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潜规则”：重臣曾国藩如何收礼和送礼
【千问解读】
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官僚，他出身，从翰林院编修起家，做到了副部级的礼部侍郎。在那之后，他创建湘军，带兵打仗，最后一路做到大学士、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可以说出将入相，位极人臣。
我们可以通过曾国藩这个具体典型，观察一下地方官员的经济生活状态，观察一下清代官场的潜规则是具体如何运转。
两江总督收入丰厚，曾国藩一家却生活简朴 十年（1860）四月，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
两江包括今天的江苏、江西、安徽，总督主掌军政民政，统辖三个省的一切文武官员。
而就时期的形势而言，两江总督的重要性可谓天下第一。
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如果说基础工资，或者叫法定工资，说来令人难以置。
大清帝国的总督，年收入只有一百五十五两白银。
如果大致以一两白银兑换二百元人民币计算，大约为人民币30100元，合成月薪约为2583元。
而按现行的《国家公务员级别和工资标准》，省级公务员职务工资标准为2510元。
古今薪酬制度之一脉相承居然如此巧合。
当然，和今天的工资制度一样，这一百五十五两只是工资条上的基本工资。
从时期起，又特批给督抚们一笔数额不菲的补贴，叫“养廉银”。
十二年（1747），朝廷定两江总督养廉银为一万八千两 ，在全国总督中处于较高水平。
然而事实上，对于帝国内绝大多数督抚来说，“养廉银”在全部收入中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中国官员更大宗的收入是“规费”，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灰色收入。
按照西方标准，这种规费收入当然属于腐败，但是“中华帝国的朝廷和百不认为收取规费有什么不妥或者是腐败，只要此种行为保持在习惯性的限度以内就行”。
而这个习惯性的限度，据张仲礼的研究结果，督抚级的官员平均是十八万两。
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差不多可以说曾国藩是大清帝国的顶级富人之一了。
然而，顶级富人曾国藩却活得像穷人一样。
总督时期，曾国藩的衣着。
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
这一记载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
二年（1863），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不光自己的生活非常简单，他对家人的要求也非常严苛。
他家里只有两个女仆，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小姑娘，帮不上什么忙。
那么总督府中的日子怎么过活呢？曾国藩要求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
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剿捻回任再督两江后，为家中女人们制了个工作日程表：“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
巳午刻（早9点到中午1点），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傍晚5-7点），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从早到晚，基本上不得休息。
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
曾国藩如何收礼和送礼 成为地方大吏，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礼品。
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来谒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
身在官场，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
如此“”，不符合曾国藩“”的作风，也不利于他在某些情况下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
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九，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一为商量军务，二为给曾国藩贺寿。
鲍超的军队向以能战、能抢闻名，因此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个富人。
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却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十六包礼物，其中许多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
曾国藩览之而笑，从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还鲍超。
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顶小帽。
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
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
”鲍超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十六包东西回去了。
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
同治四年（1865），容闳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
两年前他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身份，携六万八千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开了之先声。
机器运抵上海之后，他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
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
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肥缺”。
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既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
”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
至于容闳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没有留下记载。
当然，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也有“浊”的一面。
总督时期，曾国藩在人情来往上开支不少。
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
曾国藩既袭此任，在许多方面也不得不萧规曹随。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
曾国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京官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
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
” 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
如前所述，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
有人出差路过，他除了请人吃饭，还要给他一百两银子的程仪。
至于“别敬”，则频率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进京时才发生。
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日，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
这一年十二月他抵达北京，在北京过完年后出都赴保定就任。
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可以兑换二万两现银的银票。
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
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们盼他如望云霓，他的别敬当然不可能过少。
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核别敬单”，“定别仪码”，“定分送各单”，可见这件事他是多么在意。
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
”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他仍然认为不厚。
要想顺利报销就要给“好处费”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
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
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
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
因此，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
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关。
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视“部费”也就是“好处费”多少而定。
报销前，曾国藩托打听一下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回信说：“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
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
……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
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
……若辈欲壑，真难厌也。
”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
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1.3%。
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1.3%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四十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
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
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了一个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中枢的批复到了。
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同意他们免于报销，曾国藩对此，说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
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了。
不过，曾国藩却说，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
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
曾国藩也有“小金库” 那么，以上这些开支，钱都是从哪来的呢？ 原来，曾国藩在自己的财政司中建有一个“小金库”。
我们说过，总督的平均陋规收入一年会有十八万两。
那么曾国藩不许下属给他送贵重礼物，不收现金，这样就少了一大块。
此外，他还不收各州县送的陋规。
但是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金钱来源。
因为这些单位，是有钱单位，如同今天的烟草专卖局，你不收，他们也发作福利了。
小金库的用途，则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
曾国藩同治七年底进京，一路路费和生活费，在京中送礼所用，再加上带到直隶总督府的两千两零花钱，全系“小金库”中的钱，并没有动用自己的“养廉银”。
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
在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之际，“后路粮台”的“小金库”共存了三万两左右。
如前所述，这三万两小金库在北京只花掉了两万，还剩下一万怎么办呢？按官场惯例，这一万多，曾国藩完全可以携归家里。
不过他却不想这样做。
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的信中，曾国藩对纪泽说：“其下余若干（尔临北上时查明确数）姑存台中，将来如实窘迫，亦可取用。
否则散去可也（凡散财最忌有名）。
”就是说，家里实在需要花钱，可以用一些。
否则，临全家北上时，想办法捐掉。
曾国藩要求“散掉”时不可为人所知，“凡散财最忌有名”，这是因为“一有名便有许多窒碍”。
他还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 这是解读曾国藩为官风格最关键的两句话。
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
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
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接受官场潜规则，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
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
也就是说，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只要清官之实，不要清官之名。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当清官”，而是“做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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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吃喝风”：盛世大唐是唐玄宗李隆基一家吃垮的？
最后一个国君，《烈女传》上说，他“为酒池可以运舟”，令三千人作牛饮，“醉而溺死者，妹喜笑之以为乐”。
可是，兴师问罪，夏亡商兴。
末年，商纣步的后尘，在沙丘大筑苑台，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奔其间，作长夜之饮。
的行为使民怨沸腾，诸侯叛离，终于为周武王所灭。
唐玄宗也是一个骄奢淫逸的，据《明皇杂记》记载，他的几个女儿都非常讲究吃喝，为此特地派了一个李思艺任“检校进食使”，专门管理她们的吃喝。
“水陆珍馐数千，一盘之费，盖中人十家之产”。
杨贵妃的父母兄妹，更是，凡豪华御食，以及国外进贡的珍稀美味，均赏赐给等人，“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
一个好端端的“盛唐”景象，就这样在奢华中衰败下去。
中国古时候的“打秋风”：明清官场公开的敛财怪象
她最后得了送的二十两赏银，满意而归。
“打秋风”说白了就是利用各种关系、巧立名目向他人索要财物。
至于为何称之为“打秋风”，却是众说纷纭，源头已难以考证清楚。
戏曲家的《》中，尚未发迹的书生柳梦梅曾称“你说打秋风不好, ‘茂陵刘郎秋风客’，到后来做了”。
这不过是戏谑之语，虽然明清时期人们也称“打秋风”的人为“秋风客”，但实际上“打秋风”与茂陵刘郎（）毫无关系。
根据清人考证，早在大书法家米芾的书札中就出现过“抽丰”二字，意思是指看到别人家丰裕而去索要钱物（“盖彼处丰德,往抽分之耳”），因此也称为“分肥”、“抽分”。
大概是因为“抽丰”与“秋风”音近，明清时期民间开始称“打抽丰”为“打秋风”，以显得更为委婉、风雅一些。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打秋风”的说法最初可能是源自于士子游走公卿权贵募敛财物的行为。
五代王定保所著《唐摭言》中，曾记载有一个名叫李敬的仆佣，因为其主人科场不顺而生活穷困，他的朋友劝他换个官场得意的主家，以便也能够跟着四处“打风打雨”。
这里的“打风打雨”，说的就是唐代参加考试的士子，大多会在考前奔走于权贵公卿之门，既是为了托关系以求得推荐，同时也有不少生活窘迫的士子借机募取一些生活费。
“风雨”与“丰裕”同音，因此“打风打雨”就是“打丰裕”。
到了明清时期，不少衙役往往在入秋后以做棉衣为借口向富户敲诈钱财，“打风雨”也就被称为了“打秋风”，甚至当时京城民间俗语中还将“打秋风”与“撞太岁”并举，称巧借名目索取钱物为“打秋风”，依仗官府权势敲诈为“撞太岁”，两者叫法不同，借口索取财物的目的则一。
，泉任苏州知府时曾在衙门口贴有一副对联：“相面者、算命者、打抽丰者，各请免见；撑厅者、铺堂者、撞太岁者，俱听访拿”，将“打秋风”和看相、算命等招摇撞骗等同看待，由此可知，“打秋风”名虽雅致，其实却并无半点风雅可言。
形形色色：明清社会的“打秋风”怪象 明清时期，官场、民间“打秋风”的陋习一度盛行。
清代风流才子李渔，诗词戏曲俱有文名，但是科举屡次失利，为了维持家人体面的生活，早年间就开始奔走于权贵富户之家，依靠募取馈赠维生。
初年，李渔组建了一个家庭昆曲戏班，日常开销甚巨，更是常年带着家眷来往于苏杭、金陵，以各种借口索取财物，有时甚至在友人家一住数月。
按照李渔自嘲的说法，是大半生“终年托钵”、“卖赋以糊口”，其实就是四处“打秋风”，他自称“打秋风”的足迹“几遍其二”，堪称是古往今来最出名的一个“秋风客”。
与民间“打秋风”陋习相比，明清官场上往来奔走的“秋风客”，不仅数量更多，“打秋风”的名目也是层出不穷。
清人萧奭在《永宪录》中描述当时官场“打秋风”的“盛况”说：每当有官员外放任职，就会有昔日的老师、同门、亲朋等各类人等络绎来访，名为拜会探望，实则只是为了上门索取一些馈赠。
风气所至，明清官场非但不以“打秋风”为忤，反而成为了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
地方官员上任后需要应付各类“秋风客”，未上任之前则可以四处“打秋风”，借机敛财。
例如，十八年，会试高中，当年返回湘乡老家后就开始外出四处拜客，名义上是向各地亲朋故友报喜，主要目的还是按时俗到处“打秋风”。
据日记所载，道光十八年年底到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曾国藩一共外出四次，拜访的对象形形色色，既有各地曾氏同宗、亲朋故旧，也有本地地方官员与乡绅，还有不少外地的湘籍客商，遍及湘乡周边十余州县，拜访过的人家达到一千二百人之多，共计获得各家馈赠折合白银将近1500两，可谓收入颇丰。
此外，明清官场最为常见的“打秋风”方式，是官员亲属、家丁之类巧立名目、向下级衙门强索财物。
如果说曾国藩这样的“准官员”，借着拜客、以文会友的名义“打秋风”是属“巧取”的话，那么明清官场更为普及的“打秋风”方式，则是的“豪夺”。
明代任淳安时，总督之子路经该地，索要财物不得，一怒之下竟将县里负责接待的驿吏倒吊了起来。
海瑞知道后，佯装不认识总督公子，派人搜检其行装，将里面的金银充入县库。
胡宗宪位高权重，他的儿子一路游玩，到处收受地方官员馈赠的财物，在当时官场不过是平常事，只是遇到素以刚直不阿著称的海瑞才未如愿以偿，但是明清官场像胡公子一样“打秋风”敛财之人比比皆是。
如按《》记载，曾经同样在海瑞那里碰壁的都御史鄢懋卿，每次外出都“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所到之处“要索属吏，馈遗巨万”。
明清官场“秋风病”肆虐，各级官员一边穷于应付上司、同僚处来的“秋风客”，一边巧立名目向下属索要财物。
上行下效，一般的衙役也经常以节庆、生日、衙门添置物品等种种借口，向当地富户“打秋风”，以致官场内外无处不秋风，怪象丛生。
各取所需：权力私有化催生出“秋风病” “打秋风”不过是为了借口索财，自然难免会让人看不起，甚至嫌恨。
李渔自命是风流才子，一生携妻带妾四处“打秋风”，固然有不少达官权贵赏识他的才学，慷慨解囊，但是毕竟也有不少碰壁的时候，因而也常常自感羞愧，觉得自己“面目堪憎”。
至于那些被上门“打秋风”的人，往往是拒之不便、施之不甘，虽然厌恶却又无可奈何。
明代靖江一位县令有“打油诗”：“马驮沙上县新开,城郭民稀半草莱。
寄语江南诸子弟,秋风切莫过江来。
”明清社会厌憎“打秋风”之情，于此可见一斑。
既然“打秋风”遭人厌，为何明清社会遍地“秋风”起？个中缘由，其实不难理解。
下面分类来谈： 贪图小利，刘姥姥式的“打秋风”。
传统社会讲人情、重面子，于是不少人或是为生活所迫，或是贪图小便宜，只要能和权贵、富户攀上一星半点关系，便找各种借口上门求取财物。
坦率地说，这类刘姥姥式的“打秋风”只是民间一种陋习，固然让人嫌憎，但毕竟主人还可以婉拒，尚且不至于“秋风”成害。
各取所需，变相索贿式的“打秋风”。
传统社会里，本是“一人得道，”，而明清时期中国专制集权制度发展成熟，高度集权于上，官员的考绩、升迁完全操之于上司之手，因此各级官员对于上司的亲朋故旧、亲随家丁都是竭力逢迎，慷慨馈赠，同时视向属吏“打秋风”为生财之道，索求无厌。
显而易见，明清官场这类“打秋风”，不过是让家属、亲等人为掮客变相索贿而已。
上级借“打秋风”敛财，下属借“挨打”行贿，各取所需，奔走在明清官场上各色“秋风客”，其实是在编织着一张遍布官场上下的关系网。
恃仗官威，敲诈勒索式的“打秋风”。
明清社会，地方官府里上至官员家属、下至衙门的书役、差役，都会经常找到各种借口向本地乡绅、富户索要钱财，被“打秋风”的富裕人家，惧怕官府权势，只好馈赠财物以花钱免灾，不仅无法拒绝，甚至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显而易见，这类“打秋风”实际上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敲诈勒索，是官大于民、权高于法的直接后果。
因此，从根本上说明清官场“打秋风”的盛行是官员权力私有化的必然结果。
大小官员视手中权力为私有之物，亲属故旧也视之为生财之道，再加上官大于民、权高于法，于是官场内外“秋风”处处，肆虐成灾。
官场如此，上行下效，民间难免形成陋习，“秋风切莫过江来”也就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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