创贬谪文学的新风貌，建立士人重视气节声名的新士风。
相反，被贬后未赢得士论、获得“实名”的士人，其心态就相对沉郁与悲愤。
苏舜钦谏诤精神强烈、名节意识浓厚，“进奏院狱”案发生后，他以监守自盗的私罪被贬，未能如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因直谏被贬后，愈贬愈光，赢得士论、获取声名。
苏舜钦被贬后痛苦不堪、不能解脱的心态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被贬后洒脱、豁达的心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贬谪后的很多作品都表现得十分沉郁、凄楚、悲愤。
受谏官活动、好名心理影响，仁宗朝用诗歌进谏、干预现实的创作更加普遍，浮薄士人将诗歌作为攻讦、邀名的工具。
据《续长编》卷一百十四记载，景祐初颜太初即用诗歌为蒙冤的黎德润鸣不平，将诗歌作为了进谏、干预现实的工具。
景祐三年范仲淹弹劾宰相吕夷简，他与欧阳修等人虽遭贬黜，却赢得了士论、获取了声名，蔡襄创作《四贤一不肖》诗即是受谏诤精神及好名风气影响。
由于《四贤一不肖》诗的广泛传播，范仲淹等人的谏诤行为广为人知，声名远扬。
蔡襄也因作此诗而赢得了声名，为其后来出任谏官打下了士论基础。
石介虽不曾任谏职，但却具有强烈的谏诤意识和好名心理，当时即被指责为邀名。
庆历三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同时执政，并授予欧阳修、蔡襄、余靖、王素等人谏职。
受此影响，石介的谏诤精神、好名心理进一步高涨，并创作了《庆历圣德颂》诗。
石介用此诗扬善抑恶，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声名。
士人中出现一股用诗歌讽谏、干预现实的风气，魏泰《东轩笔录》卷七记载，皇祐三年，唐介因弹劾宰相文彦博被贬春州别驾，谏官吴奎畏缩不言，李师中作诗送唐介，有“并游英俊颜何厚，已死奸谀骨尚寒”之句，魏泰认为“厚颜之句，为奎发也”。
可见，李师中是在用诗歌褒贤斥奸。
随着士人攻讦、邀“虚名”风气盛行，浮薄士人将诗歌讽谏传统异化为用诗歌攻讦、邀名，出现了讽刺、讪谤诗歌。
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二所记，庆历元年浮薄之人撰长韵诗攻讦大臣，李焘怀疑欧阳修《从谏集》所记匿名诗即是此诗，该诗的讪谤、攻讦导致了宋庠的罢职出外。
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九载，庆历四年，邱浚作诗一百首讪谤朝政，他在杭州时还直接将诗歌作为威胁州县官吏的工具。
由此都可以看出攻讦、邀“虚名”风气对士风、文人创作心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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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古时候都是一夫多妻的，但是平民纳妾要这些条件！
曾经有个外国记者质问以遗老自居的辜鸿铭，以为中国的妻妾制度乃是文明之渊薮，辜鸿铭悠然地指着面前的茶盘中的茶壶和茶杯，笑道：“一个茶壶可以配四个茶杯，你听说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么?” 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人们以风流自命，纳“小星”，富人纳侧室，娶“外宅”，收“通房丫头”，乃至姨太太成群，都是司空见惯之事。
辜鸿铭留过洋，娶过妾，研究的是中国的经典，不过他的这个讲法其实大谬不然，只能骗骗洋鬼子。
事实上，一夫多妻制从西周以来就没有市场，他把中国的妻妾制度当成是一夫多妻制，简直是。
性学专家潘光旦就曾说：“一夫一妻在中国也有天经地义的地位。
不过因为同时承认妾的制度，此种天经地义的禁锢的力量并没西洋的那般大。
……中国的婚姻是始终以一夫一妻为骨干的;一夫一妻是常经，妾制是权变。
” 妾的地位到底如何?我们不妨先看看讲的笑话，虽然他是个严肃的人，而且口吃，不过偶尔讲起笑话来，杀伤力还是挺强的。
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
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
这个故事是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妻子求神明保佑，许下心愿：让我凭空得到一百束布匹吧。
他的丈夫就很不满了，抱怨道：这也太少了吧。
妻子说道：如果更多一点，你就会去买妾了。
故事里头描写的显然是一对平民夫妻，可是他们居然商量着买妾进门，这意味着，在市场上妾的价格不高，当然可能要比一百束布匹高一些，但也高不到哪里去。
《孟子》中所说“齐人有一妾”的故事中，那“齐人”是个乞丐，但他也有妾。
妾的价格如此低廉会造成的一个问题很快引起政治家的关注，西汉的《盐铁论》就记载了一位贤良的看法—— “古者夫妇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
及后士一妾，大夫二，诸侯有侄娣九女而已。
今诸侯百数，卿大夫十数，中者侍御，富者盈室。
是以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
” 也就是说，古代流行的是一夫一妻制，除了王公贵族，平民纳妾是不提倡的，不过，到了西汉，更没有人把这个当回事了。
现在则被提升到“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的阴阳不协的政治高度上。
事实上，历朝历代并不提倡平民纳妾，而且还有所限制，这点倒是可以从《明会典·律例四》中得到旁证：“民年四十以上无子听之。
”也就是说，老百姓纳妾需要满足两项条件：一是四十岁以上;二是没有孩子。
由此可知，政府对平民纳妾是有限制的。
准确地说，娶妾其实是作为对王公贵族的一种酬佣，一种福利，所以《白虎通义·嫁娶》更明确地指出：“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贤重继嗣也。
不备侄娣(指不能像天子和诸侯那样有‘侄娣从嫁’)者何?北面之臣贱，势不足尽人骨肉之亲。
……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礼也。
” 不过既然“富者盈室”，老百姓当然不服气，末年的黄巾之乱，应该说，有部分原因是老百姓为了争取自己的性权利而做的斗争，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
如果不信，看看其理论指导书《太平经》就知道了，上面就特意提到“一男二女法”： 太皇天上平气将到，当纯法天。
故令一男者当得二女，以象阴阳。
阳数奇，阴数偶也。
乃太和之气到也。
……故使一男二女也。
一男两女，这就不是一夫一妻制了，而是一夫多妻制，而且上升到阴阳天人感应的政治高度。
书中还提到王者可得到更多的女子，每州一个，以应九州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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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拿出三条铁证，拒绝韩国要求，不修改韩国曾是中国的附属国
而一向爱篡改 历史 的日本文部省这次却强烈拒绝，并且提出三条铁证。
韩国历史教科书 第一：国号来自中国皇帝赐名 在古代，中国十分强大，而作为中国的附属国是很多小国觉得十分荣幸的一件事情，这些小国都热衷于向中国皇帝祈求赐予国号、国名等。
可以说，现在亚洲大部分国家的国名都沿袭曾经中国皇帝赐予给他们国家的国号，甚至包括日本! 而朝鲜国号的来由，同样与中国皇帝有关。
公元1392年，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自立为王。
当时朝鲜已是中国的附属国，李成桂为了得到的认可支持，派使者请赐予国号。
朱元璋认为其“朝日鲜明”，裁定其国号为朝鲜。
这一历史无论是在朝鲜还是中国都有很多的记载。
时期，日本进攻朝鲜，朝鲜几乎亡国，全赖明朝的全力支持才得以周全。
明太祖朱元璋 第二：朝鲜向中国进贡 日本专家指出，自开始，朝鲜就开始向中国进贡大量的特产和美女。
而中国人很熟悉朝鲜盛产人参，这是因为历史上朝鲜就将大量的人参作为特产献给中国。
而自开始，朝鲜开始进贡美女，一时间，元朝和明朝朝廷形成一种攀比之风，谁家来自朝鲜的女奴少，谁就会被耻笑。
第三：朝鲜国王跪地迎接清朝使者 明朝灭亡后，朝鲜以为摆脱的机会到了，拒不承认清朝和进贡，还时常作乱。
清朝建立者对朝鲜发动战争，没几天便征服了朝鲜，俘虏朝鲜王族几百人作为人质另外俘虏了近50万的朝鲜人，朝鲜国王这才臣服于清朝。
每次清朝派来使者，朝鲜的国王都要去汉城的迎恩门跪拜迎接使者，在慕华馆接待使者。
这对一个国家来说真是一段屈辱，因此韩国至今对此只字不提。
如今，韩国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实在是可笑，我想除了日本提出的三条铁证，应该还有千千万万条可以证实“朝鲜在历史上曾是中国附属国”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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