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榜》背后的真实历史：还原历史上的南梁
也许是为了更有真实感，改编后，电视剧《琅琊榜》的故事背景被设定为“南梁大通年间”。
南梁是历史上真实
【千问解读】
也许是为了更有真实感，改编后，电视剧《琅琊榜》的故事背景被设定为“南梁大通年间”。
南梁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朝代。
东晋灭亡之后，南朝共经历四个朝代——宋、齐、梁、陈。
梁是南朝第三个朝代，建于公元502年，史称“南梁”，也称“萧梁”。
“大通”是时期使用的年号，即从527年3月至529年9月。
也许是因为年代过于久远，也许是因为少数民族入侵中原，也许是因为大多朝代太过“短命”，不像唐、宋、元、明、清那样为人熟知。
不过，细读历史后会发现，其实南北朝的精彩纷呈并不逊于风云、盛世大唐。
南北朝，其实南朝和北朝并存的时间并不长，只有142年时间，即从439年至581年。
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与南朝的刘宋形成对峙之势，真正意义上的(或狭义上的)南北朝才正式开始。
而581年，代周建隋，真正意义上的南北朝已经结束了。
南北朝时期，总的来说，北方的军事实力要强于南方，而南方的社会文化要比北方安定繁荣得多。
在北方，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但因民族矛盾太过尖锐，一直战乱不止。
的汉化运动促进了胡汉融合，缓解了这一矛盾，使得北魏国力得到很大提升。
不过，自孝文帝去世(499年)后，汉化的鲜卑贵族日益腐化堕落，社会矛盾再次激化，国势急转直下。
在南梁建国初期，北魏开始陷入长达数十年的内乱，直至北魏分裂。
而在南方，自、衣冠南渡之后，南方政权成为汉族政权的代表和延续。
虽然出现了“”、“永明之治”等治世，但由于皇权斗争，宗室血案屡见不鲜，政权更迭频繁，致使南弱北强的格局日趋严重。
南梁的开国——梁武帝登基(502年)后，任用贤才，勤于政务，这一局势得以改善。
电视剧《琅琊榜》的故事就发生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
而剧情主要涉及两个时间点，即12年前和12年后。
故事开端：12年前，南梁大通年间，北魏兴兵南犯，大梁的赤焰军林殊(胡歌饰)随父为国出征，却因奸佞陷害、梁帝听谗言，结果七万将士含冤埋骨梅岭。
故事正式展开：12年后，化名的林殊(胡歌饰)已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的首领，他再次矫饰身份，化名苏哲，背负着巨大的身世秘密和血海深仇重回帝都，，洗雪污名，同时襄助靖王夺嫡登位。
无巧不巧，历史也在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
534年是这两个阶段的关键历史节点。
534年(有说535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
如果以534年为界限，剧中的“12年前”在北魏分裂前，“12年后”在北魏分裂后。
这一节点在电视剧《琅琊榜》中也得到体现：12年前，赤焰军对抗的是北魏军;12年后的再两年，赤焰冤案得以昭雪，林殊重披战甲、出征对抗的敌军已变成东魏军。
不过，这样分断南梁历史并不恰当。
北魏分裂确实是历史的大事件，不可能对南梁不产生影响，但南梁有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走向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发生有“分水岭”效果的变化。
南梁历史发展的分水岭应该是525年。
注：历史学家认为，520年是南梁发展的分水岭。
这一年，梁武帝改元普通。
在这年开始，梁武帝多次舍身出家。
525年，萧衍的次子萧综叛梁投魏。
说起萧综，他认为自己是前南齐皇帝(后来的)的亲生儿子，为了不继续“认贼作父”、“为父报仇”，这才变节投魏。
这件事，对于重视皇室血脉、宗室稳定的梁武帝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
萧衍从此更加笃信佛教、不务政事。
此时，萧衍62岁，在位24年。
萧衍 而北魏在位的皇帝孝明帝这一年16岁，是个六岁即登帝位的少年皇帝，在位10年。
一个王朝，幼主临朝，必然导致大臣专政、外戚掌权，进而幼主成年后也不得归政，接下来要么禅位，要么被，最后死于非命。
这条被血泪铺就的死亡之路不知有多少小皇帝走过，可惜能走出“”的却少之又少。
元诩这个幼年登基的皇帝也没有逃脱历史的宿命，三年后被胡毒杀。
这个肇始预示着，北魏末世之像已现。
自孙吴政权开始，江南一直物阜民丰，虽几经战乱，但繁华依旧、文风鼎盛。
自梁武帝登基，在他二十多年的下，南梁社会安定，“江表无事”;经济得到大发展，文化也在他“以身作则”的带领下得以大繁荣。
再加上北方“六镇之乱”(524年)，北魏国内政局动荡，南梁外部军事压力减弱，南梁的综合国力已呈鼎盛之势。
然而，“盛极而衰”这句千古谶言，如魔咒般如影随形，任谁也逃不脱、避不过。
北魏乱象尽显，南梁还有多长的路可以走? 电视剧《琅琊榜》的故事开端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电视剧中的梁帝听信谗言，以致赤焰军，是因为昏庸，还是因为猜忌，此时还不得而知，不过历史上此时的梁武帝猜忌心重、昏庸佞佛倒是事实。
萧衍“佞佛”，在历史上非常有名，自登基就开始大肆宣扬佛教、兴建佛寺，甚至几度舍身侍佛。
不说他佞佛靡费多少钱财，但南梁国内佛教盛行、佛寺遍地确是事实，“南朝四百八十寺”一点都不夸张。
所谓“上有所行，下有所效”，萧衍佞佛使得南梁上至达官、下至小民无不崇佛信佛。
萧衍如此崇扬佛教，究竟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宗教热情，或者是因为厌倦尘世，。
不过，由此间接导致南朝社会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民风的败坏却是显而易见的。
在举国的“弥陀”声中，民心日趋“慈懦”。
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南梁就像是一个口念佛号、手捧金子的走在大街上，面对强盗，只有被觊觎掠夺的份儿。
南梁与北魏对峙二十多年，面对出身马上的胡族铁骑，难道是用佛理劝敌人“放下屠刀”的吗?危机的种子已经悄然埋下，可南梁却依然沉溺于盛世浮华的旖旎中，大梦未觉。
534年，南北朝历入一个关键节点。
这一年，北魏孝武帝不堪专权跋扈，讨伐不成，逃往长安，投奔。
高欢在与百官商议后，立为帝，即孝静帝，北魏分裂。
其实此时，北魏并不能算正式分裂。
因为，元修与高欢决裂、投奔宇文泰，不管真正的情势如何错综复杂，说到底，“胜者王侯败者寇”，元修已经形同废帝。
一个形同废帝的皇帝去投奔地方军阀，身负逃亡烙印，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皇权、代表国家呢?不过，话说回来，高欢拥立的元善见就那么不受质疑吗?当然不是。
在很多人看来，元修才是皇帝，元善见只不过是高欢拥立的“伪帝”而已。
所以说，这个时候，北魏是处于情况暧昧、前途未明的时期，只是北魏内部的争权夺利，不是两个国家的对立争斗。
如果元修成功回归，那叫“卧薪尝胆”;如果事败身死，也不过是“我方唱罢你登场”，北魏还是北魏。
结果，历史并未如这两种假设那样发展…… 同年十二月，元修因与宇文泰有隙而被宇文泰毒杀。
第二年(535年)，宇文泰立为帝，年号“大统”。
这下好了，两个皇帝，一个是权臣拥立的，一个是军阀拥立的，地位相当，谁也不比谁“高贵”。
这时才真正是两个政权的对峙，而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争权夺利。
所以，北魏此时(535年)才算正式分裂。
也许是北魏分裂的消息令萧衍，也许是元宝炬登基的年号让萧衍受到刺激，萧衍在同一年(535年)将年号改为“大同”，寓意“天下大同”。
在梁武帝看来，北魏“”就等于“由强变弱”，对南梁来说是大大的好事——以前对付北魏都没啥问题，现在“一个馒头掰两半”，还不是“想吃谁就吃谁”!萧衍觉得，汉人统一中原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他很有可能超越(刘宋开国皇帝)以及、庾亮、殷浩、，成为北伐成功第一人。
可惜，萧衍错估了敌人，也错估了自己。
此时，萧衍72岁，在位34年，已经进入他执政的晚期，距离他最后被囚饿死台城还有14年。
注：台城，是东晋至南朝时期的台省和皇宫所在地，位于国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城内。
“台”指当时以尚书台为主体的中央政府，因尚书台位于宫城之内，因此宫城又被称作“台城”。
北魏分裂，东魏、西魏自然各有各的“家务事”要忙，暂时无暇理会这位老人的“勃勃雄心”。
为了牵制西魏，东魏方面甚至主动向南梁示好，双方互使不断。
而东、西魏双方则为了争夺更多的资源和权利，也为了尽快结束对峙、恢复安定的局面，都地想消灭对方，甚至在元宝炬登基的当年(535年)就爆发了一场大战——小关之战。
北魏分裂，东魏占据了原北魏绝大部分富饶之地，在土地、人口、矿产资源等方面明显优于西魏。
这些资源在北魏分裂前是全国共享，分裂后却只是东魏独享，所以，北魏分裂时，东魏的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居三国之首，在军事上也颇占优势。
但小关之战，高欢败北，这一优势便不存在了。
537年，沙苑之战，高欢再次惨败。
自此，东、西魏攻防态势逆转，西魏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稳住阵脚后开始东进和南图。
538年，为了摆脱对东魏的弱势地位，西魏宇文泰主动求战，爆发了第三次大战——河桥之战。
战争的结果是：双方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代名城汉魏洛阳毁于一旦，至此之后再也没有恢复元气(日后隋唐的洛阳城是建在汉魏洛阳西边的新城)。
虽然西魏先胜后败，损失巨大，最终退出了洛阳地区，但东魏损失了莫多娄贷文、高昂、宋显等将领，在西魏败退时也无力乘胜追击。
此后，双方进入长达5年的“休养生息”时期。
再说回《琅琊榜》…… 若以大通元年(527年)为时间起点计算的话，12年后的539年，电视剧《琅琊榜》的故事正式展开。
历史上的539年，南梁处于大同年间(535年—545年)，皇帝萧衍76岁，在位38年。
这一时期，南梁官僚腐败，社会风气奢靡。
由于土地兼并严重、战争持续，大量百姓破产破家，男丁为避兵役徭役甚至出家为僧，以致劳动力缺乏、兵源不足。
南梁在此种情势之下，经济衰退、战事不利，频繁加重赋税、征兵征粮，而世家大阀则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土地兼并，致使更多的百姓逃亡隐匿。
如此恶性循环，再加上萧衍本人又笃信佛教、不务政事，南梁颓像已现。
而这一年，东魏孝敬帝元善见将年号由“元象”改为“兴和”。
元善见是个年仅16岁、在位才6年的傀儡皇帝，东魏政权完全掌握在权臣高欢手中。
说几句题外话： 东魏是个短命的王朝，从534年到550年，仅存在17年，之后高欢次子篡位称帝，建立。
北齐，大家都知道，就是电视剧《》所依托的历史朝代。
而、就是北齐的第三任、第四任皇帝。
电视剧《》讲述的也是北齐。
历史上，北齐的兰陵王貌美才高且勇力过人，乃北齐名将，东、西魏之间爆发的第四场大战——“”(543年)就是高长恭的成名之战!后因功高震主，兰陵王被国君猜忌，最终被赐死。
这个国君是高湛的儿子、高长恭的堂弟，北齐的第五任皇帝。
还需要提一提的就是——539年时，高演、高湛都已经出生了!只不过，他们还都是小孩子(高演五岁，高湛四岁)。
而他们的侄子高长恭将在两年之后(541年)出生。
两年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将要降临人世，那就是杨坚!杨坚虽然还没有登场，不过杨坚的父亲杨忠此时(539年)正在西魏跟随宇文泰征战沙场。
这时的杨忠还只是个“偏将”(征西将军)，远不如李弼、独孤信等人官高爵显，估计谁也不会想到他的儿子将会一扫六合、统一吧! 在电视剧《琅琊榜》中，除了提到大梁、东魏，还提到(饰)、率军抵御的大梁南境的强敌“大楚”。
“楚”这个国号，时期有，时期也有，南北朝时期并没有。
南梁疆域图 看看南梁地图，南梁疆域非常广阔。
简单来说，洛阳(或者洛水)及淮水以南都是梁的领土，包括今天的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江西、湖南、湖北、云南、四川，还有江苏、安徽、河南的淮水以南地区以及陕西的部分地区，还包括海南。
南方都到海边了，哪来的敌国?历史上，南梁的外敌，前期是北魏，后期是东魏和西魏。
看来，电视剧《琅琊榜》对原著的改编，在时代背景方面，既有对历史的参照，也有虚构的架空;既与原著有所区别，又与历史有所不同。
故事依托的时代背景并非真正的南梁! 电视剧《琅琊榜》的故事在12年后的又两年(541年)以林殊战死沙场作为结局。
当然，南梁、东魏、西魏三国的历史并不会就此完结。
543年，邙山之战，西魏大败。
547年，东魏高欢病死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家中。
547年，梁武帝萧衍第三次舍身出家。
548年，之乱。
549年，梁武帝萧衍饿死于建康台城深宫。
550年，东魏灭亡，北齐建立。
556年，西魏宇文泰病死于云阳(今陕西泾阳西北)。
557年，西魏灭亡，建立。
557年，南梁灭亡，建立陈朝。
581年，杨坚代周建隋。
589年，陈朝灭亡，南北朝结束，中国再次进入大一统时代…… 随机文章abc法则沟通三原则，新业务员必须掌握的黄金沟通方法人被吸进龙卷风会怎样 ，99%的人当场死亡/就算不死也会被摔死为什么中国没有龙卷风，美国是龙卷风之乡/每年会发生2000多起龙卷风蒙娜丽莎的背后骷髅头，纪念丽莎·盖拉尔迪尼逝去的儿子ufo为什么都是圆的?阻力更小/转向升降更灵活（科学分析）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宋代袁采的《袁氏世范》在中国家训进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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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袁氏世范》一书的论理并不像其他古代修身齐家的书那样古板正统，相反，袁采思想开明，甚至敢于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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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家风介绍：《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千百年来，重视家风建设，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家风是家族子孙世代为之恪守的家训、风范与行为准则，是民风世风的根基和社会和谐的基础。
知礼仪，重家风，育人才，通儒的家风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从曾祖以来，特别是焦循生活的中后期至末年(1763-1820)，已形成了一以贯之、世代相续的优良家风。
主要内涵可概括为十六个字：“《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 精心治《易》 《易》学传家 《易》即《周易》，儒家十三部经传之首。
身为经学大师的焦循对《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传》《论语》等经传都有研究，以专治《易经》《》为著。
其于《易》学着力最多，后期家设读《易》治《易》命名的倚洞渊九容数注《易》室，且自青少年起为治《易》倾注了大半生心血，取得了以《易》学赖以传家和沾溉后世学人的辉煌成就。
焦循治《易》有深厚的家学渊源。
曾祖父文生公焦源深研于《易》，以《读〈易〉图》传世。
祖父鉴千公焦镜、父佩士公焦葱俱好以《易》;因循祖母王孺人的祖父王方魏承祖纳谏翁之学，一生善《易》，并以《易》授徒，故焦循祖、父俱闻外家《易》说。
到焦循治《易》，则集大成而发扬光大，至以《易》学名扬后世。
焦循治《易》的突出贡献，是大著《易学三书》，凡四十卷，包括《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
此外著《易话》二卷，《易广记》三卷，《注易日记》三卷。
又有治《易》之余，遍览诸典籍累积卓识而撰的杂著《易余籥录》二十卷。
其《易》学成果丰硕，成就卓著，令世人瞩目。
焦循治《易》，一方面以所谓“旁通”、“相错”、“时行”作为创立《易》学架构的重要法则，揭示了《易》学“通变”思想的精髓;另一方面，他又会通中西算学中的逻辑思维进行逻辑推演，呈现出以数理模式和数理思想沟通《易》理的鲜明特征。
利用“乘方”计算六十四卦的排列组合，以及运用“天元术”、“齐同”，是焦循援入《周易》研究的三个主要数理法则。
可以说，焦循是历史上第一个能运用数理方法研究《易经》之人。
据记载，焦循家每一道门都有对联，对联都是自己撰写，其中贴在大门堂上的对联如此写道：“易学传家，读书执理。
” 焦循依次给孙取名“授易”、“授书”、“授诗”。
从中既可见他以儒家经学承继家学世业的殷切期望，先命名长孙为“授易”，也足见他把《易》学作为传家固业的主要根基。
好学深思 读书执理 博览载籍、博闻强记，善于读书、识力精卓，皆是通儒焦循治学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父母亲、戚良良好教育与学风熏陶下，天资颖悟的焦循自幼就喜读书，爱学习。
三岁时，嫡母教以书数，口授《毛诗》及古孝悌忠信故事;多置纸笔，令临摹写字。
时舅母、表叔王容若，皆以字音反切相授。
五六岁，谢氏并授以唐人绝句诗。
六岁入塾读书，从学于表兄范徵麟，学《诗》，辨别音韵。
当年三月，父佩士始教其吟咏《毛诗》。
十岁前，表叔王容若又授以《诗》和书数，使他习九九，好算学;且常说古孝悌忠烈故事，对焦循忠孝仁义观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十一岁范表兄以爱国诗人编《文章轨范》为蓝本，要求焦循读古文，教他应善于从中寻规律，求大义。
于是他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日后尤偏好文。
族父熊符受循父所托，训导焦循学诗赋，常为他改诗，并授以“六书”之学。
焦循后来以“六书”之假借、转注独辟治《易》途径，当发端于此。
十二三岁时，好为小诗，父教以唐司空图《诗品》，嘱咐循：“作诗必知诗之品。
读《诗品》又必知作《诗品》者之品。
”焦循谨记父训。
十四岁受父亲之教，焦循开始学习撰古文，特善钻研作文之法。
此前除学习诗文辞赋外，已广泛涉猎经史天算地理医农等典籍。
十七岁，应童子试，即取为补学生员。
正是在他复试时，得到督学江苏来到扬州的侍郎赏识，谨记其嘱咐：“识之!不学经，无以为生员也。
”焦循未辜负刘公期望，从此专心学经。
十八岁时又入著名的府城安定书院肄业三年。
从青少年起，焦循就孜孜不倦于博学求知,作诗习文，为后来治学成才打下了坚实基础。
遍览经史子集，兼阅当代学人著作，旁及九流之书，是焦循读书的显著特点。
他也多方求购书籍，以得好书为乐。
焦廷琥《先府君事略》记道：“府君性俭约。
而购买书籍，则必丰其值，不少吝。
”荒岁为购《通志堂经解》丛书，不惜以变卖良田之价银，又亏赖以贤妻脱卖金簪相助，方得此书，传为士林佳话。
此外，焦廷琥言：“府君每得一书，无论其著名与否，必详阅首尾，心有所契，必手录之。
或友朋以著作来者，无论经史子集以至小说词曲，必详读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则手录之。
如此者三十年，所录者盈二尺许。
”可见，焦循不仅广博阅读，也是一个善读书者。
其良好的读书习惯和方法，还表现在教季弟徵上，“读书不熟，必先为解说其义，后分章画段，教以整读、碎读、分读、串读之法”。
读书贵在执理。
“执”指执着，坚持不懈;“理”即精髓要义，真谛所在。
读书执理，焦循身体力行。
首先，读书不随波逐流，勇于有疑而问。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焦循幼时入塾读书，听塾师解说《论语》《孟子》，每按讲章，常疑之不以为信。
他人认为难读之书，如《毛诗·三颂》《尚书·盘庚》《礼记·内则》，焦循偏乐于探索其中。
其次，读书深思熟虑，融会贯通。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焦循常说：“学贵善用思，吾生平最得力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八字。
学有辍时，思无辍时也。
食时、衣时、寝时、行路时、栉沐时、便溺时，凡不能学时，皆当即所学而思之。
”其学术著作《晓庵遗书》《学春秋随笔》《春秋说》《音学五书》《古文尚书疏证》《尚书后案》《古文尚书集注音疏》《历算全书》《赤水遗珍》等四十八部，就是焦循熟读精思、知人论世后的心血结晶。
第三，读书能不懈探索，把握其微言大义、精华要旨。
幼即以好《易》颖悟著称的焦循，在读《易》进而治《易》的道路上，艰辛备尝，以至付出年寿不永的生命代价。
嘉庆十二年(1807)四十五岁时，春三月，焦循“遘寒疾”，重病昏卧垂绝者七日。
他事不复知，惟《周易·杂卦传》一篇往来胸中，明白了析，曲折毕著，平日用力之浅深，嗜好之诚伪，于此时验之。
昏厥醒来，遂一心专于《易》。
为探其真理精义，焦循痴迷执着其中，尽弃科第仕宦之心，不惮寒暑，不与世俗酬接，而于参五错综中，引申触类，豁然贯通，尽改旧稿，更创新篇。
尽管日后身体状态一直不好，脾病时发，并屡发足疾，疾发时痛彻骨，然而他咬牙坚持治《易》不辍。
五十岁时，又作《告先圣先师文》发誓明志，尽屏他务，专理《易》经。
且自立一簿，以稽考其业。
最终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五十四岁时成就《易学三书》书稿。
次年自二月二十日起，焦循手写《雕菰楼易学》四十卷，先《图略》，次《通释》，次《章句》，至九月十二日，写完全帙。
还不时校改之。
数十年学《易》、治《易》，足见其艰辛、勤苦、执着和严谨。
《易》学大著既成，焦循又投入《孟子》的深研与《孟子正义》的撰著中。
在病痛的折磨下，又用十九个月时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辞世前夕，终完成《孟子正义》草稿三十卷约70万言。
《孟子正义》既显乾嘉“朴学”之风，具汉学精于训诂考据之所长，又显微言大义，而具宋学精求义理之特征。
焦循从九个方面淋漓尽致阐发孟子的性善论。
1.人有“四端”，所以人性善。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2.人能知，故善。
3.人可教而明，故人性善。
4.人知情有欲求精妍，故性善。
5.人可使“欲”从自然达至必然，所以人性善。
6.人知尊贤采善，故人性善。
7.人有神明之德，故性善。
8.人知权善变，故人性善。
9.人可“旁通”情欲，所以性善。
他以性、灵、情、欲、德、才、知、智来区别人与禽兽，以赞扬、申明人性之善，明白晓畅，可谓是“善”的宣言。
人生信条 忠厚廉让 在焦循心目中，忠厚廉让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焦家世代重德、修德、厚德不可缺少的家风重要内容。
父佩士公曾对焦循说：“吾家世世以忠厚退让为法。
”循玄祖仰湖公文科，为江都刑房吏，以慈祥仁爱著称，常救无辜于水火之中，清正廉洁，未尝妄受一钱。
高祖震鸣公明旸，行二，为人忠厚礼让，曾与三兄弟析居。
既而诸兄弟疑其产厚，以其多得财产为由，要求再分其产，索承分田补之。
明旸认为自己所得本来就是先人所赐，所以满足诸兄弟所愿，而不与计较。
曾祖父文生公源，性情醇笃，莫与人争。
曾祖母卞孺人，生于富饶之家，幼年惟知作诗及画。
既归循曾祖，诸嫂嫉孺人奁厚，又笑其不能针黹，迫之分家，分以瘠田，且以先世之债委与曾祖。
孺人尽以钗珥偿债。
时仅薄田数十亩，孺人与文生公躬耕自给，并达高寿，子孙林立，家业复旧。
孺人还时以钱谷周恤诸侄，而不念旧憾，亲戚乡邻奉为家范。
祖父鉴千公镜，生性厚实，广施仁爱，从不与人计较得失，甚至以德报怨，深受乡邻爱戴。
焦循《先考事略》引父言云：“吾族自(明)永乐间聚处于湖，分上下两庄，今惟吾屋尚存。
”“(父)指楼屋曰："此嘉靖间物，得不拆者，忠厚退让所积而留也。
" 焦循父佩士公葱，以咯血病，应小试一次，即纳粟为太学生。
予。
族姓亲戚有待以举火者，死丧济以棺敛之费，于孀妇孤子周之尤力。
乾隆三十三年(1768)，岁闹饥荒，出粟救济穷困者。
时焦循六岁，亲见之。
父承祖遗田八九百亩，以施故，家渐落，仍不懈施舍穷人……家既中落，复屡值凶岁，循父乃称贷于人，将到期，卖田以偿贷。
适亲戚有丧事，循父怅然曰：“吾尚有田卖，不可使亲戚无所殡。
”分而予之。
循父性情和易，无疾言厉色，间或有横逆至，受而不报。
居家俭约，衣裘器物，与亲戚朋友共享用，不还者未尝往索，往往至损坏而后归之，也未尝脸有难色。
乾隆四十九年(1784)，循父为自己占卜预测未来，测知自己气数将尽，于是从家中取出多年他人欠自己的“数千金”债务和十几年前买族人房屋的凭据，全部烧掉，凡欠别人的债务一律还清，惟恐子孙日后逼人还债或欠他人之债不还，有失忠厚之道。
(见《先考事略》，《雕菰集》卷二十三) 查阅史料，家族并未传有治家规范要求的完整文本，但焦循父留下了一些治家教子训诫的格言。
如：“昨闻谈科名者，有"敲门砖"之说，谓不必根柢经术，但求涂饰有司耳目，便可骗得。
余为之骇甚!……乃以骗为名，不愿子孙之效之也。
”“学颜子者学其虚心，又当学其立志。
”“可知处己接物，必要正大磊落，不独免为人鄙，亦且免为人疑。
否则不足立名，亦不足保身。
”“读书就正有道，则宜用求，而断绝忮(zhì，嫉妒)心。
”“父子兄弟之间，惟相通以诚，有所疑必使释之，令共见其心。
”“尔辈好作诗，宜细读《诗品》，尤宜学作《诗品》者之人品。
”……父亲的训诫格言，焦循牢记终身，也受用终身。
从焦循玄祖、高祖、曾祖，到祖、父，忠厚退让的家风数代相传，并传承给焦循及其子孙辈。
其中先父佩士公的言传身教更给焦循以深远的影响。
“忠厚退让”，焦循则增一“廉”字，为“忠厚廉让”。
他曾应一位“好读书，，予爱之敬之”的青年所求，书写一联，馈之：“书读秦汉已上，家在廉让之间。
”焦循与人交往，忠心耿直，诚挚质朴，是非分明，且善于引导，诲人不倦。
如焦廷琥言：“府君与人交，不徒在言语仪接不蹈涉虚文，不匿怨而友其人，以故与世疏而真笃之意挚如也。
辨论是非，必正色庄论，务使明晰。
人有所质，必忠告善导之，穷流溯源。
有所叩，则娓娓不倦。
”焦循既明辨是非，坚持原则，又践行厚道，与人为善，对己能多做自我批评，不仅为人如此，为文治学亦如此。
焦循生性俭约，淡泊仕途与名利。
以清廉自束。
嘉庆六年(1801)应乡试获取举人的出身资格，但他却自嘉庆七年会试下第后，不再应和出游，奉母家居、授徒为生，尤读书著书不辍。
总之，以“忠厚廉让”为法，在焦循身上得到了最突出的展现与最切实的践行。
知行诚笃 大儒曾赞通儒焦循：“君性诚笃直朴，孝友最著。
恬淡寡欲，不干仕禄。
居恒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书为事，湖山为娱。
”焦循高足弟子，阮元从弟阮亨亦云 ：“焦里堂先生，学行诚笃，尤精推步(按古称推算历法)之术。
四十外足不入城，筑雕菰楼，藏书数千卷。
著《北湖小志》《雕菰集》《易学》《孟子义疏》行世。
”所谓“君性诚笃”、“学行诚笃”的赞语与焦循终生为之信守和践行的“知行诚笃”相一致，并是其形象性格、卓行和精神的生动诠释。
而“知行诚笃”，则为其家风极为重要的内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焦循一生除青壮年时期应岁考、乡试、多次往来于扬州、泰州、南京之间外，曾于乾隆六十年(1795)、嘉庆元年(1796)、五年、六年、七年，即33岁至40岁时，接受先后任浙江学政、巡抚的阮元邀请入幕参予衡文校士、编书等务，而二往山东、七游浙江;嘉庆七年参加会试一上京师。
多次出行和览游这段宝贵的人生经历与实践活动，极大开拓了胸襟和眼界，使焦循对文化典籍、历史传说、山川地理、人文风俗、民族状况、社会现实多所了解;同时也因此广交了文人学士、同道师友，切磋诗文，探讨学术，相互促进，大有裨于自身学术的精进，而成就了部分著述，又即兴赋下不少诗词文篇章，更为他今后从事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焦循尝说：“循往年家居，每岁诗不过数首，去年游齐鲁，半年得诗五十首，今游吴越，半年得六七十首。
盖山川旧迹与客怀相摩荡，心神血气颇为之动，动则诗思自然溢出。
境与时不同，则诗思亦异。
” 至于精研以《易》学为首要代表的经学，兼治他学，并立足、执着于通经明道、著书立说，以达“经世致用”，则无疑是焦循“知行诚笃”的核心要义和集中体现。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经学家焦循深知文章的重要功能、作用，而特把研治经学之文提高到压倒一切文章的地位。
他说：“文何用?有用之一身者，有用之天下者，有用之当时者，用用之百世者。
科举应试之文，用之一身者也;应酬交际之文，用之当时者也。
二者之于文，皆无足重轻。
若夫朝廷之诰，军旅之檄，铭功纪德之作，兴利除弊之议，关于军国之重，民物之生，是文之用于天下也。
然必仕而在上，有才艺足以达者任之。
布衣之士，穷经好古，嗣续先儒，阐彰圣道，竭一生之精力，以所独得者聚而成书，使《诗》、《书》、六艺有其传，后学之思，有所发，则百世之文也。
”这是焦循一生探《易》理、治经学、安身立命学以致用的形象写照。
焦循的一生，欣逢清代学术繁荣的鼎盛时期。
其用功勤勉，不懈于学，著作宏富，经史子集皆多涉及，诗词歌赋都有所作。
据学者基本统计，著述达九十一种，多至四百五十余卷，约六百万字。
在经学、文学、史学、数学、医学等领域均取得杰出成就，而以经学、数学、曲学成就最为显著。
焦循对其子孙能够传承并弘扬焦氏祖传家风的希冀，在其暮年愈加强烈迫切。
嘉庆二十四年(1819)，焦循于枕上作七律：“梦中亲友未凋零，笑语方温梦又醒。
鬓雪半因陈籍白，眼花时共远山青。
烈风窗外鸣鸦鹊，活火铛边煮术苓。
且喜雏孙初学咏，吟声不与岁华停。
”幼孙吟声不断的景象，蕴含着他对“书香”延续，家学后继有人的期待和喜悦。
次年七月二十四日，自感不久辞世的焦循，呼子廷琥于榻下，谆谆嘱以后事。
曰：“吾之病不能起矣。
汝宜绩学，子孙宜读书。
惜诸孙尚未成立。
然长孙授易年十四，粗习属文之法;次孙授书年十一，吾教之作文，作试贴，伊亦稍稍能领会;三孙授诗尚幼;俱宜教诲之，使勿坠先业可也……” 《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作为焦氏祖训、焦循家风的精义蕴含，也是中华民族古代家风宝库中的精华遗产，值得后人批判地继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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